搜索摘要：作家批评是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王蒙的文学批评践行了评论家应该是思想家的理念，以其鲜明的思想性和时代感成为作家批评的典型代表。王蒙的文学批评始于20世纪50年代，迄今已逾60年，其独特的批评文体包含着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感力量，既是一种直觉式审美批评，又是一种生命批评。王蒙的文学批评体现出社会批评和美学批评、主体论和本体论的统一，是审美、思想与生命的时代交响。
关键词：王蒙 文学批评 审美 思想 生命
作者:温奉桥，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青岛266100）。
图片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1年第4期P148-P154
责任编辑：马征作家批评是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国批评家蒂博代
曾把作家批评称为“大师的批评”，以区别“职业的批评”“自发的批评”，可见，作家批评已成为文学批评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事实上，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的艺术》、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大江健三郎的《小说的方法》等，已成为20世纪作家批评的经典文本。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思想解放的潮流，当代作家批评重焕生机，马原的《小说密码》、王安忆的《小说课堂》、格非的《小说叙事研究》、毕飞宇的《小说课》、曹文轩的《小说门》、残雪的《艺术复仇——残雪文学笔记》等，已成为当代作家批评的代表性著作。其中，王蒙的文学批评因其深刻的思想性和鲜明的时代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独特存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王蒙通过其极富个性的文学批评，深度介入了当代文学批评话语和批评范式的建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史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作家而言，文学批评是另一形式的创作，创作和评论都是作家创造性即本质力量的体现，特别是对那些思想型作家而言，批评更是其创作的一个重要维度。王蒙的文学批评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几乎与他的小说创作同步，较早的如《林震及其他》《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关于写人物——札记数则》等。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王蒙在创作大量颇具探索性、实验性小说的同时，创作了大量具有鲜明艺术个性的文学批评，可谓文学创作与批评并驾齐驱、双向驱动，共同引领了新时期中国小说艺术变革。迄今，王蒙的文学批评已逾几百万字，仅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结集出版的代表性文学批评著作就有《当你拿起笔》（北京出版社1981年）、《王蒙谈创作》（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3年）、《漫话小说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创作是一种燃烧》(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文学的诱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红楼启示录》（三联书店 1991年）、《风格散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欲读书结》（海天出版社1992年）、《王蒙王干对话录》（漓江出版社1992年）、《双飞翼》（三联书店1996年）、《王蒙说》（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从实招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等。其中，既有对一些重要文学理论、观念、现象的正本清源，也有对具体作家作品的深入剖析，既有对《红楼梦》等传统经典的精微品评，更有对文学新人的热情推介；文体形式更是不拘一格，理论文章、作家论、作品论、创作谈、序言、访谈、演讲、书信乃至带有某种公职身份性质的“代言”“编者的话”等，可谓众体兼备。
顾名思义，“作家批评”最重要的特征是兼具作家、批评家的双重身份，这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作家批评的独特性。事实上，这里所说的“身份”，主要是指作家的具体自我和精神个性，例如马原、王安忆、格非、残雪同为小说家，但其文学批评各有特点。马原先锋作家的身份，决定了其对小说叙述充满了兴趣，王安忆则一直秉持着其女性主义的批评立场，格非的文学批评带有鲜明的学院派特点，而残雪的批评文字一如她的小说创作，充满了特立独行的反叛性，以及鲜明的自我阐释、自我确证的价值指向。显然，这都是由作家内在而具体的个性身份所决定的。
王蒙文学批评凸显的身份特征则要复杂得多。在王蒙的文学批评中，至少包含了作家、思想家、文化（文艺）干部等多重身份，所有这些都从不同层面影响着王蒙文学批评的价值取向和个性风格。例如，王蒙曾说干部身份和从政经历养成了他从大处、整体看问题的思维习惯，这同样表现在他的文学批评之中。王蒙的文学批评视野开阔、气象恢宏，即使是对具体作品的阐释分析，也极少陷入细碎的技术主义，这与王蒙的文化（文艺）领导者的职务身份有关。同时，这种身份也必然带来某种鲜明的批评立场。
王蒙既是小说艺术的“探险家”，也是文学批评的“探险家”。王蒙的文学批评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是时代和社会的回响，从中可以看到时代流变的印迹。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坛上面临着拨乱反正、打破传统条条框框束缚的问题，王蒙顺应时代潮流，在创作上大力提倡“闯”和“创”，提出了“创作是一种燃烧”“创作是心灵的搏动与倾吐”“艺术的品格在于心灵的自由”等命题。在文学批评方面，王蒙同样秉持了这一文学理念，发表了一系列极具探索性和思想性的理论批评文章，如《对一些文学观念的探讨》《是一个扯不清的问题吗？》《漫话文学创作特性探讨中的一些思想方法问题》《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文学三元》《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发表时使用“阳雨”的笔名）等，对一些严重束缚文学创作的理论、观念，进行了深入辨析，形成了独特的批评立场和话语风格。探求、发现、发展、试验、创造、情绪、趣味、直觉、激情、触发、燃烧、倾吐、体验、升华等带有鲜明主体性的概念，构成了王蒙此时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的“关键词”，拓展了新时期文学的精神视域和思维空间，对于重构新时期中国文学的主体性批评话语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蒙文学批评“探险家”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发现、推介了一大批文学新人。相较于探索、拓展新的文学观念，发现、推介文学新人甚至构成了王蒙文学批评的一个最重要的维度，这与他一贯提倡创新、实验的文学理念一脉相承。王蒙通过文学批评，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现、培育了一大批新生力量。据粗略统计，仅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王蒙著文评介过的文学新人就有几十位之多，著名的如王安忆、铁凝、张承志、梁晓声、阿城、毕淑敏、韩小蕙、张弦、陈建功、迟子建、张炜、何立伟、史铁生、李杭育、刘索拉、余华、残雪、徐坤、徐星、洪峰、傅天琳、叶延滨等，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中国文学的中坚力量。客观而言，这些文学新人的快速成长，与王蒙的发现、欣赏和扶植不无关系，这是作为批评家的王蒙为当代文学作出的一个独特贡献。
王蒙首先是个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作家，因此，他对那些艺术上充满了探索精神，特别是那些崭露头角甚至颇具争议的作家作品总是给予热烈的关注、理解和支持。对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王蒙作为《人民文学》的主编力主编发，为了推出这篇风格特异的小说，他亲自撰写了“编者的话”：“本期编者斗胆把年轻的女作者刘索拉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你别无选择》放在排头。闹剧的形式是不是太怪了呢？闹剧中有狂热，狂热中有激情，激情中有真正的庄严，有当代青年的奋斗、追求、苦恼、成功和失败。也许这篇作品能引起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一点兴趣和评议？争论更好。但愿它是一枚能激起些许水花的石子。”王蒙的保护和期许之意，溢于言表。《你别无选择》发表后，引发了文坛的巨大争议，王蒙撰文盛赞这篇小说“内容与形式都具有一种不满足的、勇敢的探求的深长意味”。再如，对于残雪的小说《山上的小屋》，王蒙独具慧眼，称残雪是“罕有的怪才”；面对陈染小说引发的批评，王蒙著文称其是中国文学中的一个“变数”，陈染的意义恰在于她的“独一无二”“特立独行”；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后，王蒙都在第一时间发表了评介文章。事实上，王蒙的这类文学批评，已经远远超越了普通的文学批评范畴，对于这些文学新人的成长特别是先锋作家的发展，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从大的方面看，王蒙的文学批评仍属于社会学批评范畴。王蒙从不讳言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教化作用，正如他在《学文偶拾》中所强调的那样：“我不欣赏‘纯文学’的提法，正像我不欣赏单纯地强调文学的干预生活作用一样。……文学的社会功利性，文学的认识意义与教化功能，文学家的社会使命意识，却是一个无时无处不在起作用的、意义重大的威严的历史与现实。”然而，与一般社会学批评不同的是，王蒙显然更重视文学的本体性和审美性，他的文学批评是社会批评和美学批评的统一，是主体论和本体论的统一。
审美本体论构成了王蒙文学批评的基础和核心内涵。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在《理论、生活、学科研究问题札记》一文中就提出，不能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的一般规律来代替文学艺术的特殊规律，不能泛泛地仅仅停留在“文学是生活的反映”的层面，要尊重和探究文学的“内在依据”和特殊规律。王蒙反对那种空洞的“总结体、表态式”的所谓文学批评，强调文学批评是一种审美创造，要尊重艺术规律，要有独立的审美判断。
一般而言，作家批评建立在强大的感性经验基础之上，多为印象式批评，相对于学院派批评，这是作家批评的特色和优势。王蒙的文学感觉、鉴赏力在当代作家中是一流的，这一点从他的批评文章不难看出，特别是对那些尚处于萌芽状态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王蒙更是眼光独到。然而，与一般作家批评过于重视和依赖文学直觉、印象不同，王蒙对感觉、印象之类，抱有某种警惕性，他的文学批评更为强调的是理论性、思想性。也就是说，王蒙更为自觉地追求文学批评的科学性和普遍性意义。在“十年来的文学批评”对话中，王蒙坦言：“我很喜欢感觉印象式的评论，我自己写的也是感觉印象式的。但看多了以后，有一种不满足。”在王蒙看来，文学批评应“站在更概括、更有高度也更富思辨性的理性的基础上”，而印象式评论往往缺少系统性、科学性，最主要的是缺乏思想性。因此，与感觉、直觉相比，王蒙更重视和强调“学问”“境界”“见解”之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意义，更重视和强调批评主体的“远见卓识”“对社会、人生、青春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王蒙的文学批评兼具美学批评和思想批评的特点。
王蒙的文学批评践行了“评论家应是思想家”的批评理念，思想性、思辨性构成其文学批评的显著特点，这是由王蒙本人所具有的思想家特点决定的。面对长期以来关于文学的某种单一化、教条式理解，王蒙提出了文学是“魔方”这一略显怪异的说法：“魔方由各种各样的色彩、色块组成，文学也是由各种各样的社会的非社会的、审美的非审美的多重因素构成。”甚至，他还给文学下了一个独特的王蒙式“定义”：“文学是一种快乐。文学是一种疾病。文学是一种手段。文学是一种交际。文学是一段浪漫。文学是一种冒险。文学是一种休息。文学是上帝。文学是奴婢。文学是天使。文学是娼妓。文学是鲜艳的花朵。文学是一剂不治病的药。文学是一锅稀粥。文学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关于文学的功能，王蒙反对简单地将现实意义作为衡量文学的唯一或首要“标尺”，主张从更为开放、多元的视角，例如从“沉吟与遐想的角度，参考、自慰与益智、怡情的角度，从心灵的共鸣与安放的角度”来看待文学作品。王蒙还提出了一些在当时颇具异端色彩的命题，如“趣味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文学本来就是心灵的游戏”等；他甚至在一篇文章中为“玩文学”辩护：“不能把文学里‘玩’的因素完全去掉。人们在郁闷的时候，通过一种形式甚至很讲究的形式，或者很精巧、很宏大、很自由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郁闷，是有一种自我安慰的作用，甚至游戏的作用。”王蒙的这些颇具个性的说法，对当时中国文坛的思想现实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王蒙的思想家特点，还表现为对一些重要文学现象的敏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就敏锐地指出了当代作家的“非学者化”问题。他认为“缺乏学问素养”已成为制约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原因：“靠经验和机智也可以写出轰动一时乃至传之久远的成功之作，特别是那些有特殊生活经历的人，但这很难持之长久……光凭经验只能写出直接反映自己的切身经验的东西。只有有了学问，用学问来熔冶、提炼、生发自己的经验，才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生活与艺术、现实与历史、经验与想象、思想与形体……从而不断开拓扩展，不断与时代同步前进，从而获得一个较长久、较旺盛、较开阔的艺术生命。”王蒙的“作家学者化”，在当时乃至今天仍被很多人误解。再如，在《文学三元》中，王蒙更对“文学”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探析，提出文学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文化现象，更是一种生命现象：“文学像生命本身一样，具有着孕育、出生、饥渴、消受、蓄积、活力、生长、发挥、兴奋、抑制、欢欣、痛苦、衰老、死亡的种种因子、种种特性和种种体验。这当中最核心的、占一种支配地位的，是一种窃称之为‘积极的痛苦’的东西。”“文学三元”论打破了长期以来文学观念上的单一性和排他性，拓展了文学的思维视域，丰富、深化了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对当代文学理念的更新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王蒙的文学批评比学院派多了一份文学感觉和灵气，与其他一些作家批评相比，则多了一份理论性和思想性。王蒙的文学批评很少就事论事，绝不技术主义，即使“作家论”“作品论”之类的文字，也往往从某个具体作家作品出发，导向一个更为开阔的理论和思想命题。例如在《故事的价值》中，王蒙从廖一鸣的小说《无尾猪轶事》谈起，其实他真正要谈的却是“故事的价值”——“把故事当作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本体范畴来看”这样一个文学命题。再如他对何立伟《白色鸟》之“含蓄到吝啬”的情节，特别是小说“闲笔”的“激赏”，最终指向的其实也是小说观念、艺术观念层面。
王蒙的文学批评具有某种坚硬的品格，往往一语中的，见别人所未见，发别人所未发，或发别人所不敢发不能发，显示了巨大的思想力量。他的批评文字，显然已经不单纯是文学批评了，而是一种文化批评、思想批评，是为了维护一个开放的文学、文化语境和精神氛围。
与学院派批评的专业化、理论化不同，作家批评的优势和特长是建立在更为丰富、感性的审美经验和生命体验基础上，这也是蒂博代把作家批评称为“在车间里研究他们的产品”的原因。在蒂博代看来，作家批评是一种“热情的、甘苦自知的、富于形象的、流露着天性的批评”。王蒙的文学批评融艺术、生活、生命于一体，贯穿其中的，是他对美和生命的理解，是一种生命批评美学。
恰如理查德·E.帕尔默所说，对话，才是打开文学作品之门的钥匙。文学批评本质是一种对话艺术，是通过审美与生命的对话。不同的思想背景和生命体验，产生不同的文学批评，因为批评本质是批评家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同样从审美经验出发，先锋作家的文学批评主要是一种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经验，而王蒙的文学批评所植根的“经验”则主要是一种深度生命体验。王蒙反对“实用主义地或者教条主义地仅只对某个作品分析出几条几款”的做法，主张“用全身心去感受、去体味甚至去拥抱”作品，这是一种生命投射，而不仅仅是批评艺术。如在谈及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时，王蒙认为这“是小说，更是优美的抒情散文，是诗，是涓涓的流水，是醇酒，是信天游，是质朴而又迷人的梦”；关于张承志的《北方的河》，王蒙更是不吝赞词，称其为一首“刚强而又滚烫的歌”，是“对于永远年轻的理想和热情的刻骨铭心、始终不渝的情歌”。王蒙毫不掩饰对这部小说的激赏：“他怎么找到了一个这样好的、我要说是非凡的题目？您羡慕得眼珠子都快燃烧起来了！”再如，王蒙关于张承志另一小说《绿夜》的批评：“没有开头，没有结尾，没有任何对于人物和事件的来龙去脉的交代，没有静止的对于风景、环境、肖像、表情、服饰、道具的描写，不造成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的逼真感，不借助传统小说的那些久经考验、深入人心、约定俗成的办法……摆在你面前的，是真正的无始无终的思考与情绪的水流，抽刀也断不开的难分难解的水流。”事实上，这种看似不够理性甚至不够规范的批评文字，是王蒙与史铁生、张承志进行真正的生命“对话”，充满了激情，充满了生命和艺术的相知，是被批评者的真正知音——艺术的知音，更是生命的知音。
一切的文学批评都是由艺术和生命体验融凝而成，对生命的理解赋予了王蒙文学批评特有的思想深度，而生命意识、生命体验则照亮了他的文学批评。在《漫话几个作者和他们的作品》一文中，王蒙比较了王安忆、张承志、张辛欣笔下的“恶”，认为王安忆是怀着“善”来写“恶”的，用“善”来照耀“恶”；而张承志是“怀着火烫的、近乎愚傻（我从这两个字最好的意思来解释）的对于理想和信念的忠诚来鞭挞恶”；张辛欣则是“怀着某种以恶对恶的报复心”“带着‘恶’意来写恶的”。在《陌生的陈染》中，王蒙认为陈染的小说“诡秘，调皮，神经，古怪；似乎还不无中国式的飘逸空灵与西洋式的强烈和荒谬”。“她的作品里也有一种精神的清高和优越感……她只是生活在自己的未必广阔，然而确是很深邃、很有自己的趣味与苦恼的说大就大说小就很小的天地之中罢了。”“她的目光穿透人性的深处”“她有一个又清冷，又孤僻，又多情，又高蹈，又细腻，又敏锐，又无奈，又脆弱，又执着，又俏丽，又随意，又自信自足，又并非不准备妥协，堪称是活灵活现、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世界。”王蒙的这类文学批评，更多浸润着对于生活和生命的深刻理解。读王蒙的批评文字，没有隔膜感、距离感，究其原因在于王蒙站得高、看得深、看得准，而又能表达精准到位，这本质上不是单纯的语言功力，而是一个整体的艺术修养和生命体验问题。
王蒙的才情是人所共知的，然而王蒙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公允即“善”，却少有人提及。对于批评家而言，所谓“善”不仅仅是指出问题和不足，更重要的是要有真正的理解，而理解建立在丰富的艺术经验和生命体验基础之上，这也正是王蒙文学批评的魅力所在。王蒙看到了一般批评家所看不到、看不清、看不准的东西，例如对张炜的《九月寓言》，王蒙高度赞赏其“纯真”和“饱满的诗情”的同时，更精辟指出其“字字千钧”“太用力了”“没有起伏，太少变化”的问题。王蒙认为，王安忆的小说“缺少一种真正能够振聋发聩或使读者感到如同醍醐灌顶的精神力量”，“太自信于自己的叙述了”“老是一个腔调……像是在听一个调门不变的长篇大论”；张承志早期的小说一方面是“抑制不住的火热的情思”，另一方面则是“语言、感情和思考都显得用力太多”，特别是对于《北方的河》中主人公考研究生的情节，王蒙认为故事“起点低了”“缺乏深度和新意”，缺乏“气势和壮美”，“与河及关于河的描写处于不同的精神高度上”。再如，王蒙认为《哦，香雪》显示了铁凝出色的细致入微的“艺术感觉”和“语言的天籁感”。面对残雪，王蒙一方面认为她的小说“是一个纤细的弱者的哀鸣”，同时又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心追求特与独会不会成为一种框框呢？”“残雪的小说确实有所突破，但如果把这种已有的突破变成金科玉律戒条，那就走向了另一种极端。”
没有足够丰富的审美经验和对文学的理解，就不会有真正的文学批评，“除非你自己搞创作，否则就理解不了文学；没有亲手写过英雄双韵体的人，就不能也不应该研究蒲柏，或者，不曾亲自用无韵诗写过戏剧的人，不能够也不应该去研究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这是强调经验之于文学批评的重要性。王蒙在李商隐研究中，提出了“混沌的心灵场”“内心体验同构说”等包含着巨大生命内涵的说法，拓展了李商隐研究的学术视野，提升了李商隐研究的格局和境界。王蒙对《红楼梦》的研究，更是充溢着对生活和生命的理解，这构成了“王氏红学”最显著的特点。王蒙认为，“你的一切经历经验喜怒哀乐都能从《红楼梦》里找到参照，找到解释，找到依托，也找到心心相印的共振”。王蒙多次强调自己首先是个“写小说者”，所谓“写小说者”，他强调的其实是艺术经验的相通即相知，“王氏红学”既是生命美学，也是“小说学”。例如，对于《红楼梦》后四十回，一直众说纷纭，但是王蒙从创作学的角度，认为“作者本来就没有写完”“这部书是写不完的”，因为“它太真实，太展开，太繁复，太开阔也太丰富了”；王蒙认为元春省亲一节，字里行间充满了某种“得意”与“炫耀”，又说“文字中有一种匆匆忙忙的紧张”；又如，王蒙认为，第七十四回“惑奸谗抄检大观园，矢孤介杜绝宁国府”，特别是“抄检大观园”是整部小说的“高潮”，之后部分是小说的“余波”。王蒙认为“茗烟闹书房”，相对于小说的主线索而言，是一“闲笔”，然而，“闲笔”不“闲”，其作用在于“添情趣”“调节奏”“增侧面”“扩空间”。王蒙的《红楼梦》研究，让人联想起蒂博代评论雨果《论莎士比亚》的名言——“体验其创造”：“他体验这种创造如同一个神秘主义者体验上帝，一个哲学家体验存在一样”。所有这些，其实都是王蒙作为一个小说家的独特领悟和发现，没有丰富的创作经验作为基础，不可能对这种艺术上的细微之处有如此细致入微的领悟和发现。
王蒙以自己的批评实践，创造了一种自由活泼、包含思想深度和美学含量的批评文体——“王蒙体”。王蒙提出：“不要一写评论文章就摆出那么一副规范化的架势。评而论之，大而化之，褒之贬之，真实之倾向之固然可以是评论；思而念之，悲而叹之，谐而谑之，联而想之，或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或别出心裁、别有高见，又何尝不是评论？”王蒙这种独特的批评文体，包含着深刻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感力量，既是一种直觉式审美批评，又是一种生命批评，建构了一种带有鲜明个性特点的批评话语和批评范式，这是王蒙对当代文学批评最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