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名：《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
作者：熊明
出版：中华书局2021年7月出版
ISBN：978-7-101-15255-5
页数：615
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本书的研究对象为《太平广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汉唐小说。
《太平广记》是宋初李昉等十三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全书共500卷，目录10卷。正如中华书局版《太平广记》“点校说明”所言，这是一部“专门收集自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的大型类书。汉唐时期（两汉至隋唐五代），中国古代小说经历了萌生－雏形－成熟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并不被视为小说。《隋志》小说家类著录的主要是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志怪小说，在《隋志》中则主要被著录于史部杂史类、杂传类或地理类等处。《旧唐志》小说家类主要著录志人小说或轶事小说，唐五代出现的传奇小说，在《旧唐志》等中则多被著录于史部杂传类等处。
《太平广记》客观、准确地把握了小说的本质属性，第一次将汉唐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包括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志人小说，唐五代时期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传奇小说等汇集一处，（也包括了一些前小说形态作品与亚小说作品），正如鲁迅在《破〈唐人说荟〉》中所说，“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突破了以史志书目为代表的传统小说观念的局限，从而在事实上确认了汉唐小说的范围。《太平广记》的见识是卓越的，其所确认的汉唐小说，与今天我们认定的汉唐小说基本一致。鉴于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复杂性，小说生产与传播无法与诗文相比，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此，《太平广记》的成书便具有了十分特殊的意义。然而，国内外学术界却几乎没有注意到《太平广记》的这一贡献，至今无人论及，同时，《太平广记》对汉唐小说的确认是有意还是无意？是偶然还是必然？《太平广记》的编纂者是如何认识汉唐小说的？又是如何确立《太平广记》的编纂体例、选录原则、标准与范围，从而突破传统小说观念，几乎将所有汉唐时期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囊括其中？《太平广记》的成书对汉唐小说的保存有何作用？对汉唐小说的传播又有何影响？如此种种，国内外学术界更是鲜有讨论。
本书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宏观视阈下，以对《太平广记》及其相关文献的细致爬梳与深入解读为基础，辨析《太平广记》的汉唐小说认知，探究《太平广记》对汉唐小说的确认与搜集，揭示《太平广记》总结汉唐小说发展的客观事实；以对《太平广记》在宋元明清以来抄刻情况的历史考察为基础，梳理《太平广记》保存与传播汉唐小说的途径、方式和效果，阐明《太平广记》在保存、传播、整理与研究汉唐小说中的作用、地位与影响，客观评价《太平广记》的小说史贡献。
全书共分六章，主要提出并解决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问题：
一、《太平广记》的成书与小说态度。
关于《太平广记》成书，自王明清提出“老英雄法”以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断，本课题组通过梳理、分析大量相关历史文献，认为“老英雄法”之说并非编纂《太平广记》的根本原因，《太平广记》的编纂，不仅与宋太宗的小说好尚以及文献资料的充足特别是小说资料的充足等诸种因数密切相关，也与李昉等编纂者的小说态度有关，更是宋初小说观念与小说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太平广记》的编纂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太平广记》的引书与汉唐小说的确认。
通行本《太平广记》（谈恺刻本为基础）前有一个《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对这个《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到底是原书所有还是后来的整理刊刻者所加？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本课题组通过对其本身细致的分析考察以及相关文献的考察研究，认为《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当为成书时既有，为李昉等编纂者所编定，并在流传过程中，后人对其又有所增补。但《太平广记引用书目》并没有全部列出所有的《太平广记》的实际引书，而只是部分引用书目。本课题组通过细致的考察分析，大致厘清与统计出《太平广记》的实际引书约为四七四种，如果计入汪校本无而见于《太平广记》其他传本者，则《太平广记》实际引书约有五〇三种。考察《太平广记》的这些引用之书，主要属于当时人们所认为的“小说”、“野史”、“传记”、“故事”等类别的著述。通过对《太平广记》从这些引书中选篇情况的分析，课题组认为，故事性原则与人物中心原则是《太平广记》选篇的两个重要原则。《太平广记》按照故事性与人物中心原则广选博取，在事实上确认了这些被选篇章的小说性质。由于《太平广记》选录范围几乎涉及先秦汉唐时期的所有各类著述或者说文献，因而，也就在事实上清理、确认、辑存了先秦汉唐小说。在这一意义上说，《太平广记》实际上对先秦汉唐时期的小说文献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大致确认了先秦汉唐时期小说存在的范围、数量，基本将先秦汉唐时期的小说收录其中。这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可以说，《太平广记》的编纂成书，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进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节点。
三、《太平广记》的体制与汉唐小说的分类。
《太平广记》的体制，学术界有不同意见。本课题组认为，《太平广记》在总体格局上是类书体制，但与通常的类书即“包宇宙而罗万有”的“百科全书”式的类书不同，亦即借鉴了类书体制而形成一种特殊的类编格局。因其主要收录小说，几乎囊括了先秦汉唐时期的所有重要小说，且全文照录，因而又具有了小说总集的性质。本课题组通过对《太平广记》体制的细致考察分析，认为《太平广记》通过类编体制，按照九十二（计入附类为一百一十四）类编排先秦汉唐小说，实际上就是将先秦汉唐小说分成了九十二（计入附类为一百一十四）类，实现了对先秦汉唐小说第一次系统、全面、细致的分类。尽管《太平广记》的分类存在明显的缺陷，然而，这种按照题材内容分类编录的做法，却抓住了小说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最高要素”——故事——来对小说进行区分，就此而言，《太平广记》是一次对汉唐小说初步的故事学考察，成为后世对汉唐小说进行题材研究、主题研究等各种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太平广记》的编定与汉唐小说的总结。
中国古代小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可称为文类小说，狭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即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考察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论观念与小说实践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作为广义的小说即文类小说，在走向现代的进程中，逐渐与狭义的小说即作为通常意义上的小说重合，走向同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有许多关键性的历史节点，《太平广记》的编纂就是其中一个这样的关键性节点。本课题组认为，《太平广记》以其兼收并录子部小说与史部小说的做法，在实践中将子部小说与史部小说并合，从而实现了文类小说即广义的中国古代小说范围的扩大。同时，《太平广记》又以其卓越识见，按照人物中心和故事中心的原则选录篇章，收录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即狭义的中国古代小说，完成了一次对先秦汉唐时期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全面清理和整辑，将几乎所有先秦汉唐时期通常意义上的小说、至少是将先秦汉唐小说、准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汇集一处，在事实上完成了一次对先秦汉唐小说的客观总结。特别是在人们对唐人传奇小说的身份、特征等尚未完全了解的时代人文背景下，《太平广记》对唐人传奇小说的选录，实际上是第一次对唐人传奇小说创作的全面考察和清理，并基本完成了从整体上对唐人传奇小说身份与小说属性的确认，直接启导并推动了两宋金元时期最终将唐人传奇小说纳入文类小说之中的进程。
五、宋元明清时期《太平广记》的抄刻流传与汉唐小说的传播以及《太平广记》在汉唐小说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
太平兴国六年（981）正月奉圣旨雕印板。但据王应麟《玉海》，在雕印过程中，因有人提出《太平广记》“非学者所急”，故而“收墨板蔵太清楼”。也即《太平广记》编纂成书后，本已开始刊刻，但却在中途终止。本课题组爬梳相关文献，对《太平广记》于宋初成而不刊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认为，其背后真正的原因实际上是小说为小道的传统观念所致。《太平广记》的编纂完成后，虽未及时刊行，但从北宋到南宋到金元时期，《太平广记》仍有各种抄本、刻本以及节本流传，从士林到民间，使人们有机会方便地接触汉唐小说、阅读汉唐小说，这不仅促进了人们对《太平广记》中所体现、承载的小说观念的接受和认同，对宋元时期小说观念与小说理论的有重要影响，同时，也深化了人们对汉唐小说及其特征的认识和把握，推动了汉唐小说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特别是由于将“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太平广记》成为了解汉唐小说的最佳读本，而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在《太平广记》成书后，《太平广记》很快就成为人们了解阅读汉唐小说的首选。降及明清，随着刻书业的进步，以雕版为主而兼有活字等其他方式的刊书技术，都步入成熟和兴盛时期，且由于社会对书籍的广泛需求，官刻、私刻与坊刻都极为发达。不像两宋金元时期《太平广记》的刊刻情况难于寻讨，明清时期《太平广记》的刊刻情况则线索清晰，且多有相应的传本存世。《太平广记》在明清时期有多次刊刻，这不仅使《太平广记》本身得以广泛流传，也使其所承载的汉唐小说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对明清小说、戏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明清时期小说选本之风盛行，在众多的明清小说选本中，以选汉唐小说或以选汉唐小说为主的小说选本，比较突出的有陆采《虞初志》、汤显祖《续虞初志》、邓乔林《广虞初志》、汪云程《逸史搜奇》、佚名《文苑楂橘》、陈世熙《唐人说荟》以及桃源居士《五朝小说》中的《魏晋小说》、《唐人百家小说》等。本课题组研究认为，明清汉唐小说或以选汉唐小说为主的小说选本，其中所选录的汉唐小说，大多出自《太平广记》，即直接从《太平广记》选取，而非出自原本。明清时期的汉唐小说选本以及其他选本对汉唐小说的选录，实际上就是在《太平广记》的基础上，对汉唐小说的进一步遴选，虽然各选本由于审美旨趣的差异而各有所偏，但还是基本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基本美学标准，许多小说选本选录了相同的汉唐小说，也就是说，明清时期的汉唐小说选本以及其他选录汉唐小说的小说选本，在汉唐小说的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是汉唐小说经典化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而《太平广记》正是这些选本的主要依据，在汉唐小说经典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六、李昉与《太平广记》。
通过对李昉生平行事及文学、文化活动的梳理、考察，分析李昉在《太平广记》成书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本课题组认为，李昉广博的知识储备、宏通的文学思想与卓越的文学识见，是其能够主持《太平广记》编纂工作并能够迅速完成的重要原因。
总之，本书通过对《太平广记》以及汉唐小说及其相关大量文献细致深入、客观谨慎的考察研究，提出了《太平广记》成书、引书、体制、编定以及《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的确认、总结、保存、传播等一系列密切联系的相关问题，以客观求实的态度、严谨科学的方法、细致周密的调查分析与推理论证，全面详细地陈述并阐释了对相关问题的研究结果，突破了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的固有认识，本成果的完成，对推进《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简介：
熊明，字伯亮，号耕烟堂，四川南充人。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杂传叙录、整理与研究”首席专家。（美国）华盛顿大学（西雅图）亚洲语言文学系访问学者，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驻访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与文献、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文献的研究整理。著有《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汉魏六朝杂传集》（全四册，中华书局2017年）、《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中国文联出版社2018年）、《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等专著。获中国海洋大学“特殊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