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刘向《列女传》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杂传的“始”作之一，在女性传记写作方面，更有开创之功，为此后的女性传记写作树立了典型范式。刘向之后的汉魏六朝时期，踵继刘向《列女传》，正史之外，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列女类传，单篇女性传记即女性别传也不断涌现。以“列女传”及“别传”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传记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宏观层面，女性传记是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多样化类型的显著体现，与其它杂传类型共同构成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整体生态。在微观层面，女性传记又呈现出与其他杂传不同的独特文体面相与美学品格，成为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明显标识度的杂传类型。以刘向《列女传》为“始”的汉魏六朝女性传记写作及其所建立的书写范式和审美传统，持续影响着后世女性传记书写甚至小说戏剧等女性形象的塑造。
关键词：《列女传》 女性传记 书写范式 文体面相
作者简介：熊明，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传记与传记文献，中国古代小说与小说文献。
传记文体经过先秦以来持续的酝酿，在司马迁撰作的《史记》中最终成熟，以《史记》中的列传为代表的传记，确立了传记文体的基本形制和书写规范。但《史记》中的列传是作为纪传体史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传记文体还没有取得完全的独立。这一任务，在刘向撰作的《列仙传》《列士传》《列女传》诸传中最终完成。由此带来了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的繁荣。汉魏六朝时期产生了大量杂传作品，其中，以“列女传”及“别传”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传记，作为杂传中唯一以性别为类的杂传类型，呈现出独特的文体面相，在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明显的标识度，值得特别关注。
学术界对刘向《列女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版本、人物、体例、传播等方面，（1） 作为杂传之“始”作，本人也曾对其“始”作意义进行了阐释。[1]然而仍有未尽之处，特别是在传记文学的宏观视阈下，考察其女性传记书写范式对汉魏六朝时期女性传记写作的影响以及由此形成的女性传记书写传统，学术界还没有相关讨论，本文拟就此略加探析。
一、刘向《列女传》的女性传记范式建构
《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序确认刘向《列仙传》《列士传》《列女传》诸传为杂传之“始”，符合杂传发生的历史实际。以列传为标志的传记体在司马迁的《史记》中成熟，刘向以列传的传记体为基本体制，创作《列女传》诸传，杂传由此完成文体创制，成为独立的史体和文体。作为专门传述一类人物的杂传，刘向诸传不仅在杂传文体制度上具有开创性，在题材类型上也同样具有开创性。以女性人物类传《列女传》为例，《列女传》启发《后汉书》以降正史列传中《列女传》的设立，也开启了杂传中女性传记的写作风气，后世踵武之作也连绵不绝，仅两晋南北朝时期就产生了皇甫谧《列女传》、缪袭《列女传》、项原《列女后传》、綦母邃《列女传》以及佚名《列女要录》等等。
刘向是第一个大量创作、整理杂传的作家。刘向在《别录》中自言：“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2]《汉书·刘向传》亦云：“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3]也就是说，刘向作《列女传》的目的，乃在于“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传录那些具有正面榜样和反面警示意义的历代女性。素材来源是“《诗》《书》”等典籍所载，亦即取材各类历史文献。
刘向《列女传》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杂传的“始”作之一，在女性传记写作方面，更是开创之功，为此后的女性传记写作树立了典型范式。
刘向之始作《列女传》，原当分母仪、贤明、仁智、贞慎、节义、变通、嬖孽七门，即七类。每门即一篇，“篇十五人，为一百五人”， 刘向《列女传》今传本包括刘向所作的一百零四传（其中卷一缺一传）和窜入其书、后又析出的二十传。（2）《列女传》的“七门”之分，实际上是将古来列女分为七类，就类别名称观之，所谓母仪、贤明、仁智、贞慎、节义、变通、嬖孽，显然是依据这些女性所具有的最突出的某一方面品性做出的分类。在这种事先预设的类别定位中，刘向首先依据不同的类别的品性定位，确定入传女性。然后从类型定位的角度，对这些女性进行传录，基本不涉及其他方面。
以《列女传》卷三“仁智”类《許穆夫人传》为例。[4]《列女传·许穆妇人传》仅取一事而为传，事云卫懿公欲嫁女于许，女劝嫁齐而卫懿公不听，卒嫁许，女即许穆夫人。后翟人攻卫，许不能救，卫懿公终悔不用其言。由《许穆夫人传》观之，刘向《列女传》传人，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取一事而详其始末，特别是叙及结果以证其先前之言论识见之超卓。《许穆夫人传》先叙卫懿公嫁女，求者有二，许与齐，卫懿公舍齐而选卫，女劝无果，卒为许穆夫人。前后其余之事尽皆略去，即叙“其后翟人攻卫”，许不能救，卫懿公奔楚，许穆夫人“驰驱而吊唁”，卫懿公悔不用其言。其二，多以人物语言呈现人物思想和内心世界，达到表现其“仁智”的目的。《许穆夫人传》对许穆夫人“仁智”的揭示，即主要是通过一段因其傅母传言于其父卫懿公的言语体现出来的。言语直接来源于人物本身，是人物思想及心理活动的直观呈露和呈现。其三，传人以典型品性为中心，不及其余。《列女传》的传人策略，就是给人物一个清晰而显著的标签，由此凸显出来的人物形象，表现出集中性、单一性的特征，优点就是以某一品性特征为身份标志，人物形象鲜明突出。而缺点也是显著的，那就由此突显出来的人物相对“扁平”，缺乏立体而多侧面的丰富性。
《列女传》之传列女，《许穆夫人传》若此，“仁智”类下其余十四人亦如此，如《赵将括母传》，[5]也仅取一事而已，事云秦攻赵，孝成王使括代廉颇为将。将行，括母上书言于王，括不可使将，而赵王不听，乃求括败无随。其后赵括败，卒如其母所言。整个事件的呈现，也基本以赵母上书以及赵王与赵母的对话构成。《赵将括母传》所载此事，《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亦载，《列女传》当酌取《史记》之文而成。《史记》中赵王任命赵括为将之前因及赵括如何兵败之事，叙之甚详，而《列女传》尽略而不书。仅云：“三十余日，赵兵果败，括死军覆。王以括母先言，故卒不加诛。”亦在于说明赵母之言，后来被证实完全正确，凸显赵母之“仁智”。对比《列女传·赵将括母传》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赵括事，可见刘向《列女传》的传人策略。《列女传》的这一传人策略，不仅“仁智”类如此，也是施之于全书的普遍策略。
《列女传》在总体上以类型化的方式定位其所传人物，进而选取一二典型事件，来凸显其相应的个性品格。一二典型事件所体现出来的意涵与人物品性的刻画指向一致，其叙事策略始终服务于人物相应品性的揭示和呈现。
以《列女传》卷二“贤明”类《楚接輿妻传》为例。[6]《楚接舆妻传》的叙事建构，以狂接舆妻从市返回、见门外车迹开始，叙写妻与接舆讨论此事的经过，最终达成“不如去之”的共识。其叙事具有如下特点：其一，相关概述十分精炼，聚焦典型事件的书写。《楚接舆妻传》中对接舆妻姓氏、家族背景等的介绍极为简练，仅一句概述，“楚狂接舆之妻也”，不及其余。此句之后即进入对典型事件的叙述。其二，典型事件的书写，以场景的呈现为主，通过人物在一定场景中的自我表现来呈现事件的过程。《楚接舆妻传》中主要设置了接舆妻与接舆的对话场景，在场景中，夫妇二人对话，呈现为一个从接舆妻表达自己对出与处的态度、到最终让犹豫的接舆下定决心、达成“去之”这一共识的过程。其三，事件叙述完成之后，作者以第三人称视角加以评述，揭示事件的意义，即事件在呈现人物品性方面的作用。《楚接舆妻传》末即以“君子谓”加以评述，称其“至德”“贤明”。
前引《许穆夫人传》亦与《楚接舆妻传》相类，概述极简，对许穆夫人的介绍仅“许穆夫人者，卫懿公之女，许穆公之夫人也”。包含两个重要信息，一是许穆夫人为卫懿公之女，二是许穆夫人为许穆公夫人。而许穆夫人的这两个身份，与接下来的叙事建构关系密切。典型事件的书写同样采用场景呈现方式，以人物语言为主，文末同样借君子之口的评述作结。如《楚接舆妻传》《许穆夫人传》的叙事策略，在《列女传》中被普遍采取。这种叙事策略吸收了《史记》列传创制的人物传记基本体制，比如开篇的人物姓字出身介绍、结尾的评述等等，同时，其改进与创制也是显著的，比如人物性格与形象的单一化、类型化，取事与叙事的典型化、场景化，传记结构布局的程式化等等。
另外，引《诗》是《列女传》的一个显著特点，《列女传》几乎每传都有引诗，前文提及的《许穆夫人传》所引诗，出自《诗经·鄘风·载驰》，相传即为许穆夫人所作，因而《许穆夫人传》引诗，不仅来自《诗经》，而且是传主所作，又具有引用传主诗文的特殊意义。《楚狂接舆妻传》引诗云：“肃肃兔罝，椓之丁丁。”[7]源自《国风·周南·兔罝》，诗意加强了作者的叙事意图，即“夫安贫贱而不怠于道者，唯至德者能之”。[8]将事之意涵托訾于《诗》，使二者形成内在联系，一方面对事进行画龙点睛的总结和理论提升，另一方面，也表明作者所称赏的人物品性，具有悠久的传统。
二、汉魏六朝诸《列女传》的承继与新变
刘向《列女传》与其《列仙传》《列士传》等不仅开创杂传特别是类传形式， “列女传”之名，亦为后世所继承，踵武之作甚夥。仅就汉魏六朝时期而言，史志书目著录者就有皇甫谧《列女传》、缪袭《列女传》、项原《列女后传》、高氏《列女传》、綦母邃《列女传》及无名氏撰《列女传要录》等。（3）这些《列女传》或《列女后传》，“都受到刘向的提示，可以看到他底影响”。[9]踵继既多，虽大致不离贞孝，而常有别裁，不再局限于刘向《列女传》所谓母仪、贤明、仁智、贞慎、节义、变通、嬖孽七类之分，大多与时推移，所取入传女性及其品性常常具有显著的时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写那些跳出一己、一家之念、胸怀大局的女性。汉末以来，社会长期陷入动荡之中，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大者争雄为霸主，相互攻伐；小者占山为王，劫掠财货。普通人的生活朝不保夕，而女性在这样的环境中，往往会遭遇更多凶险，承受更多苦难。皇甫谧《列女传》等中所传人物，就特别聚焦于那些在动乱年代中不汲汲于一己、一家之得失、祸患，心系大局的女性，表现她们超凡的识见和气度。如《姜叙母传》中的姜叙母亲，在乱世中心念国家，鼓励外甥与儿子站在正义一方。及被执，不改其志，慷慨赴死。受到曹操褒扬：“姜叙之母，明智乃尔，虽杨敞之妻，盖不过也。”[10]《赵昂妻异传》中的赵昂妻王异最为典型，主要叙赵昂妻王异二事，其一云同郡梁双反，攻破西城，害王异两男。王异为保护幼女赵英，“以溷粪涅麻而被之，尠食瘠形，自春至冬”。后梁双与州郡达成和议，王异及女赵英由此免难。其二叙王异建安中在冀州襄助赵昂守城，“凡自冀城之难，至于祁山，昂出九奇，异辄参焉”。[11]其意见谋划，有远见、有智慧，不仅使赵昂顺利度过危难，也有利于一方百姓。杜预《女记》也当多有此类故事，（4）如《王陵母传》中的王陵母亲，对天下大势有清新的认识，当被项羽所执，私送使者时传语王陵：“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母故怀二心，言妾已死。”为了消除王陵顾虑，竟然“伏剑而死”。（见于《太平御览》卷四二二《人事部六十三·义妇》引）姜叙母、赵昂妻异、王陵母等女性是乱世中女性形象的典型代表，她们不仅坚守传统人伦道德，而且在乱世中表现出特有的智慧和胆识，胸怀广大，不汲汲于一己、一家之保全，顾全大局，眼光高远，格局宏阔，计划筹谋，不让须眉，让人看到传统美德的魅力和影响，她们的存在，犹如乱世中的星光，给人希望和勇气。
二是传写那些以柔弱之身而不畏强横、勇敢复仇的女性。乱世中人命低贱，亲人无故遭人屠戮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在这样的时候，面对强横，许多弱女子常常挺身而出，以一己柔弱之力，主动承担起为亲人复仇的责任。皇甫谧《列女传·庞子夏妻娥亲传》中的庞娥亲就是这样一个典型女性。庞娥亲父亲赵君安为同县李寿所杀，其三位兄弟遭灾疫皆死，家无男丁。李寿因此“大喜”，扬言“赵氏强壮已尽，唯有女弱，何足复忧！”娥亲于是感激发愤，誓报家仇。经过精心准备，终于在光和二年（179）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时，于都亭之前，杀死李寿。然后“徐步诣狱，辞颜不变”。《庞子夏妻娥亲传》塑造了一个坚韧执着且敢作敢当的女性形象。皇甫谧于传后评论云：“娥亲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仇党之凶言，奋剑仇颈，人马俱摧，塞亡父之怨魂，雪三弟之永恨，近古已来，未之有也。”[12]
与庞娥亲等复亲人之仇相反，还有另一种情况，即亲人与他人结仇，仇家来报，而以柔弱之身主动替亲人承担责任。如佚名《列女后传》中《公孙何传》之公孙何，“怨家报其父，父走得免，何与母俱亡，母先见得”，[13]公孙何为了保护母亲，主动要求仇家舍母杀己。皇甫谧《列女传·京师节女传》之京师节女，其夫有仇，劫其父而要挟她为中间，乃“欲以身当之”，假意答应仇家要求，而以身自代，最终“仇家痛以为义，遂释不杀其父”。[14]
三是传写那些乱世荒年中、遭遇变故却仍然坚守人伦道德的女性。在战乱频仍、灾祸疾疫不断的社会环境中，纲纪废弛，人的生命朝不保夕，人伦道德往往被漠视或弃置，大者僭越为乱，称王称霸；小者不顾礼义廉耻，蝇营狗苟。皇甫谧《列女传》等则多为那些在动荡社会中遭遇重大人生变故却仍然坚守人伦道德的女性立传，表现她们的高行懿范。如皇甫谧《列女传·陳悝妻传》中的陈悝妻，汉末丧乱，流寓东城，“东城令戚奇欲北就吕布，焚城，迭虏人众”。闻陈悝妻有容色，善史书，能弹琴瑟，遂杀悝而欲劫女。女不从，意气慷慨，历数戚奇“隳坏都城，虏略士女，杀人之夫，欲以人妇为妻，何酷逆之甚！愿守志而死，不愿无行而生”。[15] 然后自刎而死，壮怀同于烈士。皇甫谧《列女传》多为此类女性作传，如《曹文叔妻令女传》之令女、《罗静传》之罗静、《翟素传》之会稽翟素[16]等，且在传中极力凸显的都是她们在乱世中的道德坚持，并都以一种不惜生命的勇气进行捍卫，表现出巨大的人格力量。
以上是就人物的选取与人物形象的塑造而言，在叙事建构层面，皇甫谧等诸《列女传》也多有突破创新，比如对典型事例的叙述就呈现出详赡化趋向。皇甫谧《列女传·庞子夏妻娥亲传》全文长达千余字，详述娥亲复仇过程。从娥亲男弟三人会灾疫皆死、李寿大喜、娥亲立誓报仇开始。详述庞娥亲的市刀准备，比邻徐氏妇的劝止、庞娥亲坚志不改，家人邻里的取笑、庞娥亲弃家事日夜伺机报仇，最终于光和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时于都亭刺杀李寿。刺杀李寿后，庞娥亲徐步诣狱，福禄长尹嘉解印去官弛法纵之而庞娥亲不愿逃匿，守尉强载庞娥亲还家，最后云“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刘班等并共表上，称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闾。太常弘农张奂贵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礼之。海内闻之者，莫不改容赞善，高大其义。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寛追述娥亲，为其作传”。[17]传末还有玄晏先生就此事的评论。《庞子夏妻娥亲传》委曲叙述庞娥亲复仇的全过程，其间多设场景，多用细节描写，且有对人物内心活动的呈现，叙事生动有致，颇为精严。
朱东润将刘向《列女传》与皇甫谧《列女传》进行对比，对皇甫谧《列女传》称赏有加，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认为超越了刘向《列女传》的“奄然无生气”，他举姜敘母、赵昂妻异、庞娥亲罗静，认为她们“都是极其生动，富于个性的人物”。同时，在叙事方面，也认为皇甫谧《列女传》“文字也完全跳出了抄撮古书的窠臼，打开生路”。[18]朱东润的评价是公允的，也适合其它《列女传》或《列女后传》。
总之，汉末以降出现的皇甫谧等的列女诸传，超越刘向《列女传》所建立的女性传记成例，与时推移，传述乱世中那些特出的女性，凸显她们在乱世之中，或高尚、或勇敢、或执着的品性，扩大了刘向《列女传》中对传主范围的设定。同时，详赡化以及细节化叙事策略的运用，也增强了女性传记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拓宽了女性传记的发展道路。
三、汉魏六朝女性别传的典型意义
汉魏六朝时期，在刘向《列女传》启导下，杂传创作领域不仅产生了大量的列女类传，与此同时，单篇女性传记即女性别传也不断涌现。这些女性別传也应当是受到刘向《列女传》的启发，由类传进而为个人单传。它们多出于名士之手，以其独特的观照视角与书写方式，成为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中值得注意的特殊类型。汉魏六朝时期出现的女性别传如《钟会母张氏传》《蔡琰别传》《荀采传》《宪英传》等，（5）其书写范式既显示出对刘向《列女传》承继性，又表现出与以刘向、皇甫谧等的《列女传》为代表的类传的不同性，也与其他男性别传显著不同，呈现出别具一格的价值判断与叙事策略。
汉魏六朝时期单篇别传大量出现，传主则多为一时名士、士林领袖或朝廷勋贵、名臣，相对于大量的此类传记，数量不多的女性别传显得十分突出和珍贵。概而观之，《钟会母张氏传》《蔡琰别传》《荀采传》《宪英传》等別传对女性的观照视角与书写方式，呈现出如下明显特点。
其一，这些女性别传，书写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刘向《列女传》开创的男性视角，跳出对女性坚贞等道德规范下的观照和评判模式，在一种更为人性化、生活化的角度上对她们进行传写。这一点在《钟会母张氏传》及《宪英传》中体现得尤其明显。《钟会母张氏传》作者为其子钟会，《宪英传》作者为其外孙夏侯湛，此二传都是以晚辈追怀的方式为至亲作传，钟会是在母亲死后追怀母亲生平，夏侯湛是在外祖母死后追怀外祖母生平。故两传文字明显超越了道德的评价，而是以一种温馨的方式重现曾经的那些难忘瞬间。《钟会母张氏传》中对张氏言语的大量记录，就以场景呈现的方式，就再现了一个个母子共处的温馨画面，仿佛张氏在对之言谈。[19]《宪英传》也多是这样的场景，包括宪英与其父辛毗的对话、宪英与其弟辛敞的对话、宪英与其从子羊祜的对话、宪英与其子羊琇的对话，虽然不是宪英对夏侯湛言谈，然而都是其亲人，夏侯湛所记，必然来源他们真切回忆。[20]《蔡琰别传》作者今虽已不可考，从其今存佚文观之，同样超越了道德评价，比如记蔡邕夜鼓琴而弦断，六岁的蔡琰随口说出断的是第二弦。其后蔡邕故断一弦，再问，蔡琰再答的场景，就是一个温馨的父女间日常生活图景。又如蔡琰汉末被掠去匈奴左贤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诗言志，同样是生活化的，充满人性的温暖。[21]
其二，与人性化、生活化的观照视角相联系，这些女性别传的书写方式也表现出显著的不同，一方面以家国大事显其识见，另一方面更以日常家庭生活中之琐事显其品性。汉末以降的魏晋六朝时期，社会变乱，政局动荡，面对变局，许多士人也往往不知所措，进退失据，陷入危险境地。汉魏六朝女性别传常常叙及传主对时事及面临政治危局之时的思考和判断，以凸显这些女性不输须眉的政治识见。比如《钟会母张氏传》言及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朝政，日纵酒沉醉，会兄侍中毓宴还，言其事。张氏曰：“乐则乐矣，然难久也。居上不骄，制节谨度，然后乃无危溢之患。今奢僭若此，非长守富贵之道。”其后发生的高平陵事件，钟会随行魏帝，“相国宣文侯始举兵，众人恐惧，而夫人自若”。中书令刘放、侍郎卫瓘、夏侯和等家皆怪问：“夫人一子在危难之中，可能无忧？”答曰：“大将军奢僭无度，吾常疑其不安，太傅义不危国，必为大将军举耳。吾儿在帝侧何忧？闻且出兵无他重器，其势必不久战。”其后事件的进展，“果如其言”，一时称明。[22]《宪英传》也言及高平陵事件。当时宪英弟辛敞为曹爽参军，辛敞不知所措，以问宪英，宪英为其分析形势，对其如何行事、处事给予建议，事后，辛敞安然无事，感叹道：“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23]此事之外，《宪英传》又敘及钟会征蜀事，宪英对钟会的评价和判断以及对羊琇行事原则的建议，十分准确和恰当，钟会后果叛乱被杀，其子羊琇因为听从宪英的建议，“竟以全身”。[24]
以家国大事显其识见之外，这些女性别传也多从小处入手，以如何处理日常家庭生活中的种种琐事来彰显她们品性。如《钟会母张氏传》就通过日常生活琐事的叙写来凸显张氏的美好品性。其一是张氏在妻妾相处中逊让不争，最终赢得丈夫成侯钟繇的称赏和信任，获得在家庭中应有的地位。传云成侯贵妾孙氏“摄嫡专家”，张氏妊娠，孙氏不仅“数谗毁无所不至”，而且“置药食中”，欲致其流产。张氏虽然察觉，且有人劝其向成侯言明其事，然而，张氏却始终不说，并云：“嫡庶相害，破家危国，古今以为鉴诫。假如公信我，众谁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谓我必言，固将先我；事由彼发，顾不快耶！”[25]表现出判断的清醒和处理的冷静。其后事件的发展果如其言。此事叙述详赡，朱东润曾评云：“所载钟繇诸妾正从倾轧，阴森可怖之状，跃然纸上。”[26]其二是张氏教子有方，“明于教训，会虽童稚，勤见规诲”。传中不仅概述张氏在钟会幼年时对他的诗书教育，且细致地叙写在钟会成年为官后，仍然不时进行规诲，传中多直接引用张氏言语，如正始八年，钟会为尚书郎，张氏诲之曰：“汝弱冠见叙，人情不能不自足，则损在其中矣，勉思其戒！” 钟会历机密十余年，颇豫政谋。张氏以“范氏少子为赵简子设伐邾之计”为例教导其要“虽接鄙贱，必以言信。取与之间，分画分明。”[27] 通过这种直接引用人物语言的方式，一方面显示作者钟会对其母亲教诲的不忘，一方面也突显了张氏教育的成功。同时，对张氏言语的直接载录，娓娓道来，张氏教导子女的场景如在目前。英国作家、学者赛缪尔·约翰逊就特别强调传记作家“应该把心思放在家庭私事上，去展现日常生活的细枝微节”。[28]认为传记不能只聚焦“大事”，更应该关注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细事”。显然，在表现合凸显人物个性方面，“一个细微的动作、只言片语，甚至一句笑谈，却常常暴露出一个人内在的真实性格。”[29]日常生活中的细枝微节更具表现力，是普鲁塔克所谓“性格的证据”,[30]汉魏六朝时期单篇女性传记对这些女性的观照，恰当地契合了这一要求。
《荀采传》散佚殆尽，今存文一节，云荀采为荀爽之女。为阴瑜妻，而阴瑜早亡。荀爽逼嫁与太原郭奕，荀采入郭氏室，暮乃去其帷帐，建四灯，敛色正坐，郭氏不敢逼。以此事见其性格。[31]《钟会母张氏传》《蔡琰别传》《荀采传》《宪英传》四篇女性别传，传主都是普通女性，汉魏六朝时期还有另外一种女性别传值得注意，即《赵飞燕外传》。《赵飞燕外传》今存全本，最早载于涵本《说郛》卷三二，题“《赵飞燕外传》一卷，汉伶玄”，伶玄下小字注云：“字子于，潞水人，江东都尉。”古今学者大多以为伶玄子于非其作者，是伪托者的杜撰，此传当成于汉火德始定后之东汉间，最晚当不出魏晋。（6）赵飞燕即汉成帝赵皇后，《汉书》卷九七《外戚传》有传。[32]《赵飞燕外传》对汉成帝赵后的传写，显然是另一种视角，笔墨聚焦宫闱秘事，是以一种揭示宫廷秘闻、动人耳目的态度观照赵飞燕生平事迹，其间多敷演夸饰。当然，与《钟会母张氏传》等相似，《赵飞燕外传》也主要以日常生活琐事的叙写表现赵飞燕及其姐妹赵合德的性格，只不过将场景从普通人家变成了后宫。其为传的观照视角与书写方式与汉魏六朝时期的其它女性别传是一致的。
四、汉魏六朝女性传记的文体面相及其价值
汉魏六朝时期杂传中的女性传记，当然不止以上所举刘向、皇甫谧《列女传》等类传、钟会《钟会母张氏传》、夏侯湛《宪英传》等别传，类传如常璩《华阳国志》等地方先贤耆旧传中也有数量不少的女性传记，单篇別传也有如张敏《神女传》[33]、曹毗《杜兰香传》[34]以及《南岳夫人内传》[35]等女性传记，只不过传主身份特殊，或仙或道而已。另外，在一些传记中，传主虽非女性，然而其中与之相关的女性人物形象却非常突出鲜明，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如《襄阳耆旧记·李衡传》中的李衡妻习氏，贤明有识见，传中对李衡的传写，所选诸事，皆与习氏相关，故而此传本为《李衡传》，而实际又似乎其主要人物为习氏，而似《习氏传》。
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兴盛，产生了数量巨大的杂传作品，以“列女传”及“别传”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传记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类别，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宏观层面，女性传记是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多样化类型的显著体现，与其它杂传类型共同构成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整体生态。在微观层面，女性传记又有其独特的文体面相。
第一，汉魏六朝女性传记的书写角度具有突出的性别政治特征。作为杂传中以性别为类的女性传记，对传主的整体观照，女性的性别定位是其核心。汉魏六朝时期产生的大量杂传，其中一部分被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中，《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杂传时虽未明确区分类别，然其同类相承，大致有先贤耆旧传、高士传、孝子传、忠臣传、家传、列女传、僧传、道传、冥异传、神怪传十类，十类之中，只有“列女”一类以性别为类。“列女”传记以当时社会普遍的女性观念为基本价值判断标准，选取女性代表人物，为之立传，因而，其书写角度表现出显著的性别政治特征。比如对入传女性人物的选取，《列女传》的首创者刘向，就从当时女性观念出发，限定为母仪、贤明、仁智、贞慎、节义、变通、嬖孽七类，其后诸家《列女传》《列女后传》基本沿袭刘向确立的类别，即以主流的道德伦理要求为价值判定标准。当然，诸家《列女传》《列女后传》承袭刘向之作，表现出诸多共同性，与此同时，也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不同时代特殊女性观念也显然可见。如皇甫谧《列女传》就多取动乱时代中的典型女性人物。但总体而言，汉魏六朝女性传记书写集中于节义等道德伦理评判，且往往着眼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女儿、妻子、母亲，体现出显著的性别政治特征。单篇女性传记虽超越了故有的男性视角，然如《钟会母张氏传》叙写其处理姬妾之间关系之事及教子之事，也未远离传统主流的女性身份认定与价值评价。
女性传记在杂传中单独立类，其影响是巨大且积极的，作为正史的《史记》《汉书》《三国志》，没有专门的女性传记类别，在刘向、皇甫谧等《列女传》或《列女后传》的影响下，《后汉书》开始在列传中单独设立《列女传》，自此以降，自《魏书》至《明史》《清史稿》的十二部正史在其列传中均专设《列女传》。不仅如此，如《后汉书》《周书》等七部正史又设有《皇后传》或《皇后纪》，《三国志》至《明史》《清史稿》等十五部正史中又设有《后妃传》或《妃嫔传》， 另外，在《新唐书》《宋史》《明史》中还设有《公主传》，传录那些具有特殊身份的女性，中国历代女性也因此能在正史中留下集体群像。相对于大量的男性传记，虽然很少，但毕竟在历史场域中给予了女性一定的空间。
第二，汉魏六朝女性传记的书写方式具有聚焦典型事例并由此突出典型个性的策略取向。汉魏六朝时期的女性传记，虽不离汉魏六朝杂传叙事建构的普遍原则与方式，比如琐细化的事类选择与运用、场景化的呈现方式等等，[36]但由于传主的女性身份及其目的指向，又采取了聚焦典型事例、突出典型个性等特殊的书写策略。汉魏六朝杂传多选择琐细化、庸常化的事件，女性传记由于传主的女性身份，事类选择更是如此，聚焦女性日常家庭生活，选取日常家庭生活中的典型事例来突出其典型个性。且这些女性传记对传主典型个性的表现，也往往集中在其最突出的某一方面，因而这些女性形象，呈现出个性单一的显著特征。刘向《列女传》如此，后来之作如皇甫谧《列女传》、项原《列女后传》以及佚名《列女传》《列女后传》、杜预《女记》，从今存佚文看，率皆如此。比如项原《列女后传·曹娥传》，即仅以曹娥投水寻父尸一事，突出其女儿身份下的至孝品格。[37]皇甫谧《列女传·庞子夏妻娥亲传》今存文字多达千余字，也仅载娥亲复仇事，书写其以女流身份而报父仇，突出其以女性身份而承担家族责任的烈义之行。传后皇甫谧评论也聚焦于此，体现了此传的目标设定。[38]存文同样较多的《姜叙母传》《赵昂妻异传》也主要突出姜敘母、赵昂妻异在家国之间的大义选择，《姜叙母传》仅载一事，[39]《赵昂妻异传》载二事。[40]类传如此，汉魏六朝的单篇女性传记也采取的是这种书写策略。《钟会母张氏传》及《宪英传》，具有展现人物整个生平经历的意识，却也仍然采取了这一书写策略。《钟会母张氏传》在两个侧面展开，一是作为妻子的姬妾之间关系处理，一是作为母亲的教子有方，意欲突出的是张氏的贤妻和良母形象。第一个侧面仅一事，即处理贵妾孙氏食中下药事。第二个侧面则多直接引用张氏语言，事则主要举出了张氏对高平陵事件中曹爽与司马懿的评价及事件走向的判断。[41]《宪英传》则主要突出其“才鉴”，传中所载三事，均与宪英的“才鉴”有关[42]。佚名《蔡琰别传》，从今存佚文看，集中表现的也主要是蔡琰的才华这一个侧面。
从本质上说，汉魏六朝女性传记采取的是“论其轶事”的书写策略，[43]司马迁《史记》写作虽然也使用了这一策略，但司马迁的运用是有限的、克制的，而在汉魏六朝的女性传记中却是普遍被采用的方式。这种书写策略的使用与刘向《列女传》的示范作用有关，还与女性传记传主的女性身份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的基本社会定位是家庭生活，故其社会身份，也多局限于作为女儿、妻子与母亲，没有男性具有的官职等各种职业身份。社会对女性的价值判断，也主要集中于家庭视阈下的道德伦理判断。《列女传》等类传基本没有超出这一视阈，《宪英传》《蔡琰别传》等别传则或超越女儿、妻子、母亲的固定身份，比如对才华、识见的关注与表现。如张新科先生所言，中国古代传记“其文体发展与社会发展、人的自我价值的发现、文化学术的发展等有密切关系”。[44]汉魏六朝女性传记的书写策略，也必然是汉魏六朝时期整体社会文化生态孕育的产物。
汉魏六朝女性传记价值独特，作为杂传唯一以性别为类的杂传类型，在保存汉魏六朝时期女性史料方面意义重大，为研究汉魏六朝妇女史、女性文学史及文化史提供了了宝贵资料。同时，其独特的书写角度与书写方式以及由此生成的文体面相，对后世小说戏曲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也有着直接影响，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物与题材的摄取和沿袭，包括刘向《列女传》及其后继之作中的人物、故事，许多被后世小说、戏曲直接改编利用或模仿，比如秋胡妻故事，历代小说戏曲改编、改写不断。又如庞娥亲故事，唐代就出现了《谢小娥传》这样的传奇小说，就故事类型而言，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汉魏六朝女性传记聚焦典型事例、并由此突出典型个性的书写策略，也被后世小说、戏曲的女性形象塑造所借鉴，直接影响着小说、戏曲的女性人物形象塑造。
余论
刘向《列女传》不仅是作为中国古代杂传的“始”作之一，在女性传记写作方面，更有开创之功，为此后的女性传记写作树立了典型范式。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创作领域，在刘向《列女传》的示范下，产生了大量的列女类传，这些《列女传》虽大致不离贞孝，然与时推移而常有别裁，选取的入传女性及其品性具有显著的时代性，扩大了刘向《列女传》中对传主范围的设定，拓宽了女性传记的发展道路。同时，单篇女性别传也不断涌现，这些女性別传，多出于名士之手，以其独特的观照视角与书写方式，成为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创作中值得注意的类型。以“列女传”及“别传”写作为代表的女性传记在整个汉魏六朝杂传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在宏观层面，女性传记是汉魏六朝时期杂传多样化类型的显著体现，与其它杂传类型共同构成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整体生态。在微观层面，女性传记又呈现出与其他杂传不同的独特文体面相，成为汉魏六朝杂传中具有明显标识度的杂传类型。作为杂传唯一以性别为类的杂传类型，汉魏六朝女性传记在保存汉魏六朝时期女性史料方面意义重大，而其独特的书写角度与书写方式以及由此生成的文体面相与美学品格，对后世小说戏曲女性人物形象塑造也有着直接影响。
纵观中国古代传记的历史生态，在性别政治视阈下下，无论是史传还是杂传，男性传记写作都占有绝对优势，女性传记以一种独特姿态显示着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而这种独特性，是与其兴起阶段基本书写范式的建立与确认密不可分。以刘向《列女传》为 “始”的汉魏六朝时期女性传记写作，在实践中建立的体例制度与价值视角，所形成的书写范式和审美传统，对后世女性传记产生了持续而深远的影响，并波及小说戏曲等其它文学题材。其文体意义文学价值以及其开创的美学传统，值得持续深入挖掘和探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杂传叙录、整理与研究”（编号：20&ZD267）；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汉魏六朝杂传叙录”（编号：19YJA751045）中期成果。
注释：
（1）版本流传研究，如孙闻博《刘向〈列女传〉流传及版本考》(《北大史学》集刊 2010)等，人物研究，如王利锁《刘向〈列女传〉女性类型的认知特征》（《中国文学研究》2011年第2期）等，体例研究，如邓淑杰、傅亚庶《刘向〈列女传〉著作体例考辨》（《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6期）等，传播研究，如王慧荣《〈列女传〉在日本的流布及其影响》（《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2期）等。也有将其作为语料，对其进行语言学的研究，如宋明慧、伍宗文《〈列女传〉韵语研究》（《汉语史研究集刊》集刊2003）等。
（2）刘向《列女传》篇目相关问题，可参看熊明《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9-81页。
（3）皇甫谧《列女传》、缪袭《列女传》、项原《列女后传》、高氏《列女传》、綦母邃《列女传》及无名氏撰《列女传要录》，见熊明辑校《汉魏六朝杂传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1357-1401页。又，《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美妇人传》六卷，《南史》卷三五《庾悦》附《庾仲容传》云庾仲容撰《列女传》，《魏书》卷一八《太武五王传·临淮王传》附《元孚传》云元孚撰《古今名妃贤后録》四卷，《魏书》卷八二《常景传》云常景撰《列女传》数十篇。皆散亡，不见于古籍旧注称引。
（4）杜预《女记》，《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女记》十卷，题杜预撰。《旧唐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著录《女记》十卷，杜预撰；《新唐书·艺文志》史部杂传记类著录杜预《列女记》十卷。或又名《女记赞》《列女记》。今存王陵母、二寡妇之淑、缑玉、新野公主四人传记部分文字。见于《太平御览》等称引。
（5）《钟会母张氏传》《蔡琰别传》《荀采传》《宪英传》，见熊明辑校《汉魏六朝杂传集》，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56-359页，第360-365页，第366-367页，第846-848页。
（6）《赵飞燕外传》著录、作者、成书等问题，可参看李剑国、陈洪主编《中国小说通史》先唐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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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357页。
[11]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377-1378页。
[12]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372-1373页。
[13]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397页。
[14]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358-1359页。
[15]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369页。
[16]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370-1371、1362、1359页。
[17]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373页。
[18] 朱东润.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第100页。
[19]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357-359页。
[20]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846-848页。
[21]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360-365页。
[22]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358-359页。
[23]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848页。
[24]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848页。
[25]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357-358页。
[26] 朱东润. 八代传叙文学述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第85页。
[27]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358-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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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 P. Jones, Plutarch[J]. Ancient Writers: Greece and Rome[C]. ed. T. James Luce, New York: Scribner,1982. 第972页。
[31]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366页。
[32] （汉）班固. 楚元王传附刘向传[A]. 颜师古注. 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1. 第3988页。
[33]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860-862页。
[34]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868-875页。
[35]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155-1157页。
[36] 熊明. 汉魏六朝杂传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4. 第372页。
[37]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382页。
[38]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372-1373页。
[39]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375页。
[40]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1377-1378页。
[41]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357-359页。
[42] 熊明辑校. 汉魏六朝杂传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7. 第847-848页。
[43] 司马迁. 管晏列传[A]. 裴骃集解，司马贞索隐，张守节正义. 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1. 第2136页。
[44] 张新科. 中国古典传记文学的生命价值[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第61页。
编辑：胡岩涛 李静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