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清词史的分期是晚近词学家十分重视的论题。概而观之，按分期数目，有三期、四期两种分法；即使是同样的分期数目，由于依据不同，意涵也有所不同：或着眼清词整体的演进；或依据词学史上变化鼎革的大事件；或立足流派更迭；或参照社会历史的分期；或考察整体的盛衰。晚近词学家对清词的分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凸显了清词的价值，强化了对清词艺术特质的认识，反映了清代词史发展的规律和深层动因。
关键词：晚清民国；清词；分期；词学
作者简介：孙文婷（1986-），女，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孙克强（1957-），男，河南开封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晚清民国是词学的变革时期，词学观点的交锋异常激烈。清词作为两宋以来词体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期，自然也是引人关注的热点之一。清词史的分期是清词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晚清民国词学家对此，也有诸多不同的看法。
有清一代词史，词学在流派的更迭、风格的变化中发展演变，这一历程中分布着许多重要的节点。根据分期的目的和依据不同，也可以推衍出对应的分期方法。晚近研究者对清词的分期，陈水云先生《明清词研究史》[1]已列举一部分并作分析。本文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再进一步的梳理与探求。按照分期数目计，有三期、四期两类。分三期的有张德瀛《词征》、陈匪石《今词选例言》、蔡桢《柯亭词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王易《词曲史》；分四期的有叶恭绰《清名家词序》、仇埰《蓼辛词叙》、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王蕴章《梦坡词存序》、胡云翼《中国词史略》、似兹《清代词学略述》、王洪佳《清代词学》及陈廷焯《词坛丛话》。其中，分期数目相同也并不意味着分期的方法一致，其中还包含着不同的依据和思路。
一、清词史的三期说
早期研究者多倾向将清词史分为三期。按照不同的分期依据，主张“三期说”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着眼于词风和词学思想的变化，分为清初、中期、晚期，持论者如张德瀛；第二类主要根据流派的更替，分为浙西阳羡两派，常州词派及桂派，代表人物是陈匪石、蔡桢、钱基博；第三类大致按照历史时期，结合社会环境变化对词学发展的影响，分为清初至雍正末年、乾隆至道咸间、咸丰以后三个阶段，王易持此论。
（一）张德瀛的“三期说”
张德瀛是较早论述清词史分期的学者。《词徵》成书于十九世纪晚期，其中专有一段介绍“清词三变”，将清词分为三期：
愚谓本朝词有三变，国初朱、陈角立，有曹实庵、成容若、顾梁汾、梁棠村、李秋锦诸人以羽翼之，尽祛有明积弊，此一变也。樊榭崛起，约情敛体，世称大宗，此二变也。茗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又得恽子居、李申耆诸人以衍其绪，此三变也。[2]
张德瀛分期的主要依据，是清词形式特征的演变历程，主要参照了抒情模式的变化：第一期，清初朱彝尊、陈维崧率领的浙西、阳羡两大宗并立，又有一群风格各异的词人为羽翼，其共同点是抒写真情，祛除明代“香弱”积弊；第二期，浙西派中期的大将厉鹗继承朱彝尊“清雅”的衣钵，而代之以以幽约之情、收敛之体，虽同属浙派，但抒情模式已经明显不同，堪称代表清词成就的又一大宗，故单列为一个时期；第三期，嘉道时期常州派的张惠言等人又有变易，他们以“意内言外”发明新说，更重意格的隐含不露，此是“三变”。年代的限制使张德瀛未能见到同时代的王鹏运、朱祖谋等人改写清词史的盛况，但他的做法，启发了后学者对于清词分期的尝试。
张德瀛此说，是他吸收张惠言等人的常州派词学思想又加以发展而来的。《词徵》卷一曰：“词与辞通，亦作词，……意内而言外也。”[3]这是典型的常州词派观点。而与张惠言等人不同的是，张惠言等将侧重点放在“意内”，即内在意蕴的比兴寄托，张德瀛对外在的审美特质和个性风格也颇为重视。《词徵》中曾总结出“词之六至”：“至险而不僻者，美成也。至奇而不差者，稼轩也。至丽而自然者，少游也。至苦而无迹者，碧山也。至近而意远者，玉田也。至放而不迂者，子瞻也。”[4]其中“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显然与意格无关，而是精细地区分了六种形式风格。这种对形式美的考究，与常州派后学周济以及后来的四大家的思路不无相近，显然是在张惠言之后，有了新的发展。张德瀛准确地把握了词学发展的脉搏，并以此来考量词史，划分层次，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角度。
（二）陈匪石、蔡桢和钱基博的“三期说”
民国时期的词学家陈匪石、蔡桢和文学史家钱基博将清词史分为乾嘉以前、乾嘉至同光、同光以来三个阶段，是着眼于流派的盛衰代兴。陈匪石所作《今词选例言》中说：
词至清代，名家盖繁。苏、辛一流，倡之湖海;玉田之风，振自曝书。乾、嘉以前为两大派。后有皋文，专宗著外。保绪继之，垂教以广。洎乎鹿潭，竞成极诣。近七八十年之词场，几为碧山所独据矣。同光以来，人知汴宋之妙，咸趋片玉之轨，然学焉而至，名者盖鲜，识者憾焉。惟奇峰突起，则有白石一派，大鹤独造;梦窗一派，彊村入室。筚路蓝缕，为世所宗。他如伯弢（陈锐）、贞壮（诸宗元），颇重三变;半塘、云起，青兕变调。卓为大家，流风所衍，绝学再振。词坛之大观,亦吾辈学者之先导也。[5]
陈匪石以流派为参照，梳理了清代词史与各派宗尚。第一期为清初至乾嘉以前。“湖海”指陈维崧《湖海楼词》，“曝书”指朱彝尊《曝书亭》集，分别代指早期最重要的两大流派：阳羡、浙西两派。阳羡派模拟苏轼、辛弃疾，浙西推尊张炎，乾嘉以前的主流作者，基本都是追随这两派。第二期为嘉道以后兴起的常州词派。常州派领袖张惠言首倡“意内言外”之旨，周济发展并推广张惠言的学说，蒋春霖虽不是常州派词人，但向有“词中老杜”之称，恰合周济“词史”之论。第三期为同治、光绪之后的词史时期。同光以来的作者，大体遵循常州词派道路，突出代表有郑文焯（大鹤）、朱祖谋（彊村）、王鹏运（半塘）、文廷式（云起）等人。他们各有师法，临桂一派成为新的词坛盟主，引领了新一轮的词坛繁荣。陈匪石的论述，涵盖了清代重要的流派及其主张，兼及有互动的派外词人，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对各派内部脉络的交代，已经初具建构词史的规模。
蔡桢《柯亭词论》中，与陈匪石的分期相同，而对清词发展历程的分析更为深刻：
清词派别，可分三期。浙西派与阳羡派同时。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电发等继之，崇尚姜张，以雅正为归。阳羡派倡自陈迦陵，吴薗次、万红友等继之，效法苏、辛，惟才气是尚，此第一期也。常州派倡自张皋文，董晋卿、周介存等继之，振北宋名家之绪，以立意为本，以叶律为末，此第二期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馀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6]
蔡桢发现了派别之间彼此矫正和补充的关系：第一期浙西派以雅正为归，阳羡派唯才气是尚，偏重词的形式美；第二期常州派，立意为本，叶律为末，关注点在意格；至第三期桂派，采各家之长，既重审音持律之说，又不废意内言外之旨，故可称词学正宗。蔡桢拨开了有清一代纷繁的流派现象，词学进步的理路赫然在目。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立足具体文献，特别谈及各个流派之间的内在关联，如论及常州词派时，特意说到董士锡和周济学词过程中对张炎、周邦彦词态度的转变：“士锡好玉田，而济谓之曰：‘玉田意尽于言，不足好。’济不喜清真，而士锡推其沉着拗怒，比之少陵。抵牾者一年，而士锡益厌玉田，而济遂笃好清真。”这正是由浙入常的过程。介绍四大家时又着重说到郑文焯中年对浙派所尊白石词“致力尤深”，而王鹏运词与常州派主张特别是周济由宋四家学词的理论“契若针芥”等，[7]由此可见，临桂一派集清代词学大成，信非虚言。每个流派虽然有自己标志性的观点，但并非孤立的存在，实际上，它们都只是词体自身嬗变进步的不同面向。清人在不同的词史节点择其所需者，内化为自己的主张。钱基博在文学史著作中，没有限于常规的流派与词人介绍，而是特地拈出这些细节，可以想象，他之所以如此处理，正是透过各派所谓的“复古”“家法”探得了词体自我完善的真意。
（三）王易的“三期说”
王易《词曲史》[8]中介绍清词的标题是“振衰”，他的分期也围绕清代词学复兴这一主题展开。与前面几位词学家不同的是，他打破了流派的界限，而结合词学发展与社会环境互动进行阶段的划分与阐释，论证清词“振衰”的价值。初期与中期的分界约在雍正末乾隆初年，中晚期的界线在道咸之间。初期包含清初、阳羡词派以及浙西词派的前期，此时君主风雅，词学大倡，词人们编纂词选，批评词作，切磋词艺，虽犹有明末风习，但已呈现出新的气象。作者方面，有前明入清的吴伟业、龚鼎孳、曹溶、梁清标，清初的王士祯、彭孙遹、邹衹谟等婉丽词人和以朱彝尊、陈维崧为代表的浙西阳羡两大派，还专门介绍了纳兰性德。中期自浙西词派中后期算起，至常州词派的中期周济等人。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国势盛强，学者朋兴，在朴学学风的影响下，词韵词律更加严谨精细，词选多严备适用，词话也颇多见地。这段时间张惠言、周济等常州派大家的创作价值不及理论，反而是派外的周之琦、项鸿祚词作值得一提。晚期指常州词派后期谭献、陈廷焯等人，以及四大家活跃的阶段，蒋春霖、王闿运和四大家是其中佼佼者。此时国力衰颓，而正值学术中兴，校勘之盛，超越前代，批评亦日渐精微可观。 王易的介绍，可以窥见其深厚学养与敏锐眼光：不仅有词学与学术史、社会史的互动，将派外词人特别独立于创作、理论兼备的主流派别，更可以看出他论述中已经初具创作与理论分离的意识。无论从词史叙述的完整度来看，还是考虑到学术思想的严谨成熟，王易对清词史的把握都非常到位。
“四期说”是民国清词史研究的主流分期学说。持“四期说”的词学家，大都将清初作为一个单独的阶段，故比前文“三期说”多出一期。而他们对于清初词的看法和分期的依据，实际也有很大差异。
（一）叶恭绰与王蕴章的“四期说”
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中，按照词风和词学思想的变化，以三次变革为界将清词史划分为四期：
及至明代，连词的体制多未辨清，他们的词，往往不是浮丽、纤巧，就是粗犷，叫嚣；直到清初，还是染的这种余习。嗣后，浙派首领朱彝尊出，觉得词学日见颓靡，便想方设法挽救，标出宗旨，汰去不少恶习，渐将词的品格提高。于是，词学渐渐走入正轨。康、雍、乾几朝，几全受浙派势力的支配，厉樊榭可以说是里头最有心得的。直到嘉庆时代，又有常州派出来，首领是张惠言、周济。他们以为浙派专于文字上做工夫，磨砻雕琢，遗神袭貌，弄得外强中干，流弊不可胜言。因为这样，所以张惠言主张以词上接风骚，其重视之如此，而词的风气因为之一变。光绪间，浙常两派均由盛而衰了，因而复有桂派的发生，其代表人物，即是王鹏运、况周颐，他们以常派为根底，而又稍加变化，因之词风复又一变，清词共有三变，而其不谋而合的，却同是提高风格，增进词的地位。[9]
叶恭绰所说的“三变”，分别指浙派、常州派和四大家对词风的变革。以此为界，划分的四期依次是：第一期，清初词沿袭明代体制不清的余习；第二期，浙派首领朱彝尊标明宗旨，汰去明代及清初叫嚣浮靡之习，词学渐入正轨；第三期，张惠言等常州派词人针对浙派末流“专于文字上做工夫”、外强中干之弊，主张词“上接风骚”，注重意格；第四期，桂派在常派基础上略加变化，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叶恭绰特别指出，这三次变革不谋而合的是，提高词的风格，增进词体的地位。这也与他文中概括的清词特征“托体尊”遥相呼应。这也是叶恭绰作为一代名家维护词体尊严的学术自觉。
王蕴章《梦坡词存序》中的四期划分，与叶恭绰很相近：
有清一代，作者辈起。粤在初叶，宗尚小令，犹是《花间》余韵。竹垞、樊榭出，一以姜张为主，清空婉约，遂开浙派宗风，及其弊也，饾饤琐屑。张皋文、周止庵救之以拙直重大，而常州一派爰继浙派而代兴。光宣之间，王半塘、郑叔问、况夔生、朱沤尹喁于互唱，笙磬迭合，造诣所及，圭臬两宋，导源风骚，极体正变。后之作者，莫之或逾矣。[10]
与叶恭绰不同的是，他看到的清初词不只是明词弊病，而是从体制上评价其宗尚小令，有《花间》遗韵，开始有了相对正面的探索。王蕴章与叶恭绰的思路，都是以浙派变花间之风、常派救浙派之弊、四大家极词学之精为划分的节点。标示出清代词史上的重大事件，遗憾的是，阳羡词派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影响力都不容忽视，却因未得时势之助，一直只能在主流词坛之外暗潮涌动，因此在这种划分方法中，它无法占有一席之地。这对于清代前期词坛乃至整个清词史的描绘，是不够完整的。
（二）仇埰的“四期说”
仇埰《蓼辛词叙》叙述清词史，分为清初、浙西阳羡两派、常州派和晚清四大家四个阶段：
清初名流，激扬风雅，志欲起前代之衰。鸳湖、毗陵，分镳竞进，及其精粹，类能具宋人一体。迨惠言作，而词之途正；止庵作，而词之道尊。流风所扇，迄于光宣之季。粤西崛起，造重、拙、大之境，殚心精微，突过前辈。[11]
文中多以地域风物代指流派。“鸳湖”“毗陵”分别在浙江嘉兴和江苏宜兴，是浙西、阳羡两派的发源地，指代浙西、阳羡两派。粤西是临桂词派的发源地，此处所指未必限于临桂词人，而是包括浙江人朱祖谋、北方人郑文焯在内的晚清四大家，由于他们有相近的词学追求，故以发源地命名，都算入临桂词派。仇埰的“四期说”，虽以流派更迭为界，但他所勾勒的清词史，并不是流派的更迭史，而是在主流派别的变化中，寻找词学演进的轨迹。这一思路与陈匪石等人相近，不同的是，仇埰将清初，看做单独的一个阶段。文中提到清初词人“激扬风雅”，起明词之衰，探知到了清初词与清词中兴的微妙关联。清初词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在这一时期是基本是被忽视的，即便是前文叶恭绰等著名学者，也只看到清初承袭明末浮艳余习，态度倾向负面。仇埰对清初词这一论断，不限于具体词人词作的品鉴，而是置于清词中兴的统系中考察其价值，极富现代词史之学的宏观思维。
（三）胡云翼、似兹、王洪佳、陈廷焯的“四期说”
胡云翼、似兹、王洪佳的四期划分基本相同，其中综合了社会面貌的变更与词学风气的兴替。晚清词学家陈廷焯的四期划分别具个性，与流派更替、词学思想嬗变均不相关，而是单纯参照词坛的盛衰，选出四个最为繁荣的阶段。
胡云翼《中国词史略》中，清初词、浙派词、常派词和清末词四个阶段，与叶恭绰等的分期相似。特别的是，他对清初一段的评价远远高于晚清，这与大多数人以清季词学为集大成者颇为不同：“仅就词的一方面说，这百年也要算是清代最光荣的时期。此时的词家，虽未能离开模拟而肆力创造，但尚未为一种严格的派别主张所限制，除了少数的古典词人外，他们大都能比较自由的去做各人的词，因此往往能够写出很好的作品来。”[12] “咸同之际，词已疲敝堕落，虽有一二作家，亦无法挽回此颓运……只知道不厌其烦地去讲究‘词法’和‘词律’，以竞模古人为能事……除了表现一点文字的技巧外，全不能表现一点创造精神，全不能表现作者的个性和情感，只造成一些词匠。”[13]这并非胡云翼个人的创见，而是新派词学家的普遍态度。晚清民国的词坛中，王国维、胡适、胡云翼等新派词学家颇为引人注目。他们大都没有传统词学的师承，而是出于支持文学革命的需要，更偏重生动通俗的“活文学”而不喜镂玉雕琼、精雕细刻的古典主义文风。清初词喜自然，尚高浑，富于直接的感发力，尚可为新派词学家认同；而晚清词多尊传统，重技巧，其中精妙的形式美，需要有一定的词学专业素养才能欣赏，这一定程度上与新派词学家所倡“活文学”相悖，自然也被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了。胡云翼对清初、清末词坛评价的悬殊，反映出新派词学家论词重兴发感动、相对轻视技巧的普遍倾向。
似兹《清代词学略述》[14]与王洪佳《清代词学》[15]论清词的四个阶段，与胡云翼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似兹对清初词的看法与胡云翼恰好相反：“清初的词人，还是免不了明人的习气，都宗唐五代，以花间集和草堂诗余为模范。因此做出来的词，淫滥鄙俗，不堪入目”，对清初词评价较低，但也认可吴伟业、王士祯、纳兰性德、陈维崧等清初词人的作品。王洪佳《清代词学》文末的总结值得一提：有清一代词学，便是由北宋而南宋，再由南宋上追北宋的历程，其词体尊、态度严正，体现了清儒“为学术而学术”的伟大精神，尤其是四大家融洽诸家，集一代之大成，是整个词史的总结。王洪佳不仅跳出了评骘作品、区分流派的圈子，更将清词作为词学史、学术史长河中的一个要素进行观照，列述成就，考量价值，具备了比较成熟的现代学术眼光。
晚清词学家陈廷焯在《云韶集》中，按照词坛盛衰的情况，将清初至道光初年的清词分为四期[16]。第一期是由清初至康熙前期朱彝尊、陈维崧，除此二人外，还有吴伟业、梁清标、曹尔堪、王士祯、顾贞观、纳兰性德等著名词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为初盛期；朱、陈引领词坛至厉鹗、太仓二王的时代，是浙西、阳羡两派特别是浙西派最繁荣的阶段，为再盛期；阳羡后劲郑燮、与浙西派陈章、江昉和著名派外词人史承谦等为又盛期；蒋士铨、过春山、吴泰来、赵文哲等活动的年代为复盛期；乾嘉以还的吴锡麒、杨芳灿、吴翌凤、郭麐、凌廷堪等人，“古风虽远，亦不在元人下”，可称之为“衍盛期”。陈廷焯早年学浙派，浙派曾得到君主重视，风云一时，年轻的陈廷焯大概也被这种自信感染，对清词评价颇高，认为“词至国朝，直追两宋，等而上之”[17]，在他看来，清词的水准，甚至可以超越两宋，是“极盛”时期，自然是值得大书特书，每一个繁荣期都不舍放过的。当时的他虽身处浙派，但不为派别所限，只根据他心目中优秀词人的群集年代，勾画了道光以前词坛盛衰的曲线，这又是一种独特的分期方式。
三、晚近清词分期论的意涵及意义
对清词史的分期是晚近词学中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显示了对清词整体成就的认识，还对清词发展嬗变的特点做了总结。诸家论者由于立场观念和方法的不同，论析清词分期也各有意涵，对于清词研究和整个词学史而言，也是颇具意义的一笔。
（一）晚近清词分期论的意涵
诸家关于清词分期的论述，无论是分期依据还是各阶段的具体评价，都有独特的学术背景和学术个性，呈现出差异和分歧。
首先，从分期依据来看，无论三期说还是四期说，每一位论者的划分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意图。晚近词学家对清词史划分的理路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按照清词整体演进过程中的阶段特征划分，可以宏观把握清词发展的历程，发现内在的规律和趋势；其二，按照词风与词学思想变化的大事件来划分，便于勾勒出词史发展过程中大的转折变动，但容易忽视一些暗潮涌动而未成规模的重要迹象；其三，按照流派的界定，使流派盛衰交替的脉络清晰可见，而派外词人难免遗漏；其四，以历史年代为界进行清词分期，与前面三种划分相比，虽然阶段特征没有那么明晰，但界限更为确定，涵盖内容更多。尤其在以追索史实、探求规律为目标的现代词学研究中，词史著作中使用这种分期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客观再现词坛全貌。
其次，即使是结论相似的分期学说，对某段词史现象的概括与评价，也面貌各别。以对清初词的评价为例，不仅新派词学家与旧派词学家态度迥异，同为旧派学者，见解也并非完全一致。前文提到，新派词学家胡云翼十分欣赏清初词，认为此时的词人，还没有堕入模拟的圈套，因而可以肆力创造，展露个性，这恰恰符合新派词学家力倡的“活文学”标准，因此清初词在他看来，是“最光荣”的时期。旧派词学家的观点大都是与胡云翼相反的。讲传统、重家法的旧派词学家往往认为清季词是清代词学的巅峰。而对于处于清词初创期的清初词，往往评价不高。蒋兆兰云：“有明一代，词曲混淆，等乎诗亡。清初诸公，犹不免守《花间》《草堂》之陋。小令竞趋侧艳，慢词多效苏、辛。”[18]将“清初词”视为受明代词风影响的时期。叶恭绰说：“及至明代……的词，往往不是浮丽、纤巧，就是粗犷、叫嚣；直到清初，还是染的这种余习。”[19]也认为“清初词”乃沿袭明词积习的低潮期。但前文也提到，同为旧派的陈廷焯，在早期的《云韶集》中，却出于对本派本朝词的高度自信，盛赞清初词。他们的分歧背后，是词学思想乃至文学观念的差异。因此，晚近学者对清词分期的研究，除了解决分期问题本身，其中体现的词学思想和词学观念也值得注意。
（二）晚近清词分期论的学术意义
晚近时期词学家对于清词分期的讨论，无论在清词史还是词学史研究中，都是值得注意的话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凸显了清词的价值。清词史称“中兴”，与唐宋词的高峰遥相呼应，跨越史称“中衰”的明词低谷而攀上词体又一高峰。而“清词中兴”价值的认定正是以分期的认识作为基础的。如论者论析浙西词派的历史价值云：
及至明代，连词的体质多未辨清，他们的词，往往不是浮丽、纤巧，就是粗犷、叫嚣，直到清初，还是染的这种余习；嗣后，浙派首领朱彝尊出，觉得词学日见颓靡，便想设法挽救，标出宗旨，汰去不少恶习，渐将词的品格提高，于是词学渐渐走入正规。[20]
以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被认为是“清初词”之后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其价值在于改变了由明代至清初的颓靡之势，开创了具有清人独特气质、品格的新气象，拉开了清词中兴的帷幕。又如对以“晚清四大家”为代表的清代最后一个时期的认识，也是对清词价值的肯定。民国词学家俞感音云：
清代号为词学中兴，然自常州派出，始明倚声托事之义，而张惠言《茗柯》一集，疏于句读之考较，不悟前贤制调之声情，故托体虽高，未能尽善。直至清季，王半塘（鹏运）、朱彊村（孝臧）两先生，致力宋词之校订，衍常州之余绪，从而恢张之，涉览既多，善识声理，故其所作，类能声情谐会，悱恻动人。[21]
俞氏将常州词派的继承者晚清四大家也列入“中兴”之体，甚至认为四大家取得了越常州词派而上的成就，还特别强调了“晚清四大家”对于“中兴”的意义。概而言之，对清词分期的关注，本身就是对清词地位的认可。
其次，清词分期强化了对清词艺术特质的认识。清词的中兴并非简单地复制唐宋词的特点，而是具有自身特有的风采。笔者曾将清词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开拓新境界,创立了清人特有的品格气质，二是尊体观念,主要体现在重意格和严词律，三是理性色彩，具有明确的流派意识和典范取法。[22]对清词艺术特质的认识与对清词的分期有着深刻的关系。无论是依从前文哪一种分期的方法，其出发点都是清词艺术特质的呈现与嬗变。
再次，对清词的分期反映了清代词史发展的规律和深层动因。与唐五代、两宋、金元、明代词的发展样貌不同，清词史具有显著的流派特点。根据晚近词学家的分期，可以看出在清代二百八十年的词的发展历史上，流派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谭献《复堂词话》所说：“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23]指出了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在清词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可以说，一部清词史就是一部流派史。浙西词派兴起于康熙初年，结束了清初近四十年作为明词余绪的阶段，开始呈现清人词的特点，浙西派被称为清词的第二期；嘉道时期常州词派取浙派而代之，以比兴寄托的主张克服浙西派空疏、饾饤的弊端，词坛面貌一新，被称为清词的第三期，这是多数研究者都认可的。可见，清词的分期与流派的更替有着深层的关系。
四、结语
清词的分期所体现的是词史的建构与现代词学的成熟。晚近词学家对清词的分期，体现了他们对清词价值及清词发展嬗变的思考，以此为基石，“清词中兴”的定评方得以确立。许多论者都在认同“清词中兴”的基础上，梳理史实，探寻规律，指出清词“变而益上”的总趋势，他们肯定三百年清词在尊体方面的努力，看到清词“复古”表象背后，是词艺的创见与革新，指出其专业化、精细化的走向，从词体发展的角度，辨明了清词超越唐宋词的成就，参与了清词史的建构。可以说，清词史的建构，与唐宋词史相比，从起点开始，就兼有传统与现代两派词学的优势。
中国古典传统词学批评多为以创作为导向的碎片式感悟，往往有灵光乍现的深刻见解，但逻辑思考相对薄弱，主观性强。至晚清民国时期，传统词学吸收西方的学术思维，转变为更具统系的现代词学。诸家关于清词分期的论述，不仅继承了传统词学对词学现象的精微把握，也以宏观的眼光，对史实有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一些词学家更在文学现象的基础上，探索清词发展的规律，已经初具现代词学研究的格局。可以说，晚近词学家对清词分期的论述，不仅是清词研究的重要环节，也词学进步的典型表征。
注释：
[1]陈水云：《明清词研究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02-207页。
[2]张德瀛：《词徵》，张德瀛著 闵定庆点校：《张德瀛著作三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
[3]张德瀛：《词徵》，张德瀛著 闵定庆点校：《张德瀛著作三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4]张德瀛：《词徵》，张德瀛著 闵定庆点校：《张德瀛著作三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5]陈匪石：《今词选》，《民国日报》1916年1月26日第5号。
[6]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08页。
[7]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76-278页。
[8]王易：《词曲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365页。
[9]孙克强、和希林编：《民国词学史著集成（第一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页。
[10]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0页。
[11]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7页。
[12]胡云翼：《中国词史略》，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3-144页。
[13]胡云翼：《中国词史略》，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3-144页。
[14]似兹：《清代词学略述》，《申报》1936年7月16日第21版。
[15]王洪佳：《清代词学》，《女师学院期刊》1936年第4卷第1、2期（合刊），第1-9页
[16]陈廷焯撰，孙克强、杨传庆点校整理：《<云韶集>辑评》，载《中国韵文学刊》2011第1期，第27页。
[17]陈廷焯撰、孙克强主编：《白雨斋词话全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页。
[18]蒋兆兰：《词说》，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37页。
[19]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孙克强、和希林编：《民国词学史著集成（第一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6页。
[20]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孙克强、和希林主编《民国词学论著集成》第一卷，第33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1]俞感音：《填词与选调》，《同声月刊》第一卷第二号，第65-66页。
[22]孙克强：《“清词中兴”意涵新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37页。
[23]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08页。
编辑：胡岩涛 李静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