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文婷、孙克强:《晚近词学中的清词史分期及其意涵》

时间:2022-05-17浏览:318


摘 要:清词史的分期是晚近词学家十分重视的论题。概而观之,按分期数目,有三期、四期两种分法;即使是同样的分期数目,由于依据不同,意涵也有所不同:或着眼清词整体的演进;或依据词学史上变化鼎革的大事件;或立足流派更迭;或参照社会历史的分期;或考察整体的盛衰。晚近词学家对清词的分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凸显了清词的价值,强化了对清词艺术特质的认识,反映了清代词史发展的规律和深层动因。

关键词:晚清民国;清词;分期;词学



作者简介:孙文婷(1986-),女,山东青岛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孙克强(1957-),男,河南开封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晚清民国是词学的变革时期,词学观点的交锋异常激烈。清词作为两宋以来词体发展的第二个繁荣期,自然也是引人关注的热点之一。清词史的分期是清词研究的基础问题之一,晚清民国词学家对此,也有诸多不同的看法。

有清一代词史,词学在流派的更迭、风格的变化中发展演变,这一历程中分布着许多重要的节点。根据分期的目的和依据不同,也可以推衍出对应的分期方法。晚近研究者对清词的分期,陈水云先生《明清词研究史》[1]已列举一部分并作分析。本文拟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做再进一步的梳理与探求。按照分期数目计,有三期、四期两类。分三期的有张德瀛《词征》、陈匪石《今词选例言》、蔡桢《柯亭词论》、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王易《词曲史》;分四期的有叶恭绰《清名家词序》、仇埰《蓼辛词叙》、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王蕴章《梦坡词存序》、胡云翼《中国词史略》、似兹《清代词学略述》、王洪佳《清代词学》及陈廷焯《词坛丛话》。其中,分期数目相同也并不意味着分期的方法一致,其中还包含着不同的依据和思路。


一、清词史的三期说


早期研究者多倾向将清词史分为三期。按照不同的分期依据,主张“三期说”的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着眼于词风和词学思想的变化,分为清初、中期、晚期,持论者如张德瀛;第二类主要根据流派的更替,分为浙西阳羡两派,常州词派及桂派,代表人物是陈匪石、蔡桢、钱基博;第三类大致按照历史时期,结合社会环境变化对词学发展的影响,分为清初至雍正末年、乾隆至道咸间、咸丰以后三个阶段,王易持此论。


(一)张德瀛的“三期说”


张德瀛是较早论述清词史分期的学者。《词徵》成书于十九世纪晚期,其中专有一段介绍“清词三变”,将清词分为三期:


愚谓本朝词有三变,国初朱、陈角立,有曹实庵、成容若、顾梁汾、梁棠村、李秋锦诸人以羽翼之,尽祛有明积弊,此一变也。樊榭崛起,约情敛体,世称大宗,此二变也。茗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又得恽子居、李申耆诸人以衍其绪,此三变也。[2]


张德瀛分期的主要依据,是清词形式特征的演变历程,主要参照了抒情模式的变化:第一期,清初朱彝尊、陈维崧率领的浙西、阳羡两大宗并立,又有一群风格各异的词人为羽翼,其共同点是抒写真情,祛除明代“香弱”积弊;第二期,浙西派中期的大将厉鹗继承朱彝尊“清雅”的衣钵,而代之以以幽约之情、收敛之体,虽同属浙派,但抒情模式已经明显不同,堪称代表清词成就的又一大宗,故单列为一个时期;第三期,嘉道时期常州派的张惠言等人又有变易,他们以“意内言外”发明新说,更重意格的隐含不露,此是“三变”。年代的限制使张德瀛未能见到同时代的王鹏运、朱祖谋等人改写清词史的盛况,但他的做法,启发了后学者对于清词分期的尝试。

张德瀛此说,是他吸收张惠言等人的常州派词学思想又加以发展而来的。《词徵》卷一曰:“词与辞通,亦作词,……意内而言外也。”[3]这是典型的常州词派观点。而与张惠言等人不同的是,张惠言等将侧重点放在“意内”,即内在意蕴的比兴寄托,张德瀛对外在的审美特质和个性风格也颇为重视。《词徵》中曾总结出“词之六至”:“至险而不僻者,美成也。至奇而不差者,稼轩也。至丽而自然者,少游也。至苦而无迹者,碧山也。至近而意远者,玉田也。至放而不迂者,子瞻也。”[4]其中“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远”“至放而不迂”,显然与意格无关,而是精细地区分了六种形式风格。这种对形式美的考究,与常州派后学周济以及后来的四大家的思路不无相近,显然是在张惠言之后,有了新的发展。张德瀛准确地把握了词学发展的脉搏,并以此来考量词史,划分层次,也不失为一种可取的角度。

(二)陈匪石、蔡桢和钱基博的“三期说”


民国时期的词学家陈匪石、蔡桢和文学史家钱基博将清词史分为乾嘉以前、乾嘉至同光、同光以来三个阶段,是着眼于流派的盛衰代兴。陈匪石所作《今词选例言》中说:


词至清代,名家盖繁。苏、辛一流,倡之湖海;玉田之风,振自曝书。乾、嘉以前为两大派。后有皋文,专宗著外。保绪继之,垂教以广。洎乎鹿潭,竞成极诣。近七八十年之词场,几为碧山所独据矣。同光以来,人知汴宋之妙,咸趋片玉之轨,然学焉而至,名者盖鲜,识者憾焉。惟奇峰突起,则有白石一派,大鹤独造;梦窗一派,彊村入室。筚路蓝缕,为世所宗。他如伯弢(陈锐)、贞壮(诸宗元),颇重三变;半塘、云起,青兕变调。卓为大家,流风所衍,绝学再振。词坛之大观,亦吾辈学者之先导也。[5]


陈匪石以流派为参照,梳理了清代词史与各派宗尚。第一期为清初至乾嘉以前。“湖海”指陈维崧《湖海楼词》,“曝书”指朱彝尊《曝书亭》集,分别代指早期最重要的两大流派:阳羡、浙西两派。阳羡派模拟苏轼、辛弃疾,浙西推尊张炎,乾嘉以前的主流作者,基本都是追随这两派。第二期为嘉道以后兴起的常州词派。常州派领袖张惠言首倡“意内言外”之旨,周济发展并推广张惠言的学说,蒋春霖虽不是常州派词人,但向有“词中老杜”之称,恰合周济“词史”之论。第三期为同治、光绪之后的词史时期。同光以来的作者,大体遵循常州词派道路,突出代表有郑文焯(大鹤)、朱祖谋(彊村)、王鹏运(半塘)、文廷式(云起)等人。他们各有师法,临桂一派成为新的词坛盟主,引领了新一轮的词坛繁荣。陈匪石的论述,涵盖了清代重要的流派及其主张,兼及有互动的派外词人,既有宏观的把握,又有对各派内部脉络的交代,已经初具建构词史的规模。

蔡桢《柯亭词论》中,与陈匪石的分期相同,而对清词发展历程的分析更为深刻:


清词派别,可分三期。浙西派与阳羡派同时。浙西派倡自朱竹垞,曹升六、徐电发等继之,崇尚姜张,以雅正为归。阳羡派倡自陈迦陵,吴薗次、万红友等继之,效法苏、辛,惟才气是尚,此第一期也。常州派倡自张皋文,董晋卿、周介存等继之,振北宋名家之绪,以立意为本,以叶律为末,此第二期也。第三期词派,创自王半塘,叶遐庵戏呼为桂派,予亦姑以桂派名之。和之者有郑叔问、况蕙风、朱彊村等,本张皋文意内言外之旨,参以凌次仲、戈顺卿审音持律之说,而益发挥光大之。此派最晚出,以立意为体,故词格颇高。以守律为用,故词法颇严。今世词学正宗,惟有此派。馀皆少所树立,不能成派。其下者,野狐禅耳。故王、朱、郑、况诸家,词之家数虽不同,而词派则同。[6]


蔡桢发现了派别之间彼此矫正和补充的关系:第一期浙西派以雅正为归,阳羡派唯才气是尚,偏重词的形式美;第二期常州派,立意为本,叶律为末,关注点在意格;至第三期桂派,采各家之长,既重审音持律之说,又不废意内言外之旨,故可称词学正宗。蔡桢拨开了有清一代纷繁的流派现象,词学进步的理路赫然在目。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立足具体文献,特别谈及各个流派之间的内在关联,如论及常州词派时,特意说到董士锡和周济学词过程中对张炎、周邦彦词态度的转变:“士锡好玉田,而济谓之曰:‘玉田意尽于言,不足好。’济不喜清真,而士锡推其沉着拗怒,比之少陵。抵牾者一年,而士锡益厌玉田,而济遂笃好清真。”这正是由浙入常的过程。介绍四大家时又着重说到郑文焯中年对浙派所尊白石词“致力尤深”,而王鹏运词与常州派主张特别是周济由宋四家学词的理论“契若针芥”等,[7]由此可见,临桂一派集清代词学大成,信非虚言。每个流派虽然有自己标志性的观点,但并非孤立的存在,实际上,它们都只是词体自身嬗变进步的不同面向。清人在不同的词史节点择其所需者,内化为自己的主张。钱基博在文学史著作中,没有限于常规的流派与词人介绍,而是特地拈出这些细节,可以想象,他之所以如此处理,正是透过各派所谓的“复古”“家法”探得了词体自我完善的真意。


(三)王易的“三期说”


王易《词曲史》[8]中介绍清词的标题是“振衰”,他的分期也围绕清代词学复兴这一主题展开。与前面几位词学家不同的是,他打破了流派的界限,而结合词学发展与社会环境互动进行阶段的划分与阐释,论证清词“振衰”的价值。初期与中期的分界约在雍正末乾隆初年,中晚期的界线在道咸之间。初期包含清初、阳羡词派以及浙西词派的前期,此时君主风雅,词学大倡,词人们编纂词选,批评词作,切磋词艺,虽犹有明末风习,但已呈现出新的气象。作者方面,有前明入清的吴伟业、龚鼎孳、曹溶、梁清标,清初的王士祯、彭孙遹、邹衹谟等婉丽词人和以朱彝尊、陈维崧为代表的浙西阳羡两大派,还专门介绍了纳兰性德。中期自浙西词派中后期算起,至常州词派的中期周济等人。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国势盛强,学者朋兴,在朴学学风的影响下,词韵词律更加严谨精细,词选多严备适用,词话也颇多见地。这段时间张惠言、周济等常州派大家的创作价值不及理论,反而是派外的周之琦、项鸿祚词作值得一提。晚期指常州词派后期谭献、陈廷焯等人,以及四大家活跃的阶段,蒋春霖、王闿运和四大家是其中佼佼者。此时国力衰颓,而正值学术中兴,校勘之盛,超越前代,批评亦日渐精微可观。 王易的介绍,可以窥见其深厚学养与敏锐眼光:不仅有词学与学术史、社会史的互动,将派外词人特别独立于创作、理论兼备的主流派别,更可以看出他论述中已经初具创作与理论分离的意识。无论从词史叙述的完整度来看,还是考虑到学术思想的严谨成熟,王易对清词史的把握都非常到位。


二、清词史的四期说


 “四期说”是民国清词史研究的主流分期学说。持“四期说”的词学家,大都将清初作为一个单独的阶段,故比前文“三期说”多出一期。而他们对于清初词的看法和分期的依据,实际也有很大差异。


(一)叶恭绰与王蕴章的“四期说”


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中,按照词风和词学思想的变化,以三次变革为界将清词史划分为四期:


及至明代,连词的体制多未辨清,他们的词,往往不是浮丽、纤巧,就是粗犷,叫嚣;直到清初,还是染的这种余习。嗣后,浙派首领朱彝尊出,觉得词学日见颓靡,便想方设法挽救,标出宗旨,汰去不少恶习,渐将词的品格提高。于是,词学渐渐走入正轨。康、雍、乾几朝,几全受浙派势力的支配,厉樊榭可以说是里头最有心得的。直到嘉庆时代,又有常州派出来,首领是张惠言、周济。他们以为浙派专于文字上做工夫,磨砻雕琢,遗神袭貌,弄得外强中干,流弊不可胜言。因为这样,所以张惠言主张以词上接风骚,其重视之如此,而词的风气因为之一变。光绪间,浙常两派均由盛而衰了,因而复有桂派的发生,其代表人物,即是王鹏运、况周颐,他们以常派为根底,而又稍加变化,因之词风复又一变,清词共有三变,而其不谋而合的,却同是提高风格,增进词的地位。[9]


叶恭绰所说的“三变”,分别指浙派、常州派和四大家对词风的变革。以此为界,划分的四期依次是:第一期,清初词沿袭明代体制不清的余习;第二期,浙派首领朱彝尊标明宗旨,汰去明代及清初叫嚣浮靡之习,词学渐入正轨;第三期,张惠言等常州派词人针对浙派末流“专于文字上做工夫”、外强中干之弊,主张词“上接风骚”,注重意格;第四期,桂派在常派基础上略加变化,形成了自己的见解。叶恭绰特别指出,这三次变革不谋而合的是,提高词的风格,增进词体的地位。这也与他文中概括的清词特征“托体尊”遥相呼应。这也是叶恭绰作为一代名家维护词体尊严的学术自觉。

王蕴章《梦坡词存序》中的四期划分,与叶恭绰很相近:


有清一代,作者辈起。粤在初叶,宗尚小令,犹是《花间》余韵。竹垞、樊榭出,一以姜张为主,清空婉约,遂开浙派宗风,及其弊也,饾饤琐屑。张皋文、周止庵救之以拙直重大,而常州一派爰继浙派而代兴。光宣之间,王半塘、郑叔问、况夔生、朱沤尹喁于互唱,笙磬迭合,造诣所及,圭臬两宋,导源风骚,极体正变。后之作者,莫之或逾矣。[10]


与叶恭绰不同的是,他看到的清初词不只是明词弊病,而是从体制上评价其宗尚小令,有《花间》遗韵,开始有了相对正面的探索。王蕴章与叶恭绰的思路,都是以浙派变花间之风、常派救浙派之弊、四大家极词学之精为划分的节点。标示出清代词史上的重大事件,遗憾的是,阳羡词派无论是艺术成就还是影响力都不容忽视,却因未得时势之助,一直只能在主流词坛之外暗潮涌动,因此在这种划分方法中,它无法占有一席之地。这对于清代前期词坛乃至整个清词史的描绘,是不够完整的。


(二)仇埰的“四期说”


《蓼辛词叙》叙述清词史,分为清初、浙西阳羡两派、常州派和晚清四大家四个阶段:


清初名流,激扬风雅,志欲起前代之衰。鸳湖、毗陵,分镳竞进,及其精粹,类能具宋人一体。迨惠言作,而词之途正;止庵作,而词之道尊。流风所扇,迄于光宣之季。粤西崛起,造重、拙、大之境,殚心精微,突过前辈。[11]


文中多以地域风物代指流派。“鸳湖”“毗陵”分别在浙江嘉兴和江苏宜兴,是浙西、阳羡两派的发源地,指代浙西、阳羡两派。粤西是临桂词派的发源地,此处所指未必限于临桂词人,而是包括浙江人朱祖谋、北方人郑文焯在内的晚清四大家,由于他们有相近的词学追求,故以发源地命名,都算入临桂词派。仇埰的“四期说”,虽以流派更迭为界,但他所勾勒的清词史,并不是流派的更迭史,而是在主流派别的变化中,寻找词学演进的轨迹。这一思路与陈匪石等人相近,不同的是,仇埰将清初,看做单独的一个阶段。文中提到清初词人“激扬风雅”,起明词之衰,探知到了清初词与清词中兴的微妙关联。清初词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在这一时期是基本是被忽视的,即便是前文叶恭绰等著名学者,也只看到清初承袭明末浮艳余习,态度倾向负面。仇埰对清初词这一论断,不限于具体词人词作的品鉴,而是置于清词中兴的统系中考察其价值,极富现代词史之学的宏观思维。


(三)胡云翼、似兹、王洪佳、陈廷焯的“四期说”


胡云翼、似兹、王洪佳的四期划分基本相同,其中综合了社会面貌的变更与词学风气的兴替。晚清词学家陈廷焯的四期划分别具个性,与流派更替、词学思想嬗变均不相关,而是单纯参照词坛的盛衰,选出四个最为繁荣的阶段。

胡云翼《中国词史略》中,清初词、浙派词、常派词和清末词四个阶段,与叶恭绰等的分期相似。特别的是,他对清初一段的评价远远高于晚清,这与大多数人以清季词学为集大成者颇为不同:“仅就词的一方面说,这百年也要算是清代最光荣的时期。此时的词家,虽未能离开模拟而肆力创造,但尚未为一种严格的派别主张所限制,除了少数的古典词人外,他们大都能比较自由的去做各人的词,因此往往能够写出很好的作品来。”[12] “咸同之际,词已疲敝堕落,虽有一二作家,亦无法挽回此颓运……只知道不厌其烦地去讲究‘词法’和‘词律’,以竞模古人为能事……除了表现一点文字的技巧外,全不能表现一点创造精神,全不能表现作者的个性和情感,只造成一些词匠。”[13]这并非胡云翼个人的创见,而是新派词学家的普遍态度。晚清民国的词坛中,王国维、胡适、胡云翼等新派词学家颇为引人注目。他们大都没有传统词学的师承,而是出于支持文学革命的需要,更偏重生动通俗的“活文学”而不喜镂玉雕琼、精雕细刻的古典主义文风。清初词喜自然,尚高浑,富于直接的感发力,尚可为新派词学家认同;而晚清词多尊传统,重技巧,其中精妙的形式美,需要有一定的词学专业素养才能欣赏,这一定程度上与新派词学家所倡“活文学”相悖,自然也被排除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了。胡云翼对清初、清末词坛评价的悬殊,反映出新派词学家论词重兴发感动、相对轻视技巧的普遍倾向。

似兹《清代词学略述》[14]与王洪佳《清代词学》[15]论清词的四个阶段,与胡云翼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似兹对清初词的看法与胡云翼恰好相反:“清初的词人,还是免不了明人的习气,都宗唐五代,以花间集和草堂诗余为模范。因此做出来的词,淫滥鄙俗,不堪入目”,对清初词评价较低,但也认可吴伟业、王士祯、纳兰性德、陈维崧等清初词人的作品。王洪佳《清代词学》文末的总结值得一提:有清一代词学,便是由北宋而南宋,再由南宋上追北宋的历程,其词体尊、态度严正,体现了清儒“为学术而学术”的伟大精神,尤其是四大家融洽诸家,集一代之大成,是整个词史的总结。王洪佳不仅跳出了评骘作品、区分流派的圈子,更将清词作为词学史、学术史长河中的一个要素进行观照,列述成就,考量价值,具备了比较成熟的现代学术眼光。

晚清词学家陈廷焯在《云韶集》中,按照词坛盛衰的情况,将清初至道光初年的清词分为四期[16]。第一期是由清初至康熙前期朱彝尊、陈维崧,除此二人外,还有吴伟业、梁清标、曹尔堪、王士祯、顾贞观、纳兰性德等著名词人,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为初盛期;朱、陈引领词坛至厉鹗、太仓二王的时代,是浙西、阳羡两派特别是浙西派最繁荣的阶段,为再盛期;阳羡后劲郑燮、与浙西派陈章、江昉和著名派外词人史承谦等为又盛期;蒋士铨、过春山、吴泰来、赵文哲等活动的年代为复盛期;乾嘉以还的吴锡麒、杨芳灿、吴翌凤、郭麐、凌廷堪等人,“古风虽远,亦不在元人下”,可称之为“衍盛期”。陈廷焯早年学浙派,浙派曾得到君主重视,风云一时,年轻的陈廷焯大概也被这种自信感染,对清词评价颇高,认为“词至国朝,直追两宋,等而上之”[17],在他看来,清词的水准,甚至可以超越两宋,是“极盛”时期,自然是值得大书特书,每一个繁荣期都不舍放过的。当时的他虽身处浙派,但不为派别所限,只根据他心目中优秀词人的群集年代,勾画了道光以前词坛盛衰的曲线,这又是一种独特的分期方式。


三、晚近清词分期论的意涵及意义


对清词史的分期是晚近词学中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显示了对清词整体成就的认识,还对清词发展嬗变的特点做了总结。诸家论者由于立场观念和方法的不同,论析清词分期也各有意涵,对于清词研究和整个词学史而言,也是颇具意义的一笔。


(一)晚近清词分期论的意涵


诸家关于清词分期的论述,无论是分期依据还是各阶段的具体评价,都有独特的学术背景和学术个性,呈现出差异和分歧。

首先,从分期依据来看,无论三期说还是四期说,每一位论者的划分都有其内在的逻辑和意图。晚近词学家对清词史划分的理路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其一,按照清词整体演进过程中的阶段特征划分,可以宏观把握清词发展的历程,发现内在的规律和趋势;其二,按照词风与词学思想变化的大事件来划分,便于勾勒出词史发展过程中大的转折变动,但容易忽视一些暗潮涌动而未成规模的重要迹象;其三,按照流派的界定,使流派盛衰交替的脉络清晰可见,而派外词人难免遗漏;其四,以历史年代为界进行清词分期,与前面三种划分相比,虽然阶段特征没有那么明晰,但界限更为确定,涵盖内容更多。尤其在以追索史实、探求规律为目标的现代词学研究中,词史著作中使用这种分期法,可以最大限度地客观再现词坛全貌。

其次,即使是结论相似的分期学说,对某段词史现象的概括与评价,也面貌各别。以对清初词的评价为例,不仅新派词学家与旧派词学家态度迥异,同为旧派学者,见解也并非完全一致。前文提到,新派词学家胡云翼十分欣赏清初词,认为此时的词人,还没有堕入模拟的圈套,因而可以肆力创造,展露个性,这恰恰符合新派词学家力倡的“活文学”标准,因此清初词在他看来,是“最光荣”的时期。旧派词学家的观点大都是与胡云翼相反的。讲传统、重家法的旧派词学家往往认为清季词是清代词学的巅峰。而对于处于清词初创期的清初词,往往评价不高。蒋兆兰云:“有明一代,词曲混淆,等乎诗亡。清初诸公,犹不免守《花间》《草堂》之陋。小令竞趋侧艳,慢词多效苏、辛。”[18]将“清初词”视为受明代词风影响的时期。叶恭绰说:“及至明代……的词,往往不是浮丽、纤巧,就是粗犷、叫嚣;直到清初,还是染的这种余习。”[19]也认为“清初词”乃沿袭明词积习的低潮期。但前文也提到,同为旧派的陈廷焯,在早期的《云韶集》中,却出于对本派本朝词的高度自信,盛赞清初词。他们的分歧背后,是词学思想乃至文学观念的差异。因此,晚近学者对清词分期的研究,除了解决分期问题本身,其中体现的词学思想和词学观念也值得注意。


(二)晚近清词分期论的学术意义


晚近时期词学家对于清词分期的讨论,无论在清词史还是词学史研究中,都是值得注意的话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首先,凸显了清词的价值。清词史称“中兴”,与唐宋词的高峰遥相呼应,跨越史称“中衰”的明词低谷而攀上词体又一高峰。而“清词中兴”价值的认定正是以分期的认识作为基础的。如论者论析浙西词派的历史价值云:


及至明代,连词的体质多未辨清,他们的词,往往不是浮丽、纤巧,就是粗犷、叫嚣,直到清初,还是染的这种余习;嗣后,浙派首领朱彝尊出,觉得词学日见颓靡,便想设法挽救,标出宗旨,汰去不少恶习,渐将词的品格提高,于是词学渐渐走入正规。[20]


以朱彝尊为领袖的浙西词派,被认为是“清初词”之后的第二个重要时期,其价值在于改变了由明代至清初的颓靡之势,开创了具有清人独特气质、品格的新气象,拉开了清词中兴的帷幕。又如对以“晚清四大家”为代表的清代最后一个时期的认识,也是对清词价值的肯定。民国词学家俞感音云:


清代号为词学中兴,然自常州派出,始明倚声托事之义,而张惠言《茗柯》一集,疏于句读之考较,不悟前贤制调之声情,故托体虽高,未能尽善。直至清季,王半塘(鹏运)、朱彊村(孝臧)两先生,致力宋词之校订,衍常州之余绪,从而恢张之,涉览既多,善识声理,故其所作,类能声情谐会,悱恻动人。[21]


俞氏将常州词派的继承者晚清四大家也列入“中兴”之体,甚至认为四大家取得了越常州词派而上的成就,还特别强调了“晚清四大家”对于“中兴”的意义。概而言之,对清词分期的关注,本身就是对清词地位的认可。

其次,清词分期强化了对清词艺术特质的认识。清词的中兴并非简单地复制唐宋词的特点,而是具有自身特有的风采。笔者曾将清词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开拓新境界,创立了清人特有的品格气质,二是尊体观念,主要体现在重意格和严词律,三是理性色彩,具有明确的流派意识和典范取法。[22]对清词艺术特质的认识与对清词的分期有着深刻的关系。无论是依从前文哪一种分期的方法,其出发点都是清词艺术特质的呈现与嬗变。

再次,对清词的分期反映了清代词史发展的规律和深层动因。与唐五代、两宋、金元、明代词的发展样貌不同,清词史具有显著的流派特点。根据晚近词学家的分期,可以看出在清代二百八十年的词的发展历史上,流派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如谭献《复堂词话》所说:“锡鬯(朱彝尊)其年(陈维崧)出而本朝词派始成……嘉庆以前,为二家牢笼者,十居七八。”[23]指出了浙西词派和阳羡词派在清词史上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可以说,一部清词史就是一部流派史。浙西词派兴起于康熙初年,结束了清初近四十年作为明词余绪的阶段,开始呈现清人词的特点,浙西派被称为清词的第二期;嘉道时期常州词派取浙派而代之,以比兴寄托的主张克服浙西派空疏、饾饤的弊端,词坛面貌一新,被称为清词的第三期,这是多数研究者都认可的。可见,清词的分期与流派的更替有着深层的关系。


四、结语


清词的分期所体现的是词史的建构与现代词学的成熟。晚近词学家对清词的分期,体现了他们对清词价值及清词发展嬗变的思考,以此为基石,“清词中兴”的定评方得以确立。许多论者都在认同“清词中兴”的基础上,梳理史实,探寻规律,指出清词“变而益上”的总趋势,他们肯定三百年清词在尊体方面的努力,看到清词“复古”表象背后,是词艺的创见与革新,指出其专业化、精细化的走向,从词体发展的角度,辨明了清词超越唐宋词的成就,参与了清词史的建构。可以说,清词史的建构,与唐宋词史相比,从起点开始,就兼有传统与现代两派词学的优势。

中国古典传统词学批评多为以创作为导向的碎片式感悟,往往有灵光乍现的深刻见解,但逻辑思考相对薄弱,主观性强。至晚清民国时期,传统词学吸收西方的学术思维,转变为更具统系的现代词学。诸家关于清词分期的论述,不仅继承了传统词学对词学现象的精微把握,也以宏观的眼光,对史实有了较为全面的梳理,一些词学家更在文学现象的基础上,探索清词发展的规律,已经初具现代词学研究的格局。可以说,晚近词学家对清词分期的论述,不仅是清词研究的重要环节,也词学进步的典型表征。



注释:

[1]陈水云:《明清词研究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202-207页。

[2]张德瀛:《词徵》,张德瀛著 闵定庆点校:《张德瀛著作三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4页。

[3]张德瀛:《词徵》,张德瀛著 闵定庆点校:《张德瀛著作三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4]张德瀛:《词徵》,张德瀛著 闵定庆点校:《张德瀛著作三种》,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5]陈匪石:《今词选》,《民国日报》1916126日第5号。

[6]唐圭璋编:《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908页。

[7]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76-278页。

[8]王易:《词曲史》,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365页。

[9]孙克强、和希林编:《民国词学史著集成(第一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23页。

[10]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0页。

[11]冯乾编:《清词序跋汇编》,南京: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7页。

[12]胡云翼:《中国词史略》,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3-144页。

[13]胡云翼:《中国词史略》,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143-144页。

[14]似兹:《清代词学略述》,《申报》1936716日第21版。

[15]王洪佳:《清代词学》,《女师学院期刊》1936年第4卷第12期(合刊),第1-9

[16]陈廷焯撰,孙克强、杨传庆点校整理:《<云韶集>辑评》,载《中国韵文学刊》20111期,第27页。

[17]陈廷焯撰、孙克强主编:《白雨斋词话全编》,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9页。

[18]蒋兆兰:《词说》,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637页。

[19]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孙克强、和希林编:《民国词学史著集成(第一卷)》,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36页。

[20]叶恭绰:《清代词学之撮影》,孙克强、和希林主编《民国词学论著集成》第一卷,第336页,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21]俞感音:《填词与选调》,《同声月刊》第一卷第二号,第65-66页。

[22]孙克强:《“清词中兴”意涵新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第37页。

[23]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008页。



                     编辑:胡岩涛 李静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