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熙字典》是中国古代官修辞书发展到顶峰的标志性作品。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它主要通过三种途径东传朝鲜半岛，根据数量由少到多排列，依次为赏赐、赠送与购买。购买数量最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内因主要是《康熙字典》本身为集大成之作，后期刊刻数量多而且流通广。外因包括朝鲜朝历代君主对汉籍的持续引进、赴京使团的积极公关、清朝禁书环境的渐趋松弛、两国学者往来的日益频繁等。同一时期，在《康熙字典》域外传播途径问题上，朝鲜朝与日本有同有异。异突出表现在：一日本没有赏赐类型，因为两国不是藩属关系;二日本购买地点集中在长崎，因为德川幕府为了维护统治采取海上封锁政策仅开放此地。
关键字：康熙字典;朝鲜朝;日本;传播途径
一、引言
关于历史上中国典籍东传朝鲜半岛的途径，韩国学者李元淳在《朝中图书交流瞥见》中认为，两国之间的图书交流，主要有赐书、购书和受赠三种方式。[1]中国学者邹振环在《明末清初朝鲜的赴京使团与汉文西书的东传》中谈到的三大管道是赐书、私赠和购书。[2]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涉及的国家包含朝鲜朝和日本。此文认为，其途径有四种，分别是采购、输入、翻刻与馈赠。[3]上述三文中，“购书”和“采购”没有区别。李文和邹文中说的“赐书”是指中国皇帝赏赐给朝鲜半岛历代君主的汉文典籍。“受赠”“私赠”则为私人赠送的行为。张文中的“馈赠”虽然没有明确解释，而且所举例证也没有提到“赐书”，但是在我们看来，实际上也是涵盖在内的。没有言及，或许只是因为朝鲜朝文献中没有赐诗话的记载。一般来讲，赐书也是一种馈赠，不过由于朝鲜朝历史上曾为清朝藩属国，所以从这一角度看，或许将馈赠分为赏赐和赠送更为贴切。“输入”是指中国人将图书带进。至于“翻刻”，李文和邹文都没有谈到。从张文所论来看，是指中国典籍传入后，传入国以其为底本进行的刊刻。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另外一个层次的内容，本文暂不展开。《康熙字典》作为清朝的一部御定之作，曾经在东亚地区有过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那么它在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近二百年间是如何传入朝鲜半岛的？与同时期日本相比，又存在哪些明显的差异？下面我们将充分运用第一手文献，并结合相关历史背景考述如下。
二、《康熙字典》东传朝鲜半岛途径的类型
（一）赏赐
据考证，初次传入朝鲜半岛的《康熙字典》是1729年雍正赏赐的，原因是英祖（1724—1776年在位）成功平叛了“李麟佐之乱”，从此使得“境内无警，官民乂安”。[4]至于其后是否还有赏赐的情况，就目前来看，没有见到相关记载。
（二）赠送
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末，随着朝鲜朝对清朝的态度发生变化，两国文人的交流变得日益频繁起来，互相赠书即为重要表现之一。从现有材料来看，未发现清朝学者赠送《康熙字典》给朝鲜朝使臣的明确记载，但是我们相信，此种情况不能排除。比如金允植（1835—1922）《阴晴史》下卷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高宗十九年壬午四月）十五日，晴。……文芝轩送来茶饵及缩本《康熙字典》，刻榻楹联二对。[5]
《阴晴史》是金允植晚年整理的带有回忆性质的日记。引文称“送来”，可能有两种情况：一为赠送，一为购买。同时在同一本书中，我们又发现了如下内容：
（高宗十九年正月）初二日，晴。……水雷局文观察芝轩、水师局吴观察仲翔来访。[3]初四日，大风，寒。……午后，往见吴观察不遇，访文芝轩而还，阅《北徼汇编》。[6]初五日，大风。……文芝轩来访，与尹石汀共质《千字文》，译以华音。[7]初六日，风。访水师局吴仲翔不遇，访文芝轩而还。[8]十四日，……许洓文、潘梅园、文芝轩、吴薇尹：红白参各一斤，唐津绢一匹，东笔十枚，海墨十笏，宝林茶五十五圆，各样团扇四柄，密篦十枚，清心丸十枚，《奎章韵》（按：即《奎章全韵》）一本。[9]十六日，晴。……未刻还寓，文芝轩来访。时晚饭将登，芝轩请观我人吃饭，即命拿饭来谢。与芝轩同食，自己却以已饱，辞不食。见大碗盛饭，问曰：“能吃尽一碗否？”答曰：“弟量小，食不过几匙。”点灯后，笔谈数纸而去。[10]
由上可以看出，金允植与文芝轩往来非常频繁，关系似乎非同一般，他送来的缩本《康熙字典》等，很可能是朋友之间礼尚往来的赠送物品。
（三）购买
对于此部分，为了更清晰地展现具体情况，下面我们将着重从购买主体、购买地点、购买程序与价格三个角度展开分析。
1.购买主体
（1）王室。《奎章总目》载：“《康熙字典》三十五本。清大学士张玉书等奉敕撰，分门解字，仿梅膺祚《字汇》之例而义例较精，搜罗弥广，称为历代字书之总汇非夸辞也。”[11]关于《奎章总目》，正祖李祘（1776—1800年在位）《弘斋全书》卷百八十三《群书标记[五○]》之《命撰[一]》有如下说明：
《奎章总目》四卷。秘府藏书之所，华本在阅古观，东本在西库。是书所录者，阅古观之华本也。周有藏史典简册，鲁有御书在象魏，汉有石渠东观，宋有龙图崇文。考古论世之士，每以是占其治之污隆焉，书籍之重于天下也尚矣。予于丙申初载，肇建奎章阁于内苑，以奉谟训、峙图籍。既又购求九流百家之昔无今有者，几数千百种，遂命阁臣徐浩修著之为目。[12]
前文我们已经谈到，《康熙字典》初次传至朝鲜半岛是在1729年，而且是雍正赏赐给英祖的。《奎章总目》是皇家书目，其中记载的《康熙字典》应该包含此本。至于其他的，则大部分可能就是王室命购的。张伯伟在《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采购”条下也引用了上述内容，并且说“这与流传至今的《奎章总目》是相一致的，其中所著录之书便是从中国购进者”。稽考朝鲜朝文献，我们又在《正祖实录》五年（1781）六月庚子条找到下列内容：
《奎章总目》成。上雅尚经籍，自在春邸，购求遗编，拓尊贤阁之傍而储之，取孔子《系易》之辞，名其堂曰贞赜。及夫御极，规模寝广。丙申初载，首先购求《图书集成》五千余卷于燕肆，又移旧弘文馆藏本及江华府行宫所藏皇明赐书诸种以益之，又仿唐、宋故事，撰《访书录》二卷，使内阁诸臣按而购贸，凡山经海志、秘牒稀种之昔无今有者，无虑数千百种。
由此看来，奎章阁建立初期，所藏图书有四个来源：一是正祖命令燕行使臣购买的；二是由旧弘文馆原有藏书移交的；三是江华岛行宫图书室所藏的明朝赐书；四是命内阁诸臣依据《访书录》记载购买的。以上四个来源，根据本文主题，首先排除第三个。第四个中的《访书录》即《内阁访书录》，查核其中内容，未见《康熙字典》的记载。第二个即旧弘文馆移交给奎章阁的藏书中应该包含1729年雍正赏赐给英祖的那本《康熙字典》。这样看来，《奎章总目》中记载的其他《康熙字典》就是正祖命购的了。
此外，我们在全寅初主编《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中还发现有11部[13]印有“集玉斋”“帝室图书之章”“群玉图书之府”“弘珍书籍”“李王家图书之章”等王室图章的《康熙字典》，其中有较为确切年代及出版社的有4部，分别是1896年上海瀛华书局、1887年上海积山书局、1886年上海点石斋、1889年上海点石斋。前三部著录于《奎章阁图书——中国本综合目录》，后一部存于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上述四部很可能就是王室命购的。还有五部为道光七年（1827）重刊本，可惜的是，刊年、刊地皆不详。另有两部虽有王室印章，但是刊年、刊地也不详，所以这六种都无法判断其来源。
（2）个人。朝鲜半岛存藏的《康熙字典》，除了王室命购之外，还有一些是历朝使臣利用出使的机会买来自用的或者受人之托而代买的，它们往往可以反映出购书者的学术旨趣。比如申佐模（1799—1877）《澹人集》卷十八《祭文》之《祭亡侄文》有：
昨冬，吾以行人入燕。及还，倾越槖之余，购《三编纲鉴》《三礼注疏》《汪订四书》《文选》《字典》、韩苏诗文若干册而来，而汝不在矣，其谁喜之而不释手也。[14]
《哲宗实录》六年（1855）十月甲午条载：“甲午召见，陈慰进香使【正使徐憙淳, 副使赵秉恒, 书状官申佐模】辞陛也。”徐庆淳（1804—？）《梦京堂日史编[一]》云：“（七年乙卯）[15]十月二十七日。……到鸭绿江，三使副使赵秉恒，官亚卿，庚申生；书状申佐模，官校理，己未生。暨一行上下俱齐到。”由此可知，申佐模是于1855年10月以书状官的身份入燕的，归国时，他用剩下的钱购买了大量汉籍，《康熙字典》就是其一。
再如金允植《阴晴史》上卷有：
（高宗十八年十一月）十九日，风寒。……午后与从事官各雇得一辆车，往见琉璃厂。……买得《左传》二匣、《礼记》一匣、《康熙字典》六匣、《东华录》四卷、《缙绅案》六卷、笔墨各一匣，扇、香若干，薄暮还寓。[16]
根据朝鲜朝文献的记载，金允植是高宗十八年（1881）闰7月15日被任命为天津领选使的，其主要任务是督促随从学徒学习制造技艺和促成朝美缔约。[17]他们于10月26日进入清朝国境，11月17日到达燕京。[18]同月19日，金允植与从事官尹泰骏前往琉璃厂，买得《康熙字典》六匣及其他书籍与物品。此外，从上述引文中也可以看出，《康熙字典》在当时书店里应是常见书籍，比较容易购得。
2.购买地点
从1729年《康熙字典》初次传入朝鲜半岛至1910年朝鲜王朝结束，从理论上来讲，只要是朝鲜朝使团进入清朝境内，任何地方都有可能买到《康熙字典》。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要受到诸多条件的制约。下面我们将稽考相关文献，并结合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将可能性最大的场所考述如下。
（1）琉璃厂或其他地方书店
琉璃厂是18—19世纪朝鲜朝燕行使臣购买中国图书、与清朝学者交游的最重要场所，因此文献中多有记载。比如徐命膺(1716—1787)《保晚斋集》卷二之《燕云歌》言：“正阳门外琉璃厂，图书充栋可目耕。风土俗尚备尽载，野庐职方详略争。”洪大容(1731—1783)《湛轩书内集》卷二之《桂坊日记》云：“琉璃厂有六七书肆。果往见之，而周设板架，牙签秩然，各有标题，一铺所藏，已不啻累万本矣。”而且洪大容在其著作中还设专篇介绍了琉璃厂：“市中多书籍、碑版、鼎彝、古董。……书肆有七，三壁周设悬架为十数层，牙签整秩，每套有标纸，量一肆之书，已不下数万卷，仰面良久，不能遍省其标号，而眼已眩昏矣。”《康熙字典》作为御敕之作，无疑也是朝鲜朝使臣搜求的主要目标之一。
除了琉璃厂之外，其他地方书店也是有可能买到《康熙字典》的。之所以做这样的推测，一是与历史上朝鲜半岛使臣的不遗余力搜求汉籍有关；二是1919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法租界成立，在这之前的三十年恰巧是中国民营书局大量印制《康熙字典》并获取丰厚利润的时候，部分留存于今日韩国各大图书馆或研究机构的文本很有可能一部分是来源于当时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各书店的。
（2）朝鲜馆
清代设有专供朝鲜朝使团居住及活动的场所，其中最早常用的是玉河馆，之后为南馆。随行使臣除了完成政治外交任务之外，还会利用各种机会进行一些非官方性质的商业活动，包括图书买卖。《康熙字典》从性质来说，主要是一部字典，而且是康熙御定的，从多种角度看，都不属于禁书范围，所以允许自由买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由此可以推测历史上在朝鲜馆中应该也有不少交易《康熙字典》的行为。
（3）沿途
朝鲜朝燕行使臣除了可以在琉璃厂、其他地方书店以及朝鲜馆等处购得《康熙字典》外，还有可能在沿途买到，因为我们发现在朝鲜朝文献中有诸多类似的记载。比如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八《燕记》之《沿路记略》云：
丰润素多士族，使行入城，持书画器玩求卖者，亦多少年秀才也。有谷姓，自称谷应泰之曾孙，闻其家有郑渔仲《通志》一部三百卷，前朝印本，每卷价银一两云。[19]
在清朝，朝鲜朝使团燕行主要以陆路为主，而且路线基本上也是固定的，其中常见的必经之地就有丰润县。谷应泰，生卒年皆不详，据说自幼聪敏强记，及长则博览经史、工于文章，有《明史纪事本末》等传世。朝鲜朝使团在赴清之路上或归国途中，常寓居于其后代之家。[20]引文中谈到《通志》“每卷价银一两”，既然明码标价了，那么肯定是要出售的。
再如李岬（1737—1795）《燕行记事[上]》载：
（十二月二十三日）又行过小铃河板桥，至丰润四十里，止宿于城外张姓人家。此县亦有内外城，城中多士族之贫者，抱其书籍，要鬻于使行，络绎不绝，而索价太高矣。[21]
此处同上文一样，也是发生在丰润县及其周边。当时城中的很多贫穷士族迫于生计，不得不向朝鲜朝使团兜售所藏图书来补贴家用。
又如金景善（1788—1853）《燕辕直指》之《回程录》曰：
夜有一人持古董器玩及古书画求售，其中东坡松雪真帖极可观，自言是家藏旧物，而为救荒将卖云。[22]
沿途中，清朝人向朝鲜朝使臣兜售书籍等，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或迫于生计，或为赚取高额利润，当然也有可能出于以书会友的目的。上述所举三例虽然发生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上半叶，但是可以推测的是，此类情形也会发生在其他时期。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朝鲜朝燕行使臣在赴清或者归国的途中购买《康熙字典》也是极有可能的。
3.购买程序与价格
根据文献记载，在朝鲜馆或其他地方，来自清朝礼部的序班经常参与到外国使团的图书交易中。比如金昌业（1658—1721）《老稼斋燕行日记》载：
（癸巳正月初三日）问序班何职？答是提督府书吏，而久勤则以劳为知县矣。盖北京解文字者稀少，以南方之人为序班。而定送玉河馆者，凡六人，此皆南方人也。颜貌本不庬厚，虽有料亦凉薄。万里羁旅，生理艰难，贫窘之色，见于面目。使行时书册卖买，此属担当，以此有若干见利之事。且我国欲知此中阴事，则因序班求知，故此属太半为伪文书，而赚译辈，虽无一事之时亦以为有事，事虽轻者言之若重，此属之言从来少可信。[23]
再如李宜显《陶谷集》卷三十《杂识》之《庚子燕行杂识[下]》云：
序班即提督府书吏，而久则间有升为知县者。我国人欲知燕中事情，则因序班而求知，辄作伪文书，受重价而赚译辈。其家多是南方，而书册皆自南至。此属担当买卖，如我国所谓侩人，而译官居其间，使臣欲购册子，必使译辈求诸序班，彼此互有所利，故交结甚深。[24]
又如洪大容《湛轩书外集》卷七《燕记》谓:
序班者，胥吏也。使行入京，礼部调序班十人，更番直宿于衙门，以备诸官役使，皆从外省选上，俸食清贫。数十年以来，凡燕货之稍雅者，皆令序班主其贸易而食其剩余，如书籍、书画、笔墨、香茶之属，他商侩不敢与焉，以此物价逐年增高。东人苦其刁踊，或有潜买，詈辱备至。余往琉璃厂及隆福市，序班恐余潜买书籍，必跟随伺察，或谕解之，终不听，是以恶余游观，常欲沮尼之。[25]
上述之第一、二处引文内容大同小异。据此可知，序班是当时朝鲜朝使团购买图书的重要中介。由于“生理艰难，贫窘之色，见于面目”“俸食清贫”等原因，他们常通过哄抬高价、弄虚作假的手段来赚取丰厚利润。假如发现朝鲜朝使臣不经其允许而“潜买”，则“詈辱备至”，致使其他“商侩不敢与焉”。一旦使团离开朝鲜馆前往琉璃厂等地，序班则会“先行到达”“跟随伺察”。有时候在朝鲜朝使臣进行图书买卖过程中，还会有下列情况发生，比如《老稼斋燕行日记》载：
（癸巳正月初四日）自昨朝书册连入，而每书各送头一卷，看品不买之前，不入全帙。入后不得不买，是以所欲见者，不得随意得览，可郁！[26]
姜浩溥（1690—1778）《桑蓬录》中也有：
盖我国人求书册，则序班辈求得以入，而每书先纳初卷，必定价决买，而后始持全帙来，为其预纳全帙，则或有尽览后还给之事，故不肯尽纳也。[27]
朝鲜朝使臣在清朝购买图书除了要遭受译辈、序班的监视与盘剥外，很多时候只能看到样书的一部分。如果真的想要，也需要事先谈好价钱，然后才能将全书取回。序班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在图书交易过程中曾经发生过朝鲜朝使臣览看全书而又不要的事情。但是这样的话，对于买方来说，却只能凭借极少一部分来判断整书的价值，所以金昌业言“可郁”。也正是因为序班常常垄断图书交易，所以朝鲜朝使臣最后所买的很多时候会与预期差别较大，这一点，令他们极其厌恶，因此也就会想方设法躲避而直接与书商交易，开始是偷偷进行，之后尤其是18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馆禁制度的逐渐松弛，朝鲜朝使臣基本上就可以自由出入了，序班的势力也随之大大削弱。我们虽然没有发现通过序班购买《康熙字典》的记载，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如果有的话，其基本程序也是相差无几的，而且根据上述材料的推断，其价格恐怕也不会太低。
三、《康熙字典》东传朝鲜半岛途径的特点及原因
以上我们对《康熙字典》东传朝鲜半岛途径的类型进行了稽考和总结，有些是文献确载，有些则是根据相关历史背景作的推测。在上述三种类型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是：赏赐数量最少，仅有一次，其次是赠送，数量最多的是购买。需要补充的是，对于赠送，上文虽然只举了一例，但是从当时各种情况综合来看，似乎远不止此。购买最多，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
其一，从外在历史背景来看，朝鲜半岛历代政府在购贸汉文典籍上都不遗余力，甚至制定政策对朝贡人员买到好书加以奖励。清初，由于两国关系一度紧张，图书交易量不大。康熙末年尤其是乾隆后期以后，各种禁令渐趋松弛，加之朝鲜朝赴京使团积极公关，两国学者往来频繁，有的还甚至超越了国界，建立起了“天涯知己”般的友谊，可以想象，藉此时机，各种图书会纷纷涌入朝鲜半岛，《康熙字典》应该也在其内。这一现象，正如学者所言，也从侧面“反映出清前期对书籍传播管制力度由紧变松的态势，当然也透显出康雍乾以来清朝逐渐走出文化自卑阴影，而转入文化自信的开放态度”[28]；
其二，从中国刊刻及流通的《康熙字典》来看，1876年，英商美查（Ernest Major）于申报馆外别立点石斋印书局，两年后即运用当时最先进的石印技术影印古籍，其中第一获利之书就是《康熙字典》，姚公鹤在《上海闲话》中载:
闻点石斋石印第一获利之书为《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某科举子北上会试，道出沪上，率购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友之需，故不数月即罄。[29]
光绪八年（1882），徐润（1838—1911）从弟徐秋畦、徐宏甫在上海创办同文书局，徐润亦附股加盟，《徐愚斋自叙年谱》中称：
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版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文》《康熙字典》，不下十数万本。[30]
除了上述两家书局外，其他如积山书局、鸿宝斋书局、集成图书公司、鸿文书局、宝文书局、久敬斋书庄、宝善书局、瀛华书局、文盛书局、慎记书庄、育文书局、锦章图书局、商务印书馆、章福记书局等也不断加入到印制《康熙字典》的行列中，韩国现存的《康熙字典》多为沪刊即是很好的证明。[31]
总之，朝鲜朝购贸中国典籍的传统、清朝禁书环境的松弛、两国学者交流的频繁，再加上《康熙字典》的大量刊刻与广泛流通等，都使得朝鲜朝使臣在19世纪下半叶以后选购《康熙字典》的自由度大大增加，其数量自然也更多。甚至我们在朝鲜朝文献中，还发现了一处君主将《康熙字典》赏赐给大臣的例子。[32]另外，从上述《康熙字典》传入朝鲜半岛的途径类型来看，赏赐与赠送都比较被动，而购买是一种主动行为，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历史上《康熙字典》因为其学术价值高而被朝鲜朝君臣广泛认可的事实。
四、结语
《康熙字典》作为一部经典，不仅在传承中国历史文化与发展辞书事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还通过多种途径传至域外，深刻影响并推动了当地汉语教育的发展。虽然朝鲜半岛和日本曾经同属“汉字文化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它们在《康熙字典》传播途径的类型及其具体情况上却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首先就是清政府没有赏赐给日本，因为它不是清朝的藩属国。即使在购买类型中，两相比较，二者也有不同。比如在日本，购买的主体主要是商人，而朝鲜半岛则是赴京使臣。再如日本购买主要是在长崎港口，这是因为从17世纪上半叶开始，德川幕府为了维护统治，逐步实行了海上封锁的政策，而朝鲜朝使团进行的图书交易大多发生在清朝境内。[33]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汉字和汉籍构成了中国与朝鲜半岛、日本等民族文化的相互传递与相互认知。事实证明，问世于1716年、由皇帝敕定的《康熙字典》在18世纪初至20世纪初的东亚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希望，通过这一课题的探讨，一方面能够引起现代学者对《康熙字典》的重新关注，运用“异域之眼”来更加客观而公正地评价它在整个“汉字文化圈”的价值与地位，另一方面可以扩大原有的研究视野，不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通过追踪其传播轨迹来透视多彩复杂的国家关系，继而为新时代下拓展邻邦人文交流提供依据。
本文刊于《汉籍与汉学》2021年第1期。
注释：
[1]《韩国研究论丛》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48页。
[2]《韩国研究论丛》第四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57—360页。
[3]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83页。
[4]参见拙文：《〈康熙字典〉初传朝鲜半岛考辨》，《中国石油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5]刘顺利：《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7页。
[6]同上，第129页。
[7]同上，第130—131页。
[8]同上，第131页。
[9]同上，第140页。
[10]同上，第142页。
[11]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壹】，中华书局，2004年，第80页。
[12]《韩国文集丛刊》第267册，页557下—558上。亦载张伯伟：《朝鲜时代书目丛刊》【贰】，中华书局，2004年，第1172页。
[13]全寅初：《韩国所藏中国汉籍总目》第一册，学古房图书出版公司，2005年，第510、511、515、516页。
[14]《韩国文集丛刊》第309册，页583上。
[15]按：徐熹淳（1793—1857）于1855年被任命为陈慰进香使正使，徐庆淳是其从弟，同年以个人身份随之前往燕京。
[16]刘顺利：《王朝间的对话：朝鲜领选使天津来往日记导读》，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3页。
[17]《高宗实录》十八年（1881）九月二十六日条载：“召见领选使金允植、从事官尹泰骏、官弁白乐伦辞陛也。”
[18]金允植《领选日记》，载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大东文化研究院合编《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30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19]《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第277下页。
[20]此外，还有李德懋《青庄馆全书》卷六十七《入燕记[下]》云：“（正祖二年六月）二十一日己酉。……今日又寓谷应泰曾孙之家，其人久不剃头，头发寸余，厚如熊毛，自言不剃，礼也。常时剃发，不足为礼，则丧中不剃发，亦安得为礼。”载《韩国文集丛刊》第259册，第231下页。
[21]《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0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
[22]《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29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76—277页。
[23]《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9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1—312页。
[24]《韩国文集丛刊》第181册，第502上页。
[25]《韩国文集丛刊》第248册，第253下页。
[26]《韩国汉文燕行文献选编》第9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14页。
[27]转引自王振忠《朝鲜燕行使者与18世纪北京的琉璃厂》，《安徽史学》2011年第5期。
[28]孔定芳，赵蒙：《清前期汉籍东传与朝鲜文化认同观之嬗变》，《学术界》2017年第1期，第201页。
[29]转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补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90页。
[30]转引自邓文锋《晚清官书局述论稿》，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31]参见拙文《1949年以前沪刊〈康熙字典〉考论》，《汉字文化》2014年第5期。
[32]《承政院日记》正祖二十三年（1799）十一月初七条载：“教曰：日前筵话，尔等善为构出，而至予本意之在于言外者，亦皆形容得出，虽古之善于记注者亦未多见，予甚嘉之，方有《康熙字典》《五礼通考》二册欲分给，尔等各陈所愿也。”
[33]至于汉籍从清朝哪个港口出发，可参看章宏伟《长崎贸易中运载汉籍唐船出帆地的变迁》，《北京论坛（2017）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变化中的价值与秩序：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论文与摘要集》，2017年11月3日。
编辑：（林星 胡岩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