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鲁迅”研究的三种路径
摘要：既往鲁迅研究在“告别革命”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陷入了“去政治化”的状态，偏于内面化和主体性的探究，不再积极回应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退变为一种学院化的知识生产，因而鲁迅研究不但需要“再政治化”，更需要“政治观”的改变，看到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泛化现象，走出一味否定政治的批判立场。在这方面，钟诚的“国家政治”、李玮的“文化政治”、邱焕星的“文学政治”，分别提供了“政治鲁迅”研究的三种不同路径。
关键词：政治鲁迅；国家政治；文化政治；文学政治
鲁迅研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开始进入一种“去政治化”的状态，先后继起的思想革命范式和主体性范式，其倡导者无论是王富仁还是汪晖，都明确反对“文学自觉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批判“鲁迅研究承载的政治意识形态使命”。进入九十年代之后，鲁迅研究更是随着“告别革命”和后现代思潮的出现，而出现了两个趋势；一是向内转，大量研究偏于探究鲁迅的内面主体性，尤其是孤独绝望的反现代性意识，越来越少关注鲁迅的政治实践参与；二是学院化，很多研究者将鲁迅视为一个客观的研究对象，进行某种知识化和历史化的处理，不再积极回应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将后者简单视为国家政治主导而弃置不论。如此一来，“鲁迅”就从外部社会收缩到学院内部，逐渐远离了当代中国的发展进程，以致于汪晖本人后来都觉得“将鲁迅放置在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的位置上来理解他是多么地狭隘”。
在此情况下，一些意识到问题的学者开始在新世纪之后，针对鲁迅研究的“去政治化”问题，重新展开了对鲁迅与政治关系的探究，赵京华更是在2015年的“‘鲁迅与20世纪中国’青年学术论坛”上，明确提出了“鲁迅研究的‘再政治化’”口号。但是这些研究的数量并不多，总体缺乏宏观关照，基本都是局部分散式的研究，而更关键的则是政治观问题：首先是不少人仍将“政治”局限于国家政党制度层面，看不到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泛化现象；其次是因为文革记忆而将国家政治负面化，始终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再次是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仍有很重的二元对立倾向，只看到了“文学的政治化”，没有意识到“政治的文学化”。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鲁迅研究的“再政治化”始终停留在号召阶段，而难有真正的突破，正是在这种背景下，2018年几个论著的发表给学界带来了新的思维，研究者既提出了“政治鲁迅”的命题，也提供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路径。
一、“国家政治”路径
钟诚在《进化、革命与复仇：“政治鲁迅”的诞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中，不但第一个提出了“政治鲁迅”的概念，而且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指出了鲁迅及其文学的问题。在钟诚看来，鲁迅“人国”理想所依赖的“改造国民性”，即通过“文学”来“立人”的“主体”建构路径，最初只是他在日本时的一种抽象设想，回国后受到现实政治冲击的鲁迅，很快遭遇了“中间项”难题，他发现不但文学面对政治是无力的，而且个体之“人”无法扩展为公共之“国”，最终陷入消极批判和个人复仇的鲁迅，只能转而依靠组织化的左联，从文学者的积极进取转向现实的批判抵抗，以历史的“中间物”定位来解决现实的“中间项”难题。但是，钟诚认为鲁迅始终没有解决文学与政治、个体与公共性之间的结构性紧张，原因在于立国必先立人的前提重主体而轻制度，是典型的“以道德代替政治”，而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将“政治的改进”从“人的改造”和个体自由意志，转向正义规则和“公意/共同的底线”，因而钟诚建议逆转鲁迅从人性推导出秩序的方式，引入大卫·休谟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
不难看出，钟诚的研究是“政治取向”和“实践取向”，他受林毓生的启发，“从政治看文学”，摆脱了鲁迅研究中常见的“从文学或从‘主体承担’出发看政治”的视角，认为后者“过于偏重‘心性’和价值层面的探讨，忽略了对鲁迅带公共性色彩的‘实践取向’的深层关注”，由此他就看到了鲁迅政治实践的悖论性：一方面钟诚认为“鲁迅看到了政治的力量，在如何认识这力量方面也提供了有深度的视角，但他却并未能找到驯服此力量的有效途径”，因而他要求进行“政治道德基础的重构”，从政治哲学的角度重建新的“元政治”；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个新价值体系的参照中，钟诚认为“鲁迅仍不肯放弃对‘人国’共同体及作为其正当性支撑的‘公意’的追求和对孤独者身份的超越，也正由于此，他便具有了政治的涵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鲁迅’于是诞生”。
但是，钟诚虽然成功建构出了“政治鲁迅”的新形象，可他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重政治而轻文学，重国家而轻社会，重建构而轻批判，因而鲁迅及其文学就成了一个有严重缺陷的角色，需要从“主体性的‘文学鲁迅’”变成“关注公共性的‘政治鲁迅’”，可如此一来，就等于让鲁迅去做胡适，走改良知识分子的英美自由主义之路。这么做虽然能够看到批判知识分子坚持“在野革命”而放弃“国家政治”的缺点，提醒他们要兼顾解构和建构、理念和现实，但总体来看钟诚的做法是后观反历史的，他设想的正义规则和“共同的底线”依赖一个理想的市民社会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然而现代中国并不具备这种条件，它的核心问题是反帝反封建，因而启蒙和革命才是最重要的任务。
不仅如此，钟诚在政治观和文学观上并未跳出既往的看法，不但双方二元对立不可通约，而且他所理解的“政治”仍旧局限于国家制度等硬核层面，他所说的“文学”也偏于小说诗歌等“纯文学”，因而鲁迅通过杂文进行的文化批判和权力批判，在其视野中就不具有政治性，由此就出现了“政治鲁迅”却“非政治”的悖论现象，他只有参与国家制度建构才真正具有政治性。而究其根源，在于钟诚持有的是一种狭义的政府政治观，带有古希腊的古典政治倾向，“文学”在“理想国”中没有位置，“政治”只是政府官员和少数精英的事，这也就是张宁批评的那种“习惯于仅仅从国体、政体等制度建设上看的人，是不大能够发现鲁迅这种致力于把民众‘从政治的客体变成政治的主体’的艰难努力的；习惯于‘从上面’看的人，也不大可能体会鲁迅那始终秉有的‘从下面’看的眼光”。
所以，钟诚的贡献在于通过引入另外一个政治体系，指出了“政治鲁迅”的本体性存在，同时也提醒批判知识分子只有文学文化批判和主体独立性是不够的，必须回应理念和现实之间的“中间项”即政治参与和制度建构的问题，但也恰恰是在这个新体系中，不但“政治鲁迅”的政治性反而得不到凸显，而且鲁迅及其文学实际也被否定掉了。
二、“文化政治”路径
不同于钟诚的“国家政治”，李玮在《鲁迅与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中提供的是“文化政治”路径，在她看来，“重启鲁迅研究的政治性”不但是“鲁迅研究发展的重要方向”，而且应该采用“扩大所谓‘政治’的内涵”办法，即“‘政治’不再被局限于政治斗争，它的所指在语言层面、文化层面得到扩大”。
具体来说，李玮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借鉴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理论，将“政治”从制度扩展到了“文化”，即“由政治心理、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等层面所组成的观念形态体系”；二是借鉴阿伦特的公共空间理论，将“政治”从国家层面扩展到了社会领域，走向“关系真理”和“复数政治”；三是借鉴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将“政治”泛化为“权力”，将其扩展到了私人领域和语言内部，探究无处不在的“微观权力”。如此一来，和鲁迅有关的所有言行就都有着政治意义，因而李玮就探究了人生道路、文化立场、代际想象、文学机制、文学选择、鲁迅阐释、“鲁迅”重建七个话题，其中大部分在既往研究中被归入了非政治领域，如今它们都在“复数政治/微观权力”的理解中获得了研究的合法性。
不仅如此，李玮还从后现代的话语实践理论出发，视不同的思想观念为特定政治想象而建构出来的特定意识形态，而制造权力话语的真正目的是为了政治实践，为此她引入了西马的“文化政治”概念，将鲁迅的言行放入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博弈的场域之中，探究鲁迅在学界、文坛、革命阵营、民国政局中的实践困境和主观能动，主要涉及文学与政治、救国与学术、传统与西方、革命与保守、个人与集体、文化革命与政治革命等多方面冲突。李玮既探究了鲁迅生前“反抗绝望”的文化政治实践，也探究了鲁迅死后政治集团反复再造鲁迅形象的博弈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全面参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文化政治鲁迅”形象。
显然，李玮的研究做到了她所说的“揭示鲁迅特定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背后的政治性考量和政治功能”，“使‘去政治化’鲁迅研究所‘遮蔽’和‘忽略’的‘历史’浮出地表”，由此就带来了政治鲁迅研究的“文化转向”。她借鉴西方的前沿新论，不但将政治拓展到了文化领域，还突出了文化的政治实践性，一定程度上逆转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决定文化的机械唯物论，既让我们看到了鲁迅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政治参与，也让我们看到了鲁迅的文化主体性，很好解决了“国家政治”路径里鲁迅“非政治”的困境。
但是，“文化政治”路径也有其自身的问题，这主要出在李玮的研究意图和文化政治观上，在她看来，既往鲁迅研究各范式都陷入了“本质真理”的幻觉，排斥对话沟通，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倡导“关系真理”和“复数政治”，将它们放入公共空间，“由对‘可交流性’的‘真’的重建实现‘主体间性’的‘政治’”，因而李玮特别重视呈现多元政治文化的场域博弈。然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几个后果：首先是过于突出“文化”，“文学”的探究很少，它仅占了七章中的一章，并且是作为“文化”的一个分支而出现的，并不具有本体性；其次是对鲁迅的理解仍未摆脱“批判知识分子”的定位，重点探究的都是鲁迅与其他政治文化之间的抗争性和独立性，在鲁迅与政治关系的理解上并没有真正摆脱二元对立倾向；再次，李玮的探究仍旧偏于“软文化”，对于国家制度这些“硬政治”并无多少触及，不仅如此，她在探究各政治群体对鲁迅形象的建构时，视为“政策的需要”和意识形态建构，还是有明显的国家政治负面化倾向。
三、“文学政治”路径
“国家政治”和“文化政治”虽然是两种不同的“政治鲁迅”研究路径，但二者在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上都是二元对立思维，他们反对文学工具论，也反对文学自律论，但都未摆脱“政治中心主义”：钟诚直接认为“在政治实践的层面可以说鲁迅的文学无所建树”，因而也就否定了“文学”，实际是让文学家去参与国家政治成为“专家”；李玮反对“纯文学”，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但也没有摆脱文学围着政治转的单向思维，只是更多强调了文学和文学家的主体能动性。也正因此，我在《当思想革命遭遇国民革命——中期鲁迅与“文学政治”传统的创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8年第11期）一文中，试图提出以文学本体性和革命同路人为中心的“文学政治”路径。
之所以倡导“文学政治”，不仅仅是因为竹内好所言的“鲁迅是文学者。而且是第一义的文学者”，而是因为现代政治的“文学化”现象，正如托克维尔在法国大革命中发现的，“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文人控制了舆论的导向，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中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以致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这是古代所无而现代政治才有的“一件新鲜事”，虽然托克维尔对此持否定态度，但他确实发现了“现代政治文学化”这个重大现象，据此提出了“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的命题，并认为这是一种“抽象的文学政治”。
而这一点同样表现在了鲁迅和现代中国政治上，“鲁迅通过自己的‘批评’在政府之外制造了一个公共舆论平台，以代言人的方式传达了民众的普遍意志和心声，进而将他们转化成了反抗不公平政权的‘公众’”，“也就是说，鲁迅实际是把革命党的精神转化成了公众精神，而其杂文批评也就成了一种表征国民革命意识形态的文体”，也正因此，鲁迅的影响跨出了文学界，开始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领袖”，而在此后的共产革命时期，他又被称为“普罗同盟领袖”“左翼的盟主”“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也正是因为鲁迅及其文学的这种政治意义，竹内好认为“从思想史来看，鲁迅的位置在于把孙文媒介于毛泽东的关系中。近代中国，不经过鲁迅这样一个否定的媒介者，是不可能在自身的传统中实行自我变革的”。不难看出，竹内好是将鲁迅的重要性提升到了现代中国政治之父的地位，而其立论的根基就在于他所说的“文学者鲁迅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
显然，在“文学政治”中“文学”是本体性的，不再是文学从属于政治、政治决定文学，而是“文学”成了现代政治的“生成之场”，做文学就是做政治，正如朗西埃指出的，“人是政治性动物，正因为人是文学性动物”，文学打破了权力等级制，“在写作的民主前面树立起一种新的诗学”，它创造了新的“对世界法则的阅读法”，“去替代政治舞台和政治陈述”，由此这种新诗学就成为一种“元政治”。事实上，鲁迅正是在自身的创作和实践过程中，在“政党政治”和“街头政治”之外，创造了“文学政治”这种书斋文人的政治参与模式，具体来说包括两个维度：“首先是文学的政治化，它强调了文学的政治参与性、革命批判性和文学本体性，而其本质就是彻底否定的‘永远革命’的精神；其次是政治的文学化，由于专制集团‘独占了全部的行政权力，从而剥夺了民众历练政治艺术的机会’，而文学‘在这个现实社会之上，逐渐建造起一个虚构的社会’，也就是用理想国的应然来对抗现实政治的实然。”
因而“文学政治”路径的政治鲁迅研究，应该将研究的重心转向文学如何生成和想象政治，尤其是探究形式政治和审美意识形态，身份定位也要相应的转向“介入知识分子”，它不是国家政治路径中的改良知识分子和文化政治路径里的批判知识分子，也不是萨特直接行动式的介入和阿多诺艺术自律性的介入，而是在文学艺术中建构一个抵抗现实的世界，进行着批判旧政治与建构新政治、改造现实政治与培育新主体的双重工作，这是一条更加契合鲁迅和文学经验、现代历史和当代中国发展的政治鲁迅研究之路。
（本文原刊于《文艺理论与批评》2021年第2期）
（编辑：林星 胡岩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