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摘 要：齐鲁有两座名刹曾煊赫中夏、辉映诸蓝，即今济南境内的神通寺和灵岩寺，目前在两寺创寺人的问题上，说法莫衷一是。细绎之下，竺僧朗入泰山金舆谷创寺一事的辨析应以《十六国春秋》《元和郡县志》《敕赐神通寺祖师兴公菩萨道德碑》《灵岩寺碑颂》等文献所记为准。明清以来的一些笔记、方志对此记载相互抵牾，尤其是清《灵岩志》并不足据。竺僧朗入金舆谷创立的山东最早寺庙为神通寺，这对山东区域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促进了齐鲁涉佛文学的发展。而竺僧朗创灵岩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灵岩寺由法定禅师而非竺僧朗所创，前种错误认识主要来自明清以来相关典籍张冠李戴所致。
关键词：竺僧朗；神通寺；灵岩寺
作者简介：李晓红，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理学视域下的南宋佛寺散文研究》（17DZWJ01）的阶段性成果。
神通、灵岩二寺沿革名号、逾越千年，前者遗址隶属历城柳埠镇，后者遗址地处长清万德镇，两寺同在泰山西麓，灵岩寺又在神通寺西南20多千米处。毋庸置疑的，灵岩寺与神通寺是相距数十千米的不同寺庙，但一些分别涉及二寺的历史文献，尤其是明清以来的一些典籍，都将南北朝时期同一个丛林大德——竺僧朗——定为其创寺者，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宋代以降，许多题记两寺的寺文和题咏两寺的诗歌都涉及竺僧朗，辨清僧朗与二寺的关系，对深入理解这些文学作品的文意、禅趣大有裨益。而且，厘清两寺的创始人问题，涉及“山东最早寺院”的归属问题。所以有必要缕清竺僧朗与二寺的真实关系，他创立的是灵岩寺还是神通寺，抑或两寺均由其奠基？
在这个问题上，饶宗颐先生写道：“僧朗要到苻秦的皇始元年（351）才入泰山的金舆谷，建立神通寺，即今有名的长清县东南的灵岩寺，人称‘朗公谷’”[1]。王公伟先生亦持类似观点，“公元351年（伪秦符健皇始元年。移卜泰山），为了躲避永嘉之乱，僧朗来到山东的泰山地区。僧朗见泰山清幽安宁，于是就在此地建立了一座寺院，这就是山东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朗公寺。后来，僧朗又在玉符山（又名方山）建立寺院，这是名闻天下的灵岩寺的肇始”。[2]
僧朗确实入过泰山金舆谷，至于创立了神通寺还是灵岩寺，姑且搁置不论，然而有一点是无疑的，神通寺与灵岩寺是两座独立存在的不同庙宇——《续高僧传》“释昙迁传”载明：“（开皇）十四年（594）……又敕河南王为泰岳神通道场檀越，即旧朗公寺也；齐王为神宝檀越，旧静默寺也；华阳王为宝山檀越，旧灵岩寺也。”[3]历代相关记载对两寺区分甚明，且其各自遗址距离彼此几十千米，饶宗颐先生视神通寺为灵岩寺，恐是千虑一失。从这段记载还可以看出，神通寺旧称朗公寺，至隋代始赐额“神通”。王公伟先生“僧朗玉符山创灵岩寺”之说，也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谈到灵岩寺的创立问题，说者往往归于僧朗入泰山而设，但这种论断或可进一步探究——灵岩寺恐非僧朗所建。
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温玉成先生。他认为：“灵岩寺的创立，说者往往以后赵佛图澄的弟子僧朗于公元351年居泰山朗公谷为起始。但朗公谷神通寺在今柳埠，距灵岩寺实有三、四十公里之遥，不可混而一之。”[4]温先生认为灵岩寺并非僧朗创设，这是很敏锐的独到见解。
沙门朗公确实曾入泰山金舆谷创立了一所寺庙，该寺实为神通寺（旧称朗公寺，前文已述，隋时赐额神通），僧朗是神通寺的开山祖师。
先看僧朗本传的记载。梁《高僧传》云：“（竺僧朗）以伪秦符健皇始元年，移卜泰山……朗乃于金舆谷昆仑山中，别立精舍，犹是泰山西北之一岩也，峰岫高险，水石宏壮。朗创筑房室，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此谷中旧多虎灾……及朗居之，猛兽归伏，晨行夜往，道俗无滞……犹呼金舆谷为朗公谷也。”[5]
北齐《魏书》也写到了僧朗：“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先是，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之琨瑞谷，帝遣使致书……为礼，今犹号曰朗公谷焉。”[6]
再看北魏《水经注》卷八“济水条”：“（玉）水导源泰山朗公谷，旧名琨瑞溪，有沙门竺僧朗，少事佛图澄……隐于此谷，因谓之朗公谷。故车频《秦书》云：‘符坚时，沙门竺僧朗尝从隐士张巨和游，巨和常居穴，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连楼累阁……’”[7]屠本《十六国春秋》也有僧朗的相关记录：“僧朗少事佛图澄……秦皇始元年，移卜泰山，隐于金舆谷昆仑山中，因谓之朗公谷。”[8]
比较来看，以上四则资料在诸多涉及竺僧朗的史料中，距僧朗生活年代最为接近，作为较为原始可靠的文字证据，是判断僧朗创寺公案的关键所在。细读之下，不难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梁《高僧传》的记载，还是北齐成书的《魏书》、北魏的《水经注》与《十六国春秋》，其中均未涉及僧朗所创之寺的名字，但从中能够明确僧朗当时的行藏——泰山金舆谷昆仑山中，又名朗公谷、琨瑞溪。如此，只要弄清楚灵岩、神通二寺究竟是谁坐落于此，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然而，一些涉及灵岩寺与神通寺的历史文献却都认定，“自己”才是位于泰山金舆谷中僧朗所创的那座寺庙。试举数例：
记载僧朗入泰山金舆谷创立神通寺的：
唐《元和郡县志》：“神通寺，在县东七十里琨瑞山中，符秦时沙门竺僧朗隐居也，朗少事佛图澄，尤明气纬，隐于此谷，因谓之朗公谷。”[9]
元《齐乘》：“符秦时有竺僧朗事佛图澄，硕学渊通，与隐士张巨和居此，因号朗公谷，今有朗公寺，亦三齐名刹，历代有碑，谷有琨瑞溪水，过玉符山，又名玉水。”[10]
清道光《济南府志》：“神通寺在府城东南八十里，南燕时朗公所建。”[11]
记载僧朗入泰山金舆谷创立灵岩寺的：
清《岱览》：“灵岩，古方山也……东晋竺僧朗……尝往来于此说法，猛兽降服、顽石点头，人以告朗，朗曰：‘此山灵也，因名灵岩’。”[12]
清《灵岩志》：“灵岩寺在方山下，即<水经>玉符山，乃泰山西北麓之一岩也……时朗公在此说法。”[13]
清雍正本《山东通志》：“长清县灵岩寺，在县东九十里方山上，元魏时为竺僧朗公说法之所在。”[14]
僧朗在泰山金舆谷中所建之寺，历代记载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说法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神通、灵岩二寺相距二十多千米，均在泰山西麓，地理位置又都与《高僧传》中“泰山西北之一岩也”相合，如果不详加溯源，又不实地考察，记载起来就容易犯“想当然”的错误：以清人马大相所编《灵岩志》为例，“灵岩寺在方山下，即水经玉符山，乃泰山西北麓之一岩也。符秦时改名昆仑山金舆谷，盖重其人而神其地也。时朗公在此说法”[15]。《灵岩志》说方山在符秦时名金舆谷，这种论调就犯了先入为主的毛病。第二，清代数量众多的涉及两寺的山东方志对该问题的记载颇有抵牾：如乾隆本《历城县志》卷一八记朗公寺为僧朗所建；但前引雍正本《山东通志》却认为僧朗说法于灵岩；前引道光本《济南府志》则一面认为朗公创建了神通寺，又说“灵岩寺在县东九十里方山上，元魏时为竺僧朗公说法之所”[16]，等等。实际上，清以来诸多版本的相关方志在此问题上记载不清，以致他书互作参引、张冠李戴，这是后来学者对神通、灵岩二寺创寺者产生模糊认识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僧朗入泰山金舆谷所建之寺为神通寺，这是可以肯定的。北魏《十六国春秋》最早记录了僧朗创设神通寺的事迹，据屠本《十六国春秋》：
德为僧朗建神通寺于齐州，仍遗书于朗曰：“……并假东齐王，奉高、山茌二县封给。”朗答书曰：“……贫道位静深山，岂临此位？且领民户，兴造灵刹。”[17]
结合两段记载可以看出，僧朗没有接受“东齐王”的封号，却领受了两县的“民户”用来兴造灵刹——神通寺。
另前文引唐《元和郡县志》，明确记载神通寺在琨瑞山中，且由僧朗所建。此外，还有数条唐代文献可证：
唐《法苑珠林》：“泰山金舆谷朗公寺，昔中原值乱，永嘉失驭，有沙门释僧朗所居之山……威声振远，天下知闻。”[18]
唐《续高僧传》：“仁寿置塔，敕令（法瓒）送舍利于齐州泰山神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为僧朗禅师之所立也。”[19]
唐《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沙门竺僧朗，晋泰康中，卜于东岳金舆谷，起寺列众……燕主给以二县租调，拜为东齐王。魏主、晋帝、符秦并致书远锡，至今三百余年，寺像存焉……其古迹名为神通寺。”[20]
其中《法苑珠林》一书另有多处文字记录，明确表示竺僧朗入金舆谷创建神通寺：
晋沙门释僧朗者，戒行明严……晋太元中于奉高县金舆山谷起立塔寺，造制形像……鲜卑慕容德以二县租课充其朝中，至今号其谷为朗公谷也。[21]
（隋东都宝扬道场释法）安后往泰山神通寺，僧来请檀越，安为达之，（晋）王乃手书寺壁，为弘护也。初与王入（朗公）谷，安见一僧著敝衣，乘白驴而来。王问：“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创造神通，故来迎引。”[22]
诚然，末条引文故事本身带有灵异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唐代史料都明确无误地讲到：僧朗入泰山金舆谷建立了神通寺。僧朗骑驴的传说另见于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只不过白驴变成了金驴：“晋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驴上山失之，时有人见者，乃金驴矣。”[23]
递至元明的一些典籍和著作，在该问题的记载上，依然持此观点。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即元至治二年（1322）立于神通寺的《敕赐神通寺祖师兴公菩萨道德碑》，据乾隆本《历城县志》，此碑高七尺、宽三尺，碑额、碑阴俱存，在寺大殿西墀下、东向。碑称：“神通道场肇□朗公菩萨，魏皇始二□□兆泰山金舆谷中……”[24]
其他持此论点的元明文献另如：
元《佛祖历代通载》：“南燕慕容德亲与齐州朗和尚建神通寺，与师书曰……”[25]
明《天中记》：“泰山神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为僧朗禅师之所立也……古号为朗公寺。”[26]
明李攀龙“神通寺”诗：“相传精舍朗公开，千载金牛去不回。”（载《沧溟集》卷九）
清代以降，一些方志和笔记在该问题上开始出现自相矛盾或者模棱两可的笔录，除前文所引外，如聂剑光《泰山道里记》，对僧朗说法之地的记载出现了分歧，却严格区分了“灵岩”与“神通”的各自位置：
泰山西北四十余里为灵岩……东晋京兆竺僧朗……常往来于此说法，猛兽归伏、乱石点头，灵岩所由名也。[27]
泰山东北四十余里为琨瑞山，一名金舆山……经柳埠村八十五里，山西北为神通寺，道元云竺僧朗大起殿舍，旧称朗公寺，隋开皇三年文帝以通征屡感，故曰神通也。[28]
值得一提的是，顾炎武《求古录》里的一段文字，考证精当、灵台清明，认定“灵岩寺”所在为灵岩山，其地理位置并非《魏书》中的“朗公谷”：“右小石刻在济南府长清县灵岩山寺中，其山距府九十里，南接泰山，北带龙洞，《齐乘》以为疑即《水经》之玉符山。而《魏书》所云‘朗公谷’，在其东南。”[29]
从《泰山道里记》和《求古录》中，能得出同一个结论：灵岩寺在灵岩山，不在朗公谷——质言之，坐落在泰山金舆谷中，僧朗所建的寺庙，是神通寺。而这个结论也正与北魏以来的相关典籍记载吻合。
济南灵岩寺久负“四绝”之名，宋嘉祐六年（1061年）《齐州灵岩寺千佛殿记》有：“得四绝之伟者，则有荆之玉泉、润之栖霞、台之国清，泉兹灵岩是也。”[30]留题灵岩寺的为数众多的诗文也可印证四绝之称：如宋禁安持提有“四绝之中处最先”句，另宋冤亭卞《留题灵岩古诗十韵》有“屈指数四绝，四绝中最优”句，再如宋李迪《灵岩》亦有“名曾参四绝，封合亚三公”句。“四绝”称谓起源何处？据宋张公亮《齐州景灵岩记》：“唐李吉甫纂《十道图》，以润之栖霞、台之国清、荆之玉泉，合兹寺为四绝。”[31]虽然李吉甫《十道图》亡佚已久，但从宋以来历代文人皆目灵岩为“四绝”之一的现实来看，灵岩宝刹确实凭借“四绝寺”蜚声海内。
首唱梵音，造就了这座千古名寺的，并非竺僧朗，而是法定禅师。
温玉成先生据李邕“灵岩寺碑颂”认为灵岩寺“由‘法定禅师’创建于‘晋宋之际’（420年前后）”[32]。“法定禅师创寺”的论点是很站得住脚的。
唐《灵岩寺碑颂并序》：“……晋宋之际，有法定禅师者，景城郡人也，尝行兰若（下缺）若是者历年。禅师以劳主人，逝将辞去，忽有二居士（下缺）建立僧坊，弘宣佛法，识者以为山神耳。” [33]
唐《神宝寺碑》：“粤有沙门讳明，不知何许人也……明以正光元年（520），象运仲秋，于时振锡登临……遂表请国主，驰策人神，立此伽蓝，以静默为号……至我大唐御宇……以此寺北有宝山，东有神谷，因改为神宝寺。” [34]
从两碑可以明确得出结论：灵岩寺由法定禅师创立于晋宋之际，神宝寺由沙门明创立于北魏正光元年（520）。除此二碑及温文已经提及的宋王逵、宋张公亮、金陈寿恺三碑可证灵岩寺非僧朗所创外，另有历代数则资料可佐证“法定禅师创建灵岩寺”之事，补考如下：
王恽《灵岩寺二十六韵》：“……定师兴寺始，党刻不辞惭。”明王世贞有《定公堂》诗，灵岩寺定公堂专祀法定禅师，诗云：“定公创招提，凿破青山色。”明《山东通志》卷二〇载：“灵岩寺，在长清县方山北上，相传佛图澄卓锡之地，法定禅师所创……”[35]以上言法定创灵岩寺甚明。
另外，宋曾巩有《灵岩寺兼简重元长老二刘居士》诗：“法定禅房临峭谷，辟支灵塔冠层峦……”；宋苏辙有《灵岩寺》诗：“……白鹤导清泉，甘芳胜醇醴，声鸣青龙口，光照白石陛……”；宋蔡安持《题灵岩寺》：“……当年驭鹤归何处？世上犹传锡杖泉。”“白鹤”“驭鹤”指法定创灵岩寺有“双鹤献瑞”的典故，如果说僧朗是灵岩寺的始创者，那么三诗写灵岩寺怎么会均只写法定而未有片语涉及僧朗呢？
以上所引，至少说明唐宋元三朝在灵岩寺的创寺人问题上是没有争议的。明代以降，说法开始有了出入，试举数例：
明于慎行《春日同于子冲上灵岩寺》有“朗公今化石，不转谒金仙”句。于另有《朗公石》诗：“朗公已逐诸缘灭，此石何缘号朗公？莫向警魂论片石，都无生灭是真空。”
明李攀龙《古今诗删》卷二十九收许邦才《灵岩寺》诗，诗有“石僧东岭缘何事？似指莲花问朗公”句。
清施闰章有《灵岩行》诗，诗有“朗公卓锡呼不应，龙眉石丈拱我前”句。
清以来题咏灵岩寺的诗文不可胜数，文中往往提到“朗公”，就不再枚举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帝乾隆数度驻跸灵岩寺，曾八题“灵岩八景”，留有许多涉及朗公的诗句，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其《御制诗集》中的《题灵岩寺八景诗》与《八题灵岩八景诗》，两诗同题“巢鹤岩”。前诗首联为“法定开山有鹤瑞，羽衣皜皜驻云峰”，后诗则有“朗公岂是逋翁侣，破戒留斯妻鹤踪……”句。对照看来，原本典出法定的“双鹤献瑞”，乾隆已经将其和朗公混淆了——御笔尚且作此示范，后世诗人题咏此寺常混淆法定与朗公，也算情有可原了。
分析来看，说明从明代开始，题咏灵岩寺的诗文中开始出现“朗公”的意象。很可能明代寺内出现了“朗公石”一景，发端至清代繁衍出众多与朗公有关的景致，如清《灵岩志》所载朗公山（朗公寨）、朗公岩（朗公石）、朗公泉、朗公墓（鲁班洞）等等。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既然灵岩寺是由法定禅师所创，为什么寺内有如此多关于朗公的元素？一是清以来张冠李戴所致，二是可能因竺僧朗是晋宋高僧，相较之下，法定则平平了了，借“竺僧朗”之名可以自重之故。
综上，僧朗与神通、灵岩二寺的关系可以缕清：竺僧朗在永嘉之乱不久入泰山金舆谷创立了齐鲁第一寺——神通寺，为齐鲁地区涉佛文学的大发展拉开了序幕，他可能也曾涉足方山一带（今灵岩寺所在）讲法，却并未创立灵岩寺；灵岩寺由法定禅师始建于晋宋之际，除明清以来寺内用朗公命名的数处景观外，僧朗与灵岩寺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交集。
注释：
[1] 饶宗颐《早期青州城与佛教的因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49页。
[2] 王公伟《泰山僧朗及其与帝王的关系》，《佛教文化》2005年第1期，第59页。
[3] 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1924-1934）版，第573页。
[4] 温玉成《李邕“灵岩寺碑颂”研究》，吴言生《中国禅学（第二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4页。
[5] 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0页。
[6] 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30页。
[7]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9页。
[8]崔鸿《十六国春秋》卷四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6页。
[9] 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7页。
[10]于钦《齐乘》卷一，《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26页。
[11]王赠芳《济南府志》卷一八，《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408页。
[12]唐仲冕《岱览》卷二四“附览五”，清嘉庆果克山房刻本第九册，第62页。
[13]马大相《灵岩志》卷二，《中国佛寺志丛刊》，广陵书社1996年版，第45-46页。
[14]岳濬《山东通志》卷二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四〇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页。
[15]马大相《灵岩志》卷二，《中国佛寺志丛刊》，广陵书社1996年版，第45-46页。
[16]王赠芳《济南府志》卷一八，《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410页。
[17]崔鸿撰，屠乔孙订《十六国春秋》卷六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43页。
[18]道宣著，周叔迦等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55页。
[19]道宣《续高僧传》卷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187页。
[20]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1924-1934）版，第433页。
[21]道宣著，周叔迦等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32页。
[22]道宣著，周叔迦等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57页。
[23]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8页。
[24]李文藻《历城县志》卷二四，《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442页。
[25]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1924-1934）版，第四九册，第528页。
[26]陈耀文《天中记》卷三六，光绪四年（1878）听雨山房刊本，第30页。
[27]聂剑光《泰山道里记》“泰山西北”条，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57-158页。
[28]聂剑光《泰山道里记》“泰山西北”条，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71页。
[29]顾炎武著，朱记荣校《顾氏<求古录>》“大丞相文定公游灵岩寺诗”条，《槐庐丛书》，光绪十四年（1888）槐庐校勘本，第19页。
[30]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齐州灵岩寺千佛殿记”条，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708页。
[31]张公亮《齐州景灵岩记》，《全宋文》第四十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32]吴言生等编《中国禅学（第二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4页。
[33]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390页。
[34]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381-382页。
[35]陆釴《山东通志》卷二〇，《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五一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205页。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