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摘要：明代山水诗松鹤、梅竹、山云、寺庙道观、山人等意象颇多，这些意象走入山林，显示了和宋代山水诗意象世俗化的不同，精神上进一步追求高远拔俗。宋元画的极大发展，带动了明人题画山水诗的发展，明代多以山中幽静画面显示山水诗意象的俗外倾向，时人以题画为雅。别业、轩舍、亭阁等意象也透露山林之隐，不同于宋代亭意象的日常理趣。文集名称多显示居住地山水之设，流露释放性情、享受生活情结。明代山水诗意象总体呈现隐逸享乐之特征。明代思想的宽泛及世俗化、对陶渊明的推崇、商业的发展、文人结社等原因成就了这些意象。
关键词:明代； 山水诗； 意象； 享乐
作者简介：孙兰，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学研究。
明代在经历了少数民族政权易主之后，恢复了汉族传统，封建集权进一步加强。但元以来的杂剧、南戏等市民文化又冲击着这一切，明代戏剧、传奇、拟话本、小说叙事文学大量发展。社会思潮在倡导复古的同时，兴起了心学，李贽童心说、袁宏道性灵说、汤显祖情趣论等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一切都影响着明代山水诗意象主性情、重享乐的特征。
一
元末动乱及早期种族歧视的原因，使得一大批文人倾心隐逸。明初太祖虽然广征山林隐逸之士，但又严刑峻法加强专制统治，士人真切感受到了仕途的险恶。赵翼《廿二史札记》云：“武臣被戮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于是文臣亦多冤死，帝亦太忍矣哉！”[1]可见当时政治处境的艰难。
这一时期梅、竹、松、云等隐逸意象沿袭前人，得到极大发展。自元代开始，这些高洁意象逐步走出普通人的生活，走入山林，显示了和宋代山水诗意象世俗化的不同。[2]明人在元代少数民族易代的遁世情结中早已普遍接受了隐逸文化，不再追求唐宋吏隐式的生活，对“穷则独善其身”比“达则兼济天下”更为认同，精神上进一步追求高远拔俗。
唐桂芳诗云：“世人爱竹有何好？笺诗绿竹本二草”[3]（《题蒋震夫竹窗诗卷》），“山深竹屋悬青雨，昼静松窗留白云”（《寄程固叔》），把松竹和诗密切关联到一起，显示一种远离尘嚣的俗外之志。吴时德诗云“山中自是无他供，一树梅花一卷书”（《答林茂之问予山中近况》），化用陆游“一树梅花一放翁”之句。再如：
于公种德不种恶，沈公行厚心不薄。我歌此诗有深意，告尔后来司犴吏。（袁凯《沈德辉竹庭》）
我本山中人，但识山中话。五月卖松风，人间恐无价。（吴明珍《山中作》）
袁凯甚至把竹和德联系在一起，直接从政治层面解读。刘基《松筠轩歌》云“彼松之高兮，矫吾以其操兮。此竹之节兮，耿吾以其洁兮”，直接赞美松竹节操。和宋人日常之竹不同，元人显示了一种远离世俗的雅人情怀。朱右有多首诗唱和竹深隐君，且有《白云稿》十二卷，如《客临濠奉寄竹深隐君》云“松居坐清暑，竹间吟新诗”。这些意象的结合颇能代表时人审美倾向。从宋代的日常山水之梅竹，到元代几乎独立于山水之外的高洁意象，再到明代世外山水之梅竹，诗人越走越远。
《广东诗粹》记载欧子建云：“季美（朱完）居粤城北郭之虹冈，栽竹数万竿、梅数百株，闭门自娱，而问字索画者不绝。诗清婉有致。”北郭之冈、梅竹、字画、诗，这些熟悉的意象交织成一幅高士隐逸图。王佑，家住龙湾，有南园，擅水竹之胜。刘子高与之交分不浅，作《南园灌隐说》《过王氏南园看竹》《坐子启竹林》等。王冕王元章，嗜画梅，结茅庐，自题“梅花屋”，自号梅花仙，脍炙人口的《墨梅》“只留清气满乾坤”是其高举的旗帜。其《有感》诗云“岁寒归来有谁在？青松是兄梅是弟”，把松和梅并称兄弟。《梅花草堂集》记载，周寅之自号梅花主人，性嗜梅，年四十始得数亩之宅，周遭有池，池立丛筱，树梅环之。每寒日曈曈，六花将笑，香云既敛，瘦影斜梅，辄歌小辞乐之。可见主人爱梅之甚。明初诗家以画梅称者有王元章、刘子高等，诗家以画梅著称而非画家专属，对梅之爱好蔚然成风。诗人自宋以来极为推崇竹梅特殊的精神气节，对这些意象钟爱有加，山水诗中出现大量意象成为必然。但不同的是，宋代融入日常山水，元代多独立描写，走入深山，而明代虽然也和山水融合但更进一步远离世俗。宋代注重理趣，元代注重气节，明代注重享受，释放性情。
云意象在这一时期也显得很特别。朱元璋以帝王之尊带动诗歌创作，摹写云意象，有《青山白云四首》《山顶白云》等诗。如其《望钟山白云二首》云：
钟山万叠白云浮，密锁松梢爽气流。石径雨痕苔藓绿，苍崖根底蛰龙湫。（其一）
对云的描写稍显写实，其他诗人则进一步讲究物人合一的意境，如：
朝卧白云东，暮卧白云西。白云长共我，此地结幽栖。（谢徽《白云堂》）
山云落层轩，爽气吹岩霏。默尔契心赏，横琴当翠微。（刘绍《落云轩》）
云的飘逸与自由契合了当时山林归隐之求。朱右《白云稿》、郭奎《望云集》等文集名也颇能体现人们对这一意象的钟爱。还有多人画作或者题画青山白云，如张以宁有《青山白云图》，试看其《题道士青山白云图六首》：
仙馆白云封，青山第几重？道人时化鹤，巢向最高松。（其一）
只道溪源尽，遥闻钟磬音。却寻流水去，行尽白云深。（其四）
可以想象时人在山水画中强调山云图的普遍。另外詹同也有诗作《登步云楼》《松云斋》，不少人写诗涉及和云有关的楼阁、亭榭等，都能说明这一意象的流行。云意象吸引诗人的真正魅力到底在哪里，宋濂的一段记载也许能说明这一点，其《云寓轩诗》序言：“龙虎山炼师张君仲毓，嗜学而攻诗，尤善鼓琴。尝汗漫游于湖江，自谓若白云出入空谷，杳无定踪。遂以‘云寓’名其轩，命弟子上官若冲来请余言。夫肤寸而起，倏然羃乎太虚者，云也。英英份份，资一气之流行，固凝而聚矣，已而飘忽乎东西，敛迹藏形，类若不知所之。此无他，云无心也。方外有道之士，茹术餐霞，捐去尘俗之累，翩翩然御风而游玄间，来无所系，去无所系，绝如云之寓乎太空。此无他，亦无心也。”这种无他无心的来去无踪与飘忽，非常能代表明人追求心静与脱俗的精神境界。与前人云蒸霞蔚的写实不同，与“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王维《终南别业》）的禅意不同，明人着眼于与其山间的共存共处。
因此，和松鹤、梅竹、山云意象一样，寺庙道观意象也不少，这也推动了自六朝以来文人喜爱摹写的此类意象。如：
野寺千峰里，游人一径深。窗喧石涧水，殿落翠岩阴。花树三春暮，山川百代心。天风日夕厉，难上最高岑。（何景明《登西岩寺二首》其二）
卜岭将遥集，名山岂陆沉。地灵闻水乐，岫隐见云心。（李攀龙《与子与游灵隐寺吴马诸公同赋》）
这些意象已经非常成熟，山水景物描写也很生动。孙一元《僧明秀东林别业》诗云：“结屋东林下，市廛迥不闻。疏花寒照雨，老树暝巢云。”僧人都有生活化的别业，可见当时佛教的流行与推重，亦见僧人真性情的享受。
除了诗家吟咏寺庙外，僧人道人的山水诗也相当成熟。至仁，自幼出家。其山水诗云：
河渚草香流水活，海天云净碧峰遥。绝怜松影摇山阁，更爱梅花照野桥。（《云海（禅师）以至正庚子十二月立春之日与仲铭诸公会于筠香亭联句之作示余披诵羡慕迢咲其韵》）
诗中山水描写非常生动。本时期寺庙道观山水诗意象衍生出的上人山人意象也值得关注，为上人或者题诗或者次韵上人之作颇多。如刘基《宗上人溪山亭》云 “湖上清溪溪上山，山亭结构俯人寰”，言及于上人亭中览景；韩洽《揖山楼》云“山人爱山兼爱文，壁间题咏纷烟云”，也有揖山楼之山人描写。再如：
山人爱松复爱竹，日日凭阑看翠涛。贞节岁寒几霜雪，那愁雨急夜风高？（至仁《追和郑长卿龙渊看竹简云海禅师》其一）
如此多的山水诗涉及山人，甚至黄省曾号五岳山人，有《五岳山人集》。山人的本义指隐士。明初隐居不仕的士人常以“山人”自称，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王士性在何白《汲古堂集》序中言：“挽近世所称山人者之什，予得而言其概矣。初未能以子大夫取显融，而无以游扬于公卿间则山人；搦三寸管为羔雉，而阴取偿其值，阳浮慕为名高也则山人；甚者以揣摩捭阖之术糊其口，而无以自试，不托迹于章缝则不售也，则亦山人。故挽近所称山人者多大贾之余也。语称‘大隐则朝市，小隐则山林’，今山人山居，而借朝市以藉口焉。朝嵬冠而博绅，暮习咿吾以备顾问，取人已吐之核而饬以为己能，此何为者也？”[4]看来，山人由早期的隐士转向了终南捷径谋取名利之人。李攀龙《二山人孤山吟社得菲字》云：“西陵树色滉斜晖，一片仙舟拂练飞。三竺渐从天上落，二峰高入雨中微。人今湖海开诗社，客自云霄奉禁闱。彩笔如花谁不羡，敢将春兴斗芳菲。”诗歌显示山人诗社诗会情景，非常生动，可见当时此类群体活动的成熟。虽然有些山人已完全脱离隐逸之意，但毕竟源于隐逸，和寺庙道观类意象还是有关联的。
文人在这一时期和僧人道人关系密切。王冕《临江寺》云：“山灵本是爱山农，况是登临重复重。海水浮来多怪石，云霄上接有高松。忘情浅浅溪中鸟，不雨深深洞底龙。带甲如今满天地，烟霞合此寄高踪。”露出对俗外之事的“忘情”。刘基诗中也多次涉及寺庙道观意象，如“灵峰之中楼倚山，山云日夕栖其间”（《零峰寺栖云楼》）、“竹根露湿登山屐，沙际鸥迎渡水船”（《妙成观用何逸林通判韵》）。其中可见寺庙道观乃诗人经常造访之地。文徵明《病中怀吴中诸寺》写治平寺寄听松、宝幢寺寄石窝、昭庆寺寄守山，阐释对寺庙风景清净意境的享受。曹睿、丘民等有《景德寺诗会》，携酒环坐，分韵赋诗，可见当时的社会风尚。在寺庙或者道观举行诗会，僧俗之密切也见一斑。
不但山人、俗人投入归隐之事创作，皇室王孙也加入这支大军。朱颐媉，鲁荒王八世孙，有《市隐堂集》六卷。《明诗纪事》陈田注：“朱睦木挈，号西亭，周定王六世孙，有《陂上集》二十卷。合沈约、吴棫韵，举正谬误，撰《韵谱》五卷……其子勤羹，号竹居。”皇室王孙尚且推崇竹居市隐，可以想象当时的社会风气。
宋元以来道风盛行。道教在金元尊崇全真教，明初政治需要也是如此，利用民间道士在起兵期间周旋。朱元璋曾出家为僧，后随白莲教加入农民起义。其即帝位后撰《周颠仙人传》，扶持龙虎山正一教，授意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领天下道教事。明太祖对佛教的政治作用也有深切的认识，尊僧崇教。而且自金元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一些汉族读书人以救儒禅为己任，推行三教合一，士人普遍受到影响，上述意象出现成为必然。
二
宋元画的极大发展，带动了明人题画山水诗的发展，题山水画作为鲜明的诗歌意象出现于明代山水诗中。
开国重臣刘基题画诗就不少，如《题米氏小景二首》《题沧江独钓图》《题赵学士松图》《题李太白观瀑图》等。其他诗人之作如：
君不见夏圭昔写渔村春雾时，江山半入无声诗。又不见马麟昔作关山秋色图，千里风烟来座隅。夏圭马麟去已远，一入九原呼不返。只今画者乱如麻，吴兴近数唐子华。子华非夏亦非马，得意云山自挥洒。（宋讷《题滑州吏目张文质所藏鲍节判见赠吴兴唐子华画云山小景图》）
鹿迹闲行见，松香独坐闻。殷勤招白鹤，予亦离人群。（张以宁《题刘君济青山白云图》）
由这些题画诗，我们可以看出时人审美意象倾向于山水之景。从宋代题画山水诗意象可以感受到人们强调俗世山水梅竹意象，而明代则多以山中幽静画面显示山水诗意象的俗外倾向。
除了当时精神追求的文化氛围推助这些意象的生成外，时人以题画为雅也促进了此类诗作的发展。贝琼《徐给事山水歌》序言：“给事中徐以文善山水，尝为礼部员外张惟中作《层峦叠嶂图》，惟中求余题诗于上。予放置箧中，竟为好事者持去，乃赋长歌而复之。”可以想象当时画作求题、赋歌之社会风尚。杨基《题宋周曾秋塘图》序言：“右宋周曾《秋塘图》一卷，前元皇姊大长公主所藏也。前有皇姊图书印记，后有集贤、翰林诸词臣奉皇姊教旨所题，自大学士赵世延、王约而下凡十六人。”陈田《明诗纪事》有按语云：“《秀野轩图卷》乃朱泽民为吴人周景安作者。泽民山水苍润清逸，此图最为名迹……卷前周伯温为之引，首篆秀野轩三大字。卷尾题者二十一人。”从这些趋之若骛的题画者来看，明代此举确实是一种附庸风雅的行为。如时人多作《题倪云林画》。倪瓒字元镇，号云林，江苏无锡人，元末著名画家，与黄公望、王蒙、吴镇齐名，并称“元代四大家”。其他大家山水之作也有多人题诗。王鏊《震泽集》记载：“石田（沈周）作绘事，峰峦烟云，波涛花卉，鸟兽虫鱼，莫不各极其态。或草草点缀，而意已足，成辄自题其上，时称二绝。”可以看出自题时尚，而且时人激赏。沈周本人也有很多题画名家之作如《王右丞江干雪意图》《题赵子昂重江叠嶂卷》等。其《朱泽民山水》云：
睢阳老人营丘徒，意匠妙绝绝代无。为留清气在天地，便就片纸开江湖。长松落叶风细细，幽构萦萝倚江住。壁虎书鱼荡水光，老屋疏茅通雨气。老人不归空北山，芳杜春风应厚颜。微官缚人万事拙，安得浮云相往还。宦海黄尘迷白发，云壑风泉清入骨。思家看画方兀然，叫落西窗子规月。
此句毫不吝啬对同行作品的赞美。贝琼《清江集》云：“文璧（马琬）早岁从铁崖杨公受《春秋》学，尤工诗与书画。每遇佳山水，必托之豪素，有董北苑、米南宫之法，辙自题其左，时号三绝。”就上述如此多的“三绝”“二绝”之称，足见时人对诗画一体的认同。《姑苏志》记载：“谢缙号葵丘，工画山水，重叠烂漫，千幅不同。寻丈之间，不日而就。亦能诗。”如其诗云“扁舟记得江乡路，蟹簖鱼罾对夕辉”（《题画》）、“微醉两忘还，秋山竟云夕” （《题山水》）。很多人有多首山水画自题之作，如“故作庐峰势，青天瀑布流”（董其昌《自画吾松小崑山》）、“家在前峰孤绝处，半床落叶半床云”（李日华《题画》）等。这些人都实践着诗画合一精神，使二者相得益彰。不但大家之作被题或者自题，明代很多人都有《题画》《题山水画》《小画》或者《题山水》诗作，有题别人作品也有自画自题。再如诗句“溪山疏雨歇，水木散清阴”（于谦《题山水》）、“山云卷复舒，林叶扫还落”（林文《题山水图三首》其三），全然看不出是针对山水画而作，题画山水诗润物无声，和真正即景山水诗创作并无二致，可见题画炫耀才思也成为文人风流之举。
题画山水诗之所以流行，当然有前人时人画作的影响，而爱画索诗之痴更是促进了这一意象的生成。《尧山堂外记》记载，（唐寅）晚年寡出，常坐临街一小楼，唯乞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有《言志诗》云：“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常时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梅村集》言：“先朝论画，取元四大家为宗。繇石田山人后，董宗伯为集其成，奉常（王时敏）略与相亚。当其搜罗鉴别，得一秘轴，闭阁凝思，瞪目不语；遇有赏会，则绕床狂叫，拊掌跳跃。”时人颇有魏晋任诞之风。不同的是从魏晋人的吃药喝酒变成了题画吟诗。而且，他们的行为也得到了世人的欣赏。《吴越所见书画录》记王鸿绪云：“项孔彰（项圣谟）山水全师北宋，兼擅写生，尤善画松，故明时‘项松’之名满东南。”谢孔昭善画山，自称谢叠山。吴宽《谢孔昭临黄大痴画》云“风流前辈杳难攀，谑语空传谢叠山。窗中远岫依然在，天际春雪仍自还。” 项松、谢叠山、黄大痴单看这些名字即知时人爱画之深。而正德帝义子钱宁欲交欢何景明，以古画索其题。何以笔名不可污，留经年而最终还之。可见作画题诗已然是一种社会风尚。
除了有前人时人山水佳作及社会风尚的推助，许伯旅《题画》诗云“心清趣自得，何必栖桃源”，一语道破真情。题画诗的真正情趣所在：不必有陶渊明归隐田园的清苦与孤寂，少了气节追寻，多了人生享受。明代书画名家辈出, 如戴进、沈周、唐寅、周臣、仇英、文徵明、祝允明、陆治和董其昌等等。但除戴进和董其昌外，都没有做官或只做过很小的官。书画是他们的人生追求，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些人的生活来源。
三
别业、轩舍、亭阁等也显示山林之趣，是对元代此类意象的深化，不同于宋代亭意象世俗化的日常理趣之寻。袁凯诗云“西岩流水夜泠泠，流出松根见茯苓”（《题西岩精舍》）、“好山依榻住，新月度豀来。清共梅花梦，香分柏叶罍”（《三月四日宿华亭俞嘉言山月轩》，这些精舍或者轩舍直接和山关联，非俗人能及。曹学佺《题元翰芦溪精舍》云“主人耽佛理，枯坐闭岩龛。”可见精舍不少，题壁依旧流行。再如对别业的描写：
湖上高斋万木齐，白云长在楚天西。落霞一散烧丹火，秋水遥通濯锦溪。伏枕自来诗不废，扁舟谁为酒同携？南峰尽作莲花色，曾是王乔隐遁栖。（李攀龙《寄题况吉甫药湖别业在荷山下》）
一山背城起，万古号为君。秀揽江心月，雄吞海面云。金陵通地脉，玉港发人文。羡彼投赞客，中年卧紫芬。（李梦阳《寄题高子君山别业二首》其一）
这些别业也是坐落于山间，和隐士关联在一起，并非宋人所享受的世俗山水。可见对朋友隐居山林的羡慕，也见别业的开阔美景。郑关《题南湖别业壁即》亦云“家住南湖湖水曲，依稀好似剡溪头”。王羲之、戴逵、戴颙、许询、谢灵运等皆壮游、归隐或终老剡中，谢灵运始宁山居更为后人称道。诗人即使身在南湖，也心想与剡溪山水一体的世外追求。和精舍、别业一样，园林在明代也极度发展。朱升《贺陈亨衢长子迁新居》序言云：“他如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争迎取养，优游安佚，亦贺言之所不可少者。”提及重视人伦，享受生活，为陈弘道题四美堂、东园、环秀楼、青子亭、芳馨亭、长春亭、花仙迳、武陵源、济舟亭、岁寒亭、得心亭等，足见新居之奢华。再如其他诗人之作：
驻马深林下，名园两度游。独寻花里径，更上竹西楼。池鸟闲相语，山云澹不流。却思离乱日，松菊负高秋。（谢榛《重过张氏园林二首》其一）
小舟逼岸入山家，竹屋穹窿望远沙。烟雨微茫挥淡墨，溪山混沌扫青霞。烹茶对客水为活，酌酒谈心天作涯。渔火黄昏红一点，柴扉半掩落灯花。（谢宗《琯溪登舟寓张有民山房》）
其中华丽景象可见一斑。张怡《金陵诸园诗》序言：“南中人家好为园林，虽短檐茅屋，室不数弓，而才有隙地，便种花竹。当昔太平盛时，六部曹郎于公署外，各构一园，皆在长安门东一带，广狭或殊，咸极整丽。其他如中常侍之外宅，僧舍之别圃，诸缙绅之会馆，非园而园，多可游者，今皆鞠为茂草矣。其在西南者，亦与沧海俱变，言之伤心，不堪著足。因忆少时所曾游者，略述梗概，以志凭吊，不能尽记也。”诗人有诗《半山园》《小东园》《韩园》《云乳山房》《海石园》《寒山园》等，也见明代园林建设的普遍。秦堈《栖隐园十景》有溪山楼、青未了阁、香雪林、绮望台、潇碧廊等，园林奢华自不待言。高启有《凤台》《吹台》《江馆》《青丘》《胜壬》《南楼》《槎轩》《娄江》等文集，流露居所景物风情。薛寀《卓氏裓园图和诗十六章》题记：“卓氏裓园十六区，张君既各为图，而杨龙友复写此册。张则乱头粗服，龙章凤姿；杨则雅人修士，楚楚焚香扫地时也，莲旬居士父子题咏足千古，而使予得厕其间。愿宝此园，更宝此图，庶予得与裴迪俱不朽乎！”裓园在石头城清凉山下，卓左车之别业。追求唐人辋川、终南山之志。另据《姑苏志》记载，乐圃在清嘉坊北，朱长文所居。中有高冈清池，乔松寿桧，知州张岵表为乐圃坊，有邃经堂、华严庵、招隐堂、见山冈、琴台、鹤室、墨池、笔溪，及西圃草堂共二十景。元末张适号甘白，筑室于上，题曰“乐圃林馆”，与高启、倪瓒、陈麟、谢恭、姚广孝赓和为十咏。可见当时园林建设之一斑。
上述园林别业意象的大量出现，除了追求生活享受，也和当时经济发展有关。在商业化发展的明代，它们不只是达官贵人的园林，商人也占据了重要的一部分。随着文人和商人密切关系的新发展，此类意象大量出现成为必然。
和别业园林等意象联系在一起的是，文集名称多显示居住地山水之设，流露释放性情、享受生活之情结，且寓所名称显高洁。柯潜《竹岩集》十八卷，魏时敏《竹溪诗集》，钱洪《竹深遗稿》，林廷选《竹田集》，陈延龄《松云集》，杭淮《双溪集》，韩邦靖《五泉集》，李濂《嵩渚集》，冯惟健《陂门集》，冯惟敏《石门集》，吕高《江峰漫稿》，汪本《西岩集》，李士允《山藏集》，曹嘉《漫山集》，伦以谅《石溪集》，多人有《双溪集》，朱子和《初溪集》，胡森《九峰集》，彭汝寔《得山堂集》，祝时泰《九山集》，潘恩《笠江集》，王激《鹤山》、《文江》二集，叶良佩《海峰堂前稿》，杨祜《丹泉集》，赵鲲《九岭集》，黄省曾《五岳山人集》，高应冕《白云山房集》，骆文盛《两溪集》，郭万程《云桥集》，郑渭《望川存稿》，殷迈《山窗漫录》，张铎《秋渠》《海岱》二集，魏裳《云山堂集》，任环《山海漫谈》，曾同亨《泉湖山房稿》，李待问《松柏轩稿》，胡直《衡庐精舍藏稿》，蓝仁《蓝山集》，蓝智《蓝涧集》，王恭有《白云樵唱》《凤台清啸》《草泽狂歌》等，皆为此类。《四库总目》记载，直（胡直）家泰和，东距衡山不千里，北距庐山亦不千里，故取二山之名其书室，因以名集。刘崧有《钟陵》《五云》《邓溪》《双溪》《凤山》《瑶峰》《墨池》《东门》《珠林》《龙湾》《北岩》《龙门》《戊巳》十有三集，合为《槎翁诗选》。杨彝，开万松轩以居，自号万松老人。有《凤台》《贵竹》《东屯》《南游诸稿》，文集也见居所风物。上述所列透视了明人特别的山水诗爱好，文集之名可见居住地情形，或者山水之景，或者松鹤之物。无论如何，都折射园林别业抑或简单草堂的山水意象。元代虽然也出现了此类意象，但明人显然有了极大发展。看上述文集，令人感叹明人对居所园林别业追求的特殊山水情结。
比起前代来, 晚明文人不只是一般的好游，更进而耽于山水，好游成癖，甚而成痴，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在唐虽有游人，而多数留连光景，作为诗料，在宋游风已经稍杀为少数，在清代几乎萎缩到只有极少数人才热爱山水。而晚明却是登峰造极的好游典型。[5]此语有一定的道理，颇能代表明人山水诗意象的内心追求。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明代才士归结为“才性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6]。试看时人宣言：
裳袂不梳头，百遍回廊独步游。步到中庭仰天卧，便如鱼子转瀛洲。（祝允明《口号三首》其二）
不练金丹坐禅，饥来吃饭倦来眠。生涯画笔兼诗笔，踪迹花边与柳边。镜里形骸春共老，灯前夫妇月同圆。万场快乐千场醉，世上闲人地上仙。（唐寅《感怀》）
这种放浪行为犹如魏晋士人情怀重新焕发光彩，不只是魏晋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甚至不靠佛道来掩饰。因此，所有的山水诗意象显示的享乐情怀似乎都能从这种宣言中找到答案。《枣林杂俎》记载，钱塘邵山人虎庵善吟绘，读书山中，有隐操。郡丞新建喻枫谷均欲见之不得，怒夺其山。时人风尚如此，大有谢灵运占据山湖之风。《宋书》本传载大谢游山玩水，极尽奢侈之能事，被误认为是山贼。他占据回踵湖、岯崲湖，在《山家》诗中竟然有“中为天地物，今成鄙人有”的狂放之言。可以看出谢灵运对山水的态度，给人一种推崇时尚的虚荣感，让人感觉到谢氏心中涌动的某种霸占欲。而明人的行为更多的象两个打架的孩子，让人感觉到心地的单纯。《今世说》记载张纲孙喜山水，深溪邃谷，不避险阻。每得意，长啸忘返，颇有魏晋之风。《静志居诗话》记载，张来仪先从吴移居戴山，以诗招幼文（徐贲）。幼文乃移居蜀山，两山盖相望也。可见当时的社会时尚。知音激赏，不论何地。这样一种对山水对朋友的情感，不由得让人慨叹。如果说魏晋士人放浪是一种避祸全身的掩饰，而明人之任诞则是光明正大的追求。
四
总之，明代山水诗意象总体呈现了一种隐逸享乐的特征。其中当然有忧国忧民的士人情怀，但更多的还是普通人的山水之游、诗画之赏。不同于唐人的理想追求之吏隐或者禅意追寻，不同于宋人于生活中理趣的挖掘，不同于元人对少数民族易代之气节的高歌，而是一种市民文化的享乐。
首先，明代思想的宽泛及世俗化成就了这些意象。孔子、释迦牟尼、老子并祀于一堂的三教堂， 至迟在元代已见其例。至明代，则蔚然成风。士大夫与佛僧、道士相交成风。因而儒、释、道很多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道义。人们不必汲汲追求传统的儒家入世，而是强调享乐。而且，心学在本时期的极大发展，推助了意象的生成。从王阳明心学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李贽，追求真性情，追求顺性、自适、真诚。这影响了一大批文人。
还有，陶渊明自宋元以来的被推崇，也影响了明代山水诗意象的生成。文人从最初政治的危险中抽身，继而心学兴起的刺激，市民文学的兴起，这些为陶渊明的接受提供了极好的滋养土壤。很多人赞美陶氏，是自宋元以来的进一步深化。如何景明直接有《桃源图歌》云：“武陵山水久不睹，今晨置我高堂上。岩穴如闻鸡犬声，村墟但见桑麻长。仿佛潭水滨，点缀桃花春。”透露和其《菊庄》《归来篇》一样的指归。陶望龄《紫阆》序言：“泄之水，百仞五之，意是天上落也。从响铁岭而登至绝顶，谓便当下，乃忽见平畴长林，桑竹蓊翳。沟塍组织，水皆安流，审之即堕而为泄者。地名紫阆，居民颇稠，或至巨富。四望缅然平远，亦更有群峰环之。上山即富阳县界。予与客皆言，两县地势高下遽如此，复不谓是山顶。行十里，忽复下走，如一二里，始至地。由此言之，安知今所谓大地者，非处于孤峰绝顶乎！”其诗言“谁谓孤峭中，忽有桃源事。”可见时人对桃花源的追寻。张以宁《题李文则画》四则颇能代表时人审美：陆羽烹茶、苏公赤壁、渊明送酒、逸少兰亭，这里把陶渊明、王羲之、陆羽、苏轼四人融合到一起，代表一种吟诗品茶、田园山水的闲适情怀。
另外，商业的发展，也影响了这些意象的生成。文学有时成为一种商业化行为，文艺作品商品化。士人由仕途转向文学，打破了传统士人追求为官的儒家传统思想，不入仕途，一样可以享受人生。商人文人相互靠拢，形成一种新关系。[7]这样的尚利精神，让人们追求山水享乐，而不是儒家社会价值失落的山水吟唱，如沈周《咏钱三首》其一云：“个许微躯万事任，似泉流动利源深。平章市物无偏价，泛滥儿童有爱心。一饱莫充输白粟，五财同用愧黄金。可怜别号为赇赂，多少英雄就此沈。”虽然对时人利益之求有批判，但还是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随着商品化经济的发展，文人从象牙塔精神走出，追求物质享乐。陈田于《明诗纪事》注释《艺苑卮言》载：“胜国时，法纲宽大，人不必仕宦。浙中每岁有诗社，聘用一二名宿如杨廉夫辈主之，宴赏最厚。饶介之分守吴中，自号醉樵，延诸文士作歌。张仲简诗擅场，居首座，赠黄金一饼，高季迪白金三斤，杨孟载一镒。后承平久，张洪修撰为人作一文得五百钱。”从中不难看出文学成为商品成为附庸风雅的作料。明代城市工商经济的发达，为享乐主义文化氛围的形成和膨胀提供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园林文化、戏曲小说发达、《金瓶梅》的出现也是必然。
还有，文人结社的普遍也引领了山水诗意象的发展。《四友斋丛说》记载，李西涯（东阳）当国时，其门生满朝。西涯又喜延纳奖拔，故门生或朝罢，或散衙后，即群集其家，谈艺谈文，通日彻夜，率岁中以为常。陈田《明诗纪事》按语云“廷韶（秦夔）为景旸子。景旸结碧山吟社，廷韶与弟旦、奭亦称诗，可谓一家韵事。致政归，筑五峰草堂于九龙山下，率二弟奉景旸游衍其间，登山临水，歌咏继作，如是者概数十年。享士夫清旷之福，为一时所仅见云。”还有按语记载：（高应冕）归田后，与闽县祝汝亨时泰……结社于西湖，曰“紫阳”“湖心”“玉岑”“飞来”“月岩”“南屏”“紫云”“洞霄”，凡八社。看来不必仕宦，诗社等养活了大批文人，市隐成风。陈田另有按语云：“闵中有壶山文会，初会九人……续会者十三人……月必一会，赋诗弹琴，清谈雅歌以为乐。”看来文会也是一种时尚。有些书院早为科举，后来也成就了文学。在这样一种社会风气下，享乐山水意象出现成为必然，整个社会思潮都是如此。
注释：
[1]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卷三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1、743页。
[2]参见拙作《宋代山水诗意象的世俗化倾向》，《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3]本文引用明诗及文集，除特殊说明外，均据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章培恒主编《全明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994年版。
[4]何白著、沈洪保点校《何白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5]周振鹤《从明人文集看晚明旅游风气及其与地理学的关系》，《复旦学报》2005年第1期。
[6]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卷三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83页。
[7]郑利华《明代中期文学演进与城市形态》，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75页。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