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明 ，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繁荣人才工程”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致力于中国古代传记文学与文献、中国古代小说与文献的整理研究。著有《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论》等专著六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先后获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山东省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另出版了诗集《这样的你》。
推动中国古代杂传研究迈上新台阶
黄肖肖（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9级硕士生）：熊老师，您好。近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公布了“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名单”，您申报的“中国古代杂传叙录、整理与研究”获批立项，这是学校首次获批非涉海领域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请您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设立的学术背景好吗？
熊明：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杂传。拟对上起先秦、下迄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中国古代杂传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调查、清理，辑校、汇集，考察、研究。包括叙录、整理和研究三个方面：一是清理、确认。通过对中国古代所有杂传一一进行叙录，撰定《中国古代杂传叙录》，建立包含所有杂传身份档案信息的资料库，实现对杂传基本文献资料的保护性整理。二是整理、汇编。通过搜集、整理、汇编中国古代杂传，编定《中国古代杂传集》，建立包含所有杂传文本信息的资料库，实现对所有杂传文本的保护性整理。三是中国古代杂传历史发展模型和理论体系建构。通过对中国古代杂传系统、全面的考察，完成《中国古代杂传研究》。
中国古代杂传文体独立、自成体系，自先秦至清代道光二十年，历史发展线索清晰，传承有序，作品众多，特征鲜明，价值独特，但散佚严重。自现代学术兴起以来，姚振宗、鲁迅、朱东润等一大批学者和研究生涉足该领域，陆续产生了一些有创见的成果。但毫无疑问，相对于丰富的杂传文献遗存和多方面的独特价值，投入中国古代杂传整理研究的力量依然严重不足，成果零星分散，系统的整理和研究严重落后。因而，迫切需要对中国古代杂传及其基本文献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普查、整理和研究，以推动中国古代杂传研究及传记文学研究乃至中国文学与史学相关领域研究迈上新台阶。这是本课题设立的学术背景。
黄肖肖：您可以阐释一下什么是杂传，以及杂传研究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吗？
熊明：杂传之名，首见于《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中孝经类著录有“《杂传》四篇”。可见在先秦两汉时期，杂传已经成为一种文类，有了相应的地位和影响，并在目录学中体现出来。至唐初，《隋书·经籍志》史部设“杂传”类，著录大量作品，这些作品，都是正史列传以外的作品。此后，杂传创作绵延不绝，历代官私书目也延续《隋书·经籍志》的做法，均在史部设杂传类，仅是名称略有不同。五代《旧唐书·经籍志》沿袭杂传之称，《新唐书·艺文志》改称“杂传记”，《崇文总目》《宋史·艺文志》以降又改称“传记”。如今，传记的含义已发生了变化，指所有叙述人物经历的作品。根据中国古代杂传的历史实际，参酌各家定义，我对杂传的定义是：杂传是指中国古代正史以外的与列传相类的所有作品。由于这些作品是《隋书·经籍志》首录，并将它们称为杂传，所以，沿袭《隋书·经籍志》的杂传之称是比较合理的。
杂传研究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改变目前中国古代杂传研究边缘化、碎片化的现状，改变在学术主流中对中国古代杂传认知的缺失或偏颇，充分发现、认识中国古代杂传的学术价值；利于杂传的保护，也将为杂传研究以及文学、史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奠定基本文献和基础理论支撑，促进相关学科的发展；三是增进当代国民对我国古籍及古代文献资源的了解和认识，增强对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以及历史传统和遗产的全面价值认同，提升对包含传承传统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促进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和推进。
黄肖肖：杂传确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那么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杂传的，如何走上杂传研究之路的呢？
熊明：我的杂传研究，开始于二十多年前，最初源于对唐人传奇渊源的思考。这一点，我在《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叙论》中做了追溯。对于唐人传奇之渊源，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奠基者鲁迅先生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 也就是说，鲁迅先生认为唐人传奇主要是在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进化而成的。先生的论断清晰而明了，此结论便也为学术界所广泛认同。但基于此种认识，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比如，传奇文体，它与志怪有何联系？随着对唐人传奇研究的深入，在追本溯源的谱系清理中，我们发现，唐人传奇的源头并不仅仅是汉魏六朝的志怪小说，史传，特别是汉魏六朝时期的杂史杂传，才是唐人传奇的直系宗祖。为了梳理出更加符合历史真实的唐人传奇的宗祖谱系，有必要对汉魏六朝杂传进行一次系统而全面的清理和考察，获得对汉魏六朝杂传的全面、清晰且符合其历史本来面貌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具体和准确的比勘与分析，揭示出汉魏六朝杂传与唐人传奇之间的传承关系，特别是在文体方面的传承关系。这就是我博士学位论文的理论基点，由此展开并以此为起点，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杂传研究。
黄肖肖：二十多年的杂传研究，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博士论文《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到《汉魏六朝杂传研究》《汉魏六朝杂传集》，其间还发表数十篇相关论文，您能谈谈这些成果的研究重点和联系吗？
熊明：出于准确地厘定唐人传奇的渊源谱系的目的，我开始了对汉魏六朝时期杂传的考察和研究，对汉魏六朝杂传与唐人传奇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文体上的联系，进行一次较为系统的梳理，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2002年）。在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我深切地感受到，汉魏六朝杂传散佚严重，必须进行系统的调查和整理，同时，作为唐人传奇的渊源之外，杂传自身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考察和厘清。2007年，我以“汉魏六朝杂传考辑与研究”为题，申报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立项资助，以此为支撑，开始全面调查、辑录和校勘汉魏六朝杂传，并根据新材料、新认识，修订《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2011年按计划完成项目研究，成果包括《汉魏六朝杂传研究》《汉魏六朝杂传辑校》两部分，结项时等级为优秀。这就是2014年、2017年分别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汉魏六朝杂传研究》和《汉魏六朝杂传集》（全四册）。如李剑国先生所说，“《集》为研究之基石，《研究》为《集》之升华”。完成汉魏六朝的文本整理和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之后，我觉得有必要对每一种杂传的作者情况、创作背景、文本著录、流传、存佚等基本情况进行细致的梳理和考订，为所有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建立一个身份档案的资料库。于是，在2019年以“汉魏六朝杂传叙录”为题，申报了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获得立项资助。目前这项工作已接近尾声，出版后，将形成汉魏六朝杂传整理研究“三书”，即《汉魏六朝杂传叙录》《汉魏六朝杂传集》和《汉魏六朝杂传研究》，从而构建起汉魏六朝杂传系统、完备的身份档案信息资料库、文本信息资料库和汉魏六朝杂传的历史发展模型。
黄肖肖：二十多年对汉魏六朝杂传的整理研究，将对您接下来的研究工作有什么影响呢？
熊明：持续二十多年对汉魏六朝杂传的整理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获得学术界的肯定，《杂传与小说：汉魏六朝杂传研究》2008年获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汉魏六朝杂传集》入选2017年中华书局古籍类年度“十佳”，获2017年度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二等奖、山东省第三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这些肯定增强了对做好接下来工作的信心。同时，通过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魏六朝杂传辑校与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汉魏六朝杂传叙录”等多项各类科研课题，不仅积累了丰富的项目组织实施经验，也形成并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中国古代杂传整理研究的操作规范与制度。这些都为本课题研究的顺利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黄肖肖：仅就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您倾二十余年之功，对其整理爬梳。那么对整个中国古代杂传的叙录、整理与研究无疑将是一项更大的学术工程，在您看来，这项研究的现实意义有哪些？
熊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曾有过这样的论述，他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类重要文献遗存，中国古代杂传，在文学价值、史料价值之外，其中的传统文化思想和精神蕴含也极为丰富。比如大量传是写高尚之士的作品——嵇康的《圣贤高士传》、皇甫谧的《高士传》、袁淑的《真隐传》、阮孝绪的《高隐传》以及《益部耆旧传》《楚国先贤传》等等，这些作品记录了那些具有高洁人格的人物。杂传为这些高尚之士立传，反映了历代社会对高洁人格的呼唤和追求。这种思想蕴含，对当下国民素质提升、社会道德建设，也有着广泛的社会意义。
黄肖肖：这个重大项目上起先秦，下迄晚清，可想而知，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应该是十分艰巨和辛苦的，请问您有什么样的准备和计划？
熊明：是的，这项工作当然会是十分艰巨的。不过，我和我的项目团队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也做了大量、踏实的前期准备。同时，我们还有学校的大力支持。中国海洋大学有着悠久的人文传统，人文底蕴深厚。近年来，学校极为重视中文学科的发展，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和学校文科处，从各方面为项目的开展提供条件和政策支持，比如对本项目团队的重点支持。接下来，项目团队将首先按照要求，进一步完善科研条件准备，着手展开前期调查，进行开题论证，并有序展开相关研究工作。
（此文刊发于《中国海洋大学报》2020年12月17日第四版）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