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藩国文学集团形成的深层原因
摘 要：基于“共天下”的政治理念，汉初军功阶层支配了国家政治，且不尚文学；纵使有极少数文士仕进于汉廷，军功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也往往对其极尽压制。汉初仕进制度主要以任子制为主，尚未形成面向文士的成熟机制。在崇尚清净无为的黄老治道思想影响下，统治者不重文事。这些因素决定了文士很难跻身汉廷，发挥其创作优势。而汉初封建制则为藩国招揽文士提供了制度保障，且诸侯们文化修养较高，热衷文事。虽然社会已进入皇权时代，但文士仍秉持先秦王权时代的思维模式、人格精神，具有宾客文化意识，追求不为职事所拘的个性生活；诸侯王也注重借鉴先秦待士之道，礼遇文士。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汉初文士走向诸侯的趋势，藩国文学集团也因之形成。
关键词：汉初；藩国文学集团；制度；深层原因
藩国文学集团是汉初文学很突出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当前学界主要集中于梳理各藩国文学集团的总体情况与相关作家创作状况、特点等[①]，而对其得以形成的深层原因尚缺乏分析。基于此，本文试图从汉初政治理念、制度策略、藩国文化意识、文士思维模式等多重角度进行论述。
一、汉初“共天下”的政治理念与军功阶层对文士的压制
刘邦之所以能够建立大汉王朝，主要在于其“共天下”的政治思想理念[1](143)。这种理念的实质是按照汉初军功阶层成员的功劳、作用大小，公平地分配权益。通过权益的诱导与刺激，刘邦能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反秦、反楚力量的积极性，巩固刘氏政权。在为帝最后一年（前195），刘邦发布《布告天下诏》：“吾立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辑之。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为列侯，下乃食邑；而重臣之亲，或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赋敛……吾于天下贤士功臣，可谓亡负矣。其有不义，背天子擅起兵者，与天下共伐诛之。”[2](4-5)豪士贤大夫、贤士主要是指功臣列侯。刘邦在诏书中严正申明汉家天下是他与“天下之豪士贤大夫共定”的结果。为此，他已按照功劳大小赋予其相当大的权益，无负于他们，并希望他们也不要违背“共天下”的理念。由此可见，刘邦在维护军功阶层的政治、经济权益上已有较详细的政策与措施。
为把“共天下”的理念真正贯彻下去，公元前195年，刘邦还与功臣举行了著名的“白马之盟”。《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封爵之誓曰：‘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于是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3](527)刘邦《又与群臣刑白马而盟》云：“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2](7)白马之盟是刘邦建汉以来为政理念和实践的深入总结，其核心内容是希望把自己与军功集团之间建立的君、侯“共天下”政治形态延续下去。其后的统治者总体上也遵循了这种政策。《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载：“高后二年，复诏丞相陈平尽差列侯之功，录弟下竟，臧诸宗庙，副在有司。始未尝不欲固根本，而枝叶稍落也。”[3](527)《史记·张丞相列传》载：“孝文帝元年，举故吏士两千石从高皇帝者，悉以为关内侯，食邑二十四人。”[4](2682-2683)可见，吕后、文帝均执行了白马之盟精神，并通过优待军功阶层的方式，以维护政局稳定，达到“固根本”的政治目的。允实而论，“共天下”的政治理念对维护汉朝统治还是有其作用的。刘邦之后，功臣集团很少有为乱起事的，并且在吕后去世后，能够以非刘氏不王的盟约反对诸吕为乱，自觉维护刘氏天下。
按照上述“共天下”的政治理念，汉初统治者按照功劳大小，对军功阶层进行了全面任用，致使其长久占据、掌控汉廷官职。《史记·张丞相列传》云：“自汉兴至孝文二十馀年，会天下初定，将相公卿皆军吏。”[4](2681)《儒林列传》云：“孝惠、吕后时，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4](3117)在此，仅以丞相一职为例。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武帝之前担任该职的人物，除擅长戏车之术的卫绾外，萧何、曹参、王陵、陈平、周勃等人均出身军功阶层，由此可见该阶层对朝廷职位的把控。另外，纵使是基层行政组织也多被军功阶层占据。《张家山汉墓竹简·奏谳书》载：“八年十月己未，安陆丞忠刻（劾）狱史平舍匿无名数大男子种一月……问：‘平爵五大夫，居安陆和众里，属安陆相，它如辞。’”[5](97)“七年八月己未江陵忠言：醴阳令恢盗县官米二百六十三石八斗。恢秩六百石，爵左庶长。”[5](98)《张家山汉墓竹简》反映的是高祖五年（前202）至吕后二年（前186）时期的社会情况。这些资料所涉及的相关职官的爵位五大夫、左庶长等，都是自秦以来的二十等军功爵称，由此可见军功阶层在基层行政中所占据的地位。
据李开元统计，三公九卿、王相国、郡太守等职基本被汉初军功阶层及后裔占据。高祖时，军功阶层占97％，惠帝、吕后时占81％，文帝时占50％[1](67)。可见，军功阶层是汉初控制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这也决定了汉初政权带有较强的军功政治性质。这种政治状况与政权性质必然会导致其他阶层特别是下层文士很难跻身汉廷。同时，军功阶层大多文化素养不高，不尚文学。据《汉书·张陈王周传》：“（王）陵为人少文任气，好直言。”[3](2047)“（周）勃不好文学，每召诸生说士，东乡坐责之：‘趣为我语。’其椎少文如此。”[3](2054)《刑法志》：“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3](1097)这里所说的“文”“文学”含义比较丰富，但应包含文学知识素养与言辞修饰之义。由这些史料可知，汉初军功阶层的文化、文学素养总体上比较低下，不尚文学是其基本的文化倾向。在该阶层掌握政权、主导政治的条件下，这种倾向是极不利于文士施展其文学才华的。
在“共天下”的政治理念下，汉帝国的权力是由皇帝与军功阶层共同维系的，皇权仅是中央权力结构中的一极。《史记·张丞相列传》载：“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窦广国为丞相……广国贤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而高帝时大臣又皆多死，馀见无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为丞相。”[4](2683)申屠嘉虽然在品行方面“刚毅守节”，“然无术学，殆与萧、曹、陈平异矣”[4](2685-2686)，总体上不具备为相能力。但文帝经过慎重考虑，还是任其为相。“念久之不可”，充分反映了文帝对高祖以来任用军功元老以“共天下”的政治理念的认真忖度。又据《汉书·张陈王周传》，窦太后欲图封皇后兄王信为侯。“上曰：‘请得与丞相计之。’亚夫曰：‘……今信虽皇后兄，无功，侯之，非约也。’上默然而沮。”[3](2060-2061)可见，在“共天下”的政治理念之下，皇权是深受限制的。
文士大多具有较强的忠君观念，这在贾谊、晁错身上有充分体现。在皇权受限的政治背景下，二人为强化君权，抑制过于强大的军功阶层，均提出了相关主张。《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4](2492)贾谊提出的遣诸侯就国的主张，严重侵害了军功集团的利益。为避免更严重的政治斗争，文帝最后只得把贾谊贬至长沙。晁错对皇权受限问题也有相当深入的认识。在文帝时期，他就指出：“人主知所以临制臣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听言受事，则不欺蔽矣。” [3](2277)他认为人主应当强化对臣下的管控，洞悉各方面情况，以防止被臣下蒙蔽，这种主张是明显针对军功集团的。所以，在文帝期间，晁错与该集团的矛盾已开始凸显。对此，《汉书》本传载：“当是时，太子善错计策，爰盎诸大功臣多不好错。”[3](2299)其后，在景帝的重用下，晁错着力推行相关改革以强化君权。《汉书·张周赵任申屠传》载：“二年，晁错为内史，贵幸用事，诸法令多所请变更，议以适罚侵削诸侯。而丞相（申屠）嘉自绌，所言不用，疾错。”[3](2102)可知，伴随着改革的推进，晁错与军功集团已势同水火。随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敺等军功集团利用七国之乱问题弹劾晁错，最终导致了晁错被诛。可见，基于皇权受限的政治背景，汉初纵使有极少数文士仕进于朝廷，军功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也往往对其极尽压制、打击，使其很难有充分发展的空间。
二、汉初仕进制度与文学环境
任何政权要维系其长久存在与健康发展，都离不开仕进制度。汉初时期，仕进途径主要有任子、纳赀、从军等方式。由于汉初统治者积极贯彻与军功阶层“共天下”的政治理念，并遵守“国以永存，爰及苗裔”[3](527)的白马之盟，这势必导致任子制成为当时最主要的仕进方式。《汉书·哀帝纪》载，绥和二年（前7），“除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颜师古注引应劭之语曰：“任子令者，《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师古曰：“任者，保也。”[3](336,337) “任”即保举，任子也就是“大臣任举其子弟为官”[3](2316)，即朝廷高级官吏可保举其子弟为官。一般认为，这种仕进制度可能是沿袭秦葆子制而来。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秦律十八种·司空》《法律答问》都有“葆子”的记载，竹简注解者认为“葆子疑即任子”[6](52)。这种认识应是可从的。
当然，因第一代军功集团的孩子年龄尚小，刘邦之时还不存在任子问题。到了文、景时期，任子问题已相当突出。为此，统治者只得采取比较广泛的任子方式。《文献通考·选举七》专列“任子”一目，涉及父任、兄任、宗家任、致仕任等[7]。如《史记·酷吏列传》载：“（周阳由）以宗家任为郎，事孝文及景帝。”[4](3135)《汉书·汲黯传》载：“（汲黯）以父任，孝景时为太子洗马。”[3](2316)《爰盎传》载：“孝文即位，盎兄哙任盎为郎中。”[3](2267)另外，《史记》《汉书》等史籍虽未明言其他功臣子弟的仕进方式，但以常理推测，他们也应当是以任子制方式入仕的。如文、景之时，名将周亚夫作为功臣周勃之子，起仕即为河内郡守，其仕进方式应为父亡而子任。再如，万石君石奋，十五岁即侍从高祖，为军功集团成员，四个儿子建、甲、乙、庆均官至二千石。若无任子之制，这种状况是很难想象的[②]。
通过任子制，汉初统治者成功地维持了军功集团的政治利益，巩固了政权与统治。但这种制度的弊端同样显而易见。《后汉书》卷二二论曰：“自兹以降，迄于孝武，宰辅五世，莫非公侯。遂使缙绅道塞，贤能蔽壅，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关之怨。其怀道无闻，委身草莽者，亦何可胜言。”[8]可见，任子制导致了朝廷职位多为军功集团把持，致使“缙绅”“贤能”等贤才文士屈沉于下层，无法获得仕进机会。
当然，汉初时期，个别统治者也曾尝试打破这种状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贤才文士选拔活动。如文帝分别在前元二年（前178）、十五年（前165）进行了贤良文学选拔活动，开启了汉代察举的先河。特别是，第二次选拔直接采取考试方式，以对策文创作的优劣作为判断标准，确立了以文仕进的方式[③]。但纵观高祖至景帝时期，此类活动是很少的。惠帝、吕后时期共计十六年时间，此时悉尊高祖法令，奉行清净无为之策，在仕进制度方面并无更张。景帝在位时间长达十五年之久，也未进行贤才选拔活动。特别是在此期间，因平定七国之乱，景帝重用军功之士，“吏多军功”[3](149)成为当时相当突出的现象。
可见，在武帝之前，汉代察举活动虽已产生，但这仅是文帝时期的一种政治举措。总体上，统治者对选贤任能问题缺乏充足认识，尚未形成一套成熟的面向知识分子与文士的仕进机制。可以说，此时期的仕进制度建设是乏善可陈的。为此，个别有强烈仕进之心的文人，只得采取其他途径入仕。如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4](2999)。汉代有纳赀一途，即士人可通过向朝廷捐献资财而得官。但因朝廷已形成了“入财为官，不署右职”[3](3628)的规定，纳赀者在仕途上很难获得更好的发展。司马相如以赀为郎之事说明，在任子制的挤压下，个别士子只得采取不为人所重的其他仕进途径，且在带有军功政治性质的政府中，很难获得称心如意的文事职任。
对文士而言，良好的文化、文学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刘邦《手敕太子》云：“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2](5)《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4](2699)可见，与秦朝相比，汉初统治者对文化知识的态度已有一定的转变。但这些史料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误解，即汉初已有良好的文化环境。事实上，当时的文化环境是不容乐观的。惠帝四年，朝廷“除挟书律”[3](90)；文帝二年，又除“诽谤妖言之罪”[3](118)。这些史实既说明汉初文禁渐开，但更说明此时对思想文化的管控还是相当严格的。这自然不利于文人士子的思考与创作。
特别是惠帝之后，统治者积极探索社会治理与运作模式。据《史记·曹相国世家》，曹参在齐国为相时，听从盖公之言，“其治要用黄老术，故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4](2029)。他入朝为相后，继续采用黄老为治之道，其后的陈平“本好黄帝、老子之术”[4](2062)。文帝、景帝以及朝政主要人物窦太后也都是黄老之学的崇奉者。《儒林列传》载：“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4](3117)《外戚世家》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4](1975)这些史料都反映出汉初统治者在治国策略方面对黄老思想的推崇。黄老治道思想的内涵很丰富，但其根本的为政精神是清净无为，不兴事妄作。《风俗通义·正失篇》云：“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净无为。”[9]“不甚好儒术”反映的是一种不重文事的思想观念，而这种观念则是本于黄老治道精神的。据《汉书·萧何曹参传》：“（曹参）择郡国吏长大，讷于文辞，谨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3](2019)《儒林传》：“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3](3592)《司马相如传》：“会景帝不好辞赋。”[3](2529)由这些史料可知，为贯彻黄老治道精神，统治者立足不重文事的思想观念，选任职吏多重“讷于文辞”者，而对文士的态度则颇为消极。在这种恶劣的文化、文学环境下，文士自然无法聚拢于汉廷，发挥其著述、创作优势。为此，他们只得另觅文化、文学环境较好的其他地方。
三、汉初封建制与藩国政治中的文化需求、意识
汉帝国建立后，统治者认为秦朝灭亡的主要原因在于完全推行郡县制，同姓子弟无寸土之封。这自然导致了秦朝在国家危难之时缺乏全国范围内的同姓之助。于是，刘邦在继承秦朝郡县制的同时，也借鉴了西周封建制度，大力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王，以为外助。对此，司马迁有颇为深刻的认识：“天下初定，骨肉同姓少，故广彊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4](802)“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4](2012)
高祖分封的同姓诸侯主要有荆、楚、齐、吴、淮南、赵、代、燕、梁等。这些藩国疆域广大，人口众多。《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序》云：“自雁门、太原以东至辽阳，为燕、代国；常山以南，大行左转，度河、济，阿、甄以东薄海，为齐、赵国；自陈以西，南至九疑，东带江、淮、谷、泗，薄会稽，为梁、楚、淮南、长沙国：皆外接于胡、越。而内地北距山以东尽诸侯地，大者或五六郡，连城数十，置百官宫观，僭于天子。”[4](801-802)其中，齐王刘肥领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琅邪七郡；楚王刘交领薛郡、东海、彭城三郡；吴王刘濞领东阳郡、吴郡、鄣郡三郡；淮南王刘长领九江、庐山、衡山、豫章四郡。汉初时，全国约57郡，中央直辖的仅有15郡，而诸侯王所领为42郡，约占全国郡数的73.7%，疆域面积约为全部汉朝领土的62.3%，人口数量约为全国的61.3%。仅由疆域与人口情况可见，汉初藩国的实力是相当强大的。
特别是，在西汉前期，这些藩国有相当强的独立性。就事关为政要害的官职署任而言，《史记·五宗世家》云：“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4](2104)《汉书·高五王传》赞曰：“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3](2002)由这些史料可见，藩国行政系统比较完善独立，体制类同汉廷；且从制度上，除丞相外，其他官职的署任权主要控制在诸侯王手中。这就为藩国根据自己的政治文化需求，独立自主地招揽贤才文士提供了权力保证。
自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以来，士阶层凭借其智识、学问，已成为社会政治、文化活动中的重要力量。为了壮大国力，实现争霸目的，各诸侯国极为重视士子的作用，养士成风。汉初的政权机制虽有别于先秦宗法制，但封建制的实行却使当时的社会政治形态有类似春秋战国之处。基于这种政治形态，士子们认为一个类似于战国的“后战国时代”已经来临。立足这种判断，他们迸发了内心深处经秦代打压而暂时收敛的高度认可自我的意识与自信，为寻找人生出路而纷纷进行游仕活动。就诸侯王而言，他们为了壮大藩国实力，自然也需要寻求士子的智识与思想的支持。可以说，就双方的需求、目的而言，二者存在一拍即合的基础。这就使因秦朝大一统皇权的强制统治而暂时中断的养士传统，再度盛行起来。
当时，各诸侯纷纷礼贤下士，私养宾客，以求为己所用。其中，齐、吴、楚、淮南、梁、河间等诸侯王都以善于招贤纳士而著称。据《史记·曹相国世家》：“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参尽召长老诸生，问所以安集百姓，如齐故诸儒以百数。”[4](2028-2029)为了寻求治国智慧，齐国着手征聘士子。由“齐故诸儒以百数”可知，当时齐国吸纳的士子数量是相当多的。在“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4](2822)的时代背景下，刘濞大力发展经济，成为藩国实力最强大的一方；同时，礼贤下士，“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4](2823)，“诱天下豪桀”[4](2830)，颇为人心所向，吴国也因此成为士子游仕的主要藩国。梁孝王刘武为文帝次子，景帝同母弟，也极为注重招揽贤才。《史记·梁孝王世家》云：“（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4](2083)由上述可见，汉初藩国养士之风是相当盛行的。
汉廷热衷黄老刑名，不重“文”事；功臣大多质木无文，且对文士颇多压制乃至打击。与汉廷恶劣的文化、文学环境相比，汉初诸侯王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很重视“文”事，热衷于著述与文学创作。对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专列“藩国之文术”一篇，并云：“汉高祖虽不喜儒，文景二帝，亦好刑名黄老，而当时诸侯王中，则颇有倾心养士，致意于文术者。楚，吴，梁，淮南，河间五王，其尤著者也。”[10]立足这种“致意于文术”的文化意识，汉初藩国面向不为汉廷所重的文士阶层，表现出一种开放博大的吸纳气度。这就为那些在汉廷仕进无门或不得意者，另启了一扇能充分展示其才华文采的大门。据《汉书·贾邹枚路传》：“汉兴，诸侯王皆自治民聘贤。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3](2338)这说明吴王刘濞对“文辩”之士即纯粹的文学家是相当关注的。再如，梁孝王热爱辞赋。据刘歆《西京杂记》卷四“梁孝王忘忧馆时豪七赋”条：“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11](103)当时，参加此次文事活动的有枚乘、路乔如、公孙诡、邹阳、公孙乘、羊胜等人。他们秉笔为赋，既展示出自己的文学才华，也反映了梁王对文事的无比热衷。像枚乘《柳赋》云：“君王渊穆其度，御群英而玩之。小臣瞽聩，与此陈词，于嗟乐兮。”该赋句就充分体现出梁王致意文术的文化意识与以赋为乐的文学观念。又如，淮南王刘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3](2145)，“安为辨达，善属文”[12]。另外，《汉书·艺文志》载有“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3](1747)。这些材料都说明了刘安博学善辩，具有良好的文化、文学素养，并喜欢与群臣以赋相娱。这种素养与重视创作、著述的意识，应是他能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3](2145)，为众多文士所依附的根本原因。由上述可知，诸侯王致意文术、重视文事的文化意识应是藩国文学集团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
四、汉初文士的王权时代思维模式、主体品格与客遇诉求
自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以诸侯并立、纷争为基本政治特征的先秦王权时代被彻底打破。古代社会从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皇权政体时代。其后的汉帝国虽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封建制，但皇权政体仍然是其主导特征。适应皇权统治要求，秦朝进行了一场较全面的文书革新运动。该运动对上下行公文进行了整理、改造，规范了相关文体名称、用语等，体现出鲜明的尊君抑臣的皇权专制性质与等级观念，标志着古代文章开始从王权时代书写转换成皇权时代书写[④]。其后，基于皇权政治建设需要，刘邦重用儒士叔孙通，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礼制建设。此次文化活动进一步规范了应用文体。“秦初定制，改书曰奏。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13]至此，为体现皇权至尊，臣下奏言与创作必须坚持礼制，按照尊君卑臣的话语体系进行表达，这已成为皇权专制社会的必然要求。
但对上述从“王”至“帝”的重大政治文化变革，汉初士子并未给予充分的关注与体察。他们明显地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仍沿袭着一种王权时代政治思维模式，这在其散文创作中有充分体现。枚乘在《上书谏吴王》一文中，以尧、舜、汤、武等圣王天子比拟吴王，同时使用了“天命”“万乘”等用于天子的称谓。站在皇权体制的角度，这种文本比拟与用词是不合皇权礼制与文辞表达要求的。邹阳有《上书吴王》《狱中上书自明》二文，前文把汉与越、赵、齐并置，实际上是把汉视作诸侯，在政治上忽视了二者之间的君臣、上下等级关系；后文则认为诸侯王只要能不拘俗见，重贤用贤，就能超越五霸，成为像周文王那样的圣王。虽然社会已发展至皇权时代，但由上述文章可见，汉初文士还不能紧跟皇权时代，其思想认知、文学书写还是以王权时代诸侯争霸时的游士思维为基础的，是不符合新兴皇权体制文化要求的。
自春秋战国以来，士逐渐成为了思想文化的承担者与弘扬者。他们认为自己是思想文化知识的化身，是“道”的承担者、诠解者；与诸侯王掌握的权力即“势”相比，“道”尊于“势”，“势”必须依附于“道”[⑤]。基于此，当时的文士大都有很强的优越感与自尊意识，并认为自己是思想世界与社会价值判断的主导者、决定者。而在皇权时代，皇帝不仅是地位最高的帝国统治者，更是思想、文化的圣者，可以“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4]（245）。在皇帝面前，所有臣民都应是卑下贱微的，不能因为自己拥有文化知识而产生自信心、自尊心与优越感。张苍《奏论淮南王长罪》尾云：“臣等昧死请。”[2](142)晁错《贤良文学对策》开头云：“臣错草茅臣，亡识知，昧死上愚对曰……”[2](182)令狐茂《上书理太子》尾云：“忠臣竭诚不顾鈇钺之诛，以陈其愚……臣不胜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阙下。”[2](301)这些“昧死”“草茅臣”“愚对”“陈其愚”“待罪”等词，都体现了“官僚们在皇帝面前表示的就是这种既诚惶诚恐，又感恩戴德的奴性心态和谦卑姿态”[14]，反映出皇权体制对臣下主体品格的扼杀与泯灭。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士人的思想意识保持着强大的文化惯力，具有承绪性、绵延性，不会随着皇权体制的建立而立即消失。因此，汉初大部分文士仍延续着先秦时的主体品格。他们仍认为自己是“道”的化身，高自标置，因此极度自信与自负。这种人格精神在其文章中有明确体现。邹阳在《上书吴王》中说：“今臣尽智毕议，易精极虑，则无国而不可奸；饰固陋之心，则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然臣所以历数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恶臣国而乐吴民也，窃高下风之行，尤悦大王之义。”[2](199)从行文看，他口气很大，认为凭借自己的才能，能够无国不遇，游仕于吴主要是因为吴王的风节品格颇受自己认可。在游梁期间，因遭谗害，邹阳被梁孝王下狱。于是，他创作了《狱中上书自明》。在此文中，他处处以伊尹、管仲等前贤名相自比，甚至认为自己有尧舜那样的治理天下的术略。同时，他还认为梁孝王不能以威权势位来压制他们，否则士子宁可“伏死堀穴岩薮之中”[2](202)，也不会趋附王阙以尽忠。这种高度认可自我的心态与不畏权势、“抗直不桡”[4](2479)的意识，可谓与先秦士子的人格精神一脉相承。因此，司马迁在《史记》中把邹阳与先秦纵横之士鲁仲连列于同传。但毫无疑问，这种主体品格是无法适应皇权体制要求与规范的。为此，这些文士也只得走向藩国。
就文化意识而言，先秦士子们认为具有权势的统治者必须依据道尊势卑的原则，尊重、礼遇他们，妥善处理与自己的关系。据《战国策·燕策》，燕昭王为发展燕国，曾向贤士郭隗请教。郭隗对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15]郭隗所言就反映了士子的这种礼遇诉求。对于拥有“势”的诸侯而言，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实现争霸目的，“又需要这种价值与意义对自己的行为给予证明或支撑”[16]。因此，诸侯在认可道尊势卑理念的同时，也依据此种理念，充分礼遇他们，多以客礼待之。春秋战国时代的客卿制就反映了这种状况[⑥]。基于此种制度，诸侯在日常生活、社会地位方面对客卿的礼数大多比较周全；同时，诸侯对客卿的任用也比较灵活，员额不限，且无固定职掌。这种制度由此导致了士子们在游仕时多以客自居，追求一种不为具体职事所拘的个性生活。
而在皇权体制下，所有臣僚均是皇帝“家天下”中的“家臣”，二者关系是典型的“主仆”而非“主客”关系。同时，自秦朝开始，统治者为维护皇权统治，实现高效行政管理，大力发展官僚制度，由此建立了发达的官僚科层、职事系统。在此系统下，每个官吏都主管、承担着相应的繁杂庶务。但汉初士子是否适应或追求这种吏职生活，则是需要思考的。《汉书·楚元王传》载：“初，元王敬礼申公等，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及王戊即位，常设，后忘设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设，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将钳我于市。’称疾卧。”[3](1923)《贾邹枚路传》载：“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3](2365)可见，基于先秦以来形成的宾客传统，汉初士子仍带有很强的以客自认的文化意识，注重客遇诉求，明显不适应皇权社会之下由“客”至“吏”的身份转换与职业要求。
同时，当时的诸侯王为了各自的政治、文化目的，也积极借鉴先秦为王待士之道，注重礼遇文士。《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载：“（淮南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3](2145)《贾邹枚路传》载：“（邹阳）书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为上客。”[3](2353)刘歆《西京杂记》卷四载：“河间王德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馀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11](105)可见，当时的诸侯多以“宾客”之目罗致文士，有的还模仿先秦建立了宾客等级之制，且待遇、安置条件比较优越。对于以客自居、追求自由生活而不愿为职事所扰的文士而言，诸侯的这些举措无疑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结语
汉初藩国文学集团的形成涉及诸多深层原因。基于“共天下”的政治理念，汉初军功阶层支配了国家政治，全面占据了各层级职位，且不尚文学；纵使有极少数文士仕进于汉廷，军功阶层为维护自身利益，也往往对其极尽压制、打击。就仕进制度而言，汉初主要以任子制为主，尚未形成面向文士的成熟机制。在崇尚清净无为的黄老治道思想影响下，统治者不重文事，选任职吏多重“讷于文辞”者，而对文士的态度则颇为消极。在这种恶劣的文化、文学环境下，文士自然无法聚拢于汉廷，发挥其文学创作优势。这既导致了汉廷文学的衰微局面，也使文士不得不另寻出路。而汉初封建制则为藩国招揽文士提供了制度保障。特别是，与汉廷热衷黄老刑名，不重文事，廷臣大多质木无文的文化状态相比，诸侯王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热衷文事。虽然社会已进入皇权时代，但汉初文士仍秉持先秦王权时代的思维模式、人格精神，具有宾客文化意识，追求不为职事所拘的个性生活。另外，诸侯王也注重借鉴先秦为王待士之道，注重礼遇文士。所有这些原因都导致了汉初士子游仕于藩国的趋势，像楚王刘交一系、吴王刘濞、梁孝王刘武、淮南王刘安、河间献王刘德等都招揽了大量文士。在此情况下，藩国文学集团自然因之形成。这些集团的形成也决定了汉初文化、文学中心主要集中于地方藩国，而汉廷只能作为政治而非文化、文学中心而存在。
本文原刊于《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注释：
[①] 可参见于迎春《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李大明《汉楚辞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许志刚、杨允《汉代文化转型与文学流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著述。
[②] 一般情况下，汉代享有任子权的官吏可保任子弟一人为官。但有时候，统治者也不完全遵照常规。如，苏武“少以父任，兄弟并为郎”（《汉书》卷五四《李广苏建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59页）；冯奉世之子野王“少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汉书》卷七九《冯奉世传》，第3302页），立“以父任为郎，稍迁诸曹”（同上，第3305页）。这些都说明朝廷对任子人数的限制并不是很严格。
[③] 关于此点，可参见拙文《汉代对策文刍议》（《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
[④] 关于此点，可参见拙文《秦代文书行政制度与公文关系刍议》（《文学遗产》2018年第1期）。
[⑤] 关于此时期道尊势卑问题，可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两部分的相关论述。
[⑥] 关于先秦客卿制，学界已有较充分的研究。相关成果可参见黄留珠《秦客卿制度简论》（《史学集刊》1984年第3期）、孟凡峰《论客卿》（《史学集刊》1987年第3期）、王保国《论战国客卿》（《河南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袁礼华《秦客卿制述论》（《南昌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王玉喜《早期客卿考论》（《东岳论丛》2014年第2期）、贾马燕《秦国“客卿”特征简论》（《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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