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明:《文学史写作范式的突围与进路》

时间:2020-06-08浏览:238

文学史写作范式的突围与进路

——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开始于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经过一百多年的实践,时至今日,以西方现代文学观念、文学理论为基础而形成的文学史写作路径,几乎成为中国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范式,各种文学史著作,虽或多或少有所不同,但这种不同主要在于对具体问题观点的差异,文学史的总体架构几乎没有差异。文学史写作范式固化,创新缺失,早期文学史家的困惑或忽略之处,包括在西方文学观念下建立起来的宏观架构与中国文学发展实际之间的扞格不入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且在新的学术规则下,甚至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起来。不过,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面对主流中国文学史的不足和写作范式的固化,一直存在一种大文学史的理论探索与写作实践。新近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刘怀荣、张新科、冷卫国三位教授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10月出版,下引同),就是大文学史理论探索与写作实践的最新成果。主编者之一的刘怀荣教授在本书《导论》中说,《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写作中“反复思考、高度重视”的第一问题,就是“对传统文学史观缺陷的省察”。《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有着明确的突破现有主流文学史写作范式的自觉追求。

    其一,主流文学史的整体框架,无论是通史还是断代史,多以历史时间为经、具体朝代中的作家、作品以及文学现象等为纬,在历史时间的自然进化中呈现文学的发展。这种结构的好处在于,它在表面上契合了文学本身的自然历史,同时,也契合文学代变的历史观共识。然而,这一结构方式看似与文学的自然历史相一致,其实,它的主观性十分突出,在体现历代共识下的经典性之外,是许多优秀的作家、作品以及其它重要内容的被忽略。《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摒弃了传统文学史的历史自然时间线索,其总体结构与二十世纪以来固化了的主流文学史写作范式的文学史结构不同,没有沿用以历史时间为经、以具体朝代中作家、作品为纬的宏观结构逻辑,而是按照文体重新设计文学史的宏观框架,将整部文学史分为平行的七个部分,即:一诗歌,二辞赋,三骈文,四散文,五史传文学,六小说戏曲,七文学思想。这样,各体文学自成体系,在主流文学史架构下许多被忽略的作家、作品,得以呈现和突出,也因此更加接近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史实际。

    其二,主流文学史一般孤立地将作家、作品嵌入历史时间经度与具体朝代空间纬度构成的整体逻辑架构中展开叙述,这种方式,必然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时,仅仅孤立地将作家、作品嵌入某一具体的时空坐标的叙述,就文学内部而言,一个时代的诗歌与散文、散文与小说等等,各体文学之间的联系和对话被遮蔽了;就文学与外部的时代人文环境而言,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以及文学与其它社会人文因素的联系和对话也被遮蔽了。《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从大文学史观出发,梳理、总结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独特特征,分析、清理魏晋南北朝文学与当时社会文化各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将魏晋南北朝文学置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历史加以考察,即回到魏晋南北朝文学发生的社会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中,“以文体为经,以相关的专题为纬”,审视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演进。而对每一文体的观照,也以专题形式展开,捡出该文体在历史发展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分别展开深入分析和阐释。同时,在同一问题的历史发展中比如某一具体的作家和作品,也不仅仅专注于这一具体作家和作品本身,对这一具体作家和作品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也给予特别的重视,也即将这一具体的作家和作品置于当时具体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加以考察。这是《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的显著特点。

    其三,在呈现什么、如何呈现的问题上,主流文学史写作受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影响,文学史的主要内容,往往以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四种体裁为主,且主要围绕经典作家、作品展开。这种固化的写作范式,造成相当多的杰出作品被忽略或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董乃斌先生指出,传统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将许多原先不受重视的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和历代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一些所谓‘下里巴人’的东西请进文学史殿堂的同时,却把不少很有特色的传统文学样式驱逐出了文学史。”(《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兼评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文学遗产》20005期)《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意识到传统文学史的这一显著缺陷,也有意识地对此进行补救。刘怀荣教授在《导论》中明确提出:“对以往魏晋南北朝断代文学史一带而过、较少进行系统论述的骈文、散文、史传文学等给予高度重视,各自独立为一编,从不同的专题出发,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讨论。”

    主流中国文学史写作范式的突出缺陷,在于其宏观结构固有局限带来的视域局限,如何进行改进,探索各种可能的进路、凝聚共识是学术界的重要责任。充分尊重中国文学民族特点的“大文学”写作,是一个值得严肃对待的进路。《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体现了对这一进路的严肃思考和勇敢实践。其纠偏与救弊的理想和担当、付诸实践的勇气和努力,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本文原刊于《人民政协报》2020511日“评序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