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孔子的情商思想
薛永武
摘要：孔子作为思维科学发展史上第一位情商理论家，其思想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情商思想。孔子的情商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第一，自我认知能力；第二，自我调控能力；第三，自我激励能力；第四，移情能力；第五，社会交往的能力。与西方卯年代流行的情商理论相比，孔子的情商思想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其本质内涵是学会做人。这对我们重新认识方兴未艾的素质教育、建构新型的人际关系，乃至全社会的人才发现、人才培养和人才任用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自我认知；自我调控；自我激励；移情能力；社会交往能力
情商即情感智商，也叫情绪商数，简称EQ，与智商IQ相对。它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自我认知能力；第二，自我调控能力；第三，自我激励能力；第四，移情能力；第五，社会交往的能力。从情商理论的内涵来看，其核心是学会做人，也就是说，一个人事业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具备上述五种能力。随着情商理论研究的深人，我们发现，孔子的思想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已经包蕴了情商理论的基本内涵，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孔子是第一位真正的情商理论家。
一、自我认知能力
从情商理论的角度来看，自我认知表示个体对自我内在状态的发展性注意，也是一种自我反省的觉知，是对内心情感体验的观察和审视。在这方面，孔子以其深刻的人生哲学，认真审视了人生命运及其定位，分析了如何创造理想的人生问题，在充分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又超越了自我，指向了普遍的人生。
孔子的自我认知能力首先表现在对自己的正确认知上。对此，孔子通过对各种人生的分析，把人生分为四个等级:“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论语·季氏》)孔子把人生由高到低列出了四个等级，即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因为他深知自己“少也贱”(《子罕》)，力求能正确反思自己，“吾有知乎哉?无知也”(《子罕》)，“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为政》)故而他实事求是地称自己为“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孔子发现，“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因此，孔子“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为政》)孔子之所以能达到随心所欲不踰矩的至高境界，既是因为他具有远大的理想，又是因为他具有勤奋刻苦的奋斗精神。在他看来，人能弘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卫灵公》)；为了理想的追求，他可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述而》)这些论述充分反映了孔子人生哲学的深刻性，也真实正确的反映了个人的生命历程，从十五岁立志学习，通过发愤忘食，乐以忘忧，逐渐达到人生自我完善的最高境界。可以说，孔子对自己命运的认识也说明他有很高的自我认知能力。他虽然不是神，也不是天才，但却是一个学而知之，寓伟大于平凡之中的圣人。
其次，孔子的自我认知能力还表现在自省自克与自我定位上。在自省自克方面，孔子能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他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卫灵公》)其意思是说，不要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而是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因而，他主张“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应该“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季氏》)，勇于自省与自制，要“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孔子提出自省自克，具有两个含义:第一，人生要正确的自我认知，必须自省自克；第二，自我认知能力愈强，愈能自觉自省与自克，二者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曾子说自己“吾日三省吾身”(《学而》)，可谓得孔子自省与克己的真传。
自我认知还需要正确的自我定位。自我定位需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命运。孔子认为，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知道自己的命运，“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尧曰》)。在人生四个层次中，他把自己定位在学而知之者，属于第二个层次，这就为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打下了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在认识自己命运的基础上，孔子还要求在正名中为个人定位。历史上在奴隶制向封建社会转化的社会转型期，旧的社会格局和社会秩序已经打破，而新的社会格局和社会秩序又尚未形成。为了社会稳定协调向前发展，孔子针对当时“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无序性，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一正名思想，试图重建新的社会秩序。他认为，君应该象君，臣应该象臣，父应该象父，子应该象子。具体说来，在君臣关系上，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在家庭内部，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孔子的正名思想深刻之处在于，它把自我认知和个人定位纳人具体的社会关系、社会角色中加以考察，在肯定社会等级秩序与差别的合理性的同时，要求个体服从社会角色的规范要求，即用社会角色为个人定位。孔子为个人定位，实际上也是通过正名来调整当时的社会关系，维持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发展。《申子·大体》认为圣人贵正名“其名正则天下治”；而《尹子·发蒙》载尹佼语:“治天下之要在于正名”。这些正名思想与孔子的正名思想可谓异曲同工。
正名与个人定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名是个人定位的前提；个人定位是正名的具体实现。通过正名与个人定位，孔子强调各司其职，彼此不能混淆，每个人都应按照自己的社会角色或社会分工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因此，他在《泰伯》和《宪问》篇中两次谈及“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也正如曾子所说:“君子思不出其位”(《宪问》)。也就是说，君子应该考虑自己所应该考虑的问题，不要超出自己职位的规定。
二、自我调控能力
自我调控能力是指个体控制自我情绪的能力。心理学表明，一个人如果把喜怒哀乐等情绪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这不仅有利于身心健康，而且也能促进个人事业的成功。从孔子的生命历程来看，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孔子都体现出很强的自我调控能力，这也是他能成为圣人的重要主观原因。
要提高自我调控能力，孔子认为，应该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认识自我调控的重要性。从自我调控的积极意义来看，加强对自己的节制和约束，可以少犯过失，这就是孔子说的“以约失之者鲜矣”(《里仁》)；相反，如果不积极进行自我调控，就容易因小失大，即“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在《公冶长》篇中，孔子还肯定了楚国令尹子文，认为子文三次做令尹，没有高兴的样子；三次被黜，没有怨恨的样子，这是尽忠于国家。正因为自我调控非常重要，所以，对于那些狂妄而不直率、幼稚而不老实、无能而不讲信用之徒，孔子说他是不知其所以然的。
提高自控能力，还需要明确调控的原则。从孔子的全部思想来看，自我调控的原则实际上也是人们行为的准则，也就是中庸原则。中，是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的意思；庸，有平常、常道等义。中庸合称始于孔子:“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雍也》)孔子以中庸作为行为的最高标准和最高的美德，虽然没有具体阐发中庸的内涵，但从他对于人的言、行及情感、欲望的调控来看，他无疑是把中庸作为自我调控的基本原则和方法。朱熹认为，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这是符合孔子本意的。孔子中庸的意思也就是要求人的言行、情感、欲望等要适度、恰当，避免过与不及。孔子指出:“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捐乎!狂者进取，捐者有所不为也。”(《子路》)其中，“中行”就是“用中”、“执中”；“狂”和“猖”是两端:“狂”是过，“捐”是不及。很显然，孔子认为，“中行”最好；“狂”和“捐”则都不好。在《先进》篇中，孔子评价子张和子夏时，认为子张有些过分，子夏则有些不及。孔子把过分与不及都看作是有缺陷的，而只有无过无不及的中正才是理想的。
靠什么达到中庸、实现中和之美呢?这需要用礼来对人民的言行等进行调控。“礼”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在孔子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礼，强国家、定社稠，序民人，得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在孔子看来，“礼”不仅是个人行为的准则，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方式，因此，他自己从年轻时就学礼，培养学生时，又以礼来塑造学生，强调“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认为，如果不重视礼，不用礼来克己，就难以达到中庸，也难以达到仁的境界。在《泰伯》篇中，孔子从人生推及到社会，深刻指出了不知礼的危害性:“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孔子认为，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站得住，就必须懂礼，用礼来自我塑造，这就是“立于礼”。为此，孔子还提出了“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这实际意味着孔子倡导人的主体性，自觉抵制“非礼”对自己的不良影响。
孔子还对自我调控提出了具体要求。自我调控在态度上，一方面，孔子主张严以律己，“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或者，“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有了错误，也不要怕改正，即“过，则勿惮改”(《学而》)。另一方面，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这对于自我调控颇有启迪。其实，许多社会矛盾的产生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与矛盾的一方强加于人不无关系。因此，每个人如果都能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神学会自我调控，就有利于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此外，为了提高自控能力，孔子提出著名的“三戒”与“九思”。“三戒”，即“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季氏》)孔子根据人生年龄的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年龄阶段的“戒”律，这是颇有见地的。“九思”，即“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孔子认为“九思”就是要求人们对事情要看明白，听明白，态度温和，容貌端庄，说话诚实，工作态度严肃认真，遇到疑问及时请教，发怒时要考虑后患，得到利益时看是否应该得。“三戒”与“九思”是孔子对君子的要求，其意义在于通过自律达到最佳调控状态。
在自我调控的具体行为上，孔子还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与言行方面，孔子要求“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学而》)在肯定子贡说的“贫而无馅，富而不骄”的同时，孔子还倡导“贫而乐，富而好礼”，“泰而不骄”，认为“刚、毅、木、呐近仁”，主张克服好胜、自夸、怨恨和贪心这四种毛病。另外，孔子认为，一个人的言行动作还要根据不同场合和对象来具体自我调控。在交际中，孔子认为，该说则说，不该说则不说，防止“躁”、“隐”和“瞽”，他说:“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因而要求说话要注意把握时机和分寸。说话还要讲究场合和对象，对此，《乡党》篇比较详尽地记载了孔子对个人的语言及情绪的调控。在本乡四方，孔子非常恭顺，“似不能言者”；在宗庙朝廷，孔子说话简练、明白而流畅；走过朝廷的门，谨小慎微；经过国君的坐位，孔子脸色矜庄，走路很快，说话好像中气不足；走出来，降下台阶一级，表情就放松，怡然自得；走完了台阶，步伐加快，象鸟儿舒展翅膀。接待外宾或出使到外国时，孔子也能根据不同场合和不同的对象，调控自己的言行与情绪，做到恰如其分。可以说，孔子这些调控措施虽然未必适合所有人，也不可能完全适合今天的需要，但在当时却是君子自我完善、自我塑造的重要内容，对于当今仍有方法论的启发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重视情绪调控，并非一般的调控，而是旨在控制不良情绪，促进积极的情绪，如肯定“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季氏》)，主张乐以忘忧，蕴含了积极、快乐的人生哲学，这是颇有价值的。
三、自我激励的能力
自我激励能力是个人生命拓变的内在动力，也是个人生命进展的源泉。从人才学上来看，大凡自我激励能力高的人，一般都能积极进取，不畏艰难险阻，顺境时不沉溺于安逸，逆境时敢于百折不挠，终于走向成功。孔子能成为圣人，除了客观因素外，重要一点就是他具备很强的自我激励能力，这主要表现为远大的志向与坚韧的意志两个方面上。
孔子非常重视立志，具有远大的志向。他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博学而笃志”(《子张》)，“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从孔子的人生理想来看，他的立志主要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是追求道德仁义，并以此为人生的最高境界；第二是对知识和社会理想的追求。在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中，道德仁义是儒家思想的灵魂与核心。在《论语》中，“道”出现过60次，其中，孔子谈“道”44次；“德”在《论语》中出现38次；“仁”在《论语》中出现109次，其中孔子谈“仁”105次；“义”在《论语》中出现24次。由此可见，孔子使用道德仁义的频率相当高，这也说明他通常善于用道德仁义来自我激励。在对道的追求方面，孔子说，人能弘道，“朝闻道，夕死可矣”，因而“士志于道”，“君子谋道不谋食”，不能留恋安逸。为了追求道，可以如曾子所言:“死而后已”(《泰伯》)。在对德的追求方面，孔子认为“君子怀德，小人怀土”(《里仁》)，因此要培养品德，要根据德来追求道，即“志于道，据于德”(《述而》)。在对仁的追求方面，孔子以仁自励，把“爱人”看作是仁的最根本特征，把“仁”看作是其哲学的核心范畴，认为在追求道时，要根据德，也要依靠仁，立志追求仁德，总没有坏处。为了追求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甚至可以“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这比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要早近二百年。
对于义的追求方面，孔子以义为立身之本，提出“君子喻于义”(《里仁》)，要求“见利思义”(《宪问》)，反对“不义而富且贵”(《述而》)，认为“君子义以为上”(《阳货》)，认为“义”应该体现在“礼”中，“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孔子重义轻利的思想，不仅影响了孟子，而且也长期影响了哲学史上的“义利之辨”。总之，以道德仁义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取向，这是孔子人生中自我激励的重要内在动力，也是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支柱。
从对知识和社会理想的追求来看，首先孔子把对知识的追求看作是人生学习的内在要求。在《论语》中，孔子的“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学”是指在实践中向君子学习，不追求饮食起居条件，而是“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狭义上，“学”是指通过学习知识与思考相结合，尽可能多获取知识。他自己深刻感悟道:“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孔子知识渊博，这与他“多闻”、“多思”、“教学相长”和终生学习是分不开的。其次，孔子把立志最终落实到追求社会理想上。在这方面，孔子以圣人自励，赞同子贡所说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
也》)，认为君子应当“修己以安百姓”。孔子认为，这两点恐怕连尧舜也很难做到。在《公冶长》篇中，孔子还向子路谈到自己的志向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这种理想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一般人是难以做到的，孔子的伟大之处正在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宪问》)，不断用理想激励自己，不知老之将至。《礼记·礼运》篇记载了孔子关于社会理想的一段著名的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从孔子一生为实现政治理想的奋斗来看，他的一生是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的一生。
有了远大的志向，还要有坚韧的意志去实现理想。在这方面，孔子的自我激励亦堪为后人之师。意志属于情商理论中的自我调控的主观要素，又是自我激励的内在动力，而自我激励则有赖于坚韧的意志作支撑。孔子在意志培养方面，尤其重视恒心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并以此来激励自己，锻炼自己。他认为，一个人应当像松柏一样经得起严寒的考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应该磨砺自己坚韧的意志，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阳货》)，要有堆土成山的毅力，“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孔子这种堆土成山的精神，强调了贵在坚持不懈，这正是孔子一生的真实写照。
除此以外，孔子自我激励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善于体验学习的快乐和艰苦奋斗的快乐。在《雍也》篇中，孔子赞扬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高度评价了颜回以苦为乐的奋斗精神。孔子认为“学而时习之”是快乐的，艰苦奋斗也是苦中有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他称自己的为人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因此，当子张、子路问政时，孔子都回答说:“无倦”。对于任何学问和事业，他还认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孔子这句话非常重要，它不仅说明了孔子本人自我激励的秘诀在于“苦中有乐”，因而才能“不知老之将至”，而且也蕴含了事业成功的一般规律。
人才学表明:一个人只有爱好某种事物，由爱好发展为以之为快乐，才能有创造性的发现和突破。孔子正是体验到了奋斗中的苦中有乐，才能生成持久的内在动力，才能百折不挠，自觉主动地甘愿受苦，去磨练自己，丰富自己，发展和完善自己。
四、移情的能力
移情的能力是指个人能客观的感受、理解和分析他人情感的能力。情商理论认为，一个人如果善于感受、理解和分析他人的情感，就容易协调人际关系，便于他人悦纳自我，从而促进事业的成功。在这方面，孔子最典型的表述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实际上是由己推人，由理解自己进而理解他人，自己不想要的事物，不要加给别人。孔子在教学中注重启发思维、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对学生的情感和思维积极的进行疏导或引导，这都说明他有很强的移情能力。
孔子虽然没有详尽论述如何了解他人的情感，但他从整体上对如何了解人作了认真的思考。他在这方面的有关论述对于今天如何了解人，如何鉴别人才，都不乏有益的启迪。在孔子看来，善于鉴别人物这是智慧的表现，也是使用人才的前提。在《颜渊》篇中，樊迟向孔子问智，孔子回答说:“知人”。“知人”就是要善于鉴别他人的优点与缺点。
在善于鉴别人物的基础上，孔子还主张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位置在邪恶人之上，这样能够使邪恶人正直。因而孔子认为，“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学而》)，最担心自己不了解别人。孔子把人物鉴别与人才使用结合起来，表现了一位人才学家应有的远见卓识。
鉴别人物还需要正确的鉴别方法。在这方面，孔子提出如下精辟的见解:第一，根据不同的人的特点，采取不同的识人方法。“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怯。”(《子罕》)孔子认为“智者”、“仁者”、“勇者”分别具有“不惑”、“不忧”和“不怯”的特点。尤其是鉴别君子和小人时，孔子说:“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意思是说，不要用小事情，而是用大任务考察君子；不要用大任务，而是用小事情考验小人。第二，了解一个人时，可以通过考察他结交的朋友、他为达到目的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了解他的心情安于什么，不安于什么。“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要“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这种鉴别方法能从不同角度来考察人物，有利于比较全面把握考察对象的特点。第三，观过知人。“观过知人”，是指通过观察一个人所犯的过失，来了解一个人的特点。孔子认为，“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同“人”)矣。”(《里仁》)第四，不以众人好恶判断人。孔子说:“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卫灵公》)孔子的意思是说，大家都厌恶或喜爱一个人，我们不能轻信，都要去考察。这种不以众人好恶判断人的鉴别方法非常重要，它阐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众人的好恶不是判断一个人的客观标准；鉴别者应避免人云亦云，应该用人才的标准，亲自考察。第五，既要杜绝主观的怀疑与猜测，又要有先见之明。孔子说:“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宪问》)孔子认为，不预先怀疑别人欺诈，也不无根据地猜测别人不老实，却能及早发觉，这才真是君子。第六，用发展的观点鉴别人物。孔子说:“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学而)})“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子罕》)孔子从发展变化的观点出发，看到了青年人发展的内在潜力，正是这种内在潜力才使他感叹说“后生可畏”，这也说明了孔子已经把握了青年人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的发展趋向。
通过分析可知，孔子重视“知人”，这当然要求“知人”者要有移情能力，要善于了解他人的特点(也包括他人的情绪)。实践证明，只有“知人”，才能更好地处理人际关系，也才能更好地发现和任用人才。
五、社会交往能力
社会交往的能力主要包括社会分析能力、人际联系能力、组织能力和谈判能力。情商理论认为，一个人社会交往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着人际关系是否和谐。因而也必然影响着一个人事业的发展。在社会交往能力方面，孔子作为哲学家和政治家，对社会的分析既有广度，又有深度；作为弟子三千的大教育家，他有着广泛的人际联系能力；作为行政管理卓有成效的司寇，他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作为外交家，孔子又有很高的谈判能力。实事求是的说，孔子作为一个精通“六艺”的复合型人才，同样有着很高的社会交往能力。
在孔子看来，社会交往必须有社会交往的原则，可以表现为如下五个方面:第一，注重交往中的“忠”、“信”、“义”。孔子认为，做人应该以忠诚信实为主，唯义是从，“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种“泛爱众”推及到社会与人际关系，就是要“安人”，“安百姓”，做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其中，关于与朋友的交往，曾子和子夏也都曾谈到，与朋友交往要诚实守信；孔子还认为诚实可以得到别人任用，即使到了别的民族国家，也行得通；相反，若言语欺诈无信，行为刻薄轻浮，即使在本乡本土，也行不通。第二，君子周而不比，矜而不争。孔子认为，君子应该庄矜，与人团结、合群，而不是勾结或闹宗派。与他人团结是“和而不同”而不是“同而不合”(《子路》)，要用自己正确的观点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并做到恰到好处，不盲从附和别人。第三，道不同不相谋。孔子注重人际交往应基于共同对道的追求，如果彼此之间道不相同，就难以合作。第四，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认为“宽则得众”主张“赦小过”，不计较别人的小错误，做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第五，平等待人。孔子在培养人才方面，“有教无类”，对学生一视同仁，这反映了他平等待人的原则。
在掌握社会交往原则的基础上，孔子认为，还应该掌握社会交往的具体方法。主要表现为如下几点: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强调与人相处，不能把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强加于别人。孔子甚至认为，这句话可以终生奉行。第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这句话意味着在人际交往中，应由己推人，做到己与人共达，“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这无疑是人际交往中一种非常科学而又积极的交往方法。第三，“君子成人之美”(《颜渊》)。孔子认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要求成全别人的好事，不促进别人的坏事，这样做实际上有助于积极建构和谐的人际关系。第四，“修文德以来之”(《季氏》)。孔子认为，一个国家能够均贫富，和平团结，远方的人如果还不归服，就可以用修仁义礼乐的政教来吸引他们。第五，君臣关系的处理。在《八佾》篇中，鲁定公问孔子君臣关系如何处理，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孔子的回答虽然表现了忠君思想，但也给君以应有的限制，即君必须以礼来使用臣，这要比封建社会“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要文明得多。第六，与人相处要表里一致。孔子反对与人交往中“巧言、令色、足恭”和“匿怨而友其人”(《公冶长》)，他说他与左丘明都以此为耻。他主张做人应表里一致，对待朋友也要“忠告而善道之”(《颜渊》)。第七，与善于谋略者共事。在与人合作中，孔子不赞同那些鲁莽蛮干的人，说自己不和这样的人共事，而是愿与那些善于谋略能完成任务的人合作。第八，说话要看对象。孔子认为，“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这意味着说话要看对象，要根据对象的接受水平确定说话的内容，而不能对牛弹琴。
综上所述，孔子的情商理论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这是孔子成为圣人的重要内在依据，对于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塑造和谐完美的精神个性、建构新型的人际关系，乃至全社会的人才发现、人才培养和人才使用，都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尤其是当丹尼尔·戈尔曼的《情感智商》风靡中国时，我们不仅要看到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而且要更加感悟到孔子思想永恒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