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情商理论在上世纪90年代被正式提出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受到广泛的认可和关注。而早在中国先秦时期，以“人学”为核心的儒学中就有对人的情感智力和能力相关的讨论，孟子就是继孔子之后又一位对个体的情绪、情感等内心力量做出探讨的思想家。他不仅继承了孔子情商思想中“仁爱”、“自省”、“尚德”、“礼教”等核心观念，还在此基础上开创性地将情商和人性论、统治者领导力、道德品质相联系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孟子的情商思想也涉及到自知、自控、自励、共情和社交五个方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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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商概念虽然于上世纪末随着戈尔曼《情商》一书的译介才正式传入我国，但早在中国的先秦时期，以“人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就从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出发，对人的情绪情感问题进行过探讨。首先，儒学作为“人学”，强调人的社会属性，重视修身养性，包含着自我认知、自我管理以及自我激励等内蕴；其次，儒家思想的“中和”的原则为情商五要素中最重要的“自我控制”提供了理想和原则；再次，孔孟的“仁爱”观念为情感智商理论的提供合理的动力和源泉；最后，儒家“尚德崇礼”思想是现代情商理论与中国古典生存哲学的印证与对话。儒家代表人物之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孟子，他在继承先圣孔子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许多关于个人情绪、情感能力和品质的问题，其中许多内容在当时具有重大的思想意义，直至今日仍然具有巨大的价值。本文将从自知能力、自控能力、自励能力、共情能力、社交能力五个方面对孟子的情商思想进行探讨。
一、自知能力
自知能力是指个体对自我的观察和了解，包含审视和评价两个方面。作为情商的核心要素，自知能力主要体现为主体在进行自我观察和了解时，对自己情绪、情感等各个方面的关注和评估，从更根源和深刻的层面来看，它包含着主体对自我价值和内心世界的深刻体认，并通过一定的审视和评价方式呈现出来。
孟子在继承孔子情商思想的基础上，非常重视个人的自我认知能力。孔子对自我认知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正名”为核心的自我定位观念，“孔子的正名思想深刻之处在于，它把自我认知和个人定位纳入具体的社会关系、社会角色中加以考察，在肯定社会等级秩序与差别的合理性的同时，要求个体服从社会角色的规范要求，即用社会角色为个人定位。”同样，孟子继承了孔子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属性的观点，并进一步深入到人性关注的层面，他从“人”的价值认知和本性探究的角度进行自我认知分析，善待并肯定了“人”的价值，提出了肯定这种自我价值的动因——“性善论”。
首先，自知的基础在于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充分肯定。心理学研究发现，了解自身在集体和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是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十分肯定人的生命价值即自我价值的意义，站在普遍的“仁爱”的高度肯定了百姓的生命和价值，把他们的自我价值看作整体人类价值的一部分，反对贵族统治者忽略普通百姓的价值和尊严，将他们仅当作工具对待的现象。他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民本观点，充分肯定普通百姓的生命价值。同时，这种对自我价值肯定不仅体现在孟子善待生命、关心百姓的“仁爱”思想中，也体现在他对个体自珍自爱的重视上。他批判那些不尊重自身所处的社会规范、不珍视自我道德和价值的行为，明确提出：“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孟子·离娄上》）他反对“自暴”与“自弃”，认为这类人破坏了礼义，抛弃了仁义，是不可与之相交的。孟子这一表述，强调了自珍自重，以及以积极和正确的态度确认自身价值的重要性。
其次，对人性的深入分析是孟子对自知能力进行探讨的核心所在。同中国古代许多哲学家一样，孟子对人性的本源问题进行了探讨，针对人性的根源和基础明确提出了“性善论”，就理论的系统性而言，可算是人性论研究的第一人。“性善论”是自知的前提和基础，孟子关于自知的探讨都是建立在“性善”的前提之下的。他认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意思是说，只要充分扩张善良的本心，就会懂得人的本性，并进而懂得天命。他明确提倡性善，“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认为人的本性具有善良的特点，这种“善”植根于人性，表现在人的行为中，是一种潜在于人的可能性。关于人性中潜在的萌芽，孟子称之为“端”，他还提出著名的“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有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也。”（《公孙丑上》）孟子从“仁、义、礼、智”四个方面对人性的根源进行了探讨，认为人性本善，因为人生来就有“仁、义、礼、智”这样的善端，这为“性善论”提供了支持和依据，并归结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这种对善的本质的认识事实上也是一种对人的价值的肯定。孟子通过“性善论”和“四端说”构建起的关于自知的完整化、系统化理论，对于个体进行自我认识、自我评价、自我价值构建具有重大的意义。
再次，除了自我价值和本性的认知，孟子关于“知耻”的论述也体现了自知能力的实现，进一步完善了自知的具体内容。“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尽心上》)孟子认为，是否能“知耻”对一个人意义重大，“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 (《尽心上》)只有意识到羞耻，才会对自身行为和现状作出改变，才能进步，这是自我认识的重要环节。同样，“知耻”也是和“性善”分不开的，因为“知耻”正是“羞恶之心”的表现，更是“义之端也”，是保持善性远离不义的自我反省行为。
通过自我价值确认、本性认知以及“知耻”三个方面，孟子探讨了自知的具体内容，而关于自知的方式和途径，孟子则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那就是“反求诸己”。正所谓“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离娄下》)，君子要善于“反求诸己”来寻找自身及相关问题，又有“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上》)他认为，任何行为，如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都要反躬自问，看是否是自己的想法和行为出了问题，如果经过自查之后自己的确端正，那么天下的人也自会归向他。也就是说，人应该从自我出发，自省自查，不断深化对自身的了解和认识，严己宽人，善于从自身内部寻找原因，这也正是达到自知的最好途径。这种“反求诸己”的思想和方法能够让主体对自我有更加深入的认知和评价，更能进一步进行自我调节，及时引导情绪和情感，并作出正确、科学的行为判断。
二、自控能力
在充分认识自我的基础上，适时地进行情绪等内心活动的调控，使之适当地表现，这就是情商理论中的自控。良好的自控能力可以帮助个体对自己的情绪实现高效管理，能够改善、引导自身的情绪，还能够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并相应地以积极方式影响交往对象的情绪和情感，良好的自控能力是高情商的重要表现。孟子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和哲学家，不但自己具有很高的自控能力，而且在理论上也非常重视自我调控。
情商理论中的自控能力在儒家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儒学强调道德自律，这种道德自律在孔子那里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在孟子是“持其志，无暴其气”，在荀子是“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而自律的原则，就是“中庸”，也就是一种适度的哲学，正所谓“过犹不及”，《中庸》中也有“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的说法。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个体就必然要将自我情绪情感的调控当做一个重要的课题。孔子就十分重视自我调控，认为“小不忍，则乱大谋”(《卫灵公》)，主张用中庸的准则进行自我调控。受孔子的影响，孟子也非常重视自我调控。他一生以“士”的身份游说多国，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面对不同的君主，有时会受到高度礼遇，却也经常受到冷遇，因此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尤为重要。孟子问宋勾践是否喜欢游说各国的君主，还告诉他游说应有的态度，那就是“人知之，亦嚣嚣；人不知，亦嚣嚣。”并以古人为榜样，提倡“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当孟子离开齐国，尹士说他“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过故去，三宿而后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公孙丑下》）孟子得知后，这样说道：“予岂若是小丈夫然哉？谏于其君而不受，则怒，悻悻然见于其面，去则穷日之力而后宿哉？”（《公孙丑下》）面对尹士背后抒发对自己的不满，孟子并没有和他计较，只是认为尹士并不了解自己，并进而解释了自己的行为。他认为，如果进谏王不接受就发脾气，如果一旦离开就一直走到筋疲力尽不肯歇脚，这是小气之人的做法，真正的君子和大丈夫是不会如此狭隘不懂控制自己的。
孟子对自控能力的培养，不仅体现在以此作为自身立言处事的重要准则，还体现在他从人格修养的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了自控的重要意义。他十分推崇孔子的处事原则，认为孔子不做过分的事，即“仲尼不为已甚者。”（《离娄下》）所谓“不为已甚”指的就是一种“分寸”，就是不过分，这就是自我的内在控制力，只有充分掌控自己的情绪和情感，正如圣人孔子那样，使之处在一种合理、合适的范围之内，才是自我修养的目标。孟子还指出不善自控的不良后果，在谈到家庭教育问题时，他曾提到“继之以怒，则反夷矣。”（《离娄上》）的问题，是说愤怒会伤害父子间的感情，这会让家庭教育适得其反。又说“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公孙丑上》）”气量太小和不太严肃都是不善于自控的表现，这种行为不是君子所为，往往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首先，孟子认为对于情绪的自我管理和调控，要从自身内部的修养和完善做起。中国古代历来重视人格修养，主张通过自我的内部改造来完善人格，提升人生境界。孟子将自控能力的培养看作是君子“修养”的核心范畴，以“不动心”理想状态。一方面要“不为”，“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离娄下》）从辩证的角度阐明了只有心中怀有是非善恶等行为准则，对自我行为和内心活动进行“有所不为”的有效控制，才能真正有所作为。面对公孙丑关于不动心的提问，孟子答道：“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公孙丑上》）正面提出了自控的方法和要求，就是坚定自己的思想意志，不要滥用自己的意气感情。孟子将“持其志”和“无暴其气”作为达到“不动心”的途径。而且，他还敏锐地注意到了坚持意志和不滥用感情的辩证关系，意识到二者虽然相互影响，但在修养的过程中却是可以同时实现的。这里的“不动心”并不是屏蔽情感和心绪，而是一种中和适度的状态，与荀子的“以理导欲”有着类似的依据，“以理导欲”事实上也是讲求用礼义和道德伦理规范去控制和调节过分的情绪和欲望，使之在合理的范围内。可以看出，无论是“不动心”还是“以理导欲”都是和儒家的道德自律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他从性善论出发，认为要“有所为”，即要扩充善端。他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孙丑上》）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因此，自控能力还表现在管理好内心的“善”，人格修养的重要任务就是保存和扩充“仁、义、礼、智”这些善端。
其次，孟子认为自我调控还应尊重他人和环境，以积极的心态引导自己，面对外部环境的不利情况，作出乐观、合适的回应。例如，孟子以子路和禹为例，“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公孙丑上》）在面对他人的批评和否定时，要充分尊重他人和现实，并转化为积极的情绪力量。自控还体现在对现实环境和自我情况的深刻认知上，正所谓：“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尽心上》）在追求和探索的问题上，孟子认为，要充分认识到追求对象的现实状况，分析自身情况，才能对自己的行为和目标有合理的判断，及时调整好自我的情绪和心态，在这里，孟子对自我调控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三、自励能力
所谓自励，就是自我激励，它要求主体能够根据自己的情绪和意念，通过树立目标、鼓励自我实现目标来体现，通常表现为明确的目标意识和实现目标的恒久意念。儒家关于“士”的自我修养中，树立远大志向和培养自我坚韧的意志是两个核心命题。其中，“修齐治平”是儒家最重要的人生价值取向，其中就包括了自我认知、自我调和自我激励的内涵。孟子的人生哲学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自励的概念，但他十分重视自我激励能力，也从“尚志”和耐挫、锻炼意志两个方面强调了自励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人生成功的重要因素。
首先，孟子认为，仁人志士要有远大志向，要有浩然正气，要做“大丈夫”。《孟子》中有这样的对话：“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尽心上》）孟子将“尚志”看作是“士”的头等大事，只有树立远大的志向，才算是迈出了走向成功的第一步，而孟子所说的“尚志”在这里指的就是要树立好、坚持好自己的不轻易动摇的志向，在他看来，这个志向就是成为仁义之士。孔子认为，为了追求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孟子效法孔子，他们都把仁义作为最高的人生志向，以此来自我激励。上文中孟子在谈到情绪的自我调控时，曾提出“持其志，无暴其气”的观点，这个“持志”说的也正是要坚定自己的心志，不为情绪所乱。而关于“志”的探讨，孟子还引入了另一个关键的概念——“气”，他注意到了这两者的关系，“夫志，气之帅也”又说“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并进一步指出，要通过“养浩然之气”来提升自己的人格修养，并将高尚的道德理想作为仁人志士的最高追求，以此来激励自己，完善人格。就这一点来说，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重义轻利的思想，同孔子一样，孟子也将道德和仁义看作是个体生命的最高价值。将崇高的道德理想当做人生信仰来树立和坚持，这不仅是孔孟的价值观念，更是影响着中国文化中关于“尚志”、“持志”的自励精神。
其次，自励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关于面对逆境时的耐挫能力和具有坚韧的意志力。孔子在意志培养方面，尤其重视恒心和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并以此来激励自己，锻炼自己。他认为，一个人应当像松柏一样经得起严寒的考验，“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孟子将此作为大丈夫的标准，即“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孟子这里的三个“不能”，揭示了大丈夫的内在品格和风骨精神，要求人们处变不惊，敢于接受各种外在环境的挑战，只有保持本性不改，坚守原则和信念，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孟子将坚定的意志力当做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只有经得起考验，在各种环境和条件下都具有强大意志的人才能真正达成自己的目标。同时，他也肯定了逆境对人才的一定激励作用，他将艰难困苦中意志力的培养看作是迈向成功的重要环节，特别是对于那些志向远大、堪当重任的仁人志士，能够合理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找到合适的方法自我激励，不仅有助于摆脱逆境，更是个人成长和成功必备的情商要素。对此，孟子做过如下论述：“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这段话首先列举了舜、傅说、胶鬲、管夷吾、孙叔敖、百里奚等人的事例，他们都是历经巨大的困苦或逆境却最终身担重任千古留名的人物。通过他们的事例，孟子提出，苦心志、劳筋骨、饿体肤、空乏身、行拂乱所为这样的痛苦和磨难，都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的考验，应该正视这些经历，以积极的态度去激励自己度过困境，因为这些考验，最终都会“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使主体具有更加坚定的意志，更加坚韧的性情。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这段话经过中学课本的传播，已经成为广大青少年发奋学习与成才的重要动力。孟子通过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还得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结论，如此的自励方式，正是孟子情商思想的充分体现，也是对现代人才耐挫教育和培养的重要启迪。
四、共情能力
“共情”（有的译为“移情”）作为一个心理学概念，是指对他人情绪和感情的感同身受，它包含了理解和传达两个方面，通俗来说，就是能够设身处地地进行换位思考。孟子的思想中并不涉及“共情”这个概念本身，但他的人生哲学中却蕴含着丰富的“共情”思想的内涵。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孟子很早就认识到察觉他人需要的重要性，他的“与民偕乐”的思想正是他重视“共情”的重要体现。孟子认为，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否能充分理解百姓的感受，重视他们的苦与乐，尤其是以百姓之乐为乐，以百姓之苦为苦，这不仅是统治者获得民心的最重要途径，更是理想的仁政内容。孟子曾在谒见梁惠王时说道：“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梁惠王上》）他以周文王和夏桀举例作对比，指出“与民偕乐”才能获得民心，统治者自己也会得到真正的快乐。而在面对齐宣王时，孟子则更加明确地强调君主应设身处地地去了解和体恤百姓的情感和情绪，这是贤明君主应该具备的情商素养和仁爱之心。他进一步总结为“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后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下》）在这里，孟子不仅明确指出统治者应该具有和百姓“共情”的能力，还注意到了“共情”的效果，那就是其对象也会相应产生一定的共情行为，从而达到和谐理想的君民关系，即“互为乐忧”，对于统治者来说，这是最难得的理想状态。
其次，孟子认为人人都有“共情”的能力，也就是“不忍人之心”。正所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他从普遍的人性出发，指出了每个人都有体恤别人心情的能力和意愿，如果很好地发挥共情能力，就可以很好地治理国家。他接着举了一个生动的事例，引出了共情能力中的重要范畴——同情心，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情商之父”戈尔曼在《情商2：影响你一生的社交商》“为什么我们如此有同情心”一章就明确提出“同情心是一种本能”的观点，并指出“中国古代圣人孟子在公元前三世纪就提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还进而论证，“现在，神经科学也验证了孟子的说法，为这场旷日持久的辩论添加了新的材料。当我们看到别人痛苦时，我们的大脑中会产生同理心共鸣，从而引发同情。”《情商2》“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公孙丑上》）并将其看做是生而有之的“善端”之一——“仁之端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告子上》）他认为同情心是每个人天生都具有的本能。孟子是中国历史上正式对同情心进行讨论的第一人，他将同情心提到了一个人性、仁爱的高度，开创性地将同情心看作是人生而有之的本能。当然，这一观点正是和儒家思想的“仁爱”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和孔子的“泛爱众而亲仁”（《学而》）一脉相承。不过，也要注意到儒家的“泛爱”观念并不是现代意义上完全平等的爱，而是一种有差别的爱，这和儒家思想的功利性是分不开的。
再次，关于理解他人，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主张，而孟子更是提出了自己的方法。第一，孟子本人在游说君主的活动中深刻贯穿着善于理解他人立场与情绪的思想。面对不同君主、不同国情、不同待遇，孟子很善于在游说的方式上进行自我调整，尽量寻求向对方的思想和情绪靠拢，劝说方式往往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例如在面对匡章赞赏陈仲子的廉洁时，孟子虽然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却开口先说：“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滕文公下》）首先拉近与对方的心理距离再行言说自己的主张，这不仅是一种辩论技巧，更是《孟子》中常见的情商思想。第二，关于如何更好地理解他人，孟子认为应该具备“知言”的能力。就是要善于分析他人的言辞，在交往中更好地推求对方的真正意思。具体来说，就是要做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公孙丑上》）在如何推求古人之意的方面，孟子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观点。
最后，孟子将他的“共情”思想落脚于“恕”，这和孔子“宽则得众”的原则也有着承继关系。孔子认为“宽则得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则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由己推人，以恕道待人做事，孔子和孟子都将此看作是达到仁德的捷径。
五、社交能力
儒家思想的另一个核心是“和”的理念，这个概念本身就着重阐述了个体与群体、个体与外物的理想关系，它同时作为一种原则和理想蕴含在儒家的处世之道中，其中一部分从现代意义上来讲，说的正是社会交往活动。孔子和孟子不仅都是哲学家，而且也都是社会活动家。同孔子一样，孟子很早就认识到社交能力的重要性，这与他本身的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孟子游说多国，上至一国之尊，下至普通百姓，从半途结识的友人到追随身边的弟子，可谓阅人无数，对人际交往有了自己独特的思考，这既是在他“仁爱”思想下的处世之道，也是实践中得出的人生哲学。孟子也很看重人的社交能力，认为这是君子个人素养的重要方面，直接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甚至会影响他的人生道路。他以孔子为例：“君子厄于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尽心下》）像孔子这样的圣人之所以被围困在陈蔡两国，正是因为他和两国的君臣没有密切交往的关系。
那么，良好的人际关系要遵循哪些原则呢？孔子认为总的原则是“和”，他讲“和为贵”。（《学而》）对此，孟子也作出了详细的回答。第一，要遵循恭敬有礼的原则，也就是“恭”。万章曾问过孟子关于交际的时候应该如何存心的问题，孟子直接回答道：“恭也。”（《万章下》）也就是说，心存恭敬是与人交往的首要原则，如果依照规矩礼节恭敬地与人交往，像孔子这样的君子是不会拒绝的。要注意的是，这种恭敬并不是流于表面拘于形式，而是发自内心的尊重。正所谓“恭敬而无实，君子不可虚拒。”（《尽心上》）第二，要遵循“诚”的原则，孟子从求善出发，认为“诚”是做人的基本准则，“君子不亮，恶乎执？”（《告子下》）意思是君子不讲诚信如何能有操守？当然，这也体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往往表现为“诚心”：“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能有能动者也。”（《离娄上》）诚心是做人的基本规律和原则，真正的诚心一定能够在交往中打动对方。第三，要遵循求实的原则。特别是在选用人才时，一定要慎重地进行全面了解和考察“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梁惠王下》）第四，要遵循“德”和“仁”的原则。孟子认为，与有品德的人交往，是人际交往的最高原则，只有乐于与仁德的人交往，才能提升自己的人格修养，与人相交，也要遵循以“品德”相交的原则。也就是“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万章下》而“仁”更是人与人交往的最理想状态，如果在交往中以“仁”作为原则，就会得到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正所谓：“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离娄下》）
在以上交往原则之下，孟子对于社会交往还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按照交往对象的不同，可以具体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在个体与家庭方面，孟子关注自我与长辈的关系，并以“亲其亲，长其长”、“孝”作为原则和理想。“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同时，孟子还将家庭关系的和谐看作是和谐人际关系的基石，他认为：“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离娄上》）只有获得父母的欢心，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并进而取得上级的信任。孟子不仅强调了敬爱双亲长辈的重要，还将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直接联系起来，这对当下的社会道德和良好的社会关系构建有很大的启发性。不仅如此，孟子还注意到父子关系与教育方式的问题，他认为最好学习古人“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间不责善。”（《离娄上》）通过交换儿子进行教育，来避免父子之间因忿怒而产生隔阂，虽然这种做法并不完全可取，但孟子对家庭关系的细微关注却是很有价值的。
其次，孟子关注个体与他人的关系。这里的他人是指除了家庭关系之外的一般交往对象，特指孟子提到的朋友关系和教学关系。交友方面，孟子强调了上文所说的“交友原则”，即以德相交，“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万章下》）。而且论述了交友的标准和益处，“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如果还不满足，“以友天下之善士而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那么研读著作也是和古人神交的方法。与“善士”相交，必然会对个体产生积极良好的影响，相反，则会带来恶果。“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离娄上》）此外，在与他人交往时，一定要谨言慎行，不要轻易宣扬别人的坏处“言人之不善，当如后患何？”（《离娄下》）教学关系方面，孟子继承了孔子的观点，很注重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他说：“教亦多术矣，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告子下》）此外，孟子十分看重教学关系的平等性和真诚性，他以曾在自己门下的滕更为例，“挟贵而问，挟贤而问，挟长而问，挟有勋劳而问，挟故而问，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挟贵、挟贤、挟长、挟有勋劳、挟故，这些都不是平等求实的教学关系中应该出现的，因此，孟子拒绝为这样的人解答问题。
再次，孟子关注个体与国家的关系。这里又包含了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国国关系三个部分。在君臣关系中，孔子提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的观点，而孟子着重论述识别和任用人才的内容。齐宣王曾问孟子关于如何识别人才的问题，孟子认为：“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梁惠王下》）在选用人才时，一定要任用贤能，“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公孙丑上》）只有统治者举贤任能，优秀的“士”才会在社会管理的岗位上存有归属感，更好地帮助统治者治理国家。在君民关系中，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尽心下》）孟子在这里明确规定了君民的位置，他崇尚的是“民贵君轻”的思想和“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当然，这些还要通过说服君主实行“仁政”来最终实现。在国国关系，也就是外交关系上，齐宣王曾问孟子和邻国相交有什么原则和方式，孟子回答：“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勾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梁惠王下》）孟子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论述了在当时背景和国力现状下外交的原则和方式，他举例说明了一方面国国相交要考虑国家实力的强弱，另一方面，其统治者的治国智慧也决定着国家交往的方式，虽然在那个年代，孟子论述的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交关系，但他对统治者治国智慧的重视却是很有价值的。
总之，孟子的情商思想内容丰富，他对情商问题的许多思考既是对孔子情商思想的继承，又具有自己的独特的表述与创新。孟子通过对一生游说言行的纪录，为我们呈现了一位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超前的情商意识。在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中，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情商的内涵，因此，从孔子到孟子，再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发展流变，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情商思想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性。孟子将情商思想运用于对当时统治者的谏言中，许多观点都是关于如何提升统治者领导力的，很有现实指导性；他创造性地将情商和德商紧密联系起来，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情商理论研究和情商开发实践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极强的启发性，对于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和人才培养都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刊于《文化中国》201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