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孔子与“孔子”的形成溯因进行了多维视野的阐释，在分析孔子是周代文化的继承者、发展者与传播者的基础上，肯定了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通过价值论视角的考量，把孔子思想纳入中国社会需要的角度，一方面探索孔子思想集大成的内涵，另一方面探索孔子成为“孔子”的价值选择，从而研究了时间距离、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对孔子接受所产生的复杂影响。
关键词：孔子；“孔子”；集大成；溯因
在世界文化史上，像孔子如此影响一个国家几千年发展的思想家可谓极其罕见。问题在于，孔子思想为何能够具有愈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历史上的孔子为何能够被后世不断阐释、演义、扩展，乃至成为神化的“孔子”？本文不具体研究孔子在历代的接受史，而是主要思考孔子思想为什么能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以及为什么能够被历代所接受的多维原因。
一、孔子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要了解孔子，我们必须明确两点：一个是历史上真实的孔子；二是后世不同时代人们所了解的“孔子”，也是一个作为“历史流传物”的经典人物。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孔子”，既来源于历史上真实的孔子，但又不同于历史上真实的孔子，而是后世对孔子不断展衍与生成的“孔子”，因此，“孔子”体现了不同阶段的历史特征和文化特征，蕴含了后世不断进行主观阐释的特性。
（一）孔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文化符号
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文化符号是特定时代文化选择的结果，彰显了该民族深刻而又丰富的文化意蕴。孔子之所以能够成为“孔子”，就在于孔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文化符号，才能够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1.孔子是周代文化的继承者、发展者与传播者
孔子生活在一个新旧之交多元文化与周代统一的礼乐文化之间互渗、融合与冲突的时代。在这种大格局下，孔子以继承周代的礼乐文化自居，整理古代典籍，“述而不作”“吾从周”，以其博览群书与不懈探索的精神，终于成为周代文化的继承者、发展者与传播者。
从夏商周的发展脉络来看，周是夏商以来的文化集大成者。孔子则是全面继承周代文化的一代文化大师。孔子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周代文化与当时文化的融合与撞击形成的，也是当时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后世不断对孔子的阐释、演义、扩展和神化的历史过程中，孔子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华民族智慧的符号，成为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孔子”。孔子作为历史生成的天才，他所处的时代以及鲁国对周代文化的继承，客观上都为孔子的历史生成提供了客观的历史条件和文化条件；作为一个志向高远、忧国忧民、治国安邦情怀的君子乃至圣人，孔子充分发挥历史创造的主体精神，积极开拓人生，努力汲取传统文化的智慧。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言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加，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雄》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由此可见，孔子确实对周代以来的礼乐文化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能够继承文武周公的王道政治和西周的礼乐文化，并根据当时的需要，对礼乐文化进行整理、阐释与传播。
孔子是周代文化的继承者、发展者与传播者，而周代文化则是我国夏商至周时期比较成熟的文化。春秋以降，一方面社会动荡混乱，诸侯割据，国将不国，客观上出现一些“异端”思想，但另一方面，君王为了稳定政权，客观上也需要借鉴周代比较成熟的礼乐文化。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战乱虽然需要霸道来实现武力统一，但社会稳定更需要王道的治理方式，需要孔子所说的“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文境界。
2.孔子是历史生成与主观选择达到和谐统一的集大成者
从文化传播史的角度来看，大凡在历史长河中能够经过大浪淘沙而又生生不息的文化形态，其创造者无疑都具有“集大成”的文化意蕴，否则就很可能遭到历史的淘汰或者淹没。
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孔子的形成取决于三个维度：一是我国春秋时期社会发展合规律性的内在诉求；二是我国春秋时期社会和谐稳定合目的性的现实需要；三是孔子周游列国多种文化元素的濡化与融合。历史证明，春秋时期中国社会需要在继承夏商周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进行新的文化创造，而孔子思想恰恰体现了这一点；春秋战乱、社会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客观上需要新的大一统思想的儒家文化来维系社会的和谐稳定；孔子周游列国，扩大了国际视野，促进了跨文化的交流融合，客观上有利于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多元优化的文化元素。因此，孔子的形成既蕴含了我国春秋时期社会发展合规律性的内在诉求，也体现我国春秋时期对和谐稳定这一合目的性的现实需要，还体现了周游列国所形成的国际视野，蕴含了外来文化濡化与融合的新元素。由此可见，我们从以上三个维度出发，就可以理解孔子形成的多种原因：孔子是历史生成的，也体现了他主观选择达到主客观有机统一的必然性。
从当下中国文化复兴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我们急需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和创新动力，一方面针对目前“西方文明面临重大挑战和危机，生态危机、道德危机、霸权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使人类社会冲突不断，严重威胁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危机是由西方文明的思想基因和内在逻辑决定的，单靠西方文明自身难以根本克服。而中华文明将在新时代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更大的智慧和力量。”所以，近些年我国掀起的国学热以及孔子热，既合乎中国文化发展创新的内在规律，也符合中国现实国情的需要，也是基于在国际文化传播中发挥中国传统文化正能量的迫切需要，而孔子思想能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更大的智慧和力量。
从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一个人要成为集大成者，就必须树立大学习观，广采博取，见贤思齐，对各种知识融会贯通，进而达到思域融通的至高境界。孔子3岁丧父，17岁丧母，15岁立志求学，曾经向老聃、孟苏、夔靖叔学习，其中，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而孟苏和夔靖叔也是当时的贤人。另外，孔子在去郯国的路上偶遇贤人程子，竟然停车与之热情交谈一整天，孔子认为程子是天下的贤士，所以分别时让子路拿一束帛送给程先生以存纪念。孔子如此尊贤爱贤，这恰恰是他见贤思齐、集思广益、成为集大成者的重要原因。
孔子公开承认自己“学而知之”，非“生而知之”，所以，他经常沉浸在“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境界。《吕氏春秋·博志》载：“孔、墨、宁越，皆布衣之士也，虑于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贵告之也，精而熟之也。”这段文字表明孔子“日夜学习”的精神竟然感动了“鬼神”，实质上是达到了“精而熟之”的最佳境界。实际上，正是由于孔子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学习精神，使他能够在勤奋中通过广采博取，终于成为一代鸿儒硕学的大师。
孔子作为集大成者，广泛地汲取了周代以来的礼乐文化以及其他丰富的思想资源。孔子的集大成，不仅表现在对周代以来的礼乐文化进行总结，并且提炼出具有普适意义的人生智慧，而且还从理想人格的角度，能够“见贤思齐”，自觉汲取历代大圣和君子的智慧。孔子在推崇和提倡礼乐文化的同时，还广泛地吸取当时尚存的《夏书》《商箴》《商书》《诗经》等古代经典精华，而这些经典在较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智慧。比如《吕氏春秋·听言》载：《周书》：“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明其世，谓之天子”，《吕氏春秋·慎大》载《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这些思想资源都进入孔子的视野。
我们通常把《诗经》看作是第一部诗歌总集，实际上《诗经》不仅如是，而是春秋时期一部诗歌化了的“百科全书”。孔子之所以说“不学诗，无以言”，不仅看到《诗经》在人际交往中的重要性，而是他已经领悟《诗经》丰富的文化内涵，包括礼仪、乐教、风情习俗和社会兴衰的经验教训等。因此，孔子在与弟子或者其他人对话时，非常喜欢从《诗经》引经据典，以此来阐发他的观点。比如《论语·泰伯》篇载曾参有病，孔子招来自己的学生，并引用《诗经·小雅·小旻》中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诗句。《诗经》这句诗与《周书》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密切的，显然也得到孔子的欣赏。《论语·微子》载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哀？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对接舆所歌颇感兴趣，因此，才“欲与之言”，但遗憾的是由于接舆的躲避，孔子却“不得与之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接舆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恰恰是对《周书》“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的继承和超越，而这种继承和超越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孔子的人生态度。
孔子在集大成方面，还突出表现在他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上，正如日本学者白川静所言“孔子具有伟大的人格。在中国，大凡理想的形象都被称为圣人。所谓‘圣’，根据字的原意是指能听到神的声音的人。”在人格塑造方面，孔子尝试把礼乐文化建立在坚实的“仁”的基石上，认为没有“仁”，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礼乐，所谓“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在孔子看来，“克己复礼为仁”，具有了“仁”的人格是坚韧的，也是美好的，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最好的注释。据记载，孔子拜见齐景公时，景公致廪丘以为养，而“孔子辞而不受”。人生在世，孔子能够做到无功不受禄，是相当不容易的，由此也彰显了孔子的理想人格。
不仅如此，孔子在赞赏君子人格的同时，更加推崇圣人的境界，认为圣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修己以安百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这种理想的人格支撑着孔子，为寻求理想而不惜千辛万苦去周游列国。孔子作为集大成者，他不仅属于他自己，而且属于他那个时代，也是当时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集中显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孔子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文化符号。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正是由于孔子在这诸多方面都做到了“集大成”，所以他才能够以自己坚韧的人生创造了历史上一个伟大而又真实的孔子，又为后世对孔子的解读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在历史长河中终于成为不同时代的“孔子”。
二、中国历史接受孔子的原因
（一）中国历史选择孔子的价值维度与距离维度
从文化系统的内在构成来看，相对独立的一个文化因子，随着文化的发展可能融入特定的文化系统，因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也可能因为无法融入特定的文化系统而逐渐衰亡；相反，一个具有完整生命的文化系统随着文化的发展，则一般不会随之衰亡，而往往可能随着文化发展的兴衰际遇，可能得到新的展衍和拓变，因为它自身具有自立性、自足性和一定的完满性。孔子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集大成者，从文化系统的角度来看，他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因子，而是业已构成了一个具有完整生命的文化系统。中国历史选择孔子，在主客观统一中体现了孔子的价值维度。
孔子在世时虽然忧郁不得志，但其思想已经被很多有远见的统治者所认可。在这方面，鲁国曾经任用孔子为大司寇，摄相事；齐国、卫国和楚国都曾经打算重用孔子，其中，齐国和楚国曾经想给孔子封地。另外，孔子在世时以及去世后，他的许多弟子被各国君王委以重任，这也说明孔子的治国思想通过弟子的仕途得到承认和传播。自从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孔子不知不觉地被历史所选择，被历史所接受，成为历代统治者稳定秩序、统一民心、建立和谐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
那么，中国历史为什么选择了孔子呢？在中国历史上，孔子被称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神明圣王”“万世教主”等许多桂冠；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孔子更是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赞誉：他被学者称为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美学家、外交家、人才学家、思想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美食家、伦理学家、史学家、文献学家、编辑家、人学家、仁学家、礼学家、逻辑学家、文物考古学家、文学家、诗人、音乐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心理学家、教育心理学家、心理卫生学家、法律思想家、法学家、人道神道观的创立者、第一个数学教师、无神论者、民族理论的创造者、儒家人文主义的奠基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实际创始人、封建时代精神文明的主要奠基者、中国文化史上第一位继往开来的奠基者、古代精神文明的最早倡导者或奠基人、中国养生保健理论与实践的先驱、思想解放的先驱、卓越的谋略家、中国民族智力开发的先驱、大民俗学家、第一位情商理论家、第一个进行文化交流的学者、春秋时代大一统思想的代表人物、中国人才学的开创者、中国上古文化的集大成者、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者、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在此不一一赘述。
对此，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孔子这些“桂冠”呢？第一，后世对孔子这些高度评价，虽然不一定都符合孔子的历史真实，但绝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后世对孔子思想及其贡献所进行的某个角度的解读，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已。第二，后世对孔子这些高度评价，有许多是比较接近孔子实际的，如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等等。第三，后世有些评价显然人为地拔高了孔子。诚然，孔子确实做了许多方面的工作，或者对某个问题、某个领域有所涉及，但并未对这些问题或领域全都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因此，后世评价孔子的时候，就未必把孔子涉及到的问题和领域都要上升到某某“家”的高度，而只能说孔子的研究涉及这些问题或者领域。
中国历史之所以选择孔子，最重要也是最直接的原因是孔子思想极具包容性和丰富性，在较大程度上能够满足人生智慧的需要，对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具有积极的引领作用，对于治国安邦也能在较大程度上满足统治者和特定社会稳定和谐的需要。孔子作为儒学的创始人，其思想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丰富性，兼有道家、法家的思想元素，正如王家骅所言：“中国的儒学具有强烈的包容性，实际上它是在不断地吸收其他诸家思想的过程中发展的，然而，它又不是让诸家思想与其混合并存，而是将诸家思想融入其中，成为其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比如孔子对无为而治的肯定，对德治与法治相统一的肯定等，都显示了孔子思想的包容性。
从价值论哲学的角度来看，事物的价值既取决于事物的客观属性，又取决于事物满足特定主体需要的程度，即事物愈能满足主体需要，主体就认为该事物愈具有价值；反之，该事物的价值就愈低。由价值论哲学的角度出发，回眸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价值变迁，我们不难发现，孔子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历史上长久不衰，得到长期的历史承认，这首先说明孔子思想具有满足中国历史长期需要的客观属性；其次也说明中国历史上客观上需要孔子思想所蕴含的人生智慧和治国智慧。因此，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认同孔子思想，实质上就在于孔子思想体现了人生智慧，有利于该社会的稳定和谐，统治者可以充分利用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对民众进行教化，而通过教化把孔子思想及其儒家文化积淀并凝聚成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和超稳定的心理结构，由此也进一步显现了孔子自身文化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所具有的生命力，这也符合黑格尔的名言“凡是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也就是说，孔子能够被历代社会所接受，这在客观上必然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孔子思想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客观上成为后世选择的重要原因。
价值论哲学从另外一个侧面也能够说明孔子为什么在特殊历史阶段会遭到否定甚至是批判，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特殊时期的价值选择陷入特定误区，比如太平天国时期打倒孔家店、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反传统思想、“文革”时期破四旧等问题。在这些特殊时期，人们的价值选择出现了偏差，扭曲了需要的正当性，或者说主体的需要不科学，甚至被政治意识形态异化了，按道理来说，价值判断的标准本身应该标准，但实际上却并不标准。由此而论，孔子在这些特殊时期遭到误解、曲解甚至是批判，从价值论哲学角度来看，这本身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孔子”毕竟来源于孔子，无论后世对孔子的评价究竟有多少真实性和科学性，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孔子确实是一个复合型人才，也是一个山型人才的大师巨匠，他的人生经历体现了家庭的文化传统（圣人之后）、个人后天的主观努力（包括远大志向、见贤思齐和勤奋学习等），与国君和贤人交往甚多，对夏商周传统文化的总结，处在周代文化与礼崩乐坏、社会动荡的交汇点，孔子周游列国所开阔的国际视野等等，这些主客观因素达到了最佳的优化组合，有利于形成一个“集大成”的孔子。其中，关于国际视野，《吕氏春秋》：“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这在当时唯有孔子才能获得这么特殊的高级礼遇，由此也增加了孔子对多国的阅历，有利于他获得社会治理最直接的经验，用现代的术语来说，相当于孔子到很多国家访问交流，进行了最高级别的社会调查和国际调研。事实证明，孔子这种独特的人生阅历，客观上非常有利于关注现实，在激发社会责任感的同时，进一步激发他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并且提出新的创见。《论语·子罕》载颜渊称赞孔子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实际上，正因为孔子是“一座高山”，弟子才能够有高山仰止之叹。由此也进一步说明，孔子具有集大成的文化内涵，业已构成一个具有完整生命的文化系统，既具有文化的民族性，又具有文化的普遍性与永恒性。这个文化系统在文化生态生生不息的演变传播过程中，它的生命力要远远大于一个文化因子的生命力，因而能够被后世在较大程度上所接受、所认同，并不自觉地融入了后世的文化创造之中，成为后世文化创造的文化动力和有益的营养。
孔子的思想丰富而又深刻，集中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丰富深刻的社会政治思想表现在对“仁”与“礼”的强烈关注。“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仁”的本质是爱人，外化为对修身与社会治理的行为方式就是“礼”，也是社会管理为政以德的具体要求。孔子希望统治者能够成为明君、圣王，实行王道而不是霸道；希望为官者能够成为忠臣、谏臣和忠于职守、胜任职守的能臣；希望弟子和更多的社会成员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而不是小人。因此，礼制和为政以德都是孔子社会管理思想的重要体现。
第二，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对和谐社会的理想愿景“大同”的终生追求，体现了一个真正思想家对未来美好社会的理想追求。孔子这里的伟大之处在于自觉把实现大同理想与人生的责任感有机结合起来，自觉肩负历史重担，为后世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第三，与对大同社会的追求相联系，孔子追求积极进取的人生价值观，不知疲倦、毫无畏惧地追求“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理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非常难能可贵，体现了一个思想家对现实和自我的超越意识，也体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博大情怀。
第四，孔子作为一个思想家，其丰富深刻的治国思想建立在他遵循天地之道和人性之道的基础上，所谓“政治”，乃政之治也。他认为，为政在举贤，在于“天下积而本不寡，短长得其量，人志治而不乱政”，因此他把“释贤而任不肖”视为“国之不祥”；他注重社会治理要“以德以法”，要实行德政和法制，二者相辅相成；他认为所谓“德者，政之始也”“政”者，正也，主张政正，政善，政和；孔子主张从仁出发，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其“为政以德”与“近者悦，远者来”的王道精神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社会治理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第五，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提出一系列具有永恒价值的教育观点，倡导素质教育，注重教学相长，因材施教，倡导学习、思考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体现了人才培养的基本规律，超越了民族和时代，融入世界，指向未来。
第六，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注重“美”与“善”的统一，“文质彬彬”，也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视为陶冶情操的重要方式。
第七，孔子作为第一个情商理论家，具有很高的情商，提出了蕴含情商思想的著名论断。在自我认知方面，孔子《述而》说“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宪问》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在自我调控方面，孔子《里仁》认为， “以约失之者鲜矣”，《卫灵公》“小不忍，则乱大谋”，《颜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在自我激励、移情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方面，孔子也多有高论。
孔子上述丰富的思想内涵是孔子能够流传久远的重要原因。孔子在历史的接受中客观上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变形，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孔子”，客观上还与后世与孔子的时间距离、文化距离与心理距离的影响不无关系。后世对孔子的接受程度还取决于下面三个角度：第一，后世与孔子的时间距离；第二，后世与孔子的文化距离；第三，后世与孔子的心理距离。本书中所谓的时间距离，是指人们与古代人物或事件相隔的时间跨度；文化距离，是指人们对于所认识的人物或事件的文化差异；心理距离，是指人才对所认识的人物或事件所存在的心理差异。
从后世与孔子的时间距离来看，后世与孔子相隔的时间距离越近，认识主体一方面既能够比较详尽了解孔子的相关信息，对孔子的认识比较清楚，但另一方面也会受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主观遮蔽性和随意性的影响，客观上容易出现抬高孔子或者贬低孔子的两种极端；反之，后世与孔子相隔的时间距离愈远，认识主体对孔子的评价一方面存在对历史的超越性，因而能够对孔子的评价更加冷静、客观和清晰，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后世与孔子的时间距离因为过于遥远，由于资料的缺失所造成的模糊性，客观上可能影响后世观察孔子的清晰性，因而可能导致判断的失准与失衡，从而产生对孔子认识的模糊性。
从后世与孔子的文化距离来看，后世对孔子的评价，在较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后世具体的评价者所处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化状况和价值取向等因素，即该时代的社会需要与文化建设客观上能否与孔子进行有效的交流、对话与沟通，进而实现新的文化融合与创造。如果后世的认识主体所拥有和认同的文化内涵与孔子的思想存在较大程度上的统一性，后世认识主体对孔子的评价就会越高；反之，后世的认识主体所拥有和认同的文化内涵与孔子的思想存在的差异越大，后世的认识主体对孔子的评价就会越低。
从后世与孔子的心理距离来看，后世与孔子的心理距离越近，认识主体比较容易走近甚至走进孔子的内心世界，并且沉浸其中，更好地理解和感悟孔子的喜怒哀乐，与孔子同呼吸、共命运，效法孔子，也要追求美好的社会理想；反之，认识主体与孔子的心理距离愈远，心理距离就愈加产生疏离的效果，即后世在心理层面上与孔子之间产生“代沟”，从而影响对孔子的客观认知，如80后、90后和00后的年轻人由于受西方文化以及网络文化的影响，对孔子以及传统文化缺乏必要的认同。当然，以上三点不是绝对的，而是因时代而异，因认识主体的差异而发生变化。
（二）对孔子选择的历史嬗变
后世对孔子的选择既有历史性，又有主观性，这种选择必然受到时间距离、文化距离和心理距离的多种制约，在多种制约与反制约中，孔子逐渐展衍为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认识主体视野中的“孔子”。因此，不同历史阶段的“孔子”一方面来源于历史上的孔子，一方面又是不同历史阶段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创造出来的“孔子”，即孔子在历史生成的过程中被创造和被演义了，后世的认识主体通过各种不同的创造和演义，使孔子逐渐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形。孔子在变形中不断深化、丰富，乃至圣化和神化，几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但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孔子也曾经被扭曲，甚至遭到最彻底的批判和否定，被“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
孔子能够成为“孔子”，首先来自弟子对孔子的推崇及其对孔子思想的传播，所谓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及其后学者均推尊孔子。子贡对孔子赞美备至，奉如天人，把孔子比为高天、日月、木铎，凡人永远不可企及，认为孔子是天生的圣人；孟子认为孔子所行的“圣人之道”是自然界和社会的至高准则；荀子以继承儒家正统自任，称颂孔子，认为孔子的美德永远不可泯灭，但他贬斥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批评子思、孟子。先秦之际，虽然墨家、道家和法家对孔子及其儒学多有非议，但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孔子思想的传播。
其次，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为“孔子”奠定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基石。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及其儒学逐渐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乃至全社会的意识形态，孔子的地位愈来愈高，由圣人逐渐变为神人。“早在公元178年，东汉的蔡邕就在鸿都门学的墙壁上，绘制了孔子和七十二门徒的肖像画。自唐代到明代中期，理想化色彩浓厚的孔子画像是各地孔庙祭祀活动的核心内容。南宋高宗皇帝（1127——1162年在位）授旨绘制的《圣贤图》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孔子及其儒学遭到玄、佛、道的猛烈冲击，出现儒佛之争，但由于孔子与儒学的生命力，总体而言，在儒佛道三教合流中，孔子及其儒学始终处于正统地位。唐代虽然受到道教与佛教的很大影响，但孔子依然继续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宋元明清以降，孔子及其儒学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高宗还亲自抄写儒家经典著作，镌刻于石碑之上，是为《石经》。《石经》拓本发往路、州各级的所有政府学校……以《圣贤图》为代表的孔子肖像和雕塑是孔庙其他地方祭祀活动的中心，推动并巩固了孔子在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即使元代和清代，统治者在汉化中也很快接受了孔子的思想，因而对儒家的接受和认同，成为“汉化”的重要标志。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近代社会历经巨大的民族灾难，引发了社会改革的思潮，在西方基督教的冲击下，也引起了对孔子及其儒学的反思和批判，比较极端的是洪秀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文革”时期。洪秀全1843年砸烂了私塾中的“至圣先师孔子”牌位，从1851年到1864年，太平军所到之处，焚毁孔庙、学官，砸碎孔子牌匾、塑像。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对孔子的批判完成了由过去的政治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转向，但由于急功近利，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不经意间陷入了文化虚无主义的偏执观点。“文革”时期，对孔子的批判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其中，河南人民出版社1973年出版的《撕破孔子的画皮》是一本批判孔子的文集，该书刊有郑州大学大批判组的一篇文章，对孔子的批判很有代表性。其中《撕破孔子反革命两面派的画皮》一文如此批判孔子：“孔子是腐朽的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代表，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是妄图拉着历史前进的车轮开倒车的小丑，是社会发展的绊脚石。”这些文字今天看起来仍然有点令人毛骨悚然，人们不禁要问：当时人们怎么会如此对待孔子？
再次，孔子能够成为“孔子”，也是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对孔子自觉不自觉地进行选择的结果。历史无情亦有情，大浪淘沙亦沥金。历史经过循环往复的实践检验，孔子终于恢复了比较本真的面目。早在吐蕃时期，随着唐蕃之间的文化交流，孔子的盛名就远播西藏，得到藏民族的文化认同，但在藏文化认同的同时，孔子也被藏化了，打上了深深的藏文化的烙印，成为“圣、神、王”三位一体的贡则楚吉杰布。从孔子国际化的进程来看，自从传教士利玛窦把《论语》翻译成拉丁文，于1687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后，孔子思想在西方流传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耶稣也曾说过“你们想让别人怎么对待自己，就应该怎么对待别人。”这两句名言在西方被称为“黄金律”，但是耶稣比孔子要晚整整5个世纪，国外常把孔子与耶稣、穆罕默德以及释迦牟尼相提并论。18世纪时，孔子学说在欧洲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到了20世纪，西方出现了尊孔的热潮，60年代在大众中形成了东方文化热，但学界对孔子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社会等级体系及其概念支撑、宗教属性和现实意义三个方面。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对世界的影响，孔子思想也真正进入了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一方面是孔子思想所代表的普适性、永恒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和认同；另一方面以数百所孔子学院和孔子学堂为载体的跨国文化传播教育，通过汉语为载体，广泛地传播了孔子思想，促使孔子思想进一步走向世界，成为全球化中我国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一张文化名片。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对于“孔子”的历史生成，人们虽然以历史上的孔子为“原点”，但在对孔子进行新的文化创造中，不知不觉地把孔子“孔子”化了，把孔子“当下”化和“为我”化了，也在一定程度上把孔子主观化和时代化了。实际上，我们永远不可能走进绝对“原点”的孔子，我们既要尊重历史上的孔子，在学习孔子思想的同时，还要受到历代“孔子”的影响，还要自觉不自觉地按照我们的“前理解”，按照我们的学术视野、思维结构以及我们的需要，对孔子进行不断的解读和阐释。因此，人们更多的不是求孔子之真，而是求“孔子”之善。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孔子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特定的“视域”，体现了孔子对春秋时期社会、人生等许多问题的思考，也是一种经过两千多年历史检验的经典，蕴含了永恒而普遍的价值，属于“历史流传物”的范畴。同样，孔子要成为历代的“孔子”，一方面体现了后世读者对孔子的理解和诠释，离不开后世具体的“视域”，即后世学者自身所处的历史阶段与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后世历代对孔子的理解与诠释，实际上就是后世历代从自身所处的“视域”出发，在历史这个“大视域”中和孔子所处的“视域”实现“视域融合”的过程。因此，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对孔子的理解与诠释也在不断发展变化；孔子面向历史展现了思想的开放性、永恒性和普遍性，为后世不同时代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方式提供了优秀的范本。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一书中指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即使自今以后，吾国国民同化于世界各国之新文化，然过去时代之与孔子之关系，要为历史上不可磨灭之事实。”作者此论确实看到了孔子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但并没有对“孔子”进行还原，因为历史虽然创造了孔子，但孔子自己却很难创造出不同历史阶段的“孔子”，许多“孔子”已经大大超越了孔子的本真状态，因而也是真正的孔子无法预料的，如同曹雪芹不可能理解红学一样。
孔子之所以成为不同时代的“孔子”，除了上述谈及的时间距离、文化距离与心理距离以外，还与下面几点因素不无关系：
第一，先秦经典的某些遗失客观上失去了我们研究孔子的参照物，如《周书》《夏书》《商箴》《商书》等，这些经典的逸失使后世无法了解当时文化的实际状况，这样很可能把这些已经逸失的经典已经具有的思想误认为是孔子的思想。
第二，解读孔子的“当下性”，各取所需式的思维定式束缚和限定了我们的视野，“为我”的功利性遮蔽了视野的澄明与客观性，客观上容易出现主观化甚至过度的阐释。
第三，研究者自身学养的单一性，因为缺乏复合型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只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显现了研究者的局限性，客观上无法把握孔子的丰富内涵。唯有既见仁，又见智，才能实现辐射思维与辐集思维的视域融合，从整体系统的全方位视角解读孔子。
第四，汉代以降，历代统治之所以选择了孔子的儒家思想作为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有其选择的客观必然性与合理性。道家讲无为而治，注重出世，但实际上，人生不可能在入世以前就先出世；即使出世，也要在入世以后。而社会的发展总体上是有为而治，是要求每个社会成员积极入世，不可能长期无为而治。法家过于注重法制，缺乏人文关怀，忽视人性的尺度，而从社会的稳定来看，单纯的法制客观上不利于社会系统的科学运转。墨家注重技艺，推崇科技理性，较多地注重“器”的层面，这有其合理性，但不能作为治理社会的根本原则。佛教注重个人修身养性，但缺乏社会治理的王道维度。孔子作为儒家的代表，通过克己修身，仁者爱人，注重入世而不是乱世，注重德治与法治兼备，重王道而反对霸道，重民生而反对奢侈，追求大同理想等，客观上既符合人生理想，也符合社会发展理想。
很显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突出“仁”，注重建立在爱人伦理关系基础上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以中庸为方法论，注重社会发展的适度态、平衡态、和谐态与稳定态，符合统治阶级安邦定国的需要，因此，不但能够得到历代统治阶级的青睐，而且也在较大程度上比较符合全社会的整体需要，这才是孔子与儒家具有长久生命力的根本原因所在。
三、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与中庸的人生智慧
孔子大智若愚，具有人生的大智慧。“知其不可而为之” 体现了积极有为的人生哲学，中庸的人生智慧则把握了人生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适度态、平衡态、和谐态与稳定态。孔子这些思想也是他能够影响后世的重要因素。
（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积极进取精神
孔子能够成为“孔子”，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具有积极进取的人生精神。他深受尧舜以及周公的影响，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体现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精神。
首先，孔子为了实现理想抱负，不仅敢于向多位统治者积极谏言，提出自己的治国安邦之策，而且还不辞劳苦，周游列国，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地探索和奋斗，体现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自强不息精神，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孔子上下而求索。《吕氏春秋·遇合》：“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余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对于孔子刚毅进取、积极有为的思想，曾子对其进行积极的发挥，《论语·泰伯》载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可以看作是对孔子积极进取精神的最好注释。《论语·述而》篇中“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孔子这种积极进取精神并非单纯表现为刻苦学习，而是有其理论依据，这就是《论语·述而》所说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宪问》篇中的守门人还称孔子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极其准确地把握了孔子追求理想、自强不息的精神。
其次，孔子具有探求真理、见贤思齐和“闻道”的叩问精神。孔子这种对真理的叩问精神甚至影响到当代学者的命名。著名学者张思齐是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的名字就是根据《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而起的；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王朝闻是依据《论语·里仁》：“朝闻道，夕死可矣”而命名。孔子是第一个生涯设计理论家，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这段话不但对自己的生涯进行了科学总结，而且也对他一生的奋斗与成功进行了人才学意义的解读，对人们进行科学的生涯设计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为了探求真理，就需要谦虚的治学精神，正确认识学与思的关系，所以，《论语·为政》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再次，孔子的积极进取精神不是为了个人的金钱和权力，也不是个人光宗耀祖，而是为了更好地建功立业，实现“政和”的社会理想。我国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理想莫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了。知识分子通过勤奋学习，修身养性，最终是为了达到“修齐治平”的境界，所谓成家立业之谓也。孔子的“三十而立”曾经激励无数的人们为成家立业而不懈地奋斗，而其中的“立业”当然也具有建功立业的内涵，蕴含了忧国忧民的人文情怀。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孔子治学不是单纯为了研究学问，而是最终为了奉献社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孔子的积极进取精神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也不是纯粹形而上的理论研究，而是学以致用，是基于对社会的改造和完善，自觉地进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尝试。
（二）“中庸”的人生智慧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为了实现“仁”，孔子注重礼乐教化，并且特别注重对方法论的思考，而“中庸”在孔子那里，就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含义。
从学理上来看，中庸是人类对社会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古今中外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早在上古时期，原始人群从弓箭文化出发，认为“中”乃旗杆之正，“中”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准则、标准的意义。孔子继承了周人的尚中思想，《论语·雍也》载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进而把中庸上升为一种方法论。结合孔子的其他论述，我们可以发现，中庸在孔子那里既具有道德最高境界的含义，也具有方法论的含义，所谓“过犹不及”即指做人做事的中庸问题。孔子主张以中庸为指导思想，调节人们的言行，既不偏于狂，也不偏于狷，应该在两端之间取中，以此和谐社会关系。《荀子·修身》认为：“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照之以祸灾；愚款端槅，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荀子针对个性的不足或过分，用其对立面给予补偏就中，这恰恰也是孔子中庸之道的具体体现。
孔子的中庸思想对后世能够发生重大影响，就在于中庸是优化人生与和谐社会的一种普遍有效的方法论，也体现了人类普适性的人生智慧。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的论断，把中庸视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并推及到他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美学等多个领域，在不同的语言范畴中，他又称之为“居间者”和“中间物”。日本著名汉学家竹添光鸿把中庸解释为“合情、合理、合法”，即“合理化管理”。王岳川认为，“中庸在古代政治文化中是一种具有超越性的思想，在今天世界精神生态危机中同样具有调整人心寻求正途的普世性价值。”实际上，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庸之所以能够被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所接受和认同，就在于中庸代表了事物发展的一种适度态、平衡态、和谐态与稳定态；而反中庸只能导致事物的非适度态、非平衡态、非和谐态与非稳定态，客观上恰恰成为阻碍事物适度态、平衡态、和谐态与稳定态的一种负面价值。
对于孔子的中庸思想，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庸比较适合于社会稳定，但不利于社会改革，因而认为中庸具有一定的保守倾向。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其实也是偏颇的。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大凡背离了中庸的历朝历代，不仅导致了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造成官逼民反的动乱局面，而且即使在社会变革时期或者历代农民起义的时期，失去了中庸的准则，也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客观上加剧社会动乱。历代农民起义一方面为推翻统治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有时也出现了烧杀掳掠、破坏生产力的严重后果。
我国1957年的“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1966年的“文革”都矫枉过正，从根本上背离了中庸的方法论，极大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即使在社会改革的历史时期，也要积极稳妥，不能急于求成，矫枉过正，也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兼顾城乡之间、区域之间、阶层之间、稳定与发展之间各个方面的统筹协调、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由此可见，对孔子中庸的评价要突破研究者自身的思维遮蔽性，把其上升到人生智慧和方法论的层面，进而把握其普适性与永恒性，这对于社会的稳定与改革都具有积极的方法论意义。
综上可见，在孔子向“孔子”的历史生成过程中，孔子的价值不断被增值，这充分说明孔子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学识渊博、思想卓越的文化伟人，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位承上启下的中心人物，他上承夏商周文明之精华，下开两千年中国思想之正统，他的影响遍及政治、伦理、哲学、教育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于模塑中华民族的世界观、价值取向和认知思维习惯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历史作用。”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孔子历经不同时代的历史阐释，仍然活在当下，活在未来新的历史生成之中。我们需要认真思考的是：我们如何在孔子与“孔子”的和谐统一中，既要注重对孔子本真面貌的追溯探求，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又要在孔子向“孔子”的转化与生成中把握孔子所蕴含的真与善的融合、共生与统一性，由此进一步揭示我国传统文化继承、传播与创新的基本规律，让孔子的思想精华进一步走向世界。
（《文化中国》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