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在把握中国文化文化自信逻辑起点的前提下，提出思域融通的概念，认为思维方式是人类文化创造的最初原动力，直接决定和影响文化创造的内容和文化形式。中国文化思域融通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思维方式，也是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化自信的主要内因，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三才之道与天人合一；中国古代思维的开放性；中国古代思维的整体性；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深刻性。思域融通有利于克服思维的管窥之见与坐井观天的局限性，以思维的整体性、开放性与系统性，蕴含了中国古代的思维智慧，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国文化能够自信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三才之道；思维归因；思域融通；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中国当代一个重要的理论命题。中国文化之所以自信，一方面在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另一方面在于中国文化具有思域融通的能力。本文拟从思维归因的角度出发，分析思域融通对于中国文化创造的重要影响，探讨中国文化自信的思维原因。
一、中国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
文化自信是一个新的理论命题和时代命题。所谓文化自信，是指在正确认知中国文化的前提下，在充分肯定和弘扬中国文化所蕴含的文化价值过程中所彰显出来的文化自信心。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正确理解文化内涵，把握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文化包括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人是最重要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符号，精神文化支配人的行为内容和行为方式。要探讨文化自信的根源，只有从精神文化的层面出发，才能把握文化自信的深层原因。精神文化主要包括制度文化和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经过长期蕴育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学术思想、科学技术和审美情趣等精神层面的内容。在上述精神文化中，其决定作用的是思维方式，所以很多文化学者通常把思维方式视为文化层级结构的核心层。从原始思维以及人类思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思维方式才是人类文化创造最初的主体原动力。因此，研究文化自信，本文将中国古代思域融通能力视为文化自信的重要归因，因为如果缺乏思域融通的能力，“我们所看到的只不过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而我们却以为我们看到了是一切事物。”人们认识事物客观上很容易陷入坐井观天的遮蔽性，就不能发现多样性中的统一性，因而客观上也不可能创造真正的科学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到文化自信，认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但长期以来，受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学界对中国文化表现出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是妄自菲薄，崇洋媚外，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二是坐井观天，夜郎自大，中国什么都是好的。前者容易导致文化自卑，而追求全面西化；后者因文化自负而走向固步自封，走向保守主义。可见，自卑和自负都不是自信。我们倡导文化自信，既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足，又要充分认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挖掘中国文化发展创新的内在动力。
思维方式是文化的核心层，也是决定和影响文化创造的重要主观因素。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自强不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与中国文化思域融通能力所蕴含的持久弥新的生命力是密不可分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而自卑是不足的，自负是过分的，自信是对自我的正确认知，也是最好的和最美的。亚里士多德关于中庸的阐释恰恰符合我们对文化自信的正确认知。习近平倡导文化自信，也正是对中国文化自信最充分的肯定和正确的价值判断。
我们研究文化自信，不能因为文化自信而文化自信，也不能仅仅因为中国古代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而自信，而是需要把握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即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知，通过“格物致知”，认识中国古代思域融通能力对于创造文化和发展文化的重要性，从深层的思维方式上把握中国古代何以能够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化归因。如果没有对中国文化的正确认知和归因，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文化自信；如果不把握中国古代思域融通能力，也不能真正认识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
二、从三才之道、天人合一看中国古代的思域融通
“思域”是指思维和思想的领域。“思域融通”是指在思维和思想领域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体现了思维广度与深度的整体性有机统一。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在天人合一中为人生定位，在思域融通中蕴含着宏观把握人生与世界的思维能力，从而避免了思维的片面性和肤浅性。
《周易》非常注重“通”的概念，已蕴含思域融通的萌芽，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周易》把天地人谓之“三才”，对“三才”进行整体思维，认为天地人各有其道，各依道而行。《易经·说卦》：“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很显然，《周易》在思域中已经把天地人三者融通起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倡导人类以天地为师，向天地学习，人道与天道、地道融通，通过效法天地，达到人类创化与不断完善的目的，显示了系统思维的整体性，其“三才之道”客观上已经蕴含了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
在《周易》看来，天道、地道与人道生生不息、永恒发展变化着，“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这种生生不息的发展观蕴含了素朴的辩证思维。实际上，“中华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延续力，来自于中华文化丰富的通变智慧，来自于这一文化所具有的一种能有效应对时代挑战的内部机制。这就是《周易》提出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命题。”王学典认为，通变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通变是指在保守、会通、融合传统的基础上，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动、革新，这一智慧既包涵重视传统，融会古今的一面，又要求不拘常规，适时而变。诸子百家对于通变智慧都有贡献，而其中尤以儒家贡献最为卓著。”从辩证思维的角度来看，《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蕴含了深刻的辩证思维，体现事物发展变化的内蕴，这种变与通的思想客观上适应了不同历史时代和不同历史境遇的需要，促使特定时代的人们能够与时俱进，与时俱变，以变应变，从而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化险为夷，接受了不同时代的挑战。
《周易》的思域融通所体现朴素的辩证思维对中国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也影响了老子。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这种由“人→地→天→道→自然”逐层递进的思维方式，既蕴含了思维的变通性，具有天人合一的特殊韵律，又体现了人与自然相通相融的和谐关系，客观上恰恰反映了辩证思维的思域融通性。
从儒道互补、儒道互通的视角来看，儒家重视人性的修炼，是为了达到人性的完善和社会的和谐；与儒家相比，道家注重效法自然之道，注重人性修炼，也是为了达到人性的完善和社会的和谐。很显然，从修身养性和天人合一的双重角度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儒道两家虽然表述各有侧重，但本质上可谓殊途同归，都具有天人合一和思域融通的内蕴。
三、思域融通促进中国古代思维的开放性
中国古代的开放性思维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体现了思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具有思域融通的极大包容性。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思维的开放性能够打破日常思维的局限，是对智慧和想象力的解放和开拓，客观上非常有利于文化的创新。
庄子的思维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他把人纳入与自然相通相融的关系中进行思维，其哲学思想蕴含着浓浓的诗意和形象的开放性。他在《逍遥游》中对大鹏极尽开放性的描述：“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还借大夫棘回答商汤的问话：“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由此可见，庄子在《逍遥游》中塑造了一个巨大的大鹏形象，完全打破一般人的思维定式，追求人生的绝对自由，追求无己、无功、无名的境界，无所依凭而游于无穷，才是真正的“逍遥游”。《天下》篇注重“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是说人的精神能象宇宙天地一样自由辽阔；其《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表达了天地与我共在、万物与我合为一体的思维方式，即主客一体、心与物化、与道合一、物我化一。
屈原诗歌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想象。他善于把现实与理想、人与神、香草美人与恶木秽草熔于一炉，把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融入艺术想象和神奇意境，把对香草美人的赞美讴歌蕴含于字里行间，集中艺术地思考了天、地、人的关系。在表现手法上，屈原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把赋、比、兴巧妙地结合起来，在艺术思维中，自觉不自觉地把抽象的品德、复杂的现实关系和生动形象融通起来，形成一个艺术圆融的整体。特别是屈原的《天问》，他根据神话、传说材料，对苍天发出了带着艺术想象和科学探索的双重叩问，表现了屈原的历史观和自然观的高度开放性。
荀子作为战国末期一个集大成者，其思维的深度与广度可谓卓异超群，一枝独秀。荀子在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不仅尊崇孔子，继承孔子的“外王学”，而且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对先秦文化进行了批判继承，儒法兼融，思维融通，兼采百家所长，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天行有常”“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把天地人三者融通为系统的思维对象，体现了思维的开放性。
《山海经》是一部记载中国古代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内容丰富多彩，包罗万象，涉及历史、哲学、美学、宗教、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可谓一部充满瑰奇神秘色彩的百科全书。从思维的开放性来看，《山海经》保存了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这些神话传说和寓言故事不仅表现了神话思维，而且也是一种艺术思维，既有艺术直觉和艺术想象，也有作者对自然、社会以及许多神秘事物的思考。实际上，正是作品中这种思考的深度与广度的融合，打通了人文与自然、理想与现实、真实与虚构的界限，非常艺术地彰显了《山海经》思维的开放性。
在思维的广度上，陆机在《文赋》中表现出来的思域融通极具代表性。他说“同橐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要“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陆机非常形象地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触景生情的亲缘关系，既有人与自然的同构性，又有天人合一的哲学内蕴，思维广度的共时性与思维深度的历时性达到了和谐统一。
刘勰的思域融通表现在古今融通、人与自然融通两个方面。《文心雕龙》“沿波讨源，虽幽必显”“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提出了“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的观点。“神与物游”既是对形象思维的高度概括，也反映人类思维感性与理性和谐统一的特点。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刘勰还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这实际上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相融通的具体阐述，彰显了人的感情与山、海的融通性，即“情满于山”和“意溢于海”。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思维的对象不拘泥于人自身，而是通常把天地人三才融通起来，把人道与天地自然之道融通起来，甚至打通古今、四时的历时性局限，突破“四海”广袤的空间性制约，可以“瞻万物而思纷”，达到“神与物游”、思域融通的最高境界。丁立群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三种基本品性，其中一点就是开放性，他指出：“文化自信则表现为对异质文化的兼容并包的开放态度。”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这种开放性的本质特征客观上决定了中国文化不仅能够走向世界，而且也能够海纳百川，在兼容并包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文化。
四、思域融通促进中国古代整体性思维
中国古代思维的整体性彰显了思维融通。在思维的整体性方面，中国古代思维注重现象与本质的融通，自由与必然的融通，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融通，微观与宏观的融通，外圆与内方的融通，大道之行与天下为公的融通，个人幸福与大同世界的融通，注重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谐统一起来，具有浓郁的人文情怀，体现了追求“大同”世界的历史责任感。
《周易》蕴含了朴素的辩证思维，其辩证思维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整体性思维。《易传》中的《泰·彖》曰：“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也”。这里的“泰”，是指是泰平、通达。全句的意思是说，自然界的阴阳二气交感，万物通达生长；社会中君臣上下交感，志向一致，故天下泰平和谐，因而称此卦为《泰》卦。很显然，天地交与上下交，都是对自然和社会整体性思维，通过整体性思维，一方面追求自然内部、社会内部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也注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周易》中的《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把人中的君子与天同构，与地同构，阐明了君子效法天地自然之道的客观性，显现了人与天地自然之道相统一的整体性思维。《易经·系辞》：“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一个很深刻的哲学命题，也包含了整体性思维，其中蕴含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道与器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实际上，《周易》在许多相辅相成的命题中，既是辩证思维的表现，也是一种整体性思维，标志着中国古代智慧已经具有思域融通的特点。从思维科学促进学术研究和文化创造的角度来看，只有思域融通达至视域澄明，才可以“从许多方面认知同一个事物”，才能克服思维的遮蔽性及其局限性。
孔子的思想具有思域融通的特点，体现了整体性思维。就整体而言，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是以社会为本位，也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最高的价值取向。《荀子·哀公》记载孔子回答鲁哀公关于什么是大圣的一段话：“所谓大圣者，知通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乎万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总要万物于风雨，缪缪肫肫，其事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识，百姓浅然不识其邻，若此则可谓大圣矣。”孔子对大圣的界定，实际上看到了大圣具有思域融通的思维特点，得到了鲁哀公的认同。在社会治理问题方面，孔子还回答叶公“近者悦，远者来。”孔子这里把远近两个不同方位统一到他的治国理念中，构成了一个人才荟萃、远近融合的流动模式。在孔子看来，治理国家不仅需要以德治国，而且也需要辅之以法律，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犯罪者，就需要依法治罪。很显然，治理国家，法制是刚性的，德治是柔性的，二者缺一不可。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把刚柔相济用于社会治理，是非常富有远见卓识的，体现了思维的整体性特点。在外交方面，孔子主张文武兼备，以智慧和勇敢在齐鲁夹谷之会中维护了鲁国的利益。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在礼与仁的关系上，仁主内，礼主外，即内仁外礼。内外结合，礼仁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种辩证思维也具有整体性的特点。在教育思想方面，孔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倡导学与思的结合；孔子“学而时习之”则强调学以致用，是学习与实践的结合；孔子最早提出启发式教学，认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则强调了愤与启的结合。由此可见，孔子在社会治理、礼仁修养、外交战略、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注重从系统思维出发来分析和解决问题，而不是非此即彼或顾此失彼。
孟子根据战国时期治乱兴亡的规律，提出了一个富有民主性精华的著名命题：“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把人民和国家、君主有机统一起来思考问题，但三者并非同等重要，而人民是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很显然，孟子这种民本思想既看到了国家的本质和君主的责任，也倡导了人民本位的民本思想，体现了社会治理的整体思维观，而在整体思维中又凸显了以人民为本的思想，因此孟子认为“与民皆乐，故能乐也”。孟子还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体现了由己推人的整体性思维，由血缘关系推及社会伦理和人道主义情怀。对于人民安居乐业和建立和谐社会，孟子认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只有使人民拥有“恒产”，固定在土地上，安居乐业，才能造成一种“亲亲”“长长”的良好道德风尚，即“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在对待社会教化方面，孟子也注重从思维的整体性思考问题，要求当政者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在这句话中，孟子不仅注重人伦建设，而且明确指出“人伦”的整体性与一体性，即只有“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才能真正做到“明人伦”，建立和谐融洽的伦理社会。
《礼记》作为儒家的代表性经典著作，先贤们普遍注重把人性的修炼与建立和谐社会统一起来，在许多论述中都体现了整体性思维。《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上述论述中，从格物、知至、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直至最后的天下平，逐步完成了由此及彼、由正确认识事物开始，在逐步完成主体内在修炼的基础上，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境界，体现了由人生主客体的内部和谐完善，最终外化为家和、国治和天下平的和谐，这显然离不开思维的整体性与系统性。
此外，《礼记》的“天下”观和“大同”观非常深刻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宇宙情怀和世界整体观。《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这段话深刻表明了儒家已经把整体性思维运用于实现天下大同的每一个环节，从天下为公的普遍性和高度出发，注重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努力建设男女老少、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社会和谐的大同社会。
朱熹是宋代大儒，他把天地万物与人贯通起来进行整体性的系统思维。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说：“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朱熹这里也把天地万物与人的心性融为一体，既展现了人的主体性，又具有整体性的系统思维。受朱熹的影响，明代王守仁《大学问》：“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这段话也显现了整体性思维，把天地万物统一起来，避免了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则蕴含了习近平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萌芽。
王国维《人间词话》：“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这段话不但深刻揭示了诗人创作的内在机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认识事物乃至认识世界的思维方法，即由浅入深，由感性达到理性，由现象深入本质，通过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的融通，表现了对生命体验与理性把握相统一的整体性思维，由此达到对宇宙人生本质的体验与深刻洞察。
回眸中国思想史，《周易》“见仁见智”已经认识到思维的局限性，要求人们既见仁，又见智。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为思域融通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儒家具有整体性思维，从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到人生的修齐治平，再到天地万物与人一体，人心对天地之心的重要影响，“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的思维整体观，显现了中国传统智慧的大家气象与宇宙世界情怀。道家也具有思维的整体观，在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与儒家相比，道家侧重于在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中使人性回归自然，从而得到身心的解放；儒家也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与道家相比，则注重在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中使人性回归社会，通过修身养性使人性得到完善，由己推人，由内及外，促进社会的和谐。
五、思域融通促进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深刻性
思域融通是中国古代人生哲学的思维神髓。中国古代人生哲学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内蕴，具有存在性思维、理想性思维和中和思维这三大思维能力，而这三大思维能力不仅体现了生存与发展的统一性，也体现了注重事物恰当适度与平衡的思维智慧，也是保障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文化元素。
存在性思维是人能够赖以生存和存在的思维方式。自然界在进化过程中蕴含着适者生存的自然之道，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客观上也存在适者生存的发展规律。黑格尔有句名言“存在即合理”客观上揭示了人对现实的认识需要存在性思维，即肯定特定现实的某种合理性、可行性与必然性。中国古代的人生哲学也具有这种存在性思维。孔子用“小不忍则乱大谋”来提高情绪的自我调控能力，以应对人生的艰苦环境或挫折，认为做人“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孟子倡导“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等，激励人们的生命张力与韧劲，以保持极强的抗压能力。孟子还认为，人生应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与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非常吻合。
如果说黑格尔“存在即合理”体现了存在性思维，而他的“合理即存在”则是一种理想性思维，揭示了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性与进步性。理想性思维也叫光明思维，是指人生对未来美好愿景充满希望的一种思维方式。孔子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激励弟子，践行“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人生哲学；孟子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言志抒怀；诸葛亮用“志当存高远”激励后辈；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钱谦益《纯诗集序》：“夫文章者，天地之元气也。忠臣志士之文章，与日月争光，与天地俱磨灭”；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等。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所具有的存在性思维与理想性思维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思域融通的重要特征。其中，特别是儒家追求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注重外儒内道，儒道互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充分体现了理想性思维。中国古代人生哲学所彰显出来的理想性思维是促进社会发展进步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精神动力。中国古代哲人正是通过思域融通的方式，自觉不自觉地把存在性思维和理想性思维这两大思维统一起来，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统一起来，蕴含了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能够引领人类从生存的吁求走向对理想性发展的追求。
中国古代的中和思维体现了人生哲学的深刻性。中和思维是指传统文化中认识和解决问题所采取的不偏不倚、执中适度的思维方法。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表现在思维方式上，中和思维反映了人类思维方式的共性，又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特殊性。从我国传统中和思维的来源来看，它最早起源于人们对于“执中”、“尚中”的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思维开始走向成熟。《周易·大有》“匪其彭，无咎”的意思就是“富有不过盛，则无灾祸。”已经蕴含了“执中”的思想。《易传》已具有对“中”的认识，有“中正”“正中”“得中”“时中”“中行”“中直”“在中”“大中”“中心”“行中”“中节”“位中”“积中”等近三十种说法。研究结果还表明，凡是带“中”的卦爻，都是吉卦、吉爻，“凡吉占都是因为能‘正中’‘得中’‘中正’、‘黄中通理’等”。这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对“执中”和“尚中”有了初步的认识和实践。
周人这种“执中”“尚中”的思想在儒家学派中得到了发展和深化，并逐渐演化成汉民族的一种中和思维方式。除了受到“天人合一”“太和”“和合”思想影响以外，中和思维方式集中体现在儒家的“中庸之道”中。过去受“左”的影响，人们对“中庸之道”的认识是非常片面和肤浅的。“中庸”即“中道”、“中行”，意为无“过”与“不及”，注重适度，恰当，不偏不倚，以此实现中和，达到和谐的境界。从佛教哲学的角度来看，中和思维也就是佛教中的“中道”。佛教哲学认为，“断见”和“常见”都只偏重一方，因此必须离开两边而执中道。这实际上也体现了执两用中的中和思维。
孔子明确提出了“中庸之德”的观点，把中庸看作是最高的道德标准。把中庸看做是最高的善，用中和思维来指导人生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先进》还说：“过犹不及。”在孔子影响下，荀子也主张要根据“礼”或“中道”来使人修身养性。《荀子·修身》认为：“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毅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照之以祸灾；愚款端槅，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荀子在注意个性差异的同时，注重从对立统一的角度，针对个性的不足或过分，尝试用其对立面给予补偏就中。《礼记·中庸》则注意到人的喜怒哀乐各种情感的中和之美，认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董仲舒在解释《礼记》的“中”时，认为“中”不是指各种情感未发之时，而是指已发之情应保持无过无不及的状态。程颐《近思录》的解释比较符合《中庸》的原意，他认为“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动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达道”。邵雍认为“人得中和之气则刚柔均，阳多则偏刚，阴多则偏柔”。从中庸角度来看，孔子、孟子、荀子、程朱理学都讲节欲，也都是为了把欲望调控在中庸的范围，要求个性的适中、恰当，达到中和之美、中庸之美。在传统文化看来，个人的修身养性、立德如果通过执两用中达到了中庸，就是实现了道德的最高标准。
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不仅用于人际关系、个人修养、道德及政治诸方面，而且也广泛地用于艺术创造中。中和思维用于艺术创造之中，表现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孔子主张“执两用中”，注重对中庸的追求，提倡诗歌的“中和”之美。孔子以“中和”为审美标准，在做人方面，认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其实质就是要求做人“允执其中”，义质兼备，实现中和之美。在艺术创造上，孔子评价《关雅》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并且主张“温柔敦厚”。《乐记》受孔子中庸思想的影响，把“中和”作为音乐的审美标准，认为“和”是音乐的本质，以“和”为美，“乐者，天地之和也”，倡导“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追求“安以乐”的治世之音。在孔子儒家思想影响下，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和”之美成为中国古代艺术重要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回眸中国文学发展史，传统的诗、词、义、赋等抒情作品比较发达，即使抒情，大多也是符合人之常情、常理的，是有所节制的，也是合乎礼义的。在传统的戏剧艺术中，中国的悲剧不是悲到极限，也决没有俄狄浦斯杀父娶母后肝胆欲裂的痛苦，而大多要留一点光明的希望，而大团圆的结局客观上也体现了哀而不伤的美学风格。传统艺术的这种“中和”之美，无疑是儒家中庸思想在艺术中的显现，也是中和思维在艺术创造中的不自觉运用。
笔者认为，“从思维科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中和思维是古代朴素辩证思维的一种特殊体现，也是古人对哲学中介的思考。辩证思维非常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强调事物的发展变化。从对立统一来看，对立面的转化有个关节点的问题；从事物的发展变化来看，事物的发展变化还有个度的问题。中和思维正是对事物关节点和度的把握，是一种特殊的辩证思维。从后者来看，中和思维凝聚了古人对哲学中介的思考。中介是事物之间互为联系和转化的凭借条件和彼此沟通的桥梁，也是一切事物相互联系和转化的关节点。”中和思维的实质恰恰在于它把握了事物转化的关节点，强调了度的重要性，有助于克服非此即彼的片面思维。
从中外思维发展史来看，一般来说，中和思维的产生要略晚于朴素的辩证思维。在古希腊，辩证思维较早地表现在泰利斯和赫拉克利特的思维方式中；中和思维则表现在德谟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思维方式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辩证思维较早地表现在《周易》和《老子》之中；中和思维虽然可追溯到《周易》，但主要形成于孔子及其儒家学派。与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相比，西方古代也讲究中和之美，只不过时间稍晚于中国。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偶尔谈及节制和适度的问题，但并未展开研究。在古希腊，对中和、中庸进行深入研究的是亚里士多德。亚氏认为，在一切连续而又可分的东西中，都存在着过度、不足和中庸，“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庸才是德性”，“中庸是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纵观亚氏的哲学观、社会观、伦理观和美学观，他自觉把中庸当作一种思维方式，用来开启他思想宝库的大门。亚氏的中庸观与中国传统的中和思维尽管表述略有不同，但在本质上有惊人的相同、相似之处，反映了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共同性。
因此，我们站在中国与西方思维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研究文化自信，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自信，就在于中国古代已经具有了思域融通的思维能力，能够从整体性和系统性的全方位视角出发，来审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同样，西方之所以能够创造古希腊的文化高峰，也在于古希腊人已经具有了朴素的辩证思维和中和思维，体现出了思维的融通性，由此也可以见出中西方文化的互补性和异曲同工之妙。从中国古代思维发展史来看，中国古代思域融通，既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也有“天下为公”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既有“以人为本”与“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也有“载舟覆舟”与“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既有“止戈为武”“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也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既有“精骛八极”的思维广度，又有“心游万仞”的思维高度；既有“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生哲学，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取精神与整体思维。上述思想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充分蕴含了思域融通的思维内涵及其开放性，为文化自信提供了思维动力，为文化发展创新寻找新的生长点提供了思维的保障。
综上所述，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思域融通的能力，从天地人的整体思维和大同思维来思考世界和人生。思域融通有利于克服思维的管窥之见与坐井观天的局限性，以思维的整体性、开放性与系统性，蕴含了中国古代的思维智慧，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化强大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国文化能够自信的重要原因。当今社会，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正在走向世界，成为促进世界文化发展的重要文化因子，正如日本学者所言：“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
（刊于《文化中国学刊》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