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在梳理我国智库主要类型的基础上，在肯定我国智库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指出我国智库建设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我国智库人才需要具备的素质和能力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提出政府要高度重视智库人才队伍建设的具体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智库类型智库人才智库建设
智库（Ｔhink Ｔank，或称思想库）是现代社会治理和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手段和组织元素，越来越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我国的社会发展需要大批高素质的智库人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和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1]但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智库人才队伍建设还比较滞后，远不能满足社会对智库人才的迫切需要。因此，建设具有参政议政能力和富有远见卓识的高素质智库队伍，这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
一、我国智库的主要类型
我国智库的数量看似很多，但名副其实的并不是太多，许多部门虽然也具有一定的智库功能，但并非学理意义上的智库。就整体而言，我国的智库类型主要有党政系统智库、事业单位智库和民间智库三大类。根据中国人事科学研究报告（2016年卷上册）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拥有各级各类智库机构约2400家，其中官方性质的智库机构约有1500家，高校智库700余家，民间智库200家左右。
（一）党政部门智库
党政部门智库是指各级县市级以上党委和政府设置的政策研究室之类的机构。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党委和政府都设有政策研究室。党政两类政策研究室的功能主要是根据国家现实需要和长远需要，开展政策性研究，并提出具有建设性的研究报告，一般不研究纯理论问题。
中央政策研究室与国务院研究室和研究中心的研究内容各有侧重：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国共产党最高的智囊机构，是中央直属机关，主要是跟踪和汇集信息，分析和整理关于全国政治、经济形势、党建和思想理论等重要信息，向中央提供建议和咨询，同时还承办党中央交办的其他事项。国务院研究室承担国家综合性政策研究和决策咨询任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国务院直属的政策研究和咨询机构，主要研究关于社会发展、国民经济和改革开放中关于全局性、长期性、综合性和战略性问题，向党中央和国务院提供政策建议。从地位上讲，中央政策研究室地位高一些，政治性更鲜明一些；从专业上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较多，更加注重学理性和科学性。
地方党委和政府的政策研究室除了关注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以外，主要针对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县的实际问题，开展针对性的对策研究。
党委和政府智库的主要特点是人员较多，能够紧密联系现实政策，研究经费比较充足，但有两点不足：一是除国务院研究室和研究中心专家较多以外，其他研究室的专家不是太多，客观上影响决策的科学性；二是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官本位的影响，研究室的专家有时缺乏相对的独立思考，难以保障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和客观性，可能会影响研究报告的科学性。
（二）事业单位智库
事业单位智库主要包括两大类：第一类是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的研究机构。国家层面的主要是两大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两大院内部设有很多研究所，有很多著名专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还设有社会科学研究院或科学院，有的省份还设有很多行业性的科学院或其他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方面研究基础理论和科研创新等学术问题，一方面根据国家需要研究现实问题，并提出建设性的研究报告，供中央、国务院以及国家各部委局决策参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地级市的研究机构既研究基础理论和一般学术问题，也围绕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本市的发展需要，研究实际问题，向政府提交研究报告。另外，国家各部委局内部有的也设置相应的研究机构。事业单位上述科研机构的优势是比较专业，专家学者较多，经费相对充足，但受体制的影响，有的研究机构难以保障研究的相对独立性、客观性和科学性。
第二类是高校研究机构。在高校研究机构中，既有学校和院系自设机构，也有国家各部委和地方党委政府在高校设置的研究机构。总体而言，大学的研究机构比较侧重于学术理论研究，有时也会提交具有建设性的研究报告，但政府和学校对研究报告的重视程度还不够。高校智库的优势是基础理论比较扎实，人员众多，但存在两大问题：一是理论上讲，全国高校教师通过教学科研，可以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但实际上很多学者往往缺乏参政议政的有效途径，因此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高校科研机构经费不足，其中国家部委局和地方党政机构在高校设置的研究机构有的只挂牌子，没有经费；而高校内部自设的研究机构大多不是实体性的，没有单独编制，没有固定人员，也没有经费，是典型的“三无”机构，这在客观上必然影响对策性研究。
（三）社会民间智库
民间智库是指由社会资金设置的研究机构，为政府或其他客户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相对于体制内智库或官方智库而言，民间智库是“体制外智库”或者社会智库，具有身份独立、财务独立、运作独立和学术中立等特点。
民间智库具有多元性、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特点，为我国政府决策提出很多建设性的研究报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间智库开端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唐磊认为，我们可以将1986年认定为中国民间智库发展的“元年”。“1986年7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在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上做了《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相当于吹响了加强新时期政策研究和智库建设的第一轮号角。”[2]实际上，市场经济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也促进民间智库的发展，党的十四大以后，民间智库开始走向快速发展的轨道，十六大以后逐步进入稳定的发展期。[3]
目前，在我国民间智库中，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各项建设率先垂范。该智库秉承“以全球视野为中国建言，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献策”的宗旨，[4]致力于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人才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等领域的研究。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发布的国际上最权威的《全球智库报告2015》，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位列全球顶级智库排行榜第110位；中国顶级智库排行榜第7位，居中国顶级智库中社会智库首位；入选全球最佳独立智库榜单，也是全球最值得关注的前50家智库之一。该智库是中国领先的国际化智库，是国内最大的社会智库之一。另外，方迪智库为了增加研究力量，从智库外部聘请了60多位知名专家，形成小机构、大网络的研究团队；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注重打造平台型智库，推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和“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两个重要的人才集聚平台，汇集了两个领域100多位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5]
此外，从国家层面来看，我国八个民主党派实际上也能够发挥智库的作用。民主党派是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以外八个参政党的统称，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多党合作制的政治格局下，为了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各民族党派应该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充分发挥高端智库作用。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我国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功能还没完全释放出来，尚有待于继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二、智库人才需要具备的素质和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把智库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智库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必须重点加强建设的战略性人才资源，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能够提出战略决策意见的高端人才。因此，加强高端智库人才队伍建设，对于我国进行科学的战略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智库人才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智库人才要站在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大局，从时代的高度出发，以中华民族振兴为目的，通过高瞻远瞩，既要敢于针砭时弊，又要放眼未来的光明与希望，逐渐形成远见卓识，提出卓有成效的建设性意见。
智库是国家决策的智囊和思想库，其意见和建议是否科学正确，将会直接影响党和国家的决策。智库人才应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深入调研，严谨议政，做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不做被社会讥讽的“伪公知”“叫兽”和“砖家”。这类“伪公知”“叫兽”和“砖家”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和危害极大，客观上损害了教授和专家的形象，甚至可能影响党和政府的正确决策。
智库人才是非常重要的高端人才，只有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拥有忧国忧民的情怀，才能站在社会发展进步的高度，克服个人利害的局限性，超越具体职业、区域和阶层等思维视野的局限，为国家的改革和繁荣富强，提出真知灼见，真正为国家的发展提供高端的智力支持。
从人才开发的角度来看，智库人才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才能“激发人才自我成就的内生动力……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理想，艰苦奋斗、勇攀高峰、自我塑造、自我超越的精神，是任何一个社会良才成长成就的必要条件”。[6]因此，智库人才应该富有历史使命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勇于担当社会责任。
（二）智库人才应该具备山型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
智库人才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要具有山型人才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才能在融会贯通中形成创新的穿透力，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新对策。
山型人才具有复合优化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是人才比较理想的内在结构。从智库人才的角度来看，专家研究领域如果太窄，容易坐井观天，成为井底之蛙，就很难把握全局。从学科研究的角度来看，大多数学者长期在一个二级学科甚至三级学科内教学和科研，缺乏跨界整合和思域融通的能力；从思维创新和产品创新的角度来看，“各类要素互相交叉、协同、分享，带来整合和溢出效应，形成了跨界融合，源源不断催生更多新创意、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7]从逻辑的观点来看，专家如果没有宏观视野，思维就不可能融会贯通，解决问题时就容易只见仁或只见智，没有既见仁又见智的思维系统性，就容易导致顾此失彼。我国1957年反右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以来的决策失误等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与决策者和一些专家缺乏优化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不无关系。
因此，要加强智库人才建设，学者自身要拓宽学术视野，敢于打破学科壁垒，通过跨学科的交叉渗透融合，努力打通各种相关学科直接和间接的联系，对各种需要掌握的知识和原理融会贯通，把知识转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才能够实现知识和能力的横坐标与纵坐标的立体交叉渗透融合，才能历练出真正的火眼金睛和真知灼见。
（三）智库人才应该具备全球视野
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要求来看，我国智库人才的数量和质量与社会需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为了扩展视野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智库专家应该站在全球化的历时性与共时性交叉的维度，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通过对全球视野的系统性整体把握，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前瞻性的智慧。
智库人才要有全球视野，对世界各国尤其是一些主要国家的历史、政治、法律、经济、文化、外交、社会、民族性格、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等重要问题，做到胸有成竹，在认清各种复杂现象和深层原因的基础上，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时既要见仁，又要见智，力求做到思维的客观性、整体性、全面性和系统性。
智库人才要具有全球的视野，一要了解我国的历史和国情，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点和本质内涵，特别是要深入了解我国社会转型期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尤其要审时度势地把握改革进入深水区已经出现或者可能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二要了解世界性的一些相关公约等相关规定；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世界各国之间直接和间接的关系，正确理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在广泛汲取民族智慧与世界智慧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和科学的方法。
（四）智库人才应该具备全球化思维
智库人才不仅要具有全球的视野，而且还应该拓展全球化思维，更好地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智库的作用。
“全球化”是改革开放以来非常时尚的一个词语，但很多学者并不完全理解全球化的内涵。从语言概念的角度来看，“全球”是指整个世界；“化”，是改造和变化的意思。“全球化”的意思就是指按照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愿望改造世界的历史过程。很显然，全球化不是西化，不是单边主义，更不是美国化，我们应该以积极进取的态度，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我们的积极作用。
全球化总体上符合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互动共生中的彰显。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世界各国通过主动自觉的交流，信息共享，文化共享，资源共享，人才共享，智慧共享，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智库人才应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出发，充分了解全球化的内涵和外延，把握全球化过程中的科学化、民主化、共生化和共享化。
中国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智库人才的建议对策既要体现中国特色，又要自觉地通过中国特色蕴含出人类的可共享性，因为全球化不只是纯粹的经济全球化，而是通过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逐步实现文化全球化和文明全球化，即通过文化和文明的传播交流，各国各民族之间在文化的融合中互相促进，产生积极的共生效应，实现多元发展、多元共享和多元共赢。
在把握全球化思维进行智库研究时，我们还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关系。笔者在《高校智库人才的角色塑造》一文中曾经指出：“广义的民族性,是指特定民族所具有的民族属性,包括该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 情习俗、价值观与外在形式的统一;狭义的民族性,是指有利于该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民族属性,即科学的思维方式、文明的生活方式和风情习俗及其正确的价值观与外在形式的统一。世界性是指世界各国各民族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情习俗和价值观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人类 共同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不是对立统一,而是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局部与整体的统一。只有那些有利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先进的、文明的与科学的民族文化才能走向世界。”[8]
民族化是传统与现代的有机统一，也是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融合的时代产物。因此，我们在理解全球化思维时，应该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融合统一中，正确认识中国特色、本土化与世界性的关系，既要避免一叶障目和坐井观天，又要文化自信，从根本上克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
（五）智库人才应该具备思域融通的能力
笔者在研究海洋强国战略时，最早提出“思域融通”的概念，[9]认为实施海洋强国战略需要思域融通能力。“思域”是指思维和思想的领域。“思域融通”是指在思维和思想的领域达到融会贯通的境界，也是融会贯通在思维和思想领域的具体体现。智库人才只有具备思域融通的能力，才能避免思维的遮蔽性和片面性，才能提出卓有成效的创新性建议。
智库人才应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思域融通的智慧。中国文化自信的重要归因在于中国古代的开放性思维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体现了思维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具有思域融通的巨大灵通性和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思域融通，既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也有“天下为公”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既有“以人为本”与“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也有“载舟覆舟”与“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既有“止戈为武”“协和万邦”的和平思想，也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博大胸怀；既有“精骛八极”的思维广度，又有“心游万仞”的思维高度；既有“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生哲学，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进取精神与整体思维。上述思想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充分蕴含了思域融通的思维内涵，为文化自信和在文化发展创新中寻找新的生长点提供了思维动力。因此，智库人才应该从中国古代思域融通的智慧中获得启迪，为激发创新智慧获得理论动力。
智库人才要培养思域融通的能力，既要注重想象力的开发，又要注重培养优良的逻辑思维能力，按照科学的精神和现实的需要，用逻辑之维把无限的空间想象力交织起来，形成统摄全局的思维立体系统。
（六）智库人才应该具有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智库专家面对各种复杂纷纭的社会矛盾，要具有预测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为政府科学决策和科学管理提出可行性的建议与对策。
智库人才应该具有科学和严谨的态度，以聪明和睿智形成新的思想，为国家治理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与对策，为社会发展进步引路导航。但是，我国智库人才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就整体而言，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的前瞻能力还普遍不高，未能更好地发挥智库应有的作用，“研究人员的战略预测能力、深入调研能力、数据分析能力、项目获取能力、对外传播能力不强，国际交往能力较为滞后。”[10]智库人才为了提高决策能力，原则上应该掌握解决问题的如下思路：
第一，了解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哪些，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在逻辑上是一因多果、一果多因，还是多因一果，抑或多因多果。
第二，认识这些现实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和危害性，让政府部门认识解决这些问题的必要性、重要性和紧迫性。
第三，对于拟解决的问题，要分清轻重缓急和主次关系，哪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哪些是不急于解决但又是必须解决的。力求做到先主后次，先急后缓，循序渐进，有条不紊。
第四，明确解决问题的主体。如果是多主体，还要理清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
第五，明确解决问题的时间节点和具体解决思路，设计解决问题的最优化方案，规划解决问题的“路线图”。
第六，设计对解决问题的跟踪评价环节，预测解决问题以后可能引发的其他问题，注意牵一发动全身的溢出效应甚至是蝴蝶效应，做好全方位的防范工作。
智库人才在提出解决方案时，还要注意拟解决的是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还是当前社会突发的社会事件。对于前者，要特别注意矛盾和问题的盘根错节，即使面对一团乱麻的复杂矛盾，也要善于冷静化解，处变不惊，学会标本兼治的思维方式；对于后者，应根据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的原则，先急后缓，在防患于未然的前提下，尽可能把问题解决于萌芽状态，以防事态扩大。
三、政府要高度重视智库人才队伍建设
智库要创造出智慧，离不开智库人才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除了个人的主观努力以外，政府还需要做很多富有成效的工作。
（一）高度重视智库队伍建设
智库是政府决策的智囊和参谋部，担负着非常重要的使命。政府只有高度重视智库队伍建设，才能不断提高智库参政议政的能力。但遗憾的是，我们在智库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智库的本质内涵理解不够，比如在党政系列的智库队伍中，由于体制的束缚和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有些智库专家可能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对问题有时难以做出相对独立的判断，从而导致所提的议案缺乏科学性、前瞻性和可行性。
首先，为了重视智库建设，政府应该加大对智库人才教育培训的力度。教育培训的重点，应着眼于智库的国际化视野，在全球化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现代化，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叉中实现视域与思域的双重融通，克服一叶障目、坐井观天的思维遮蔽性；通过认真学习和领会中央的文件精神，通过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依靠各种科学的原理和方法，向党和政府提交真知灼见的研究报告。
其次，要通过政府机关与事业单位之间“旋转门”的流转方式，通过多岗位的职业训练，一方面丰富相关人员的实践经验，使其充分了解国情、不同岗位职责和诸多现实状况；另一方面，通过双向交流、多向交流、挂职锻炼、国情调研等途径，推荐专家学者到相关部委挂职或任职，或者到基层一线蹲点调研，实现学术型人才向智库型人才的科学转型。此外，政府应该鼓励退居二线或者退休的领导干部参与智库研究，这些领导干部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无官一身轻”，没有职务升迁的顾虑，在研究问题时能够在较大程度上超越利害关系。
再次，政府要采取有效措施，注重智库专家团队年龄、性别、个性、学缘背景、人生阅历和工作经历、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等多方面的优化组合，实现头脑智慧的共生效应。对于党和政府关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一般需要团队集体攻关；对于一般的社会问题和局部问题，也要鼓励和支持个人单兵作战、各自为战的独创能力，不能为了团队而疏忽甚至压抑个人独特创造的智慧。
（二）建立不拘一格的选才机制
加强智库建设，应该建立不拘一格的选才机制。“在目前中国崛起的世界背景下，中国急需一批影响世界话语权、传播中国思想力量的国际化智库，然而，研究领域和视角的狭窄，使得国内智库更谈不上人才队伍的国际化和传播途径的国际化。”[11]我们如果选才视野有局限性，就很难得天下英才而用之。
美国是现代智库的发源地，拥有智库的数量和质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能够长期雄霸世界，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重视人才战略，尤其重视智库建设。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CSP)研究编写的《全球智库报告2016》，美国拥有智库1835家，智库数量名列全球第一；其中6家智库入选全球十大智库，智库发展水平也占据绝对领先地位。[12]美国许多智库围绕人才的“选、用、育、留”，创新人才选用方式，不拘一格选拔智库人才。美国这种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和集聚人才，充分发挥智库人才的作用。要坚持党管人才原则，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可以让各类人才在大浪淘沙的市场环境中，实现竞争择优、优胜劣汰，满足供求平衡、体现人生价值，也使得人才工作在推动经济社会转型中，更具灵活性、效率性和可持续性。”[13]但在选择智库专家方面，有的省份竟然规定55岁以下的在职者才能申报智库专家，而退休专家可60—70岁仍然可以申报。这一规定把55岁以上的在职专家排斥在智库专家范围之外，显然违背了科学的用人原则。
（三）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
科学的人才评价对于评价对象具有重要的激励作用。智库人才是一种特殊的高级复合型专家，健全考核评价机制对于建设智库队伍非常重要。根据中央精神，要着力改变现有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的人才评价方式。这种改变尤其适用于对智库人才的评价，即评价智库人才最重要的就是考核其对策性研究成果的水平，而不是论文、职称、学历和奖项。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在2018年10月已经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这对于正确评价智库人才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考核评价智库人才时，政府应该重视应用对策研究的社会价值，酌情加大对策建议研究成果的评价权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智库专家进行对策性研究，前提是自身必须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创新能力，所提交的对策方案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创造性研究成果，能够体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具有实践性品格，能够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智库人才是一种特殊的高级人才，评价智库人才既要考量应用研究成果的质量，又要注意弹性评价，要通过科学的评价，进一步激发智库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不能简单量化管理和刚性管理。
（四）加强对智库人才的科学管理
在加强智库建设方面，政府要加强对智库人才的科学管理，既要在政治上保障智库研究的方向性和先进性，又要给予智库人才研究对策足够的自由，从解放人才的高度出发，解放智库人才的思想和创造力。
首先，政府要构建集聚优秀人才的研究平台，不仅要有一批多元学科背景、高度国际化和高水平的核心智库团队，而且还要通过建立智库专家库的模式，吸纳来自各领域老中青三结合的优秀人才资源，为智库专家产生头脑风暴提供良好的组织保障和人文环境。
其次，坚持正确的智库方向，破除管理弊端，要从机制体制上解放智库人才生产力。解放智库人才生产力，要释放智库人才的活力，尤其是思想的创造力，即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支持党政部门的智库建设方面，上级党委和政府要给予政策研究室财政支持，在思想上给予松绑，鼓励政策研究室积极开展智库创造性工作，充分发挥政策研究室思想库的参谋顾问作用，而不能用管理行政人员的办法管理智库人才，也不能仅仅把政策研究室视为下属职能部门，甚至视为解读和阐释政策的传声筒。
再次，政府应该加大对智库建设的经费支持。根据调研，一些党政部门在高校设置的研究机构大多没有经费，客观上无法保障这些机构研究的基本需要。政府要加大对党政部门智库、事业单位和民间智库的经费支持，除了按照计划给予拨款以外，还可以通过课题委托的方式，鼓励和支持事业单位和民间智库开展智库研究工作。
综上可见，我国智库数量众多，但与美国的智库相比，与我国社会的需要相比，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智库专家是特殊的高级复合型人才，智库队伍建设一方面需要智库人才自身的高标准严要求，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智库人才建设的力度，完善智库人才的选拔和评价等机制，真正做到聚天下智慧而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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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文化中国》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