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才研究之所以能够兴盛、发展到今天，是有许多因素促成的。人们一般容易看到领导的讲话、学者的论文、论坛的热闹、书稿的出版等目力所及之事，而不大容易看到这些繁华盛事遮掩之下的种种努力。今天面世的这本专著就是一项多年默默努力而今才得以放出光华的学术成果。它就像一只深藏于黑暗泥土里的金蝉一般，经过十多年的长期沉潜与积累，终于站到高端迎风鸣叫。
我与本书作者侯建东的相识，最初是他找到我的。当我了解到他大学所读是历史学专业，并有志于撰写当代人才学史时候，便很快熟悉起来。他总是带着一副笑脸，话语轻柔，可提起问题来却一个接一个，像一位记者。他的探究欲望像是安上了钻头，非把历史厚土穿透再筛取出什么珍珠一般。我从心里喜欢这样的人，认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探究到什么，研究出什么。他曾经向我表达过这样的志向：对中国当代人才研究历史进行记录与研究，为新时期中国人才研究的一代新人刻画群像，做人才学学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
做这样的事业，需要首先感谢我们所处的时代。是改革开放催生了人才学，但人才学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无论如何，能够发展到今天，实属不易。历史上的很多人，从黑发干到白发，没有人说你对，也没有人说你不对，甚至说你本身就是不对。人才学不是这样。在2003年，党和国家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人才工作会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2010年，又制定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人才战略上升为国家发展三大战略其中的一项，载入了党的章程。为这件事做出突出贡献的有一批长期埋头从事人才学研究的学者。他们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呼唤，做了符合时代潮流的大事，这样，著史的人才有了写作的对象和丰盈的素材。
做这样的事，还需要感谢一大批对人才研究投入精力与热情的学者。人才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人才研究者分布在国家的各行各业，不同领域的人才有着不同的成长规律，把这些带有抽象思维特征的成果概括总结出来，是异常艰难的。有多少苦心孤诣的人，有多少废寝忘食的人，同时又有多少半途离去的人。无论如何，他们都曾经为这项事业付出心血和汗水，都应该得到历史的铭记。
做这样的事，还需著史者有一颗执着的心。“靡不有初，鲜克能终”。刚开始下一番决心是比较容易的，做到持之以恒、终有所成就不那么容易了。这是一种时间的考验，更是一种毅力的考验。据我所知，本书作者在写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战胜的。作者搜集到的图书就有1200多部，占到出版总量的70%以上；搜集到的文献资料，包括书稿、书信、日记、家谱、照片、录像计6000多件；走访过的城市有21座，访问过的人物有78个95人次，总行程达4万多公里，时间跨度15个春秋。在我的记忆中，每次见到建东，他总是背着相机，带着录音笔，手头还随时记录着什么。有一次，我们聊着聊着，聊到苏联一个名字叫“柳比歇夫”的科学家，聊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柳比歇夫工作法”，建东马上兴奋起来，说可以把这本书寄给我，不久果然收到。原来，建东自己所实践的就是这位惜时如金的科学家工作方法啊！
这部《中国人才学史（1979-2015）》的初稿，我看过多遍，也提出过一些自己的意见，供建东参考。但是，我总是支持他放出自己的眼光，做出自己的判断，要学习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精神，不要受他人的影响，这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对于这本书的写作结构，我也是赞成的：“时间为经，专题为纬，先纵后横，纵横结合”，“敬重首创，彰显经典；重视理论，凸显致用；公心待人，客观视事；厘清脉络，探寻规律”，这都是作者反复思考的心得和苦心孤诣的遵循。
这部《中国人才学史（1979-2015）》无疑是国内第一部当代人才学史，具有开创意义。有人对当代人写当代史表示怀疑，认为历史之写作需要一段沉淀。我则认为，当代人记录当代历史有其有利的一面，起码在史料搜集上可以做到及时真切。建东在史料收集及史料整理上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美国著名学者柯林斯说过，世界上有两种治学的人，一种像刺猬，一种像狐狸。后者好像什么都懂一些，前者则喜欢抓住一点不住地深钻下去。建东很像前者。于今，他可能是国内占有人才研究材料最多的人，对人才研究历史情况掌握最丰富的人，因此也是对当代人才研究历史最有发言资格的人之一。当然，我还期望他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已经占有的资料为基础，多写一些研究性论文，包括推介性介绍，以充实我国人才学术的百花园。是为序。
2016年12月26日于海棠在望书斋
(本序作者系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才研究会原副会长、顾问，现任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