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剑国先生，山西灵丘人。1943年1月生。1967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1979 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师从朱一玄、宁宗一先生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中国小说史方向研究生，1982年毕业，获文学硕士，留校任教。李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以研究文言小说和古代文化为主。在国内外出版《唐前志怪小说史》《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宋代志怪传奇叙录》等著作30 种，发表论文130 余篇。李先生治学崇尚谨严，强调学识的扎实性和广博性，提倡务实精神，反对天马行空、主观臆想的空疏之学。奉章学诚“业必贵于专精”（《文史通义·博约》）为座右铭，确立了“打深井”的治学原则。极为重视基础研究，重视研究的系统性，主张要具备多种文史知识和基本功以及必要的理论方法，要最大限量地占据原始资料，竭泽而渔，务求穷尽；主张从材料中从事实中引出观点，反对本末倒置。同时还主张研究者必须富有战略眼光和开拓精神，开创自己的研究领域，在本领域取得最大的发言权。
一、写作、研究与教学
熊明:先生好，《名作欣赏》2022年第22期、25期连续刊载了杨阿敏对您的访谈《落叶自隨流水去——李剑国教授访谈录》，访谈中，您对自己的人生经历做了全面回顾，包括求学与治学。此次对您的访谈，我们主要聚焦于您的治学经历与学术追求展开。您的学术研究成就卓著，特别是在文言小说与古代文化研究方面，您的治学经历与经验，是当代学术的宝贵财富。
李剑国先生:有一些体会和经验。我与杨阿明敏的对话，比较全面，说了很多，这次与你对话，有些话也还可能再说，重复说。有些东西是我一贯坚持和强调的，多说、重复说也无妨。
熊明:先生您的旧体诗词写得特别好，早在1980年您就出版过一本《诗苑漫步》，那是不是您做研究的开始？
李剑国先生:我常对学生说，我们研究文言小说，应掌握两项技能，一是写文言文，一是写诗词，因为我们应在想象中回到古人那里，体会他们的状态和情感。我曾专门给学生讲过诗词格律，讲平上去入，讲平水韵，布置作业写诗词，然后点评。
我打小学就喜读课外书，五六年级开始读大书，《三国》、《水浒》、《西游》，《卓娅与舒拉的故事》、《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都读过，高中还读过“三言”、“二拍”、《红楼》、《牡丹亭》。书读得多了，知识面广了，写作能力自然见长。初一参加学校的作文竞赛还得了奖，奖品是《唐伯虎的故事》，秦瘦鸥写的，鸳鸯蝴蝶派，这本书现在还保存着。我还时常在《大同日报》上发表些豆腐块小文章。在南开大学读中文系后，也经常写，古体诗、现代诗都写。
1968年毕业，先分配去了牡丹江北方工具厂，这是家兵工企业，属于五机部，代号121工厂。先在109车间的车尾组开专业机床当车工，一年后调到工厂子弟中学当语文老师和班主任。白天在学校上课，回来在宿舍，没事干，闲着就翻自己带来的那几本书，不知翻过多少遍。看管宿舍的柳师傅，鲜族人，他女儿在我班。一次闲聊，得知他家有本旧版《辞海》，我就借来看。一页一页翻看，有用的记在本子上。那时我常写诗词，这本子记了不少词汇典故，派上用场。生物周老师宿舍跟我斜对门，我也跟她借过书。什么书？《动物学教程》。大学时读过《逻辑学》，其中讲分类，我很感兴趣。我看《动物学教程》，就是了解动物如何分类。初中学《动物学》讲脊椎动物门，下边是爬行纲、鸟纲、鱼纲、哺乳纲等。看《动物学教程》，说是脊索动物门脊椎动物亚门，原来脊椎动物是脊索动物的分支。脊索动物门下有3个亚门，是尾索动物亚门（如柄海鞘）、头索动物亚门（如文昌鱼）、脊椎动物亚门，后者最高级。分类要抓住本质属性，必须是同一个标准，要在同一层次上分类，这些知识对我后来研究古小说进行分类是很有帮助的。
1970年7月，夫人从南开化学系分配到沈阳市134中学，71年10月我也调到这里教两个班的语文。教学之余，常写些文章——杂文、随笔、评论，发表在辽宁作家协会的文艺月刊《鸭绿江》、辽宁省委宣传部刊物《理论与实践》、《辽宁日报》、《辽宁青年》上。评论类文章不少是长文，《辽宁日报》就用一整版发过。这些文章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我都还保留着。
《诗苑漫步》的写作，说起来纯系偶然。1977年10月到沈阳二中参加个什么活动，坐在办公室看《解放日报》，上边有个《新诗话》栏目，一段诗话几百字。我一看心想这东西我也能写呀。我一向喜欢古代诗词，从大学开始还写过不少，也读了不少古代诗话，积攒了不少材料。回家后就拉了个题目单子，以后又不断补充。11月开始写，赶上放寒假，集中力量一篇一篇写，到78年2月写了40多篇。写好拿给辽宁作协陈言看，他说可找春风文艺出版社编辑厉风，让他看看。我把稿子送给厉风，他是辽宁知名诗人，接收下来。过了段日子，他来我家，给我带来好几本书，其中也有现代诗人的诗歌集，让我参考。我非常感动。接着修改补充，到9月完成。待到1980年5月出版，这已是我在南开读研究生的第二年了。1981年8月又印过一次，总印数5万多册，《中国青年报》曾有书评。现在看来不免浅薄，但对我来说是个很好的锻炼，我今天的治学路数和文字风格，从这本小书依稀可见。
熊明:先生诗词特别有灵性，看似随手拈来，却既有意境，又完全符合平仄韵律，这是要有深厚诗词底蕴和功力的。您完全投入古小说研究，应该是重新回到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开始的吧？
李剑国先生:我是1979年报考的。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后，南开中文系老师希望我报考，能回母校。但第一年因为人事关系，未能报考。1979年顺利报上名，复习功课，参加考试，拿到录取通知书，一路顺风。
79年考上研究生36岁，已老大不小，常在脑子里盘桓的就是屈原《离骚》的“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是《古诗十九首》的“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是曹操《短歌行》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当时的心态是时不我待，必须如毛主席所说“只争朝夕”。早年南开大学校报《人民南开》曾发表过一篇采访我的文章，题目是《除了奋斗，别无选择》，这正是我那时的心态。
79年南开所招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包含小说史和戏剧史两个方向，朱一玄先生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小说史料学，宁宗一先生兼跨戏曲、小说，侧重艺术研究。我攻读的是中国小说史。
其实那时我对文言小说也无多少了解，在读研究生之前我一直喜欢诗歌，而对于小说最熟悉的还是白话小说，从小学开始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白话小说，文言小说读得很少,也就是《聊斋志异》。那时研究生课程没有严格要求，我们的课不多，宁先生放手让我们自由发展，并督促我们尽快进入研究状态，结合研究题目有的放矢地读书。研究生就这么3年，不长，我不打算弄个小题目写几万字论文就交差，成不了气候，我想能开拓一块较大的地盘，能在长时期内展开系列研究，甚至一直干下去。另一个想法是我不愿意去搞许多人搞过和正在搞的题目，《三国》、《水浒》、《红楼》等几部大书，有那么多学者再搞，不少是大学者，我自觉搞不出太大的名堂，初步打算是写本《中国公案小说史》。先一本本读作品吧，到图书馆查找，真泄气，没几本小说书，早被人偷光了。
后来借了本《少室山房笔丛》读，明人胡应麟的，因为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提到它，所以找来读，发现书中大量文字谈文言小说。其中引起我注意的是谈到《汲冢琐语》这部佚书，胡应麟说它是“盖古今纪异之祖”（《九流绪论下》），“盖古今小说之祖”（《二酉缀遗中》），两个祖宗，这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我搜集了不少和汲冢书有关的资料，读了一些参考书，找出清人严可均、马国翰、洪颐煊辑录的《汲冢琐语》（或题《古文琐语》）三种辑本（还有王仁俊辑本未见），经过细心研究写出《战国古小说〈汲冢琐语〉考论》一文，1980年发表在《南开学报》第2期（此年3月出版）。《新华月报》1980年6月号还刊发此文的论文摘要。
有此初步成绩，促使我很快确定了研究方向，实际也正是论文题目——《唐前志怪小说史》。我确定这个方向有一个大的考虑，就是我感到当时国内古代小说研究界的基本状况是两多两少，就是研究白话小说的多研究文言小说的少，研究单部作品的多研究小说史的少。文言小说的历史差不多比白话小说多出1000多年，作品数量巨大，是中国小说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了解文言小说不仅不能全面地了解中国小说史，也会影响到对白话小说的深入研究，因为文言小说对白话小说有过非常重要的影响。
读了《少室山房笔丛》后，看到书中对历代文言小说有许多精彩的论述，皆闻所未闻。结合当时的研究现状，我感到文言小说是一个广阔的充满神秘感和魅力的研究领域，值得我去探索。平时我在和朋友、学生们聊天的时候常谈到我当年的选择，我说我佩服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一个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一个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我避开小说研究的热门全力攻文言一路，而且采用打井深挖之法，心中想的就是毛主席这两句话。其实说穿了这里还有个量力而行的问题，我自觉不是什么通儒硕才，能在文言小说这一行有所建树即足矣。
研究唐前志怪小说史的首要一步便是搜集小说资料。虽有鲁迅《古小说钩沉》作参考，但我仍努力从大量历史文献（书目、类书、旧注、笔记、方志、总集、别集、佛典道藏等等）中发掘散佚的古小说，务求不会有比较重要的遗漏，务求掌握最完备的资料，对每一种作品的多方面问题都尽可能作出翔实的考证。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对每部作品进行历史定位，组成比较清晰确切的链条，然后再面对丰富的材料进行理论探讨，展开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美学的研究，如志怪小说的起源形成、分期分类、艺术特征、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等等。
这中间搜集小说资料是艰苦的，从先秦开始一部部看书。那时每天从图书馆借一抱书回来，第二天即交还，管理人员问这么多书你一天就看完了，我说不是看书是翻书。确实从早到晚一页页翻，翻出有用资料就抄在卡片上，至今卡片还保存了5抽屉。
80年3月开始撰写论文，81年3月完成初稿，嗣后又花半年时间改定。82年6月这部39万字的硕士论文《唐前志怪小说史》顺利通过答辩，以后又作过多次修改，84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天津书讯》85年5月15日发表沈晋人《小说史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推荐〈唐前志怪小说史〉》，台湾《中国文学研究》第2辑发表康韵梅《〈唐前志怪小说史〉述评》，台北清华大学中国语文系《小说戏曲研究》第1集发表王国良《〈唐前志怪小说史〉评介》。后来此书还获得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二等奖（86年3月），国家教委高等学校出版社优秀学术专著优秀奖（92年10月）。此书后作大幅度修订，增10万字，修订本由天津教育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此前04年12月22日的《中华读书报》列为“2004年度十大社科图书”之一。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和2019年又先后两次出版，略有修改，此为重修订本。
1991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办和国家教委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生”，事迹收入国务院学位办编《华夏沃土育英才》一书（1991）。
《唐前志怪小说史》出版后，不久又完成一部50多万字的副产品《唐前志怪小说辑释》， 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此书的出版得力于著名学者何满子先生。我初识何先生是在80年代初大连的一次小说研讨会上。这次见面，何先生的书中有过记述。他的口述自传《跋涉者》下编《旧雨新朋·几个忘年交》中有一节写道：“一位是南开大学的李剑国教授，我认识他时他还是研究生，80年代初在大连一次古代小说讨论会上相遇，谈得相当投契。他是一位极其勤奋的青年学者，一本《唐前志怪小说史》那时已经付印，撰史时蒐集的资料又编撰成副产品《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一种，很有质量。我把它推荐给了我供职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并为之作了《小引》出版。”
书稿完成后寄给何先生，先生是这本书的责编，责编还有盖国梁先生，大概是何先生助手。何先生看得很仔细，提出一些修改和补充意见。如今信函原件我一时不好查寻，只凭记忆举两个例子。《搜神记·鹄奔亭》写到女鬼苏娥至何敞“所卧床下跪曰”，原稿无注，何先生提醒当时的床与后世卧床不同。于是我便查阅一些资料，引述《说文》及段注、《释名》，作了注释。《汉武故事》又题《汉孝武故事》，何先生说西汉皇帝谥号都带“孝”字，《汉孝武故事》应当是原题，对我启发很大。先生还亲手作了些文字修改，比如《例言》第九项有这样几句话：“至其所记，往往齐歌楚唱，传闻异辞……”“齐歌楚唱”四字是何先生加的。我非常喜欢这四个字，佩服先生的学问和才气。这四字并非古书中的成句，古书中只有“齐歌”、“楚唱”，一经先生妙手搭配，便把古代故事、传说在不同地域的流播和不同人手的记录生动托出。
《辑释》于86年出版，何先生为作《小引》，并题写书名。《小引》用文言文写成，不长，总共两千余字，但高屋建瓴，辞气充畅。《小引》包含着何先生对历史文化和志怪小说的思考和见解，很值得我们关注。它的写法明显受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影响，文质彬彬，精要深透。而我的感觉，何先生的文字更挥洒一些，这和他性情有关，他本来就是一个洒脱的人。《小引》最后一节是对《辑释》的介绍和评论：“专注志怪，陈其统系。撰者勤求群书，慎事比勘，商略异同，条畅源流；又复诠释名物，印证史志，使脉络分明，义理俱豁。中古以前志怪之作，虽未尽备，然摄其菁英，已堪笼罩全体矣。古书伪托綦多，小说家尤甚，遂激使前修辨伪，疑古过正，此书撰者颇能救其偏失，折衷论断，大抵允当。其于同一故事之流变衍化，与夫孕育后世小说戏曲者，亦疏理其大凡。诚非笃学敏求，寝馈于其间者所不能道。不惟可为赏心娱目之具，其有裨于研究文史者之参稽，岂浅鲜哉！”其中誉扬之词，我看作是先生对我的鼓励，从不敢自得。
《辑释》出版后盖国梁先生在香港《文汇报》发表了书评。有何先生序文的增色，这本书销路很好，五千册很快售完，以致我在半年后致函上海古籍出版社，想再邮购若干册，出版社告诉我社内已无存书。台湾王国良教授是著名小说研究家，尤重文言古稗，他推荐此书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重印，于次年出版。
熊明:先生于1982年毕业，即留校任教，是从哪一年开始指导研究生的？
李剑国先生:我1987年开始指导硕士生，2008年结束。1994年开始指导博士生，最后一位2011年毕业。博士生中有3个韩国人，二女一男。指导的国外高级进修生和高级访问学者有4人，国内的一人。4人中3人是韩国人，一人是美国人。先后有60多名硕士、博士生、进修生和访问学者跟我学习。
熊明:这么多学生。硕士、博士、进修生、访问学者，层次不同，个性各异，差別很大，在指导学生方面，您一定有许多经验。您如何指导学生，引导学生找到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引领他们跨入学术研究之门？
李剑国先生:我始终认为，至少在我们中文学科，单纯的教学不存在，教学离不开科研，教学就是科研的反映，而且必须包含着自己的科研理念和成果。如同卖货，卖别人的货更要卖自己的货，当然都得是好货。尤其是硕士生博士生的课，更需要拿出自己的硬东西好东西。
我讲的这些课当然都不是自己的研究成果，但基本上是和自己的研究相关，如讲目录、版本、考据，都结合自己的实际经验，如讲道教与文学，必然结合古小说中的道教传统，如讲小说与文化，必然要开拓古小说中的文化内容及意义。我写过一本《中国狐文化》，就是从古小说研究中开辟出的独立题目。自然讲小说文献，讲小说史起源发展，讲志怪传奇，更是自己的本行。
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是教学的根本，研究生教学尤其如此，须着力于培养和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讲文献学，一般性的讲没多大用，你拿过一大本或几大本文献学连我自己都是看了就忘再教给学生怎成，我的方法是结合自己校勘考证中的具体事例来讲，如何发现问题，如何辨析，如何寻找书证，如何写校勘記。
教学的具体方式常是讨论式，事前布置阅读书目，写好发言提纲，课堂讨论，大家发表看法，最后我来总结。有时也布置具体操作的作业，比如校勘，找好文本，指导校勘方法和校记书写。
如有机会，尽可能让学生参与到实际的科研写作中来。2006年5月新世界出版社沈伟麟编审向我约稿编撰《唐宋传奇品读辞典》，我组织在校博士生和已工作的博士共20人参加，历时一年多完成，共180万字，2007年8月出版，上下两册。此中校注部分由我完成，品读部分由学生撰写，我来修改。
熊明:教授学生，是一项工作，更是一种学术传承，当今学术界古体小说或者说文言小说的研究局面，跟您的研究工作和人才培养有很大关系。
二、文言小说的整理与考证
熊明:研究和读书密不可分，做某项研究，您一直强调对相关资料的全面占有，强调“涸泽而渔”，同时必须扩大相关的知识面，此中关系如何处理？
李剑国先生：文言小说自史传分化而成，作者的主体是传统文人。在“传信”、“实录”的传统史学观影响之下，在“拾遗补阙”的书写目的之下，文言小说作为叙事文学尽管不可能不虚构故事，特别是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更是极“幻设”之能，但它对历史背景、历史人物事件、地理、制度、社会环境、经济、习俗、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反映，是极为真实的，有极大的史料价值。既然阅读、研究文言小说不能离开这些广泛的社会、历史、思想、文化问题，要弄明白它们，当然需要读各种书。自然读书须紧紧围绕文言小说研究进行，有的放矢地读，我记着章学诚《文史通义·假年》中说过这样的话：“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有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就是说读书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能贪大求全。
在研究过程中我常常感到知识的匮乏，常出现由于缺乏某些知识而作出错误判断的情况。比如《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初版对韦瓘、曹邺官职的考证，曹邺乾符中为洋州刺史，而《桂林风土记》称“曹邺中丞”（中丞即御史中丞），韦瓘会昌末为楚州刺史，赵嘏等人诗称韦中丞，我判定韦瓘在刺楚前曾任御史中丞而时人以内职称之，曹邺在刺洋后曾任职于中央御史台。后来才知道判断错误，原来御史中丞乃韦瓘、曹邺任刺史时所兼宪官。《唐会要》卷六○载，会昌二年中书门下省奏：诸郡刺史须地望雄重、兵额稍多处方得兼授中丞。《唐诗纪事》卷五三载于兴宗“大中时以御史中丞守绵州”即其例。我只知道节度使观察使之类兼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不明白某些刺史也可兼御史中丞，遂造成考证错误。
以前我曾参加主编《全唐诗》第二分册的注释工作，亲自注释了钱起、柳宗元等100多个诗人的诗，感到收获颇大。事后我常对学生说要研究哪位诗人先做两项工作，一个是编年谱，一个是注释全部诗，肯定大有裨益。因为这都是实打实硬碰硬的事，可以学到许多真知识练出许多真功夫。
要之读书要有目的性，须为研究服务，无目的的泛泛而读，窃以为并不可取。读研究生时，我一位老同学攻读文艺学，只读书不动笔，他说必须打好三个根基，即中国文论，外国文论，马列文论，然后才可展开研究。我很不赞同，说这三个根基你一辈子都打不完，应当在研究中读书打根基。这位老同学后来是一所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专业知识不能说不足，但到头来没出过多少成果。
熊明:您关于读书和研究关系的看法，对于刚步入学术研究领域的硕士生、博士生，应该具有启发性。文言小说在流传过程中大量散佚，特别是宋前文言小说尤其如此，文言小说的整理，您做了大量工作，不仅有《唐前志怪小说辑释》《唐五代传奇集》《宋代传奇集》这样的一代文言小说的整理，也有如《搜神记》《搜神后记》《纪闻》等单部文言小说的整理。对于文言小说乃至其他古籍的整理，您认为应该坚持什么样的原则和标准？
李剑国先生:我很重视文言小说的整理——主要就是校勘辑佚辨伪，出版过《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上海古籍出版社，后又出修订本）、《唐五代傳奇集》（后出增订本）、《宋代传奇集》（后亦出增订本）、《新辑搜神记 新辑搜神后记》（后又出《搜神记辑校 搜神后记辑校》）、《纪闻辑校》、《广古今五行記》、《纂异记辑证》（以上均为中华书局出版），《独异志校证》亦将由中华书局出版。在韩国出版《新罗殊异传辑校与译注》。此外，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出版《杜光庭小说六种校证》、《王仁裕小说三种辑证》、《绿窗新话校证》（南宋皇都风月主人撰），现正在撰写《宣室志校证》。
前些年我应《文学遗产》竺青先生约稿，连续发表《唐传奇校读札记》四篇。我一直在辑校《唐五代传奇集》，这些札记都是一些校勘成果的整理。校勘学是文献学一个重要分支，清儒和近代学者已经总结出一套相当成熟完整的校勘原则和方法。如何科学地运用和完善校勘学，对于古籍整理来说非常重要。编辑部发表这组札记，就是希望通过对唐传奇的校勘总结出一般意义的校勘经验，把握好校勘的基本方法和原则，认识到学养对于校勘的重要意义。我经常感到在当前的古籍校勘中问题不少，不谙校勘原则，操作不当，而且学养欠缺，从而造成校勘质量的低下。我不敢说我的校勘多么高明，但我要求自己在唐传奇校勘中掌握最为充分的校勘资料，慎重处理文字的改与不改，牢记颜之推的一句话：“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氏家训·勉学篇》）遇到疑问和拿不准的问题多查书，避免误判误改。古籍校勘的任务就是正讹补缺，最大限度恢复古书原貌，如果适得其反那就是失败，前人说“书籍之讹实在于校”，实在是当头棒喝。
古书存世者或残缺者需要校勘补缀，而亡佚者需要辑佚，凡此都需要搜集占有详尽的原始资料，需要考证辨析。古小说佚书的佚文主要存在于类书、旧注等古籍中，但实际上几乎无所不包，经史子集样样都有，搜集起来很辛苦。最大限度复原古籍，辑佚学出焉。在现存的古小说中，有许多实际是前人的辑本，并非原帙。其中如张读《宣室志》、徐铉《稽神录》等大约都是宋人辑本。这些辑本大抵都是依据《太平广记》辑录，虽然或有误辑，但基本是可靠的，主要问题是遗漏较多，辑录未备，需要补正。
明人尤喜辑录佚书，但普遍态度粗率，极不慎重。万历三十年（1602）前后，胡震亨等人编辑刊刻《秘册汇函》，其中《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三部晋宋志怪小说，都是这样的伪滥之作。鲁迅早就指出，通行本《搜神记》二十卷“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实际上《后记》和《异苑》也都是“半真半假”，其中也塞进大量假货。正是有鉴于此，我才下大力气重新辑录《搜神》二记，此书可说是全面展示我的辑佚校勘辨伪考证成果。中华书局版本列入《古体小说丛刊》（上下二册），2007年至2017年凡印5次，二印三印有修改。2019年中华出新版，改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由“新辑”改名“辑校”，文字校改颇多，编辑体例也有调整。2020年又出简体横排本一册，列入《中华国学文库》。
校勘辑佚辨伪这些基础研究工作需要具备多方面的丰富的文史修养，我们常说某某功力深厚指的主要就是这些治学功夫。从读研究生开始我是边干边学的，一点一点积累，日居月诸，渐渐明白了此中道理和方法。
这里举一个小例子。祖冲之写过一本志怪小说《述异记》，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在著录梁任昉《述异记》时说“《唐志》以为祖同所作”，称为祖同。我读研究生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琢磨了几天突然想到该不会是避家讳吧，查查书果然晁公武父名冲之，才长出一口气。──顺便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点校本《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一著录赞善大夫潘若冲撰《郡阁雅言》二卷，点校者按云：“晁公武《读书志》称潘若同撰。”未加辨析，显然也是不明白晁公武避父讳改冲为同。自那以后我特地了解了古人的避讳，算是长了番见识，以后的考证常常利用避讳知识解决一些问题。
1997年7月我在武夷山中国小说史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文言小说的理论研究与基础研究──关于文言小说研究的几点看法》的论文（《文学遗产》1998年2期发表），谈到文言小说研究的特殊性问题（与白话小说研究比较而言），谈了七点，其中第七点说：“文言小说大批散佚，现存者在文本版本上亦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文言小说的考证和辑佚整理工作非常重要，要求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文史素养和基本功。”这是文言小说研究的一个很大的难题，必须实实在在去做。有鉴于此，我特别强调基础研究，所谓基础研究，我在那篇论文中有这样的具体说明：
历代文言小说数量极大，但由于大部分散佚，因此问题极多。问题主要是：
1.作者问题。情况有五：一是作者不明；二是作者身世不明；三是作者有歧；四是作者有误；五是作者系伪托。
2.创作时代及年代问题。这一问题和作者问题密切相关。
3.作品书（篇）名问题。文言小说作品题目常有异称，除古书无定名的情况外主要是后人改题和传录的讹误所造成。
4.作品存佚问题及版本问题。情况复杂，主要有这样几种情况：一是全存，原书或原篇具在，但又常常形成不同版本；二是原书经后人增益，加入后出的内容或他书的内容；三是残存，卷帙有所阙佚；四是经后人重编，卷帙篇目与原书有所不同；五是节存，现存者是摘录本，不是全帙；六是辑存，现存者是后人的辑佚本；七是原书原篇散佚，只存佚文；八是全佚，一字不存。
5.原书卷帙篇目问题及佚文问题。
6.伪书伪作问题。自宋以降，伪小说层出不穷，明清尤剧，诸如《五朝小说》、《重编说郛》、《剪灯丛话》、《合刻三志》、《绿窗女史》、《唐人说荟》、《旧小说》等小说笔记丛书中有大量伪唐人宋人小说。
所谓基础研究指的正是对文言小说的这些问题进行比较确凿的考证辨析，目的是搞清基本情况基本事实──每一部作品的基本情况和每一代作品的基本底数。
熊明:文言小说的整理离不开考证，作为一种传统学术方法，在当下大数据等现代科技发达的今天，您认为如何更好地发挥和利用传统考据方法的优势？
李剑国先生:考据学的建立和完善清儒功不可没，梁启超论清代考据说：“启蒙期之考证学，不过居一部分势力。全盛期则占领全学界。故治全盛期学史者，考证学以外，殆不必置论。”又说：“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故言清学必以此时期为中坚。”（《清代学术概论》）他说的全盛期考证学就是所谓乾嘉学派。他举出的代表人物是惠栋和戴震，尤其推崇戴学之精深，认为戴震的考证具有“科学精神”。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还说“戴东原先生为前清学者第一人，其考证学集一代大成”（《饮冰室文集》第十四册《戴东原图书馆缘起》）。
桐城派姚鼐曾说学问之事有三端，即义理、考证、文章，后人习惯称作义理、考据、词章。清学重考据，不同于宋学（理学）重义理。义理即著述的思想内容，重义理自然不错，但义理也应当实事求是，以事实为本，所谓“义理之学”也必须以文献学、考据学及文章学为根基。而宋学大抵空谈义理，恰如顾炎武批评的“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与友人论学书》），无本无根，实不可取。
考证涉及广泛，天上地下包罗万象，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但并不要求你必须是样样精通，像陶弘景那样“一事不知，以为深耻”（《南史·陶弘景传》），而是要求你懂得考证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涉及到不明白的具体知识，懂得如何去查找如何运用就是了。
考据学讲究实证，以事实为依据，实打实，绝对排斥臆想和空谈。考据的科学性就在于此。梁启超论“朴学”，提出正统派学风十条，第一条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撰著立义（观点）是这样，作考据也是这样。清儒论考据，讲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一个事件，都要引用可靠可信而充分明确的资料来证明，没有这样的资料证明而讲空话便不足为信。自然不是任何事都是可证的，但可作某种判断，推测性的判断也还是需要资料的支持。考据之法，或广征博引，或要言不烦，引人而异，因事而异，不过既要避免繁琐，也要避免简陋，
对于考证我本是门外汉，但我感到治学不懂考证不行，考证是弄清事实，不弄清事实怎么作出评骘论证？有些人认为考证是技术性工作，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不客气地说，这是无知和浅薄。
我研治小说的考证工作，涉及作者、版本、流传、内容等等，这里不妨举几件具体事例，以见考证之法。
先说作者。作者问题始终是小说研究的重要问题，这方面的疑难问题很多。《龙城录》题为柳宗元撰，但前人多认为係宋人伪托，几乎成了定论。我从唐宋作家引证诗文用典入手，指出北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秦观等人乃至唐代韩愈、殷尧藩都曾用《龙城录》中典故。又从《龙城录》与柳文的比较中寻找内证，以证明其出柳宗元之手，作于柳州（唐代柳州又称龙城）。
唐传奇《古镜记》见于《太平广记》，中称王度，故学者或认为作者非王度，但《太平御览》卷九一二引隋王度《古镜记》程雄婢鹦鹉一节，作者自称皆作“余”，知原文为第一人称，而《太平广记》改作“王度”、“度”者，正是因为《广记》编纂者所见此传撰人署为王度。《广记》之例 ，凡遇第一人称“余”、“予”、“吾”者皆改作作者姓名，此等例证极多。一些人不明白这一点，常常为此所困扰，甚至产生错误判断。如《广记》引用王仁裕《玉堂闲话》，引文中多处称“王仁裕”，有的学者遂认为《玉堂闲话》不是王仁裕所作，而是後人编纂。其实《玉堂闲话》原文作者称“余”，有《竹庄诗话》为证。
《独异志》作者，明钞本题前明州刺史赐紫金鱼袋李冗纂，《新唐书·艺文志》作李亢，《崇文总目》等作李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李冘，名字不同。我从《宝刻丛编》、《宝庆四明志》查寻到作者资料，考知他开成中曾为夏州节度掌书记，咸通六年官明州刺史，且知其名应作伉。由于对作者身世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这样再结合内证就可以考知此书约作于咸通六年後的咸通年间。
许多作者身世已无法弄清楚，我着力考证作品产生年代。如罗烨《新编醉翁谈录》，许多老一辈研究者认为书中杂有元事，因此是宋末元初编，或经元人增益，今本原为元代刊本。所举证据是书中吴伯固女和吴仁叔妻王氏都是元人。而我认为，称其为元人见于《山堂肆考》、《情史》、《元诗选》等明清书，但这都是误断，我根据宋代的太学生三舍制度，判定吴伯固女夫和吴仁叔都是宋代太学上舍生。而且又根据《崇宁三年太学生上舍题名序》（《八琼室金石补正》）、《宋史》、《淳熙三山志》，考定吴伯固女夫事所记“圣上幸学，全斋出官，荣归故里”，指的是北宋崇宁三年徽宗幸太学上舍，赐十六人及第入官之事。此外，我根据书中《小说引子》中的一首歌和《小说开辟》中提到的州军县镇，断此书出于宋人手无疑，并通过与金盈之《醉翁谈录》的对比，断为罗书出金书之后，亦即宁宗嘉定之后，约编于理宗朝。
再如作品题目名称。唐传奇李朝威《柳毅》原载于《太平广记》卷四一九，注出《异闻集》。《异闻集》是唐末陈翰所编的传奇集，多收单篇传奇文，原书散佚，《类说》卷二八存摘录本，此篇亦有节文，题《洞庭灵姻传》。我以《类说》及许多宋人著作所引为据，同时参酌他书，考定原题乃《洞庭灵姻传》。而《广记》体例，标目皆自拟，而且多以人名为题，因此《柳毅》绝非原题。这类考证作品原题的例证还很多，如《虬鬚客传》、《崔徽歌序》、《乌衣传》等等。
再如作品人物姓名。《列仙传》今本开头称“谷城乡平常生”，《北堂书钞》卷七七《卒篇》引《列仙传》作‘谷城乡卒常生’，是知“平”字应为“卒”字，形似而讹也。文末云其后“复为华阴市门卒”，由乡卒到市门卒，皆为卒也。
唐传奇《李娃传》有一段描述李娃等人设圈套摆脱荥阳生的过程，提到李娃在竹林神祠住两夜，信宿而返。韩愈长庆三年在任京兆尹时为祈雨曾祭竹林神，作《祭竹林神文》。竹林神何在？各种韩集皆无注。有的研究者认为竹林神可能在长安郊外。检唐文，提到竹林神的还有刘禹锡。《刘梦得文集》卷一七有《代京兆韦尹贺祈晴获应》一文，文中明谓兴圣寺竹林神，知竹林神在兴圣寺。而据《唐会要》卷四八和《长安志》卷九，兴圣寺在长安通义坊。遗憾的是这竹林神究竟是何方神灵找不到文献记录。
又如地名。宋传奇《卜起传》云卜起授瑞州高安尉，而下文云卜起赴任“出大庾岭，经韶，下泝江”，则显然不可能是瑞州高安。《宋史》卷八八《地理志四》载，瑞州本名筠州，绍兴十三年改高安郡，寳庆元年避理宗讳（昀）改瑞州。属江南西路，治高安县，即今江西高安市。而卷九〇《地理志六·广南东路》载：“肇庆府，望，高要郡，肇庆军节度。本端州军事，元符三年升兴庆军节度。”端州治高要县，即今广东肇庆市。显然瑞州高安应当作端州高要，形似造成错误。
要之，考证需要多读书多思考，如前所说，读书要有目的性，带着问题读，因此我其实常常是翻书查书。我们现在有了全文检索手段，如《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大正藏》、《基本古籍库》等，查找个东西可方便多了。
熊明:以大数据的运用为标识，在中国古代文学整理研究领域，新兴科技的运用也成为必然趋势，在新兴科技大量运用于古代文献整理研究领域的背景下，将传统学术方法比如您娴熟使用的考据之法，与现代科技比如数据库相结合，是一个重要趋势。先生您在这方面的做法，无疑是一个榜样。
三、治学理念与方法
熊明:如何读书治学，您一定有许多心得和体会。您也特别强调学术规范的重要性，请谈谈您的看法。
李剑国先生:我的研究方向是古小说，涉及文献学、文体学、文艺学、叙事学、宗教学、民俗学、神话学、文化史等，我所指导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除研究断代文言小说史，如明、清、民国三代志怪传奇小说史外，很大一部分选题都出自这个相当广泛的范围之内，这就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小说自身和相关的历史文化知识，对每人作出各有不同的指点，特别是如何搜集资料。搜集资料有一定共同性，因此专门开课讲书目、类书、丛书，还特别专门讲过文言小说的古代文献。
研究生的最终成绩好坏，就在一本学位论文上，硕士生5、6万字吧，博士生怎么也得10多万字吧。导师的责任就是指导学生做出一本好论文，特别是高水平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就是一本专著，总得从选题到论述有新意有特色才好。我指导的博士论文绝大部分正式出版，我都作序，包括弟子们其他著作，序共24篇。
此不详说，这里我要详说的是学术规范问题，这不是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写作方法问题，更是一个治学理念问题。1997年在福建武夷山参加台湾方面主办的第三届魏晋南北朝文学国际研讨会时，《文学遗产》编审竺青跟我谈到学术规范问题，问我能不能写写文章。遗憾的是那时我对这个问题全无想法。以后对此开始留意，注意到海外学者对我们的批评，揣摩他们论文的题例范式，反思80年代以来的严重问题——学风浮躁，学术失范和无序状态，觉得必须确立正确的符合国情的学术规范，提高遵从学术规范的自觉性。2001年10月，《文学遗产》编辑部和河北大学中文系在保定联合召开中国古代文学与学术规范研讨会，我参加了，也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意见。与会学者认为，学术规范就是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原则、规则、范式、标准和尺度，它包含三个层面，即学理——学术价值观念，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道德——学术道德，学术使命感，责任感；技术——论文写作范式，技术操作。其实质是治学思想、方法、态度问题，是学风问题，是学术人格问题。具体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参考文献问题，引文问题，注释问题，体例及语体风格问题等等。记得竺青的发言谈到参考文献问题，说编辑部审稿要看所引用的参考文献，包括原始文献和研究文献，必须穷尽一切。如果重要研究文献未加参考引用，就很难通过。我很赞同他的意见，我在发言中也说，据说香港中文大学要求每篇论文至少引用50种文献，这看起来机械实际很有道理。
这次会议很重要，我在文学院对研究生作了一次《关于学术规范》的演讲，结合事例比较全面细致地总结了那次会议所形成的学术共识。平时在指导研究生的学业和论文写作时也反复讲学术规范问题。比如讲寻找选题问题，讲参考文献问题，必须了解学术动态，研究状况，了如指掌，了然在心。比如讲引文问题，转引第二手材料要核对，要标明原始出处，注意处理好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一个基本点是他人的话，自己的话，严格区别开来。比如讲注释问题，我们长期不重视，而海外对注释高度重视，一位国外教授说过他审查博士论文，专门看注释。注释的功能不单单是注明引文出处，是补充正文，是引述有关资料或论点，提供学术信息，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你多查多读。要之，注释的基本原则是凡直接间接引用别人的观点及资料必须注明出处，不能掠人之美，更不能抄袭。常看到许多论著被揭露剽窃，除有意为之外，很多是年轻学子不懂学术规范。这些要求对学生无疑是有益的。
此外还讲论文体例及语体风格问题，前者如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索引等，均有规矩，后者主张保持个人风格，港台论文常常呆板划一不可取。在遵循学术规范前提下也须讲究学术个性，有逻辑，也有文采，给读者多点阅读快感。
熊明:如果从您重新考入南开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算起，您从事文言小说研究已四十多年，您认为文言小说研究应从哪些方面展开？如何评价学术界当前的文言小说研究？
李剑国先生:当下的文言小说研究现状我很难详加细说，只能大概地说研究队伍扩大了，研究者充分看到文言小说的研究价值，许多治通俗小说者也转而关注文言小说，而研究的广度深度大大扩展了，成果累累，异常丰富。硕士博士论文也常选择文言小说为研究题目。当年我研究唐前志怪，那是一片荒漠，如今是“家家户户种田忙”，这片田园可热闹多了。人多了自然成果多，好成果自然也就不罕见。
研究文言小说的路数很多，此中文学研究可具体化为作家研究、文体研究、文本研究、叙事学研究、小说史研究等，此外诸如文献研究、母题研究、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等，方法犹多。而文化研究很广泛，如文化制度、民俗、宗教、巫术、神话等等。研究作品的体裁、题材、语言、艺术，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对文学研究不能作狭窄理解，上世纪国内学者引进的西方所谓“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那是把文学研究完全语言学化了。
我很强调社会文化研究，认为它是是文学研究的扩展和深化。但会遇到一些人的诘难，总是问这是文学研究吗，他们倡导“回归文本”。这里应当厘清一个问题，就是何谓文学研究？在我看来，所谓文学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前者是内容，后者是表现，二者密不可分。研究怎么写和写得怎么样，研究文学思想和进行审美批评，自然是文学研究，但研究它写的是什么，这个“什么”是怎么回事，它的渊源流变，它的本质和意义，它的社会影响，作者为什么要写这个“什么”，这个“什么”在作品中具有什么思想意义和叙事学意义，如此同样属于文学研究。不能把文学研究关在一个狭窄的笼子里，应当给予它广阔的天地。
对文学研究的狭窄理解，在国外尤其是如此。20多年前我在韩国任教，一位韩国博士生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孟子》的语言修辞，问我怎么做。我说孟子曰“余岂好辩哉，余不得已也”，要弄清孟子的雄辩，先好好看看《战国策》，研究研究战国策士吧。他说，韩国教授们说这不是文学研究。我感到好笑。不过国外的情况也在变化，就在这同时，一位韩国知名教授说他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宗教和民俗研究，已经逐渐被认可。多年前一位美国教授也对我讲，美国学界如今也很重视文学的社会历史研究，不再局限于语言和艺术。2002年我接受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邀请，与美国教授开展合作研究，项目就是“小说与乱世”。
其实，我们讲文学的三个作用是教育、认识和审美，审美作用并不是唯一的，教育和认识作用同样重要。文学的认识功能认识作用，体现在作品内容中。而一定社会的知识、思想与信仰，或隐或显地以不同形式包含在小说叙事及意象中，需要研究者发掘、解读、阐释它们。只有这样，才能认识历史，也才能认识作品，正确而深入地理解作品叙事、作品意象的内涵和价值。而所谓着眼于语言的“细读文本”，也才有了基础和依据，不至于信口雌黄，驴唇不对马嘴。
文学的文化研究，是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如今已经相当普遍，《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等，文化阐释都成为研究视点。小说是《清明上河图》式的社会画卷，对社会生活有着最为真切最为广阔的描述，它是社会的“百科全书”，因而也就具有最为开阔的研究空间。事实上正是如此，从社会文化角度研究小说的论文著作层出不穷，这实在是小说研究扩展和深化的必然结果。
当然，我以为小说的文化研究毕竟有自身的特性，不同于一般的文化研究，其研究主体仍还是小说而不是文化。用一位学者的有趣比喻说，“文化给文学打工”。在一般文化研究中，小说文本和素材与其他文献资料一样，只充当引用和论证的材料，而小说的文化研究，文化阐释仍服务于小说文本，诸如小说母题、叙事模式、文化现象在小说文本中的表现和意义，这些属于小说表现的问题，自然应成为研究的归宿。
二十多年来，我所指导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很大一部分选题都出自古小说与大文化这个范围之内。如梦文化、树文化、岁时民俗、巫术、精怪、灾异、命定、汉魏亭、墓葬、寺院、音乐、胡人识宝、妇女、妒妇、城市、商业商人、民间社会以及乱世、唐代藩镇、唐玄宗等等，都是从历史、社会、文化角度切入小说，对小说中这些文化和历史现象作出论证和阐释，并论述它们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作用和意义。我自己的论著中也常常涉及文化问题，还专门写过一本《中国狐文化》，主要考察的对象是神话、传说、原始宗教、小说和戏曲。
这样的研究，都涉及到一宗专门的知识。因此首先你必须对小说之外的这门学问有深入准确的把握，你未必是这门学问的专家，但你必须进入，由门外汉变成内行，至少要比较熟悉。难度在这里，但挑战和乐趣也在这里，所谓创意也正在这里。其次，必须处理好小说与文化的关系，说明文化进入小说叙事之后的状态、形式、意义、变化，说明小说家对文化的选择、态度和处理。这也是难点，同样，所谓创意也正在这里。可见，这里存在着两种阐释，即文化阐释与叙事阐释，二者都是小说研究的题中固有之义。二者实际是联系在一起的，文化阐释是阐释叙事中的文化内容，叙事阐释就是阐释小说文本中文化叙事的特征和模式。
以上主要是我在《古小说的文化阐释与叙事阐释》（《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中表述的论点，里边对我的博士生张玉莲、李艳茹、张同利的三篇论文（《宋代文言小说中相墓故事的文化阐释》、《唐代寺院故事的情节范式及其文化意蕴》、《“长安小说”的命运主题及其文化意蕴》）各有评述。认为中国古代墓葬文化包含着原始宗教以来的祖先崇拜、灵魂不死观念、阴阳五行思想以及儒家的孝道观。研究相墓故事，本质是研究社会，研究社会文化心理，以及相墓文化与小说表现的互动关系。小说中的冢墓，是一个叙事空间，也是一个感性空间和文化空间，它承载着观念的、情感的、叙事学的多种含义。作为承载佛、法、僧“三宝”的寺院，在小说中也是一个文化空间和叙事空间。寺院小说的寺院场景绝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壳，寺院物理的、宗教的、世俗的特性，必然滲透在故事的叙事和含义中。较之墓葬文化和寺院文化，城市文化显然蕴涵着更为广阔的内容。作为大唐都城的长安，不仅成为故事的产生地、传播地和创作地，更是小说家描述的对象，小说的叙事也就不能不带着长安特有的地域色彩和人文色彩，如唐人的命运观、唐代科举制度和门阀婚姻、城坊制度等都在长安小说中有着突出反映。
总之，我认为小说家叙事对社会文化的关注，使得古小说成为文化宝库，阐释概括古小说叙事的文化内涵，是古小说研究的重要课题。
熊明:数十年学术研究，您秉持什么样的学术理念？
李剑国先生:我的治学经历始于80年代研究及撰写《唐前志怪小说史》、《唐前志怪小说辑释》，以后专注于传奇总集及单部作品輯校，如《唐五代传奇集》、《宋代传奇集》、《搜神记辑校 搜神后记辑校》、《纪闻辑校》、《广古今五行记》等。在韩国时撰写出版过《新罗殊异传辑校与译注》及《新罗殊异传考论》——《新罗殊异传》是新罗作家崔致远所著小说集。文化史方面出过《中国狐文化》。通俗小说方面出过《镜花缘丛谈》（附《镜花缘海外考》）。此外还参与主编《增订注释全唐诗》第二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注释过其中一部分。
当然我的主攻方向是文言小说，特别是先秦至宋辽金的小说。我曾撰文谈到文言小说研究的特殊性。认为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或曰通俗小说）作为小说自然有许多共同的相近的特征，但二者毕竟是全然不同的两种小说文体形态，在创作者和接受者、语言形式和文本体制、叙事模式和叙事结构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这样，文言小说的研究也就带上了与白话小说研究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特殊性。据我自己研治文言小说的体会，文言小说及其研究大致具有这样几个特点：
1.文言小说的概念和范围一直模糊不清，这一点又影响到对文言小说的分类。因此科学地确定文言小说的概念内涵和界定其范围是研究的重要课题和基本前提。
2.文言小说常以丛集形式出现，大都篇幅短小，即便是小说集中的传奇体作品和单篇传奇作品，除元明时期的一些长篇传奇作品篇幅在万字以上甚至长达数万字外，一般来说篇幅也不算太长，无法与白话小说相比。篇幅限制着作品叙事结构的艺术容量和文化容量，一般来说内容比较单一，主题比较单纯，因此文言小说的研究在更多的情况下比较适合于集团性的整体研究，也就是从共时性或历时性的角度进行整体观照。这一点在白话小说中也存在着，举例说，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就适合于集团性研究，但文言小说最为突出。
3.文言小说以志怪与传奇为主，而志怪传奇与宗教文化、民俗文化有密切关系，同时它又反映着广泛的社会生活，因此文言小说具有多文化元的丰富内容，较宜于成为跨文化综合研究的对象。
4.文言小说在长期流传和积淀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意蕴丰厚的母题和意象，例如猿意象、狐意象、仙窟意象、人神（或仙）遇合母题、化虎母题等等，因此借用原型批评方法进行原型意象和母题研究具有广阔天地。
5.文言小说基本属于由正统文人创作的士人文学，突出反映着士人意识和士人生活，与文人诗文具有相同的文学渊源以及相通的文化精神与艺术精神，因此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上也具有与诗文研究诸多相通之处。
6.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同源异构——都起源于故事，二者相互影响，但文言之于白话影响更大，这主要表现在题材和素材上。戏曲的题材素材也常采自文言小说。而从宋元之后文言小说的某些通俗化倾向又带来一定的文白合流趋势。这样文言小说研究不能不以白话小说为参照系统。
7.文言小说大批散佚，现存者在文本版本上亦存在诸多问题。因此文言小说的考证和辑佚整理工作非常重要，要求研究者具备多方面的文史素养和基本功。
以上几点，笔者以为是研究文言小说应予以特别注意的问题，实际也正是我自己的关注点。
我在写作《唐前志怪小说史》时，已着意于作品的钩稽考证，但由于是在写小说史，不能不在史和论的方面下大力气，这样对作品的稽考可能不够深入细致，因此在接着进行的唐五代小说研究中便集中精力，採取了个案研究的方式，以叙录的形式把研究成果反映出来。宋人小说研究也是这样进行的，只是出于缩短篇幅的考虑有所简化。这种叙录之体，对单个作品的基本事实作出考证辨析，在现有文献基础上务求穷尽。内容是全方位的，一是从总体说的，指的是尽量把某一时代各种类型的全部作品挖掘出来，不能有遗漏，至少不能有比较重要的遗漏；二是从个体上说的，指的是对一部作品展开最全面的考证，涉及书名、作者、卷帙、篇目、佚文、著录、版本、流传、成就、影响、故事源流等等。
我之所以执意採用这种被某些人贬斥为工具书的叙录形式进行个案研究，是因为文言小说的情况存在着一些特殊问题，主要是底数不清，事实不清，事实不清具体表现在作品的作者、卷帙、题目、篇目等问题上。古代文言小说数量巨大，可谓汗牛充栋，但散佚极为严重。原书完整传下来的并不很多，许多是残本、重编本、辑佚本、节录本，甚至还有后人的伪造本。如晋干宝《搜神记》、陶潜《搜神后记》今存版本实际都是明人的辑录本，辑录质量极差，问题极多，明代还有一个八卷本《搜神记》更是伪书。又如唐代牛僧孺《玄怪录》、李复言《续玄怪录》今存刊本实际都是宋人重编本，二书篇目每相混淆，北宋刘斧《青琐高议》也是南宋书坊重编本，与原书差異颇大。还有大批作品完全散佚，其目只见于书目著录，其文只见于他书引用，或者连著录亦无，甚者文字全佚，只存书名而已。与此相联系，由于原书的散佚残缺，著录的不完善不准确，文献资料的缺乏和不宜查找，作品的作者及其身世、作品的产生时代常常存在问题，不是容易弄清楚的。我曾标榜自己是材料第一主义者，我的精力首先花费在搜集材料和考证上，做这样的钩稽、考证、辑佚、辨伪是很艰难的，既需要学识和功力，也需要时间和毅力，需要翻阅大量的文献。许多都是大部头书，很费时间，《永乐大典》我就翻检过两遍。我把自己做这样的研究叫做“自讨苦吃”、“自寻烦恼”，但自以为是极有价值极有意义的。
我同样重视理论分析，如文体理论、叙事理论等等，但我坚决反对天马行空式的无端涯之辞和空疏之学，应当实实在在地讨论问题，观点应从材料中得出，而不是先验地定下理论模式再削足适履地填充材料。
前贤论学，章学诚说 “业必贵于专精”（文史通义·博约下》），“专”就是韩愈所说“术业有专攻”（《师说》）的“专攻”，提倡治学专主而精深，不浮泛空洞。梁启超论“朴学”，说“喜专治一业，作‘窄而深’的研究”，“窄而深”也是“专精”之意。梁启超还说，“要之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又拈出一个“实”字。“实”者实在、实事求是。“实”字，“专”字，“精”字，正是我的学术追求，我喜欢以务实的精神治学，脚踏实地，不回避难题，不绕道而行，不取巧，不偷懒，不耍花枪，不玩玄学。不要怕别人说你路子窄，不要眼馋别人的“博古通今”，自己“收心敛意，莫肯旁骛”而已。我所尊敬的前辈学者程毅中先生有“打深井”的治学主张，也是这个意思。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只能制造文字垃圾。精深见出博大，这是精深的高境界。研究可窄，学术视野却不能窄，知识结构不能窄。这不光是我的学术好尚和治学个性使然，实际上和文言小说及其研究的特点也密切相关。我特别强调基础研究，我不主张在对文言小说的基本情况还模模糊糊的情况下，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情况下就去概括什么这规律那规律，建构什么这理论模式那理论模式。
2014年《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我应约写下《专精之学的学术殿堂——纪念《文学遗产》六十年历程》一文（发表于《文学遗产》编辑部编《文学遗产六十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9），末赋五律一章，这里不妨引在下边，以见“专精”之志焉。诗曰：
岁月今逢甲，高坛望大旗。
声名驰远域，文字树丰碑。
鼓倡专精学，编开严谨仪。
风骚千古业，还向万年垂。
熊明:您的研究体会和心得，是学术界宝贵的财富，特别是刚刚步入学术研究领域的年轻学人，对他们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您秉持的研究理念，对于任何领域的学术研究，可以说都是适合的，具有普遍意义。感谢您接受《古典文学研究》的采访。
2022.12.1
编辑：鞠岩 陈丽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