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琴：《和刻本<王渔洋诗钞>考论》

摘要：《王渔洋诗钞》是江户后期出现的王渔洋诗歌选本，其编者相马肇在文学观念上以荻生徂徕的古文辞派为根柢，又受到宋诗风的影响而反思复古之弊，在编选《王渔洋诗钞》时带有明确的批评意识。他对《渔洋山人精华录》山水神韵之作大量删减，保留并增入咏史怀古、风神豪迈之作，重视诗中有人、诗中有情，对王渔洋诗歌精华进行了重新认定，反映了江户后期诗坛对王渔洋诗学的接受。

关键词：相马肇 《王渔洋诗钞》 《渔洋山人精华录》 江户诗坛

作者简介：贺琴（1985— ）女，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诗学与文献。

清代王渔洋标举神韵诗学，其诗作、理论在清中期以后流播海外，传入日本，成为与格调、性灵并列的三大诗说，影响了江户时代的诗坛。有关王渔洋诗话等著述的东传的情况，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已有详细的论述，并认为王渔洋的诗学著作在江户时代几乎都已传入日本[1]，江户中期以后的日本诗话如《夜航诗话》《鉏雨亭随笔》《松阴快谈》《侗庵非诗话》《淡窗诗话》中，或正面引用，或反面驳斥，或将神韵说融入诗论之中，都反映出对王渔洋诗学的接受。同时，和刻本王渔洋诗集也在江户中期以后出现，如文化十年（1813）山口凹巷（又名韩珏，字联玉）《王阮亭诗选》、嘉永五年（1852）梁川星岩《渔洋绝句抄》、弘化三年（1846）相马肇《王渔洋诗钞》等，这些诗集由日本诗人、学者编选，通过选本的隐性批评体现了他们对王渔洋诗的评价，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诗学价值。

相马肇的《王渔洋诗钞》是江户后期的一部王渔洋诗歌选本，以《渔洋山人精华录》为基础，对王渔洋诗作的“精华”进行了重新认定，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反映了江户后期诗坛的诗学观念及对王渔洋诗学的接受。

一、《王渔洋诗钞》的编者与选编背景

相马肇的《王渔洋诗钞》刻于江户后期，为大阪炭屋徹三郎等木活字印本，白口，左右双边，上单鱼尾，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版心上镌“王渔洋诗钞”，下标页码。卷前有相马肇弘化三年（1846）所作《王渔洋诗钞序》，序首页有“松门文库所藏”、“马鞍山房书记”钤印，卷首第二行下题“赞岐相马肇元基选次”，选王渔洋诗作121首。

此书的编选者相马肇，字元基，号九方，生于享和元年（1801），卒于明治十二年（1879），赞岐高松人。为人“卓荦豪宕，不拘小节。学博，尤长于经术文章，少游京师，所交皆奇杰之士，欲以功名驰骋当世而不遇。去往江门，又不遇，晚应岸和田藩之聘，为教官，创开讲习馆陶铸群材”，以讲学终。相马肇精于汉学，有《立诚堂诗文存》二卷，森田节斋评其“文气豪迈，足压一世”，且妙于细楷，“所述《左氏春秋解》《史记》定本，其他诸选本百余卷，皆手书，精致雅澹。”[2]此外，相马肇还有《白诗钞》《魏叔子文钞》《清二大家诗钞》等。

相马肇是幕末至明治初期的儒者，在儒学上奉朱子学为圭臬，土屋弘、池田草庵等人曾从之学，在明治初期颇具声望。土屋弘（字伯毅，号凤洲，泉州岸和田人）以为“我泉之士至今彬彬可观者，实先生之功也。”[3]相马肇深谙儒学，也长于诗文，《立诚堂诗文存》所收录的皆为其所作汉诗及文章。在文学思想上，作为江户后期的学者和诗人，相马肇受江户诗坛影响深刻，并且有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江户时代的汉诗坛诗社林立，流派纷呈，文学观念、风气凡经几变，松下忠《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中对江户时代诗坛分期有“三期说”“四期说”的总结[4]。江户初期，文学尚未取得完全的独立地位，德川幕府提倡儒学，以朱子学为官方意识形态，重经学而轻文学，诗文依附于道统。与此同时，以荻生徂徕为代表的提倡经学与诗学兼修的古文辞派（又称萱园派）兴起，促成了江户诗坛风气的第一次转变。古文辞派在儒学上与朱子学相对，他们不满于朱子学的观念，提倡追本溯源，研究儒家经典，实质是上以复古为核心。基于这种复古思想，古文辞派在文学上认同明代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推崇格调，主导盛唐诗风。元禄（1688-1706）、享保（1716-1735）时期，古文辞派兴起并活跃于诗坛，荻生徂徕及其门下弟子服部南郭、高野兰亭等学习汉魏盛唐之诗，并以明诗作为学习唐诗的途径，鼓吹明诗，使诗文摆脱了儒学附庸的地位，占据诗坛主流，成为江户时代影响最大的诗学流派之一。江户中期以后，随着幕府对异学的打压与诗文创作中模拟弊病的显现，古文辞派受到批判和反拨，山本北山等人标举性灵，推崇清新之作，倡导宋诗，打破了古文辞派专尊唐诗的局面，至江户后期，清新自然的宋诗风成为新的趋势和潮流。同时，清人诗文集经由商业船舶大量输入日本，清诗也成为重点关注对象，诗坛不仅吸收神韵、格调、性灵等诗学观念，还通过对诗集编辑刊刻对清代诗人、诗作进行阐释。

相马肇的文学活动在江户后期，正是荻生徂徕的萱园派派受到批判否定，提倡性灵清新的宋诗风盛行之时。其时，经历了唐诗格调从到宋诗清新转变的诗坛更趋于多元化，诗学观念较前期有更大的包容性，相马肇的文学思想在这种多元的风气中有所变化，他曾自述：

   及长，嗜文章，所就而正，不得其人，误陷明季王、李邪途，模拟剽窃，自以为美，不知其丑，殆十年矣，近岁始觉其非，比来京师，益厌之。于是断然改其方，更学韩、欧八家之文，始苦难入，久而如有所得，今也安而好之.[5]（《上碧海柴先生书》）

可以看出，相马肇文章学术根柢在于古文辞派，他少时游学京都，曾受知于古文辞派学者中山城山，中山城山为荻生徂徕三传弟子，因此受到古文辞派的影响，学习明代复古派诗文，后来对古文辞派的创作路径有所反思，转而学习唐宋八家之文，将文统与道统结合起来，故而崇尚朱子学的紫野栗山成为他追随的对象，在文章方面重视儒学经术与文章之间的关系，在学术上从古学派转向朱子学，文章观念上反思萱园派的蹈袭模拟，而转向唐宋古文，显然受到江户后期多元化文学观念的影响。其诗学观念也呈现出兼容、折衷的倾向，在《王渔洋诗钞》有所体现。

《王渔洋诗钞》刊于弘化三年（1846），是相马肇的中年文学思想发生变化的时期，有明确的批评意识。是书以《渔洋山人精华录》（以下简称《精华录》）为底本，《精华录》编定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林佶《后序》云为盛符升与曹禾仿任渊编黄庭坚《山谷精华录》而编定，然而清人有所疑议，传为王渔洋亲订，至晚清梁章钜所购《王贻上与林吉人手札》二十一通印证了王渔洋亲订的说法，《手札》中记载了王渔洋与林佶讨论《精华录》的编辑修订及《精华录》所收篇目的去取、作品字句的核定等问题，对《精华录》十分重视，态度审慎。显然，王渔洋既是《精华录》的作者也是编者，其中所收录的1600余首诗作从王渔洋所创作的3000余首诗歌中选出，至少应经过了王渔洋本人的肯定，是他对自己诗歌创作精华的一种评判和认定。《精华录》刊行后，影响甚广，徐夔、惠栋、金荣等人先后为《精华录》作笺注，《渔洋山人精华录训纂》《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以下简称《笺注》《训纂》）对王渔洋诗的典故、本事等等都作了详尽的阐释，旁征博引，颇为精审，流传最广。此外，还出现了《渔洋精华录》的选评本，如查慎行、何焯的《渔洋山人精华录选钞》、伊应鼎的《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翁方纲的《王文简公精华录》、叶凤毛的《精华摘录》与《续精华录》、赵怡的《渔洋精华录》等等，可以说，《渔洋山人精华录》的经典性是经过王渔洋本人及清中期以后诗家、批评家认可和确立的。

根据大庭修《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研究》（《江戸时代における唐船持渡书の研究》）所附《齎来书目》《大意书》《书籍元帐》《商舶载来书目》等的记载，《渔洋山人精华录》传入日本最早在享保十一年（1726），即《精华录》编定26年之后。此后金荣的《笺注》、惠栋的《训纂》等在江户中后期多次传入。作为王渔洋诗歌的精选本，《精华录》必然受到关注，江户、明治时期的和刻王渔洋诗歌选本，多以《精华录》为参照，或直接从其中选出，如山口凹巷的《王阮亭诗选》（1813）、梁川星岩的《渔洋绝句抄》（1852）、柳政愬的《渔洋精华录绝句钞》（1885）等，相马肇的《王渔洋诗钞》是其中比较特殊的一种，他对《精华录》进行了大量的删减与调整，意在重新确定王渔洋诗歌的精华，有明确的批评意识。

二、《王渔洋诗钞》的内容与特点

从相马肇的选政活动来看，他所选的汉诗集共三种，唐诗选白居易诗，清诗为王渔洋与宋琬诗，《王渔洋诗钞》与《宋荔裳诗钞》合而为《清二大家诗钞》。相马肇选王渔洋诗有清晰的目的，其自序云：

   予曩读《渔洋精华录》，乃曰：“如是而精华，无不精华者矣。”盖渔洋诗，其格调务模拟晚唐人之口吻，虽有似浑圆流畅、搢笏垂绅之风度，而依样葫芦、千篇一律，以故当时已有优孟衣冠之讥，良不诬也。然渔洋固一代诗宗，至其佳者，则固亦无愧于骚坛主盟。只其篇什甚多，而佳者少，则诵读之间顿生厌弃，终使人併其佳而废之，亦可惜也矣。予因痛加峻削，钞为一卷，此可以见其精华。呜乎！彼精华者，果精华也哉。[6]

序中对《精华录》持否定态度，所谓晚唐人之口吻，指的是王渔洋擅长的神韵诗，认为王渔洋诗为格调所限，千篇一律，有复古派蹈袭模拟之弊病，然而，王渔洋作为一代宗匠的诗学地位难以否定，故而针对“精华”二字，相马肇以其对“精华”的理解，对《渔洋山人精华录》“痛加峻削”，并选其佳者而为《王渔洋诗钞》。

相马肇对《精华录》的1600余首作品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最后收入121首，数量不及《精华录》的十分之一，且在作品的体裁、创作时间、风格等方面皆有所取舍。选诗情况具体如下表：

表1 《王渔洋诗钞》录诗情况

从上表中所列诗作来看，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其一，在体裁上，相马肇对王渔洋的七言作品尤其是七绝明显偏好，选入67首，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究其原因，从作者来说，王渔洋在各体诗创作中，尤其擅长七绝，这一点清人已有关注，如朱庭珍《筱园诗话》所云：“七绝阮亭最为擅长，时推绝技，集中多作如林，较各体独多佳制。”[7]七绝也更能体现出神韵诗的特点，王渔洋神韵诗的代表作如《真州绝句》《秦淮杂诗》《再过露筋祠》《冶春绝句》等多为七绝。另一方面，江户诗坛对绝句也表现出特殊的偏爱，很多的汉诗选本都是绝句选本，具体到清诗选本，有如土屋荣《清百家绝句》、服部知孝《清十家绝句》、梁川星岩《清六大家绝句钞》等等，均选入了王渔洋的七绝。广濑淡窗云：“七言绝句，清人极长，必有新趣向。若读之，使人亦生趣向。予每作七绝，必先披阅清人诗一卷，而例之”[8]，“渔洋之七绝，乃李白、王昌龄以后始见之也。”[9]可见，王渔洋七绝的成就在海内外都有较高的认可度。除了七绝外，《王渔洋诗钞》选入七古17首，七律14首，数量相当，五言则以五古为多，选入11首，五律10首，而五绝只有1首。

其二，在创作时间上，《精华录》收入了从顺治十三年（1656）至康熙三十九年（1700）的诗作，时间跨度大，选诗范围广，对王渔洋各个阶段的诗作均有采入。《王渔洋诗钞》则更侧重于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即王渔洋中年以前的作品，其中又以康熙十一年壬子（1672）《蜀道集》中的诗作数量最多。《蜀道集》350余首，是王渔洋典试入蜀途中所作，风格雄放豪健，是其中年学宋的重要标志，如程哲《渔洋续诗集序》中所言：“壬子奉使命入蜀，往还万里，所经山川塞阨，多秦、汉以来名迹，登临凭吊，遥集兴怀，而先生之诗一变。”[10]《王渔洋诗钞》对《蜀道集》中作品的大量采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相马肇的风格偏好。

其三，相马肇不仅对《精华录》大幅度删减，还在此基础上新增入《精华录》未采之作，共27首。新增入的这些作品在创作时间上分别集中于王渔洋青年和晚年两个阶段，青年时期的作品选自《渔洋诗集》，皆为顺治年间所作，其时王渔洋初步在诗坛崭露头角，是其自言“博综该洽，以求兼长”的时期，路径较广，风格多样。晚年时期的作品出自《蚕尾续集》《古夫于亭稿》等，是康熙四十三年王渔洋归田以后的作品，不在《精华录》收录范围之内。如此，相马肇实际上已经跳出了《精华录》的范围，目的在于总结王渔洋一生的诗学成就。

《王渔洋诗钞》所录作品的体裁、创作时间、选录范围等，体现的是相马肇对王渔洋诗歌精华的理解，包含着他对王渔洋诗学的批评。

三、《王渔洋诗钞》的审美趣味

从《王渔洋诗钞》所录的诗作数量、体裁等情况来看，相马肇对《精华录》大幅度的删减、改动，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审美趣味。《精华录》是王渔洋一生创作的集中反映，所录诗作并不主于神韵清远一格，囊括了遒劲刚健、沉郁顿挫、清新自然等种种风格，在题材上也不止于山水清音，感慨时事、悲悯民生、咏史怀古、题画酬赠等都是王渔洋诗歌的创作内容。《王渔洋诗钞》从《精华录》中选诗，在体裁内容与风格倾向上有较为明显的倾向性。

王渔洋标举神韵，神韵诗也是他一生创作的典型代表。神韵诗从内容上来说以山水诗为主，以含蓄蕴藉、冲淡闲远为审美旨趣，体裁则以七绝、五绝、五古为主，《王渔洋诗钞》虽然以七绝最多，但实际上大量的删减了代表了神韵诗主体创作风格的山水之作，保留并增加咏史怀古的作品，以格调高华见长。这一点在序中相马肇已有明确的表达，他肯定王渔洋诗有浑圆流畅、搢笏垂绅的气度，但对其数量巨大、风格类似的神韵诗不满。王渔洋神韵诗的代表性作品如《秋柳》四首、《冶春绝句》《秦邮杂诗》等都被删去，保留下来的虽然有《再过露筋祠》《真州绝句》《雨中渡故关》《蟂矶灵泽夫人祠》等作，但这类模山范水之作毕竟是少数，多数以咏史怀古为主，如《漫兴》六首、《读史杂感》二首、《咏史小乐府》《介山怀古》《骊山怀古》《会盟台》《伪汉刘龚塚歌》等。不仅如此，相马肇还增入了《韩淮阴钓台》《定州怀古》《题杜工部秦州像》等怀古之作。另外，相马肇对组诗《秦淮杂诗》的选取也体现出对咏史怀古类作品的推崇，《秦淮杂诗》也是王渔洋神韵诗的代表作，其中以第一首最为著名：“年来肠断秣陵舟，梦绕秦淮水上楼。十日雨丝风片里，秾春烟景似残秋。”[11]这首诗以意境、气氛的营造见长，全诗笼罩着淡淡的感伤，却又不落到实处，缥缈空灵，极具神韵诗的特色，除了第一首，其二、三、四也以山水景物为主，在眼前景物与背后的历史时空跌换中见情思，格调相似。但相马肇却摈弃不选，而选入五、七、八、九、十等作，虽然在风格上也以神韵为主，但更加凸显对历史的感叹，如其九：“旧院风流数顿杨，梨园往事泪沾裳。樽前白发谈天宝，零落人间脱十娘。”[12]以秦淮艺伎感慨历史兴亡，增入了历史的沉重之感，而与以山水风物为主的神韵之作有所区别。

与体裁内容的选择倾向相关的是作品的风格，由于对山水之作的大量删减，代表王渔洋神韵诗主体风格的冲淡清远、含蓄蕴藉等在《王渔洋诗钞》中不再是主流，而突出了诗歌的豪放雄快、格调高华。这类作品以七古为主，如《周文矩庄子说剑图》《海门歌》《昭阳顾符桢画栈道图歌》《雨渡柴关岭》《眉州谒三苏公祠》《天柱山》《戴嵩牛图》《文姬归汉图》等，另外还有五古如《柴关岭》《龙背洞》《马鞍岭》等作，且多出自康熙十一年的《蜀道集》，不论是怀古思人还是山水风物，《蜀道集》中的作品都呈现出迥异于王渔洋前后期神韵之作的风格，怀古之作沉郁苍厚，有杜甫之风，山水之作多气势豪雄，清刚劲健，近于韩愈、苏轼、陆游等人，有学宋的倾向，相马肇对这类作品的选录反映了江户后期宋诗风的影响。

除了在内容与风格上选择的倾向性，相马肇还有意在《王渔洋诗钞》中对王渔洋诗作出补充和修正，王渔洋的神韵之作，强调一个“远”字，在风格上是神韵清远，在审美上是打破了时空的界限，不即不离，缥缈空灵，往往与现实保持一种远的距离，在情感表达上令人有捉摸不定之感，这样的创作特点引起了赵执信、袁枚等人的批评，赵执信批评他“诗中无人”，“诗外无事”，袁枚认为他诗中缺乏真性情，江户中期以后，随着王渔洋、赵执信、袁枚等人的著述输入日本，三人在诗论上的分歧也成为江户诗坛上对清诗接受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袁枚与王渔洋，在江户时期的诗话中往往是作为比较或对立面出现的，所以，赵、袁二人对王渔洋诗的批评也为时人所接受。相马肇也应该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有意以真情、真事之作作为典范，修正王渔洋诗的弊端。如《王渔洋诗钞》中保留并增加了王渔洋的感怀之作，或感慨于时事，或伤怀于亲旧，如《春不雨》悲悯民瘼：“暮闻穷巷叱牛归，晓见公家催赋入”[13]，《秋日漫兴》反映时事：“战士只愁输挽竭，大农早计水衡钱。”[14]又如《新河口阻潮》《瓜步道上作》《慈仁寺秋夜怀旧》《夜雨题寒山寺寄西樵礼吉》《寄內》写个人愁绪、对兄弟亲友的怀念等，情感真实充沛。尤其是两组悼亡诗《悼亡诗哭张宜人》《悼亡诗哭张孺人》沉痛哀婉，情意真挚，诗中有人。另外如《陈真亭佥宪殉节诗》《杨茶庵佥宪阖门殉节诗》《兰溪丞徐君殉节诗》《定远堡守备刘君夫妇殉节诗》表彰节义，《广州竹枝词》《都门竹枝词》描绘风物，清新自然。相马肇保留并增入这些诗作，是为了标举真情，突出“诗中有人”，使《王渔洋诗钞》符合其诗学旨趣。

相马肇对《精华录》中的诗歌在内容、风格上的有意选择，及对诗中有人、诗中有情的重视，从批评观念来说，是兼容唐宋，折衷格调、神韵、性灵等诗说，这种观念的形成则与江户后期诗风有关。

四、《王渔洋诗选》的批评观念

如前所述，《王渔洋诗钞》的编选以《渔洋山人精华录》为底本，《精华录》自问世以后，海内外各诗家、批评家通过注释、选评等方式阐发对《精华录》的认识，无疑都带有各自的审美旨趣，但不论是笺注还是选评，清人及江户诗坛的山口凹巷、梁川星岩等人一方面没有超出《精华录》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大致不脱离王渔洋的诗学旨趣。而相马肇对《精华录》的大量删减及与神韵诗迥异的审美趣味，都是对王渔洋诗歌精华的重新认定，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批评意识。

通过对《王渔洋诗钞》所录诗作的体裁、内容、风格、审美趣味等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相马肇意在为王渔洋确立一种与传统的、经典的神韵诗异趣的诗歌典范，他所认为的渔洋诗歌精华，以豪放雄快、清刚劲健为主体风格，重视真情真意，而无模拟蹈袭、软熟雷同之弊。对王渔洋诗歌的这种评判实际上是以宋琬诗为参照的，《王渔洋诗钞》是相马肇所选《清二大家诗钞》之一，另一种即为《宋荔裳诗钞》，以《国朝六家诗钞》中《宋荔裳诗钞》为底本。在《宋荔裳诗钞序》中，相马肇认为宋琬生平坎坷，两次为人构陷入狱，故诗中多沉痛奇郁之语，且情感真实，发于胸怀，真率自恣，非渔洋所及，“二家之诗，予独有深与荔裳者焉。”[15]宋琬与王渔洋同出山左，同为清初名家，在诗学路径上早年都从明七子入手，中年以后在风格上有显著的不同，宋琬诗歌多感伤身世，凄凉激宕，多激楚之音，一些作品甚至突破了儒家温柔敦厚、平和中正的诗教，与王渔洋神韵诗的远离现实、批风抹月不同。相马肇欣赏宋琬之诗，在《王渔洋诗钞》中，难免以宋琬为参照对象，而在风格、情致等方面以宋律王，以之为精华，就呈现出了比较一致的审美旨趣。

如果从宗唐与宗宋的角度考察，相马肇虽处于宋诗风盛行、追求清新、性灵的时期，他本人也对古文辞派学唐、学明有深刻的反思，但总体而言，《王渔洋诗钞》并没有脱离宗唐的轨迹，王渔洋是以唐诗为宗，这是一个总基调。即便是其中选入了大量《蜀道集》中的作品，需要注意的是王渔洋中年学宋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体裁上七古、歌行的增多，在《蜀道集》中也较为明显，而《王渔洋诗钞》中所录的壬子年蜀道之作，七古仅2首，且七古歌行的整体比例也并不占优势。可以说，古文辞派所推崇的唐诗格调仍然对相马肇的诗学观念有深刻影响，在诗学上，他仍以唐诗为典范，他曾删定《唐宋诗醇》，《唐宋诗醇》是乾隆时期的御选诗集，选入唐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和宋代苏轼、陆游六家诗作2700余首，以儒家兴观群怨、温柔敦厚的诗教为依归，诗学倾向上虽兼容唐宋，但实际上更推崇唐诗，概因“诗至唐而极其盛，至宋而极其变，盛极或伏其衰，变极或失其正”，“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16]相马肇删定《唐宋诗醇》是为蒙学之用，有作为示范之意，并特从中选出白居易之诗为《白诗钞定本》四卷（1853），可见，相马肇是推崇唐诗的，但他又对王渔洋神韵诗的“晚唐口吻”不满，而追求风神豪迈、格调高华，并充实以诗中有人、诗中有情。显然，古文辞派的格调、王渔洋的神韵，及宋诗风主导的真性情都对相马肇产生了影响，使《王渔洋诗钞》体现出兼容唐宋，折衷格调、神韵、性灵三大诗说的批评倾向。

江户后期的诗坛，经历过宗唐与宗宋的风气转变后，随着清诗的输入，格调、神韵、性灵三大诗说皆被诗人所接受，各种诗学观念碰撞、并存、融合，虽然总体上是提倡清新性灵的宋诗风时期，但也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复杂性，宗唐学明的古文辞派流风仍在，提倡宋诗者也并不完全否定唐诗、明诗的价值，诗人们虽对格调、神韵、性灵等观念各有所偏好，但并非壁垒分明，如鼓吹宋诗的津阪东阳云：“宋诗专于风趣，明诗主于气格，各有所宜取，不可偏废也。”[17]长野丰山云：“余于诗无所偏好，唐宋元明诸家之诗，或雄浑，或飘逸，或巧致，或清丽，凡足以悦吾心者，无所不爱，于时人之诗亦然，不问其风调之异同，佳者取之，但生硬拙俗，讽咏无韵致者，虽曰名人之所作，我则不取也。”[18]如松下忠所论，江户后期的诗坛是折衷化的时期[19]，受时代观念的影响，相马肇本人的文章观念经历了从以古文辞派为根柢到反思其弊端，并学习唐宋古文的转变过程，在诗学上则试图折衷神韵、格调、性灵，以之为批评理念，对王渔洋诗歌精华进行评判和认定，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王渔洋诗钞》中所选诗作在风格和审美趣味上与王渔洋神韵诗异趣，但实际上也并没有完全脱离神韵诗的范畴。因为在王渔洋看来，冲淡清远与豪放雄快并不冲突，都可以是神韵的诗歌境界，他晚年在《芝廛集序》中借与人论画阐述了“见以为古澹闲远，而中实沈著痛快，此非流俗所知也”[20]的观点。再从格调与神韵的关系来说，相马肇与王渔洋诗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同出一脉的，相马肇为荻生徂徕古文辞派后学，诗学上以唐诗格调为根脉，以明代复古派为学唐路径；王渔洋从明前后七子入手，诗宗盛唐，亦受到格调诗学的影响，其神韵诗学本身就与格调说联系紧密。明代前后七子标举复古、格调时，已经注意到唐诗的兴象风神、神韵天然，王渔洋于明诗推崇徐祯卿、高叔嗣等的古澹一派，神韵说也正承继于此，以古澹闲远的审美境界修正明代格调复古中存在的蹈袭模拟的弊病。而在相马肇看来，王渔洋大量的近于唐调的神韵诗反而造成了千篇一律的印象，与江户后期被批评的古文辞派模拟蹈袭、软熟雷同的弊端相同，故而有了《王渔洋诗钞》之选。

综上，《王渔洋诗选》是《渔洋山人精华录》选本中特殊的一种，其特殊之处在于通过对《精华录》中诗作的大幅度调整，使其符合选者审美趣味，而与王渔洋诗学旨归异趣，是对王渔洋诗歌价值的重新认定。其中所录王渔洋诗作虽然数量不多，但有明确的选诗倾向和批评观念，而相马肇批评观念的形成，是其古文辞派的出身与江户后期以宗宋为主、观念多元化的诗坛环境双重合力的结果。

基金项目：本文为山东省2018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代王士禛诗歌选本研究”（18DZWJ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张伯伟：《清代诗话东传略论稿》，中华书局，2007年，第197页。

[2]（日）土屋弘：《九方相马先生墓碣铭》，（日）相马肇撰《立诚堂诗文存》，明治十八年土屋弘刻本。

[3]（日）土屋弘：《九方相马先生墓碣铭》，（日）相马肇撰《立诚堂诗文存》。

[4]（日）松下忠；范建明译：《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学苑出版社，2008，第５－９页。

[5]相马肇：《立诚堂诗文存》，明治十八年土屋弘刻本。

[6]相马肇：《王渔洋诗钞》，国家图书馆藏日本弘化三年（1846）木活字印本。

[7]朱庭珍《筱园诗话》，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286页。

[8]广濑淡窗：《淡窗诗话》，张宇超编译：《广濑淡窗汉诗集》，上海大学出版社，第190-191页。

[9]广濑淡窗：《淡窗诗话》，张宇超编译：《广濑淡窗汉诗集》，上海大学出版社，第192页。

[10]王士禛：《渔洋续诗集》，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第696页。

[11]王士禛撰，周兴陆编：《渔洋精华录汇评》，齐鲁书社，2007年，第115页。

[12]王士禛撰，周兴陆编：《渔洋精华录汇评》，齐鲁书社，2007年，第119页。

[13]王士禛撰，周兴陆编：《渔洋精华录汇评》，齐鲁书社，2007年，第26页。

[14]王士禛：《渔洋诗集》，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第169页。

[15]相马肇：《宋荔裳诗钞序》，《立诚堂诗文存》，明治十八年土屋弘刻本。

[16]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1728页。

[17]津阪东阳：《夜航诗话》，蔡镇楚主编《域外诗话珍本丛书》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342页。

[18]长野丰山：《松阴快谈》，蔡镇楚主编《域外诗话珍本丛书》第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第297页。

[19]（日）松下忠；范建明译：《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学苑出版社，2008。

[20]王士禛：《蚕尾文集》，袁世硕主编《王士禛全集》，齐鲁书社，2007年，第1780页。

编辑：胡岩涛  李静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