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史论体咏史诗是古代咏史诗中的重要类型，与一般咏史诗相比，重在评论、反思历史，宋代创作颇为繁盛。以《春秋》为法弘扬《春秋》大义已成为当时宋代思想界的主流文化意识与历史文本书写原则。在此情况下，作为史学文本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史论体咏史诗自然深受《春秋》学影响，其褒忠刺奸、贬篡斥伪的书写立场及民族主义倾向与《春秋》学尊王攘夷的主导义向存在密切关系，“直陈”特点与释“义”宗旨根源于《春秋》学诠解方式和阐释目的，反思致疑的精神与切入历史的方式也和《春秋》学学术精神、研治方法相关。
关键词：宋代；《春秋》；史论体咏史诗；历史文本
作者简介：韦春喜，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与文学关系；吴博群，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生，专业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史论体咏史诗是指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主要采取议论手法评论、反思历史的一种咏史类型。这类诗歌中晚唐时期产生，[1]宋代在宋型文化精神的浸润影响下，创作颇为繁盛。由于史论体咏史诗重在评论、反思历史，反映了宋代士人的历史认知，而士人在历史认知问题上又深受《春秋》学影响，所以要深入把握宋代史论体咏史诗必须考虑《春秋》学的影响。
一、宋代《春秋》学与取法《春秋》的历史文本的书写原则
宋初，统治者认识到要解决晚唐五代以来的割据篡乱问题，有效稳固统治，除了实施收兵权、强禁军等政治军事措施外，在思想文化上，也需“化成于人文”[2]，使人们坚守伦理秩序，逐渐走向维护国家政治利益的精神自觉。在此情况下，宋代开启了以儒为本的国家文治策略，注重整理相关典籍，科试在承续诗赋取士的基础上增加了经史内容，设置五经、三史、三传、明经等科目。多项举措共同实施推动士人加强经史典籍学习，探寻资政之道，维护思想统治。
遗憾的是，宋初学风承续了汉唐以来的章句注疏之学，科举对经史内容的考核主要采取墨义、帖经形式，重在考查士子的忆诵能力，这种学风与考核方式容易导致士子思想僵化，使其不能很好地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的政治生活中。这种状况有违于统治者以文治国的初衷。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就明确指出该问题：“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3]每一时代都有立足自身现实的政治文化需求，与汉唐相比，宋代社会政治状况已发生根本变化，而汉唐章句注疏之学已不能适应这种变化，更好地服务社会。统治者要把文治策略贯彻到实处，必须打破章句注疏之学的限制，重释经典文本，建构宋代文化知识谱系。对此，陈舜俞云：“六经之旨不同，而其道同归于用，天下国家所以道其道而民由之，用其用而民从之，非以华言单辞、殊指奥义为无益之学也。故《易》有吉凶，吉凶者得失之用也……《春秋》有褒贬，褒贬者赏罚之用也。”“君子所贵乎道者，以其济于用也。呜呼！圣人没，燔于秦，专门于汉，下至晋宋齐梁魏隋唐之间，人知训诂而不知经，断析其言而不顾理，散而为章句，窃而为进取之术，君子不以为成德，小人假以文奸言，甚哉，生民不见六经之用久矣，天下国家安治乎！”[4]由陈氏所论可知，在文治策略下，打破传统的章句训诂之风，真正发挥以《春秋》为代表的“六经之用”，已经成为宋代知识界重点考量的问题
为适应这种文化要求，自仁宗时代，孙复、刘敞等有识之士开始重释儒经文本。就诸经而言，《春秋》以历史为关注层面，“尊天子，卑诸侯，抑大夫”[5]，“明当时之是非，著褒贬而代赏罚，以惩劝于后世”[6]，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容易和国家的政治文化诉求有机联系起来，因此备受宋代知识界重视，《春秋》学也因之呈现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据《宋史·艺文志》：“《春秋》类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7]在这些著述中，为宋人所撰者竟达200部以上。其中，孙复《春秋尊王发微》、王皙《春秋皇纲论》、刘敞《春秋权衡》、孙觉《春秋经解》等，都是《春秋》学的代表作，它们“不惑传注，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经之本义为多”[8]，大多摆脱了章句注疏之学的桎梏，立足宋代政治文化需求进行思想阐释。
在思想统治上，宋代强调以儒为本。士人要有效地助推这种统治方式，既要立足社会现实,重释儒经，建立新型儒学话语体系，实现儒学义理的宋朝化，构建宋代的国家意识形态（上述孙复、王皙、刘敞等人的著述就是适应这种要求而产生的），还要把这种儒学新义与意识形态贯彻于诸多典籍、文本中，实现文本研治思想的儒化，以便人们在学习时主动接受这种思想，并以主体自觉的姿态维护宋朝皇权统治。在诸类文献资源中，由于历史典籍、文本具有相当大的资治经世价值，已成为士人获取经世大略、进行政治建设的有力工具与知识资源，“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9]，所以以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家经义为指导进行历史撰述即以经统史，成为士人必然的文化选择。对此苏洵云：“大凡文之用四：事以实之，词以章之，道以通之，法以检之。此经、史所兼而有之者也。虽然，经以道、法胜，史以事、词胜；经不得史无以证其褒贬，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使后人不通经而专史，则称谓不知所法，惩劝不知所祖。吾故曰：史不得经，无以酌其轻重。”[10]徐元杰云：“夫经所以载道也，史所以纬经也。”[11]洪咨夔代朝廷撰写的诏书云：“经者，道之纲也。史者，事之纪也。八书十字而下，述作纷纷，经学之不明也。深于经，则必良于史……卿能以经法为史法，品藻实录，方将轶迁、董而上之，进参纂修，尚奚逊，所辞宜不允。”[12]自汉代之后，经史分流，史学走向独立，多以叙事为宗，虽然一些史家基于儒家立场进行历史文本书写，但总体上他们缺乏经史合一的文化意识，对历史文本书写的指导思想没有明确的理论认识，由此导致一些历史著述产生是非褒贬失实的问题。如晁公武评《旧唐书》云：“是非失实，其甚至以韩愈文章为大纰缪，故仁宗时删改，盖亦不可已焉。”[13]到了宋代，在文治策略下，确立历史文本书写的指导思想与立场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上引材料可见，历史文本撰写应以经义为指导思想已成为朝廷与士子的共识。
在经文之中，《春秋》作为大经法典，通过对社会历史的关注昭示圣人之意，具有历史认知垂范意义。因此，宋人力倡历史认知与文本撰述以《春秋》之学为法，学习《春秋》蕴含的褒贬义例与书写立场，这在历史理论认识与具体撰述两方面均有体现。就前者而言，黄庭坚《书欧阳子传后》云：“今使壮舆能尽心于《春秋》之旧章，以考百世之典籍，斧藻先君子之凡例，著是去非，则十国之事虽浅，笔法所寄，自当与日月争光。”[14]吕南公《与饶元礼论史书》云：“盖史之作，以才过人为主，其法必合于《春秋》然后当。”[15]刘子翚《汉书杂论下》云：“爵禄者，人主之柄也；褒贬者，史官之柄也。史官之柄与人主相为权衡，以劝善惩恶。孔子作《春秋》，后之作史者取法焉。”[16]就后者而言，欧阳修《新五代史》、孙甫《唐史论断》、司马光《资治通鉴》、胡寅《读史管见》等都有强烈取法《春秋》的文化意识。据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公于六经，长于《易》《诗》《春秋》；其所发明，多古人所未见。尝奉诏撰唐本纪表志，撰《五代史》。二书本纪，法严而词约，多取《春秋》遗意。”[17]孙甫《唐史论断序》云：“《尚书》《春秋》记治乱虽异，其于劝戒则大意同也。后之为史者，欲明治乱之本，谨戒劝之道，不师《尚书》《春秋》之意，何以为法？”[18]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文本立意、体例都体现出很强的师法《春秋》之意，故胡三省云，“《通鉴》之作实接《春秋》《左氏》后也”[19]。胡氏所论可谓深察司马光本心。胡寅《读史管见》也是如此，他有感于《资治通鉴》“事虽备而立议少”,故“用《春秋》经旨,尚论详评”[20]。在历史认知与文本书写原则上，以《春秋》为法，弘扬《春秋》精神与大义已成为当时的主流文化意识。
众所周知，宋代史学非常发达。就当时的史学文本系统而言，除了《新唐书》《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书外，还包括以分析、评述历史为主要内容的史论文、史论体咏史诗等。史论体咏史诗多是阅读史书、思考历史的产物，与史书有相当密切的互文关系，所以必然会深受上述以《春秋》为法、弘扬《春秋》精神与大义的文化意识影响，此即胡大壮所云：“史论者，用经义以断往事者也”[21]。特别是，一些史论体咏史诗规模颇为庞大，可谓诗体性质的著述，更充分地体现了其与《春秋》学之间的关系。如徐钧精于史学，著有《史咏》集，黄溍序云：“凡司马氏《资治通鉴》所记君臣事实，可以寓褒贬而存劝戒者，人为一诗，总一千五百三十首，命之曰《史咏》。其大义炳然，一本乎圣经之旨，诚有功于名教者也。《春秋》作于《诗》之既亡，而《诗》之能使人创艾兴起者，乃复见于《春秋》绝笔千百年之后，岂非先生性情之正有不亡者存，《诗》与《春秋》固可迭相为用乎！”[22]陈普有史论体《咏史》两卷，闵文振云：“先生咏史之作，题曰‘诗断’，信乎？推心穷迹，昭道比义，绳以《春秋》之法，归诸天理之公”[23]。由黄序与薛注可知，徐氏《史咏》、陈氏《咏史》都有鲜明的取法《春秋》的意识，反映了宋代《春秋》学对史论体咏史诗的深刻影响。
二、宋代《春秋》学尊王攘夷的主导义向与史论体咏史诗
在通过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保障政权稳定后，如何在思想上确立政权的合法性、维护皇权统治成为宋代统治者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宋初以孙复为代表的士人敏锐地把握了这一思想文化命题，积极倡导对经文“重为注解”[24]，使经文有效发挥经世致用的作用。在诸经中，孙复认为，“尽孔子之心者大《易》，尽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经，圣人之极笔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25]。在《春秋尊王发微》中，他发挥公羊传“春王正月”之义，认为“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26]，处处提倡“尊王”之旨。在其影响下，宋人虽然对具体问题有不同认识，甚至互有轩轾，但在《春秋》主导义向上均认可尊王之义。如沈棐《春秋比事》认为：“春秋之义莫大于尊王，罪莫大于不尊王。”[27]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云：“《春秋》一经，总摄万事，而大本始于尊王……尊王之义设，而后是是非非昭明而不舛，此《春秋》所由作乎！”[28]吕大圭《吕氏春秋或问》云：“《春秋》之作，为尊王而作也。”[29]所论皆表达了强烈的以尊王为本的经世精神。
宋代民族矛盾尖锐，宋王朝受西夏、辽、金、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夷夏关系成为宋代《春秋》学探讨的热点。作为开启《春秋》研治学风先路者，孙复《春秋尊王发微》表现出强烈的攘夷思想与情怀。如僖公元年（前659）“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事：邢为狄人所侵，于是霸主齐桓公与宋、曹二国发兵救援。《左传》对此仅进行了简单叙述，《公羊传》《谷梁传》则在“救不言次”和桓公逗留观望因而不值得称赞方面着笔，而孙复认为，“威自灭遂二十年，用师征伐，皆称人者，以其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未著，微之也……至此称师者，以其能合二国，次于聂北救邢，齐威攘夷狄救中国之功渐见，少进之也”[30]。此后，通过夷夏问题表达对民族斗争的认识成为《春秋》学另一主导义向。特别是，有感于靖康之耻，以胡安国为代表的士人更自觉地把挖掘攘夷之义作为时代文化使命。绍兴五年（1135），高宗诏令胡氏纂修《春秋传》，其“感激时事，往往借《春秋》以寓意”[31]。与北宋著述相比，此著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意识更强，力倡攘夷存夏与复仇大义，充满强烈的民族情绪。
宋代《春秋》学中的“尊王”义向是为了昭示皇权统治下的王道秩序，使人们以思想自觉的方式促进政治稳定，而“攘夷”则是为了在激烈的民族斗争环境下，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维护国家利益。前者向“内”，后者对“外”，体现了当时国家思想意识形态的诉求。二者浸润于宋代士人的思想深处，对史论体咏史诗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基于“尊王”的自觉意识，宋代士人在进行史论体咏史诗创作时，表现出较明显的维护皇权统治与君主专制的思想倾向。周紫芝《读高帝纪》：“始皇坑儒生，秦室遂颠覆。取冠溺其中，何乃踵前躅。亭长初秦民，秦事鉴已熟。事有异取舍，安用自窘束。方从丰沛豪，起逐中原鹿。君王自神武，将士岂局促。当时分汉茅，素行甚污辱。屠沽与刀笔，杂然非一族。叔孙晚见推，韩彭旋烹戮。一弛复一张，往往如转轴。高皇躬独断，此理深照烛。英风渺何之，遗事空简牍。”[32]此诗认可汉高祖“一弛复一张”之法，字里行间流露出对统治者“独断”之理的赞佩。毫无疑问，这首诗重在宣扬皇权主义，是宋代尊王意识的体现，反映了宋代史论体咏史诗新的内涵倾向。
同时，在《春秋》学“尊王”意识的支配下，宋代史论体咏史诗多以是否忠君、维护正统王朝为标准认识与评价历史人物，褒忠刺奸、贬篡斥伪成为此类诗歌突出的书写立场与倾向。张商英《题关公像》、吕南公《新室》、周紫芝《过狄梁公墓》、周洎《忠孝亭》、项安世《读三国志》、金朋说《司马昭弑魏主》、徐钧《安禄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如周洎《忠孝亭》云：“晋鼎臲卼奸人窥，孰谋国者如儿嬉。陷阱弗设延虎貔，虓阚搏噬婴者摧。群公奔溃不敢谁，卞公力疾起督师。谓事迫矣奚生为，以肉喂虎吁可悲。公则死矣二子随，伟哉忠孝萃一时。维公忠义天所资，向来谋国如蓍龟。不用吾言至于斯，为社稷死则死之。冶城之麓江之湄，荒冢突兀余丰碑。半生读史长歔欷，拜公之坟涕沾颐，死者可作吾谁归。嗟哉江左固多士，往往所欠惟一死，元规儿辈何足罪。王公逼仄石头里，气息奄奄有如泉下鬼。苏武之节不如是，视公胡不颡有泚。男子之死一言耳，死而不亡公父子。”[33]此诗所咏人物为卞壸，东晋中期，苏峻叛乱，司马氏政权处于险恶境地，面对这种局面，卞壸帅兵平叛，力疾而战，最终以身殉国。此诗以此为发端，写出了当时执政者无视国难的状态与“群公奔溃”的乱象，重点渲染卞公“为社稷死则死之”的忠义精神与品格。金朋说《五季相冯道》云：“历代成规知谨守，五朝八姓诰封新。改辞易面何无耻，视古夷齐不亏心。”[34]冯道为五代时人，在纷乱的时局中多易其主，拜相二十余年，人称“不倒翁”。有鉴于其政治行为，司马光从“忠臣不事二君”观念出发，认为冯道实为“奸臣之尤”[35]。金诗的观点与司马光一致，认为他只图个人富贵权势，以一身事多主，有违臣子事君之节，毫无羞耻之心。以上二诗本着《春秋》尊王精神，对卞壶、冯道进行褒扬或贬斥，充分反映了史论体咏史诗的文本书写的立场与倾向。
受《春秋》学“攘夷”义向影响，宋代史论体咏史诗注重从是否维护民族、国家利益角度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文本书写体现了较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在北宋时就已有表现，孔平仲《武宗》写唐武宗重用李德裕，君臣合力，积极肯定唐王朝打击少数民族入侵、维护国家利益的斗争，“一平回鹘凶，再洗上党昏”“外内已息兵，崇卑定乾坤”[36]等诗句就体现了这种倾向。李复《王导》：“邹人羞比管夷吾，可复中原尽羯胡。郊垒连云困衣食，纵高练布得充无。”[37]王导为东晋政权的建立做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有“管夷吾”之称。此诗引用孟子羞比管仲的典故，讽刺他器局狭小，不以抗击羯胡侵略、恢复民族大业为事。靖康之难后，宋政权偏居一隅，民族关系日趋严峻，史论体咏史诗的民族主义倾向愈加鲜明，如金朋说《五季石晋》二首、陆游《读唐书忠义传》、李辅《题双庙》、叶绍翁《题鄂王墓》、岳珂《读刘琨传》、吴龙翰《读岳武穆传》、徐钧《颜杲卿》《张巡》《许远》、文天祥《刘琨》《祖逖》《颜杲卿》《许远》等诗。其中有重在批判尊奉夷狄的民族罪人的诗作。如金朋说《五季石晋》其一：“父礼契丹输左衽，尊夷割地表称臣。降戎借势冠裳倒，万古春秋一罪人。”[38]该诗对石敬瑭认贼作父、尊夷割地的可耻行径大加诛伐。其他大部分作品则以西晋末期的刘琨，安史之乱期间的张巡、许远、颜真卿、颜杲卿，南宋初的岳飞等为题材，歌颂为民族利益英勇斗争的忠义精神与气节。陆游《读唐书忠义传》：“志士慕古人，忠臣挺奇节。就死有处所，天日为无色。大义孰不知，临难欠健决。我思杲卿发，可配嵇绍血。”[39]叶绍翁《题鄂王墓》：“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如公更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学取鸱夷理钓船。”[40]陆诗重在歌颂颜杲卿勇于死节的大义之举，叶诗以岳飞抗金为着眼点表达抵御外族入侵的思想，也蕴含对民族大业因遭破坏而恢复不成的沉重慨叹。
三、宋代《春秋》学的诠解方式、目的与史论体咏史诗
为充分发挥经学服务现实政治文化需求的作用，宋人在继承中唐啖助、赵匡等《春秋》学派衣钵的基础上，舍弃汉唐注疏之学，直接以经为本，直寻经文大义。“直寻”是方式，“大义”是目的。孙复《春秋尊王发微》释《春秋》首句“元年，春，王正月”云，“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无王而作也，非为隐公而作也……春秋自隐公而始者，天下无复有王也。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严其终者，必先正其始。元年书王所以端本也，正月所以正始也。其本既端，其始既正，然后以大中之法，从而诛赏之，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也”[41]。孙复在解释《春秋》首句时避免笺疏“元”“王”“正”等字词的老路，而是直接阐发大义。稍后刘敞《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等著述在取舍众说的基础上重在表达自己对经义的理解。故《四库全书总目》评云：“进退诸说，往往依经立义。”[42]如关于文公五年（前622）“王使荣叔归含且赗”事，《春秋意林》云：“王使荣叔归含，且赗。不知者乃以谓天子赗人之妾，小过耳，而讥之深；求车杀母弟，大恶也，而讥之略，是不及知《春秋》正人伦之意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治之三纲也，道莫先焉。桓以臣杀君而王命之，成风以妾僭嫡而王成之，于三纲废矣。是去人之所以为人也，王之无天不亦明乎！古之为文者，三画而一贯之为王。一贯之者，谓能法天也。苟不能法天，何王之称？”[43]刘敞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等纲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依据，《春秋》对“天子赗人之妾”这样的“小过”讥讽甚深，去“天”以贬之，原因在于它反映了周襄王不遵三纲的思想道德问题。其后在孙复、刘敞等人的影响下，“直寻”成为宋代《春秋》学最根本的诠解方式，而“大义”则成为其目的。
宋前时期，历史文本书写原则以“实录”“直笔”为主。受这种书写原则影响，汉魏六朝隋唐时期的咏史诗多以史述体为主，重在叙述历史人物、事件，在叙述中蕴含作者的情志。班固《咏史》、陶渊明《咏荆轲》、卢照邻《咏史四首》等诗有充分体现。而到了宋代，士人不再重视历史过程的详细描述，而是直析历史背后的“大义”，由此产生史述体衰微而史论体勃兴的创作趋势，也决定了史论体咏史诗以探索史实所蕴含的道理和规律为主要写作目的。李觏《齐世家》：“莫以荒淫便责君,大都危乱为无臣。若教管仲身长在，何患夫人更六人。”[44]该诗重在探讨国家危乱之因，认为国君纵有荒淫之举，也不可过于苛责，若有管仲这样的匡佐能臣，国家就不会产生乱危局面。该诗分析既表现出鲜明的尊王意识，也体现了直指大义的特质。陈普《荀息》：“三怨盈朝积不舒，奚齐卓子釜中鱼。区区荀叔若乳妪，智略无称信有余。”自注云：“全德全材，古人难得，但一节足为世教，圣人皆许之。此荀息之死，所以得书于《春秋》也。献公未死，一国之中皆二子之党也，其畜有年矣。奚齐、卓子之危，荀息皆肯为之傅。受献公临终之命，为之尽力，荀息之智其不足称者矣。及李克杀二子，荀息必践其言，不负献公之托，斯则君子有守无贰、忠信不渝之道，此夫子所以取之也……至怨，古今之所难忘，而仁义之心能不灭，亦足为三纲五常之助矣。”[45]晋献公听信宠妃骊姬谗言，逼死太子申生，逼走重耳、夷吾，立骊姬之子奚齐为太子，任命荀息为太傅。后献公于病榻前召见荀息，委以托孤重任。“公疾，召之……（荀息）稽首而对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贞。其济，君之灵也；不济，则以死继之。’”[46]奚齐年幼，骊姬专断，内乱不已，以里克、丕郑为代表的政治力量纠合拥护申生、重耳、夷吾的晋人即“三怨”之徒杀掉奚齐。不料，荀息又立奚齐的异母弟卓子为国君。陈诗即以此事为题材，评论荀息虽然不识时务，没有智略，但忠君的信义人格是值得肯定的。再联系自注之语，此诗实际是通过荀息“得书于《春秋》”之事，表达对《春秋》大义的理解，体现了其直陈特点与以“义”为阐释目的的特质。
宋代《春秋》学所强调的“大义”多是指纲常伦理和礼制教化，这导致宋代史论体咏史诗具有道德化、义理化性质。张耒《项羽》：“沛公百万保咸阳，自古柔仁伏暴强。慷慨悲歌君勿恨，拔山盖世故应亡。”[47]该诗认为，刘邦能够在楚汉相争中取胜，是因为其“柔仁”的道德品格，而项羽的败亡则是缘于其不合仁道的“强暴”性格。罗必元《卞壸墓》：“节义之风古所褒，清谈于晋视如毛。百年王谢丘墟了，惟卞将军墓最高。”[48]在崇尚清谈的社会风尚下，卞壸不苟同时好，勤于吏事，忠于王室，为平定苏峻之乱苦战而死。引领清谈风流的王、谢诸人已随历史远逝而黯淡无名，只有卞壶以“节义之风”为世所褒。林同著《孝诗》一卷，[49]此诗卷重在咏赞、评议古代“圣人”“贤者”“仙佛”“妇女”等不同群体人物的孝行，有突出的以孝德论人的倾向。上述诗作都以仁、义、孝等纲常伦理观念进行议论，有鲜明的道德化、伦理化特征。
“大义”成为宋代《春秋》学追寻的根本目标。对此，杨时云：“《春秋》昭如日星……若义理已明，《春秋》不难知也。”[50]但是在真实平俗的社会生活中，能够具有大义思想并以之作为行事准则的人物毕竟是少数。这就需要在文本书写上对一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挖掘、净化、放大，完成人物形象从历史真实向典型形态的转变，使之成为宋型文化的符号。这在咏写王昭君、陶渊明的史论体咏史诗中有鲜明体现。
与宋前诸代相比，宋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民族矛盾与危机，通过历史人物表达对民族问题的认知成为士人流行的做法。王昭君之事涉及民族、外交、异域等因素，具备触发联想民族问题的条件，因此成为宋代士人极为关注的题材内容。但据《汉书》《后汉书》等史籍记载，王昭君只是汉朝和亲政策下被迫出嫁的宫女而已。《宋书·隐逸传》载：“（陶渊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51]后世往往据此认为陶渊明有强烈的忠晋思想。袁行霈将其放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进行考察、还原，认为陶氏“忠于晋室之说是难以成立的”，“陶渊明对刘裕弑帝是不满的，但态度并不十分激愤”。[52]可以说，历史原型人物王昭君和陶渊明都不尽符合宋代士人所推崇的“民族”与“立身”的大义要求，对其思想行为进行挖掘、净化、放大成为士子自然的文化行为。赵文《昭君词》：“蜀江洗妍姿，万里献君王。君王不我幸，弃置何怨伤。君王要宁胡，借问谁能行。女伴各惧怯，畏此道路长。慨然欲自往，讵忍别恩光。倘于国有益，尚胜死空房。行行涉沙漠，风霜落红妆。得为胡阏氏，揣分已过当。单于感汉恩，边境得安康。一朝所天死，掩泣涕沾裳。胡俗或妻母，何异豺与狼。仰天自引决，爱此夫妇纲。大忠与大义，二者俱堂堂。可怜千古无人说，只道琵琶能断肠。”[53]王柏《陶渊明》：“义熙鼎向寄奴轻，归去来兮绝宦情。特笔谁书晋处士，千年心事一朝明。”[54]赵诗把昭君描绘成深明民族大义的伟大女性，凸显了“君王要宁胡”的国家利益需求，展现了昭君“于国有益”的思想认识。王诗在《宋书》“耻复屈身”“唯云甲子”之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净化、放大陶渊明不事刘宋、一心于晋的大义。在直寻大义的《春秋》学思潮的影响下，宋代史论体咏史诗基于日益凸显的民族问题与道德秩序重建的需要，对相关历史人物进行了重塑、净化与升华，使他们从社会原型人物转变为文化典型人物。
四、宋代《春秋》学的学术精神、研治方法与史论体咏史诗
在学术精神上，宋人《春秋》学积极倡导舍传求经，不惑传注，以己意解经。欧阳修评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云：“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55]欧阳修所评充分道出了孙复《春秋》学的特点。孙觉在《春秋经解》中对庄公二年（前692）“秋七月，齐王姬卒”之事发表见解云：“《公羊》曰：‘我主之也。’谷梁曰：‘为之主者，卒之。’鲁主王姬之婚不一也，何独卒王姬乎？元年者卒之，则十一年者何不卒之也？啖子曰：‘公为之服也。’十一年之王姬何不为之服？赵子曰：‘记是以著非。’为仇雠，夫人服，犹以为是，交仇雠者，亦得礼也？啖赵之说亦非也。”[56]孙觉不仅否定《公羊》《谷梁》之说，对中唐啖助、赵匡等人的说法也予以了批驳。由孙复、孙觉的著述情况可见当时的《春秋》学不为传统传注所囿、直言己意的精神强烈。
基于此学术精神，宋代士人的史论体咏史诗注重反思致疑前人之说。苏轼《颜乐亭诗》：“天生蒸民，为之鼻口……伟哉先师，安此微陋。孟贲股栗，虎豹却走。眇然其身，中亦何有？我求至乐，千载无偶。”序云：“昔夫子以箪食瓢饮贤颜子，而韩子乃以为哲人之细事，何哉？苏子曰：古之观人也，必于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釡；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乃作《颜乐亭诗》以遗孔君，正韩子之说，且用以自警云。”[57]可见此诗是针对韩愈之说发论的。吕本中《读史》：“陈寿谓诸葛，将略非所长。私恨写青史，千古何茫茫。谤议终自破，公论不可当。是非傥可定，青蝇果何伤。”[58]陈寿对诸葛亮曾有“应变将略，非其所长”[59]的评价，吕氏对此予以批驳，认为陈寿以私恨写史，其“谤议”并不能遮蔽公论。苏、吕二诗皆以纠正前代儒家、史家之说为目的，体现出其创新精神。
为达到批判前见、另立新说的目的，宋代《春秋》学强调对相关史实细致辨析，察幽析微。孙复释哀公二年（前493）“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事云：“案：定十四年，卫世子蒯聩出奔宋。灵公既卒，辄又巳立，犹称曩日之世子，蒯聩当嗣，恶辄贪国叛父，逆乱人理，以灭天性，孔子正其名而书之也……故蒯聩出入，皆正其世子之名，书之，所以笃君臣父子之大经也。不然，贪国叛父之人接踵于万世矣。”[60]哀公四年（前491）“晋人执戎蛮子赤归于楚”事，刘敞析云：“杜云：‘晋耻为楚执诸侯，故称人以告。若蛮子不道于民也。’晋苟不耻则已矣，若犹有耻，彼则讳而不告矣。不然，则虽告而匿其归于楚矣。岂当诬人以不道，而自发扬其归于楚之耻乎？此事势之不然”[61]。以上反映了著者对史实的精细考察与辨析，体现了宋代《春秋》学察幽辨微的学术精神。宋代士子在创作史论体咏史诗时多强调对历史的细致审视与辨析。刘敞《读晏子春秋》云：“平生实善交，厚薄等新故。解骖济越石，调禄谓车御。犹称礼逼下，未免俭则固。高风往既息，颓迹后方骛。陈妾轻绮纨，贤士敝襦袴。若人不重得，遗论今始布。吾亦太史徒，执鞭所欣慕。”其序云：“世讥晏婴之节逼下。夫晏婴大不治宫室，细不治冠带，无衣帛之妾，则信俭且陋矣。至其脱左骖以济越石父之困，出仓粟以成北郭骚之孝，又何其裕哉！世之君子未尝道其裕也，而独病其陋……吾闻陋于已裕于贤之谓俭，陋于贤裕于已之谓吝。晏子固俭矣，于圣人之道何贬焉。”[62]陈普《蜀先主》其六云：“荆楚留连似失时，涪城欢饮类狐疑。军中刘晔夸言语，岂识英雄为义迟。”自注云：“陶谦死，（刘备）不敢受徐州，用孔文举、陈元龙之言而复受……凡此，皆刘晔之所谓迟。然闻司马徽、徐度之言，诣隆中，片言断金，若决江河，谓之迟不可也。迟于利而不迟于义，乃所谓敏耳……刘晔谓玄德有度而迟，不知玄德者也。”[63]刘作重在思考“晏婴之节逼下”的世俗之说，辨析“俭”“吝”之别，认可晏婴之俭。陈作重在反思刘备之“迟”。据《三国志·刘晔传》，谋臣刘晔劝曹操伐蜀，认为刘备虽为人杰但“有度而迟”。陈作评议刘备之“迟”作为一种道德人格具有“迟于利而不迟于义”的特点，是其获得成功的关键。二诗察幽探微、辨析精致的特点和宋代《春秋》学的学术精神密切相关。
宋代《春秋》学所强调的“大义”不外乎情、理二端，因此在历史评论、认知方面，宋人强调从理、情或情理结合的角度切入。如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天王守于河阳”事，刘敞云：“（左氏）又曰：‘言非其地且明德也。’亦非也。晋文召王，意在尊周，其礼虽悖，其情甚顺，仲尼原心定罪。故宽其法耳，亦何德之明，然则左氏固暗于王道而非仲尼之徒者邪”[64]。崔子方云：“《春秋》之作，所以明当时之是非，著褒贬而代赏罚，以惩劝于后世……且凡《春秋》之所为讳者，必将有见也，或以其辞而见之，或以他事而见之，未有没其实焉，故善观《春秋》者，以情度当世之事，以理逆圣人之言，未有不得者也。”[65]从情、理或情理结合的角度解释经文，批判诸说，评价历史人物，是宋代《春秋》学的研治途径与方法。这种推理原情的研治途径与方法对史论体咏史诗有很大影响。周紫芝《过狄梁公墓》：“高后王诸吕，汉鼎几半倾。绛侯入北军，有意诛鲵鲸。兵缠未央殿，血溅长安城。禄辈仅诛灭，四海殊雷惊。唐家女主祸，未可方西京。艾猳剪宗枝，贼计殊未成。三思本么麽，白面不足黥。举朝无直节，但畏罗织刑。梁公挟大计，赤手无寸兵。为言不祔姑，祸止谈笑平。功比汉诸人，优劣不用评。事苟以理胜，口舌亦可争。师曲举必败，势力未易凭。老妇虽至愚，理在见自明。不然此危邦，讵可一言兴。”[66]据《新唐书·狄仁杰传》，武则天欲立武三思为太子，狄仁杰上对，从为国政理特别是“母子天性”亲情的角度进行启发。“后感悟，即日遣徐彦伯迎庐陵王于房州。”[67]周作认为狄氏手无寸兵而能卒复唐嗣，有复唐之功。与汉初绛侯周勃诛灭诸吕事相比，狄仁杰对言之事虽微不足道，但却取得了良好的政治效果，产生这种效果的根本原因在于“事苟以理胜”，“理在见自明”。此诗是立足于“理”而发论的。陈普《刘琨》二首，其一云：“竹林遗类入荆杨，贾郭馀尘在晋阳。听得平阳消息否，忍听徐润调笙簧。”自注云：“（刘琨）奢豪声色，宠用非人，足以失人也。国破君亡，崎岖刘石之间，如握蛇捕虎。平阳在望，怀帝幽辱，而不忘望尘时习气，与伶人同处。一杀令狐盛衰转，遂失并州，以亡其身以及其亲。曾是以为忠乎。”其二云：“刘琨忠孝君亲念，急切不似令狐泥。亡身自是缘声色，须把初心看匹䃅。”自注云：“琨以败亡之余，依段匹䃅，不忘本朝，与相亲厚，助其攻讨，推使居上。其子群，无故行险，以祸其父。匹䃅虽杀琨，而犹依依晋室，终持晋节以死于石勒。然则匹䃅于群胡中为无愧矣。”[68]对于刘琨，一般多视其为爱国之士，但作者认为刘琨在怀帝幽辱、国难当头时，置身声色，杀害忠臣，于情于理都有违于忠君爱国之义。而段匹䃅则因杀害刘琨而颇受非议，实际上他杀刘琨别有原因与苦衷，特别是其一生忠于晋室，死于石勒之手时尚“著朝服，持晋节”[69]，可谓“系心朝廷，始则尽忠国难，终乃抗节虏廷”[70]。因此，陈诗认为要正确评价段匹䃅，必须察其情志，肯定其忠于晋室的“初心”，这样才能得出允当的认识。可见陈诗对人物的评价也是从情理角度入手。宋代史论体咏史诗善于从情、理角度正确评价历史人物，这种切入历史的方式与宋代《春秋》学推情原理的研治方法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在以儒为本的国家文治策略下，宋代《春秋》学呈现繁盛局面。在历史认知与撰述上，以《春秋》为法，弘扬《春秋》精神与大义是当时的主流文化意识与文本书写原则。作为史学文本系统的组成部分，宋代史论体咏史诗深受当时《春秋》学影响。具言之，在《春秋》学尊王攘夷主导义向影响下，史论体咏史诗既表现出褒忠刺奸、贬篡斥伪的书写立场，也体现出较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受《春秋》学诠解方式和诠解目的影响，史论体咏史诗多采取“直陈”方式探索史实蕴含的“大义”，具有道德化、义理化性质，注重历史人物形象的重塑、净化与升华。在《春秋》学学术精神、研治方法的影响下，史论体咏史诗大胆献疑，另立新说，辨析精微细致，注重推情原理，从理、情角度切入历史，评价古人。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成果，项目编号：10YJC751093；山东省高校“儒家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青年创新团队项目成果，编号：2020RWC004）
注释：
[1]韦春喜、张影：《试论中晚唐史论体咏史诗产生的历史文化原因》，《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2]夏竦：《文庄集》卷12《崇政殿御试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制策》，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1页。
[3]范能濬编集：《范仲淹全集》上册，薛正兴校点，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478页。又按：宋初，统治者为了贯彻以文治国策略，在进士科考试方面，除诗赋外，又有“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脱脱等：《宋史》卷155《选举》，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604页）。其中，帖经墨义因纯属忆诵，比较简单。策论虽能显示士子的学识，但“当今取人，一出于辞赋，曰策曰论，姑以备数”（李觏《旴江集》卷27《上叶学士书》，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25页），形同虚设。而辞赋因涉及技法文采，命句构篇，难度较大，“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沈作喆：《寓简》卷5，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2页），更受士子关心，主司在择取时自然也看重辞赋。范仲淹所云“专以辞赋取进士”实就此而言。
[4]陈舜俞：《都官集》卷6《说用》，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5-456页。
[5]崔子方：《崔氏春秋经解》卷1“八月庚辰宋公和卒”条，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1页。
[6]崔子方：《崔氏春秋经解》卷2“郑伯以璧假许田”条，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0页。
[7]脱脱等：《宋史》卷202《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066页。
[8]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6，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495页。
[9]曾巩：《南齐书目录序》，载《曾巩集》上册，陈杏珍、晁继周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88页。
[10]苏洵：《史论上》，载曾枣庄、金成礼笺注：《嘉祐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11]徐元杰：《楳埜集》卷5《绍定壬辰御试对策》，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65页。
[12]洪咨夔：《平斋集》卷12《赵彦悈辞免升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恩命不允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0-201页。
[13]孙猛校证：《郡斋读书记校证》卷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93页。
[14]黄庭坚：《山谷集》卷26，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6页。
[15]吕南公：《灌园集》卷15，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7页。
[16]刘子翚：《屏山集》卷4，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97页。
[17]《苏辙集》第3册，陈宏天、高秀芳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35-1136页。
[18]孙甫：《唐史论断·序》，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8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4页。
[19]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载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第1册，胡三省音注，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8页。
[20]胡大壮：《〈读史管见〉序》，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9页。
[21]胡大壮：《〈读史管见〉序》，载《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4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09页。
[22]黄溍：《徐见心先生史咏后序》，载阮元辑：《宛委别藏》第104册（徐钧《史咏集》），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卷首。
[23]《石堂先生遗集》卷21，薛孔洵注，明万历三年薛孔洵刻本。
[24]孙复：《孙明复小集·寄范天章书二》，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72页。
[25]石介：《泰山书院记》，载陈直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23页。
[26]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1，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页。
[27]沈棐：《春秋比事》卷3“不朝王而事齐晋”条，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0页。
[28]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卷1，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84页。
[29]吕大圭：《吕氏春秋或问》卷7“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条，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43页。
[30]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5，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31]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45页。
[3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107-17108页。
[3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4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9131页。
[3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5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209页。
[35]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第20册卷291，胡三省音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9511-9512页。
[3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1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0851页。
[3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1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2493页。
[3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51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2209页。
[39]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第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667页。
[40]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5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135页。
[41]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1，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页。
[42]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337页。
[43]刘敞：《刘氏春秋意林》卷上，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13-514页。
[4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336页。又，李觏是北宋中期的思想家、教育家。虽无《春秋》著述，但对《春秋》学的发展却颇为关注。其《策问》其四云：“问：《春秋》书王，所以见王者上奉时承天，而下统正万国。吾习诸此，未始不舍业而叹……今之儒生又有异意，谓《春秋》以天下无王而作。盖号令赏罚，天子之事，孔子不敢私之，故书王以著号令赏罚之所由出。若是则王非周也，孔子藉之云尔。吾心亦不安。兹用商于二三子，绎圣人之心，懋君臣之义，吾有望焉。”（李觏《旴江集》卷29，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1页）所提到的“今之儒生”是指孙复，他在《春秋尊王发微》中提出了《春秋》为天下无王而作的重要主张。可见，李觏对当时的《春秋》学是很关注的，并通过策问引发学子对《春秋》学相关问题的思考。同时，他对一些历史问题的分析，大体遵循《春秋》学的尊王之旨。如针对学子“伊尹废太甲，有诸”的疑问，他说：“是何言欤！君何可废也？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成汤既殁，二十五月中，伊尹之知政，太甲之居忧，固其常也。不宫于亳而宫于桐，近先王墓，使其思念。名之曰‘放’，儆之之意也。故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二十六月而即吉也。则太甲之为君，何尝一日废矣哉！”（黄宗羲：《宋元学案》卷3《高平学案》，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59页）由其答问也可看出，李觏的诠解鲜明体现了《春秋》学直指大义的特点。
[45]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792页。
[46]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28页。
[47]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0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3245页。
[4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5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5册，第34357页。
[49]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5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0604-40638页。
[50]杨时：《龟山集》卷10《语录》，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4页。
[51]沈约：《宋书》卷93《隐逸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8-2289页。
[52]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5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236页。
[54]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0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8065页。
[55]欧阳修：《孙明复先生墓志铭》，载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747页。
[56]孙觉：《孙氏春秋经解》卷3，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87页。
[57]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第2册，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685页。
[5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8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8039页。
[59]陈寿：《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934页。
[60]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卷12，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0-121页。
[61]刘敞：《春秋权衡》卷7，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53页。
[62]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5668页。
[63]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819页。
[64]刘敞：《春秋权衡》卷4，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14-215页。
[65]崔子方：《崔氏春秋经解》卷2，载《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90页。
[66]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26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379页。
[6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15《狄仁杰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212页。
[68]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第69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842页。
[69]房玄龄等：《晋书》卷63《段匹䃅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12页。
[70]房玄龄等：《晋书》卷63“史臣”之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17页。
编辑：胡言涛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