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英雄法’与《太平广记》的编纂 ——《〈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新书谈”学术沙龙成功举办

发布者:陈岩琪发布时间:2021-10-27浏览次数:232

20211021日下午,“传记与小说研究团队”在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319室举办第五期“会文”学术沙龙。沙龙主题为“‘老英雄法’与《太平广记》的编纂——《〈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新书谈”。由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中文系主任熊明主讲。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黄湘金、薛海燕、张治、彭敏哲、马宏伟老师,外国语学院刘秀玉老师及来自各学院的同学出席本次沙龙。

熊明教授首先从新书成书过程讲起。他谈到,这一成书思路源于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当时在做《汉魏六朝杂传》的研究,思考汉魏六朝杂传作为唐人小说文体渊源如何演变成唐人传奇的问题。博士论文完成后欲继续深入探讨唐人小说,而《太平广记》作为唐人小说的主要存本,是研读唐人小说的首选读本。在2003年至2010年的七年间,熊教授以中华书局全十册汪绍楹的点校本为底本,在整理《汉魏六朝杂传辑校》的空闲时间将《太平广记》研读了两遍。阅读的过程中被《太平广记》所收的故事深深吸引,发现了唐人小说蕴含的民俗意象的问题,并出版了阅读《太平广记》的初步成果——《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专著。继续研读《太平广记》后,熊教授发现,要理清汉唐小说的总体状况,需理清汉唐小说的概貌、特点、流变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彻底梳理《太平广记》和汉唐小说的关系。而在此之前并没有人对《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的关系,或者说《太平广记》对汉唐小说的作用问题做具体梳理。自己的新书《〈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实则梳理了《太平广记》在保存、传播汉唐小说,及揭示汉唐小说特征、意义的问题。在新书的撰写过程中,熊教授发现要理清《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之间的关系即定位《太平广记》在收录、传播、确认汉唐小说的作用,还必须认识《太平广记》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流变、发展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于是他暂时搁置“《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关系”问题,先梳理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情况,并于2018年出版了《中国古代小说史论》专著。通过梳理小说史,熊教授弄清了《太平广记》在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中的地位问题并接续研究“《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关系”课题。熊教授谈到:“自己本想研究汉唐小说而阅读《太平广记》,想写出《唐人小说概论》这样的一本书。在考察的过程中想对汉唐小说做全面宏观的审视。最后从微观层面来说,完成了《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从宏观层面上完成了《〈太平广记〉与汉唐小说研究》。”

接着,熊教授讲到了一个《太平广记》成书的重要问题——“老英雄法”。他指出,《太平广记》作为一部有类书性质的小说总集,和历代大型图书如初唐“八史”、明初《永乐大典》等相类,都是官方以政府重臣为首,招揽天下文人编纂而成的。而“老英雄法”最早由南宋王明清在《挥麈录》中提出,意即“使英雄老”,政府招揽英雄治书,以耗其韶光,直至迟暮。后世文人多引此说,及至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持此见。但历来也不乏质疑之声,李心传以有编纂之人成书后官运亨通为由批驳;刘埙认为编纂之人并非英雄,“老英雄法”自然也就无从说起;张端义则持宋太宗效法唐太宗,以此笼络降臣之说。熊教授认为,不管是“老英雄法”还是反对之说,都强调了当时统治者的政治考量。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给予冷静客观的审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大书编纂是国家治理的一种举措,宋朝有“右文抑武”之策,各种文学活动自是为此服务。二是旧书缺陷客观上对新书的促进作用,旧书“门目繁杂,失其伦次”,新书的编纂是有必要的。而针对后世对治书文人光阴虚度的惋惜,熊教授指出,许多文人的政治才略不堪大用,太平天下也难有建功立业之机,参与大书编纂不管是于个人才华而言,还是对后人研学来说,都是幸运的,很多文人也是希望进入官方编纂行列的。

最后,熊明教授与现场师生围绕新书与“老英雄法”这一话题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

张治老师认为,将文人的精力消耗在庞大的文字著述上的“老英雄法”,对当时思想史和思想风气有较重要的影响。宋初诗歌风气和大型图书的编纂或许也与“老英雄法”有联系,举国体制编纂大型图书还有统一思想和文化认同的目的。他谈到:“对五代乱世中的文臣于朝代更迭中寡廉鲜耻频事二主的行为,宋人是持非常严厉的批评态度的,《新五代史》的成书即是一例。欧阳修不满于宋初文人编纂的《旧五代史》中表现出来的义理观念,故编修《新五代史》以正士风。宋初这种以编修《太平广记》等大书为手段的“老英雄法”,使诸多乱世中明哲保身的精明文人耽于著述,这对宋朝的文学风气是有重要影响的。” 对于作家学者安于书桌的现象,张老师结合现当代文学中茅盾在1927-1928年白色恐怖背景下写小说的现实,认为“卒老于文字之间”的“老英雄法”有时是社会高压下的被迫选择。

黄湘金老师评价熊教授新书“聚焦的同时有宏通的视野”,新书不仅关注《太平广记》文体与文类意义,还感知文本背后时代的具有结构性的整体的社会文化制度问题。新书第四节标题“知识背景”一词具有学术敏感度,令他联想到史学界知识史的研究。随后黄老师结合熊教授的著书经历谈学术方法及学术体会。黄老师指出,对于重要的研究对象,我们要给予连续性的关注。从一个具体问题入手,以点带面,对相关问题也予以关照,博观约取,经过充分的沉淀积累,形成系统全面的研究论断。黄老师说:“如熊老师所言,他对《太平广记》的关注已有十余年,从博士阶段即关注到《太平广记》的意义:小说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历史研究的富矿。所以我们的研究要有连续性,可能在研究题目的旁边还依傍着其他非常重要的研究对象。这样厚积薄发,如熊老师一般,即可把这样一个宏大的题目做出充分细致的研究。”同时,黄老师对于将生命慢慢消逝于文字著书里的“老英雄法”深有共鸣。他认为这个题目有熊教授自己的寄托和情怀,在黄老师看来做学术不是为了物质上的追求、研究成果的流传久远,而是精神上的寄托与怀抱令自己愿意沉浸,并指出文学史、学术史上著书立说的文化活动对个人心理、情感上的意义是需要重视的。

薛海燕老师认为,《太平广记》成书是比较快的,太平兴国二年开始编纂,太平兴国三年即成书,前后一年而已,是否能达到“使英雄老”之用是值得商榷的。她谈到:“单用‘老英雄法’解释《太平广记》的编纂犹有不足,应再结合熊教授刚才所讲的国家顶层战略问题、前代旧书的缺陷、宋人进步但仍有局限性的小说观等诸多因素来解释太平广记的编纂与制不颁布的原因。”

彭敏哲老师评价熊教授很有问题意识,文献功底扎实。《太平广记》的编纂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熊教授从大量的材料中抽丝剥茧,逐步辨别,作推论式研究很有说服力。她说:“本书的主题非常具有问题意识,但提出问题的同时就要回答问题,这就需要根据庞杂的资料做出最终的判断,所以充分的文献支撑是非常必要的。全览此书,我们可以看到熊老师扎实的文献功底,旁征博引,言有所本,如此论证是很能说服我的。这对我们作推断式的研究是很有学习价值的。”

马宏伟老师评价熊教授于《太平广记》的关注到后续一系列的研究,首先是从文本中来,像《唐人小说与民俗意象研究》最开始是就《太平广记》而谈《太平广记》当中的民俗意象,之后将其置于更广阔、更深层的小说史上以及关于汉唐小说研究的整个关系上来进行更拓展的研究,它是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的辐射,需要长期的积累。熊教授从有限的编纂资料中发现问题,从小处着笔,然后逐步深入,再做辩证的思考对于我们写文章是值得借鉴的思路。她指出:“‘老英雄法’在典籍中的记载只是只言片语,但熊老师就是在这样有限的资料中发现了问题,然后就此引申,从‘老英雄法’的正反两面进行一个脉络的梳理,最终得到历史的还原,这对我们学术研究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路径。

针对在场同学提出“老英雄法”是否为熊教授独创,单用“老英雄法”解释《太平广记》的编修是否充分等问题,熊教授分别从“老英雄法”概念的文献梳理、历史现场的还原描述等角度给予解答。

活动终末,熊明教授结合自身经历和师生讨论了治学之道。他指出,古籍研究要从文本入手,在研读中做学问。而读书也不必目的性太强,过程中总有无心插柳之所得。沙龙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供稿:鹿晓桐 薛宇杰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