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焕星:《从“先驱者”到“同路人”——1920年代的鲁迅形象变迁研究》

发布者:林星发布时间:2021-06-28浏览次数:16

“先驱者”到“同路人”——1920年代的鲁迅形象变迁研究

摘要:鲁迅从五四到左翼的转向,并非既往研究所说的“不变”或者“突变”,实际上在1920年代的短短十年里,他的社会形象经历了“新文学家——思想界先驱者——青年叛徒的领袖——时代的战士——时代落伍者——左联盟主”多次转换。在鲁迅形象过山车般升降起伏的背后,是1920年代中国所经历的思想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的急剧转型。正是在这些转型中,鲁迅式知识阶级因为过多着眼于思想文化,不关注政治经济结构变革,逐渐让出了“先驱者”的位置,先是成为国民革命同路人,后是转向共产革命同路人。但是,这个三阶段渐变论和由此形成的“鲁迅革命传统”,最终被中共的两阶段突变论所遮蔽。

关键词:鲁迅形象;1920年代;思想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同路人

  

关于鲁迅后期转向,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强调“变”,最早是瞿秋白将鲁迅道路概括为“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后来经过毛泽东的认定,最终表述为“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规律”;另一种强调“不变”,持此观点的主要是日本学者,他们“所关心的不是鲁迅怎样变,而是怎样地不变”,因而试图发现“一个生命的、原理的鲁迅”,这种不变本质在竹内好那里是“文学者”,在丸山升那里则是“革命人”。但是,前者因为过于突出共产革命的归宿,形成了抑前扬后的等级和“突变”,后者则因为过于凸显鲁迅的主体精神,因而丧失了变化性和社会性。实际上,这两种说法看似截然不同,但都是从观念预设出发的反历史论,并不符合鲁迅道路发展演变的实情。

只要我们回到历史本身,看一下从五四到左翼的转型期即1920年代的鲁迅形象变迁,就会发现其转向过程既不是“不变”也不是“突变”,而其形象更非既往研究塑造得那么单一:鲁迅从五四时仅仅被视为一位“新文学家”和“小说家”,到了1920年代中期名气直升为“思想界先驱者”、“青年叛徒的领袖”和“时代的战士”,然后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遭遇围攻清算,骤降为“时代落伍者”,最终却又峰回路转成了“左联盟主”,而在每个时期针对同一类名号,社会上也往往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些变化的根源就是鲁迅亲身感受到的,1920年代是一个“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在这短短的十年里,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思想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的急剧转换,受其影响的鲁迅形象也因此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升降起伏。

所以,本文拟以1920年代的鲁迅形象变迁为中心,一方面考察这些形象称号的演变,另一方面考察它们与当时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关系,以此来深入认识鲁迅思想、文学、道路转向的复杂多变过程,进而通过鲁迅形象的变迁来探究现代知识阶级在激进革命时代的角色变化,以及鲁迅在此过程中的突破创造和新传统建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谈的“鲁迅形象”,主要指的是鲁迅在报刊公共舆论中的社会形象,但也涉及他的自我形象认知,这二者之间有时趋同有时相反,而其“社会形象”既涉及那些正面的形象,也包括负面的形象。而从既往研究来看,学界对鲁迅形象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其身后,这方面成果非常之多,但关于鲁迅生前形象的研究却颇为缺乏:张梦阳、王富仁分析过鲁迅1920年代的社会传播情况,但都未从“鲁迅形象”角度展开;吴翔宇谈过“‘成为鲁迅’与鲁迅形象的出场”问题,但主要指的是今天学界建构的“启蒙鲁迅”和“绝望鲁迅”,并非1920年代实际传播的鲁迅形象;毕绪龙讨论过“学者鲁迅”、“作家鲁迅”和“杂感家鲁迅”,不过重点在鲁迅的自我形象认知;魏韶华等学者探究过鲁迅作为“国民作家”的形象史,不过重点也是鲁迅身后的形象传播和变迁;笔者也曾在研究中谈及国民革命时期的一些鲁迅形象,但讨论局限于1925-1927年,史料呈现和谱系梳理也不够充分。

关于鲁迅后期转向,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强调“变”,最早是瞿秋白将鲁迅道路概括为“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后来经过毛泽东的认定,最终表述为“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规律”;另一种强调“不变”,持此观点的主要是日本学者,他们“所关心的不是鲁迅怎样变,而是怎样地不变”,因而试图发现“一个生命的、原理的鲁迅”,这种不变本质在竹内好那里是“文学者”,在丸山升那里则是“革命人”。但是,前者因为过于突出共产革命的归宿,形成了抑前扬后的等级和“突变”,后者则因为过于凸显鲁迅的主体精神,因而丧失了变化性和社会性。实际上,这两种说法看似截然不同,但都是从观念预设出发的反历史论,并不符合鲁迅道路发展演变的实情。

只要我们回到历史本身,看一下从五四到左翼的转型期即1920年代的鲁迅形象变迁,就会发现其转向过程既不是“不变”也不是“突变”,而其形象更非既往研究塑造得那么单一:鲁迅从五四时仅仅被视为一位“新文学家”和“小说家”,到了1920年代中期名气直升为“思想界先驱者”、“青年叛徒的领袖”和“时代的战士”,然后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遭遇围攻清算,骤降为“时代落伍者”,最终却又峰回路转成了“左联盟主”,而在每个时期针对同一类名号,社会上也往往有各种不同的看法。这些变化的根源就是鲁迅亲身感受到的,1920年代是一个“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在这短短的十年里,中国社会先后经历了思想革命、国民革命、共产革命的急剧转换,受其影响的鲁迅形象也因此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升降起伏。

所以,本文拟以1920年代的鲁迅形象变迁为中心,一方面考察这些形象称号的演变,另一方面考察它们与当时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关系,以此来深入认识鲁迅思想、文学、道路转向的复杂多变过程,进而通过鲁迅形象的变迁来探究现代知识阶级在激进革命时代的角色变化,以及鲁迅在此过程中的突破创造和新传统建构。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谈的“鲁迅形象”,主要指的是鲁迅在报刊公共舆论中的社会形象,但也涉及他的自我形象认知,这二者之间有时趋同有时相反,而其“社会形象”既涉及那些正面的形象,也包括负面的形象。而从既往研究来看,学界对鲁迅形象的研究普遍集中在其身后,这方面成果非常之多,但关于鲁迅生前形象的研究却颇为缺乏:张梦阳、王富仁分析过鲁迅1920年代的社会传播情况,但都未从“鲁迅形象”角度展开;吴翔宇谈过“‘成为鲁迅’与鲁迅形象的出场”问题,但主要指的是今天学界建构的“启蒙鲁迅”和“绝望鲁迅”,并非1920年代实际传播的鲁迅形象;毕绪龙讨论过“学者鲁迅”、“作家鲁迅”和“杂感家鲁迅”,不过重点在鲁迅的自我形象认知;魏韶华等学者探究过鲁迅作为“国民作家”的形象史,不过重点也是鲁迅身后的形象传播和变迁;笔者也曾在研究中谈及国民革命时期的一些鲁迅形象,但讨论局限于1925-1927年,史料呈现和谱系梳理也不够充分。

一、“新文学家”与“小说大家”

1918年之前,作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二科科长的“周树人”,只不过是北洋政府的一个普通官员,在公共思想界并无太多影响,但是随着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鲁迅”这个名字开始出现于文坛。最初力推他的主要是傅斯年、吴虞等新文化同人,而且从“《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做内涵的文章的”来看,他们起先是小说和杂文一起推崇,看重的是鲁迅文学推行《新青年》的“文学革命”和“改造国人的思想生活道德的先锋”作用。不过,《狂人日记》“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当时未闻国粹家惶骇相告”,反倒是因为鲁迅的随感录批评,保守的上海《时事新报》送给了他第一个公开的称号——头脑不清楚的“新文学家”、“以五十步笑百步崇拜外国偶像的新文艺家”。不难看出,正反双方虽然价值判断不同,但在认为鲁迅代表新文学、反对旧传统方面,其实是高度一致的。

但是,随着鲁迅之后一系列小说的发表,批评的重心开始专注于他的小说,尤其是文学革命发起人胡适1922年公开称赞“短篇小说”“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此语甚至成了《呐喊》推销广告的中心词。而《阿Q正传》的发表更是引发了热议,以致“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十人中有九人是喜欢《阿Q正传》的”、。沈雁冰和周作人都从“国民性”批判的角度,认为阿Q“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的类型”,沈雁冰甚至提出了“阿Q相”、的命名。

1923年《呐喊》的结集出版,将鲁迅的文学影响力迅速推上了一个小高峰,他开始被报纸公开称为“小说大家”,不但《呐喊》被视为“在中国底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三年内很快出版印刷了三次,而且社会上出现了“我最爱读鲁迅”的说法,“在饭馆里,面包店里,都听到恭维《呐喊》的声音”,甚至“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里用《呐喊》做课本”、。而对《呐喊》的正面评论,主要集中在鲁迅“提倡文艺来救世,刷新国人的精神”、上,涉及自然主义、讽刺性质、地方色彩、创造新形式等方面。但是,“《呐喊》出版后,各种出版物差不多一齐为它呐喊”,也引来了其他人的反感,成仿吾批评其中的自然主义作品不如《不周山》的“表现的”、“纯文艺的”写法,仲回也批评“世人之盲奉他为独一无二之小说家”的现象,认为鲁迅的讽刺是“隔岸观火”,其作品“尚不能说是成熟”,“只是一时的作品”。

但是,这些声音都淹没在了孙伏园发动的“尊周主义”活动里。在《呐喊》出版之前的各种民国大人物民意调查中,入选者多是政治军事文化领袖,其中文化界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梁启超的影响最大,譬如《密勒氏评论报》的“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调查,按序为孙中山、冯玉祥、顾维钧、王宠惠、吴佩孚、蔡元培、王正廷、张謇、阎锡山、余日章、黎元洪、胡适;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调查“当今活着的中国人,你最佩服那一个?”,前十名为孙文、吴佩孚、冯玉祥,蔡元培、梁启超、黎元洪、胡适、顾维钧、段祺瑞、陈独秀;北京大学调查“你心目中国内或世界大人物,是哪位?”,前十名为孙文、陈独秀、蔡元培、段祺瑞、胡适、梁启超、吴佩孚、李大钊、章太炎、冯玉祥。在这些调查中,鲁迅的名字从未出现过,说明他在1924年之前影响力还局限于文学领域,但是,到了1925年初孙伏园在《京报副刊》发起“青年爱读书十部”和“青年必读书十部”征求时,结果显示鲁迅高居第四,成为所有在世作家的第一名,而胡适第10、冰心第13、陈独秀第14、周作人第17,其余全是《红楼梦》、《水浒》、《西厢》、《史记》等古籍。此时的鲁迅已经被公开称赞为“新文学的第一个开拓者”,“文学革命后我们所得了的第一个作家”,“是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用实力给我们划了一个新时代,虽然他并没有高唱文学革命论”,这显然是暗示鲁迅的成就超越了胡适陈独秀,带有重构五四文学革命史的味道。

实际上,鲁迅在五四时期的影响力远不如胡适和陈独秀,甚至高长虹回忆说:“鲁迅文名的普遍,在呐喊出版以前,是远赶不上周作人的。呐喊出版以后,看的人多了,名气也广播起来了。”此时的鲁迅,已经被视为中国新文学的代表,“不只是一个中国的作家,他是一个世界的作家”,以致于俄国人王希礼要翻译《阿Q正传》,介绍到国外去了,而孙伏园和孙福熙化名“柏生”和“全飞”登载的罗曼·罗兰推崇《阿Q正传》的信件,更是借助这位法国大作家极大提升了鲁迅的影响力。所以批评者毫不客气地指出:“周氏兄弟之所以成为文坛盟主,一大半由于《晨报副刊》,而《晨报副刊》之所以成为文坛之要塞,则孙伏园先生之力为多。孙伏园先生卒业于北大国文系,主副刊笔政,俨然以北大派嫡系自居,同时采对‘尊周主义’,周即周氏兄弟也。周氏兄弟是副刊特约的撰述员,经孙伏园先生的鼓吹,遂成文坛上之霸主,而伏园先生亦因副刊而起家了。”

等到1926年“新中国之柱石”评选时,鲁迅不但名列其中,还被称作“文学界的大元帅”、“今日中国文学界第一人”,“他先生的文锋,足以杀进一般醉生梦死的人们底祖宗坟内去”。然而《呐喊》的巨大光环,也使鲁迅被牢牢固定在“小说家”和“国民作家”的位置上,他被视为“社会心灵的照相师,是民众生活的记录者”,其写实主义和国民批判性得到了凸显,但《呐喊》中的“象征主义的色彩”谈者甚少,其消极性如“忧郁心思和萎靡精神”,更是被认为“传布出去,使全国中青年气一点不存;这不是极危险么?不仅如此,鲁迅的其他文学样态,譬如他自己认为其哲学所在的《野草》、“鲁迅君在近年文艺界中,有不少的贡献”的“译述”、还有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大量的“随感录”,都很少有人关注,更不用说鲁迅的学术研究了。

《呐喊》的一枝独秀,甚至还影响到了1926年出版的《彷徨》的评价,本来鲁迅自觉《彷徨》“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没想到因为“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不仅《彷徨》的社会评论远较《呐喊》为少,而且“有人说《彷徨》不及《呐喊》好”、,而即便是那些有限的评论,评论者往往也是按照《呐喊》的标准来看《彷徨》,譬如有人就认为“据说与《呐喊》的作风有些变异,我可并不十分觉得。只觉它是以沉痛的趣语描写人生苦,热烈的讽刺,大无畏的呐喊”,甚至有的评论认为“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都是写实派的作品”。这种对以《呐喊》为代表的国民写实文学的推崇,反映出1920年代初期还是一个“思想上的新青年时期”,它“包含从新青年到语丝的这一时期”,“出版物方面,由新青年而扩张到新潮,少年中国,乃至后来的创造周报,乃至后来的语丝周刊,乃至现在所风行着的各种新出版物”,而在观念上“由白话运动而扩张到文学运动,科学运动,实际的国民运动”,“所以新青年时期的思想运动,我们可以说它是中国国民思想的觉醒运动”。

但是,鲁迅的文学创作虽说是“为人生”的“启蒙主义”,但他实际一直和《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保持着距离,他也并不看重这些“文学家”、“小说家”的头衔,强调自己“并没有要将小说抬进‘文苑’里的意思,不过想利用他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不仅如此,《呐喊》的主旨也不太符合他“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理念,他自言所做的只是“听将令”的“遵命文学”,因为“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所以有时只能“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而随着1920年代初《新青年》团体的散掉,鲁迅“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对于这一时期写的《野草》、《彷徨》,他仅仅视为“随便谈谈”的“小感触”,而从他所言的“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来看,鲁迅的自我定位显然一直是日本时期就有的“精神界之战士”而非“作家”。

实际上此时的民国乱象,已经让鲁迅开始怀疑五四启蒙路径的作用和文学创作的意义,他觉得不是旧派阵营而是新知识阶级本身出了问题,为此鲁迅在1925年提出了“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的主张,此举不仅改变了鲁迅的“听将令”、“独彷徨”,也让他开启了对新知识阶级自身的批判,在多数五四人物逐渐落伍之际,反而开始走向时代的潮头。

二、“思想界先驱者”与“刀笔吏”、“世故老人”

在鲁迅1920年代中期试图重启五四“思想革命”之时,实际上,当时的“思想界”正因为国民革命兴起引发的社会转型而发生着剧烈的分化。

“思想界”出现于晚清,是传统社会解体后士人群体“由‘地缘因素’向‘思想认同’的转型”的结果,它的主要成就是梁启超等人倡导的“中等社会之革命”,意图取代官僚集团的政治经济变革,以“自居于士类者”为主体,通过“三界革命”来“提挈下等社会以矫正上等社会”,受其影响的鲁迅也想做“精神界之战士”,弃医从文来“撄人心”而立人立国。但是,这个想法很快被军绅党人的“上等社会之革命”所取代,他们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共和政体,然而民初的政治乱象很快又给了“思想界”新的机会,陈独秀胡适提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思路,试图重新取代政治集团,让“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通过新文学革命“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

但是,《新青年》过于强调“新文化”对西方民主科学的认同,导致“中国的士大夫式的知识阶层就显然的划分了两个阵营:国故派和欧化派”,所以“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的思想界就不可避免的完成了第一次的‘伟大的分裂’”,而在斗倒了旧派之后,“‘五四’到‘五卅’前后,中国思想界里逐步的准备着第二次的‘伟大的分裂’。这一次已经不是国故和新文化的分别,而是新文化内部的分裂”。究其根源,是一战危机、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相继爆发,迫使新思想界重新思考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哪个更重要的问题,他们在经历了一系列论战之后,形成了几种不同的思路:一是陈独秀李大钊的新政党政治革命,二是胡适的整理国故和好政府主义,三是周作人的文化趣味主义,四是创造社的文学本位主义。

但是鲁迅对这些路径都不认同,他感觉后五四中国正在陷入“一出轮回把戏”,而原因就是“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胡适等新知识阶级倡导的“整理国故”和“崇拜创作”,使整个社会“几乎要缩进旧圈套里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试图重启五四“思想革命”,他联合《狂飙》等青年新人,在1925年创办新刊物《莽原》,摆脱了“学者”和“文学家”的“浩大而灰色的军容”,同时“从文艺而扩张到批评”,主张“究竟做诗及小说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倡导“化为泼皮,相骂相打。不难看出,鲁迅的这场思想革命实际是以复古为新变,有了新阵地、新成员、新目标、新战法,由此也就引发了“思想界”的矛盾冲突和新陈代谢。

表面来看,1920年代中期正在倡导“思想界的联合战线”,“徐旭生给鲁迅的信说,思想革命也以语丝,现代评论,猛进三种列举,而办文学思想的月刊又商之于胡适之”,在外人眼中他们都是五四的继承者。但实际上,在经过问题与主义、科玄论战、整理国故等论争之后,新文化阵营已经分化为法日派、英美派两大派系,前者的代表是蔡元培、李石曾和吴稚晖,后者的代表则是胡适和现代评论派,这种分化在鲁迅身上也体现明显:《我的失恋》撤稿与徐志摩等英美留学生分化、“青年必读书”事件与胡适的整理国故派分化、《莽原》创刊与周作人等语丝群体分化。所以在《莽原》内部,他们实则视“联合战线”为一种“妥协”,因而“攻击胡适,攻击周作人,而漠视现代评论与猛进。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莽原同人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倡导“思想革命,诚哉是现在最重要不过的事情”,希望“多出现几个有志于反叛者;二是力推鲁迅为“思想界权威者”,先是韦素园为《民报副刊》登广告,宣称“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钱玄同,周作人,徐旭生,李玄伯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之后孙伏园则单用此名指称鲁迅,称赞“思想界权威者的东西还有错的?”同时强调“国内讽刺最利害,挖苦最刻毒,见解最深切的小刊物,惟有《莽原》”;三是公开批评“号称智识阶级的学者文士们”,由于双方在此时愈演愈烈的女师大风潮中针锋相对,逐渐形成了“莽原,语丝,猛进对现代评论;京副,民副对晨副”的“界限”,鲁迅公开讽刺现代评论派“丑态而蒙着公正的皮”,是势利骑墙的假“正人君子”。

也正因此,现代评论派开始对鲁迅的“思想界的权威者”等名号进行了公开讽刺,陈西滢挖苦鲁迅具有“刀笔吏”、“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好名、“放冷箭”、“散布流言”、“无故骂人”、抄袭日本人、欺软怕硬,讽刺“这才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中国的思想界也就可想而之了”。在陈西滢心目中,鲁迅只是一个“小说家”,和胡适吴稚晖等真正的思想权威无法同日而语,其“杂感”“实在没有一读的价值”。而在李四光、高一涵看来,鲁迅就是喜欢“捕风捉影之谈”和“以骂人起家而致通显”的无聊“文人”,现代评论派推崇英美自由主义的学者理性和不尚攻讦,因而欣赏的是具有“同情的精神与商榷的态度”的“射他耳家”(讽刺家),在他们看来“骂绅士的臭架子,在中国实在是思想的因袭,不是思想革命”,而鲁迅一方“所骂的人,都是‘民众’所要骂的人”,其真正目的是“维持了他们的思想领袖的地位和威信”。

但在鲁迅看来,新思想革命就是要“存学者的良心,有市侩的手段”,他有意用下层民众文化破除知识阶级文化,甚至写了引发舆论热议的《论“他妈的!》,意在“由骂而生出骂以上的事情来”,所以《莽原》同人“把骂人看得像现在的抗敌一样光荣”。在当时的读者看来,“不装腔作势而说心腹话的文体,是从语丝,莽原开始的,语丝多讽刺,莽原则多谩骂”,而相较于提倡费厄泼赖、自由言论的“语丝体”,鲁迅实则进一步激活了“杂感”文体,并创造了“热骂”的新批评文风,并影响到了《语丝》同人,譬如林语堂表示“有艺术的骂比无生气的批评效力大得多”,而周作人也发现了“提倡宽容之‘流弊’”,转向了浙东师爷“喜骂人的脾气”。

双方的论战和“教授骂街”激活了公共舆论空间,“《现代评论》与《语丝》唱对台戏,各有读者。进步的青年喜看《语丝》,保守的青年喜看《现代评论》”,批评者觉得“彼此互骂,不惟丈夫不为,正是下流根性的表现”,认同者则“以无限兴趣注意着围绕于文艺与私事的冷战,却在这些上面分清着新和旧,前进和倒退,非正统和正统,革命和保守”。显然,1920年代中期文化领导权开始从英美派手中转移,社会上开始流传“又上了胡适之的当”的说法,而鲁迅“在思想界几乎做了一时的盟主。韦素园在一个新开广告上把他称作思想界的权威者,在当时进步的青年界抱反感的人是很少的”,以致陈西滢抱怨“他们有的是欢迎谩骂的报纸”,“他们的喽啰也实在多”。

但是思想界的分裂,最终也在《莽原》内部爆发。本来推崇鲁迅为“思想界先驱者”的高长虹,在1926年底与鲁迅公开决裂,他发表了《走到出版界》的系列文章,一方面指责韦素园和安徽帮“以权威献人”,另一方面批评鲁迅是一个好名的“世故老人”,“戴其纸糊的权威者的假冠入于身心交病之状况矣!”而鲁迅则发表《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走到出版界>的“战略”》、《新的世故》等文章“拳来拳对,刀来刀当”,于是“思想界先驱者”和“世故老人”的称号一时变得很热,像成仿吾就暗讽鲁迅,称“趣味是苟延残喘的老人”,革命文学论争时也有人提到“‘老人’鲁迅”,甚至1936年周作人还写了《老人的胡闹》来讽刺鲁迅。

表面来看,双方冲突是因内部派系所致,但理念分歧实则是根本原因:首先是“青年”与“老人”的代际冲突,狂飙社觉得整个“《新青年》时期的思想,不能应用于现在的中国”,“如想再来一次思想革命,我以为非得由几个青年来做这件工作不可”;其次是“创作”和“批评”的分歧,鲁迅“所要多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而高长虹则发现“我的批评……它无形之间毁灭了我自己的创作”;第三是对介入现实态度不同,高长虹发现鲁迅“当时虽然是打着思想革命的招牌,然而工作却已偏重到事实方面”,因而他想前往上海继续自己的思想革命。此举直接导致了鲁迅新思想革命的内部解体,他不得不公开声明“有人不明真相,或则假借虚名,加我纸冠”,实际自己“既没有主义要宣传,也不想发起一种什么运动”。这场思想革命的后果甚至让高长虹都觉得惋惜,他发现“一般读者都难于认识它的真象。从事运动的人呢,大抵自己又都不明说,所以直到现在世间还像没有什么也者”。

至此,鲁迅在1920年代中期思想界的命运,就出现了一方面跃升为先驱和权威,另一方面又内外都分裂的现象。究其根源是在时代转往新政治革命之时,新知识阶级很多人观念还停留在五四启蒙主义和民初代议政治,而鲁迅这种“革命的知识阶层,终于发现了他们反对剥削制度的朦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他的思想革命和国民革命在批判“特殊智识阶级”上获得了共鸣,最终成了“绅士阶级的贰臣”和“革命家的诤友”,而现代评论派则被成了“与反动派朋比为奸的”“本阶级的恶势力的代表”。

三、“青年叛徒的领袖”与“学匪”、“火老鸦”

由于既批判“特殊智识阶级”的保守反动,也鼓励青年人起来破坏反抗,所以《莽原》被认为“伏着青年叛徒”的思想,而鲁迅也因此被称为“青年叛徒的领袖”,这个称号最初是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同时并举的。

“中国的‘青年’是从由梁启超所呼吁的‘少年’经由《新青年》杂志所代表的‘新青年’而逐步形成的”,最初主要指的是“学生”,因为“学生介于上等社会、下等社会之间,为过渡最不可少之人”,所以“二十世纪之中国”又被视为“学生之中国”。从晚清到五四,它显然有一个从旧派到新派、从中小学到大学、从学生军到文学青年的变化,但不变的却是“学生运动”背后的“长者本位”和“运动学生”,无论是中等社会革命还是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实际主导者都是梁启超、孙中山、陈独秀、胡适这些中年精英和青年导师。而随着新文化共识的破裂和《新青年》的解体,后五四时代的青年学生在文化上一度深受胡适“整理国故”的影响,“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 ,而在政治上,曾经极为活跃的五四学生运动也逐渐趋于沉寂,主要原因是蔡元培、胡适等人倡导“教育独立论”,反对干预学生政治,并利用北大教授王宠惠组建内阁的机会改革学制,使教育领导权为英美派所控制。

鲁迅首先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中发现了第一个问题,他看到青年们迷信胡适梁启超开出的国学书目,因而提出了“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没想到被青年们围攻,“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甚至屡屡被斥为“卖国贼”,“醉心外国文明打洋人马屁的学者”。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意识到“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毁了事情颇不少”,于是他将视野从迷信胡适的北大新潮社青年投向了那些“激烈的反抗与不平的新分子”和“有反抗和攻击的笔的人们”,最终联合狂飙社、安徽作家等外省边缘文学青年,创办《莽原》发起新思想革命,号召青年“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不如“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也正因此,《莽原》开始被视为“思想界的‘梁山泊’”,而鲁迅也被称作“青年叛徒的领袖”,“在我们中国的思想界,已有了一伙青年底的叛徒了!他们的头领,却不是专爱招降的宋江,那是一个偏爱打人的李逵”,“他从不摆出‘我是青年导师’的面孔,然而他确指引青年们一个大方针:怎样生活着,怎样动作着的大方针”。此时的鲁迅积极“煽动青年冒险”,他在给狂飙成员的信里说:“我极快慰于开封将有许多骂人的嘴张开来,并且祝你们‘打将前去’的胜利。”而其效果则可以从章衣萍给鲁迅的信里得到验证:“听说《莽原》的投稿很丰富,这是我所闻而欣慰的。我万想不到荒凉的北京城竟会有这么多而且硬的打手!

而随着鲁迅不久后参与女师大风潮,他逐渐意识到第二个问题的存在,并将“青年叛徒”的扶持对象从思想革命中的叛逆文学青年,转向了学生运动中的激进青年学生。女师大风潮有一个从学潮到教潮再到政潮的变化,在最初阶段鲁迅采取了旁观态度,但随着校方采取严厉镇压学生的态度,他开始同情这些被杨荫榆的“寡妇主义”和“坚壁清野主义”禁锢压迫的青年,于是“鲁迅联合其他进步教员在《京报》发表宣言,为学生伸张正义”,“积极为学生出主意,介绍学生跟‘语丝派’的人和其他进步人士接触”,由此也就和支持校方的现代评论派和教育总长章士钊发生了冲突。而《现代评论》一向坚持“政教分离”的观点,认为“救国须从救出你自己下手”,所以反对干扰正常教学秩序的学潮,同时他们也反对教师和政党利用学生学潮,认为“学风不好,应付责任的是教员,不是学生”。也正因此,他们公开揭露“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藉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批评鲁迅一方“带着教育家,学者,或名流的假面具,贻误青年”。对此鲁迅加以反驳,抨击他们制造的“‘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实际依附政府,“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现代评论》上连屁也不放”。

由于刘百昭在女子大学演讲时称支持学潮者为“暴徒”、“土匪”,因而“凡反对章士钊的都得了‘土匪’,‘学匪’,‘学棍’的称号”,为此林语堂为《莽原》同人专门写了《祝土匪》,称赞“莽原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恨愿意揭竿作乱,以土匪自居了至少总不愿意以‘绅士’‘学者’自居”。但是随着学生运动最终演变为三·一八惨案,“‘正人君子’们称别人为‘学棍’‘学匪’的时候,就有杀机存在”,在他们看来,“做父兄,尤其是做师长的”, “未免太不负民众领袖的责任”,“犯了故意引人去死地的嫌疑”。这些话在鲁迅看来,真是“一些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者,“因为这类诨号,和‘臭绅士’‘文士’之类不同,在‘棍’‘匪’字里,就藏着可死之道的”,而政府杀人“这罗网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鲁迅尤其从通缉名单中分析出“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籍’,有十二人,占全数四分之一”,“陈源‘流言’中的所谓‘某系’(案盖指北大国文系也),计有五人” 。

也正因此,现代评论派被鲁迅视为了“下劣”的段祺瑞的“帮闲”,这场论战也被莽原同人视为“同情于被压迫者者反同情于压迫者者的运动”,而青年们则认为“鲁迅在那几天里写下了不少精彩文章,道出了我们普遍的心声”。但是,鲁迅内心里除了愤怒和控诉之外,其实很惭愧于学生“为了中国而死”,而自己作为老师却“苟活到现在”,他同时也很怀疑“徒手请愿”的意义,“恳切地希望:‘请愿’的事,从此可以停止了”,因而含蓄批评了革命党人“以血的洪流淹死一个敌人,以同胞的尸体填满一个缺陷”的做法,认为“从最新的战术的眼光看起来,这是多么大的损失”。实际上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曾私下里对“部分领导者的利己行为感到憎恶”,批评这些人“从旁边发出号召”“叫纯真的学生朝着枪口冲击”,质问“这样就能救中国吗?”,然而为了维护革命联合战线,鲁迅没有进行过公开指责,而这种悖论最终也表现在了他南下之后。

来到厦门的鲁迅,基于此地的保守无聊和学生“要我首先开口攻击此地的社会等等,他们好跟着来开枪”要求,努力“鼓动空气” ,他一方面支持学生创办刊物、成立文学社,另一方面积极演讲鼓动,在厦大周会“说我的‘少读中国书’主义,并且说学生应该做‘好事之徒’”,在集美学校公开反对“学生应该专门埋头读书”,呼吁“留心世事”,以致校长叶渊后来抱怨“集美学校的闹风潮,都是我不好”,这些鼓动言论让鲁迅“很得学生的信仰”,以致苦恼于“他们总是迷信我,真是无法可想”。而“鲁迅既得粤校聘书,便急切欲离厦校,而苦于无名,乃专骂林文庆与顾颉刚,谓厦大中胡适派攻击鲁迅派,使鲁迅不安于位,又谓校长克扣经费,使沈兼士无法负研究院责任,逼使回京云云”,最终他的辞职“由挽留运动转为改革厦大运动”,而鲁迅也发现“不知怎地我这几年忽然变成火老鸦,到一处烧一处,真是无法”。此文在《北新》发表后,这个“火老鸦”的称号随即传播开来,像沈雁冰就在文中提到“绅士们讨厌他多嘴;把他看做老鸦,一开口就是‘不详’。并且把他看作‘火老鸦’,他所到的地方就要着火”,而林语堂也指出鲁迅“凡属他所到的地方,那里便有青年学生们之显著的活动”,于是成了“可怜的招人疑忌的乌鸦”,以致鲁迅离开南方来到上海,“自此之后,即无大学请其任教,盖惧其以学校为闹风潮之凭借也”。

更加悖论的其实是鲁迅对学潮的双重标准,他在积极支持厦大学生运动之时,同时又对许广平压制广州女师学潮表现出默许的态度。作为训育主任的许广平为了推行党化教育,自觉“现时背后有国民政府,自己是有权有势,处置一些反动学生,实在易如反掌””,而鲁迅也认为“中国学生学什么意大利,以趋奉北政府,还说什么‘树的党’,可笑可恨”,所以他支持许广平“校事也只能这么办”,同时表示“我对于此事并不怎样放在心里,因为这一回的战斗,情形已和对杨荫榆不同也”。不难看出,鲁迅眼中的厦大学生是革命派,但女师学生是反动派,所以他不是所有“青年叛徒”的“领袖”,其对青年和学运的态度随自身位置和政治立场而变,并不是全部无条件地扶持肯定,实际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甚至“党同伐异”的倾向。

四、“时代的战士”与“助制醉虾者”

随着鲁迅成为“思想界的先驱者”和“青年叛徒的领袖”,广州革命政府也开始有意招引他,先是国民党以中山大学改制为名,邀请身在厦门的鲁迅“去指示一切”、“议定学制”,而中共为了填补郭沫若离开的空缺,也想“用鲁迅的威望发动中大学生”,所以“提出要请鲁迅来中大当文学系主任”,鲁迅本人在南下受到了北伐冲击后,也憧憬到了广州后,“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而广州报纸最初发布中大聘任鲁迅的消息时,还只称其为“著名文学家”,“久为国内青年所倾倒”,但在鲁迅到校后的欢迎会上,校务委员朱家骅发表演说,称赞他从“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随后国共两党纷纷在报纸上发表欢迎文章,开始称鲁迅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领袖”,并且认为“我们也不以他曾被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领袖’而才表示欢迎”,“在这里的鲁迅先生,是以战士身而显现了”,显然南方革命阵营对鲁迅的定位,更侧重于“时代的战士”。

实际上,鲁迅在北方也被称为代表“时代”的“战士”,不过内涵和南方大不相同。鲁迅发动思想革命的目的,就是要“现了战士身而出世”,号召青年叛徒推翻“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也正因此,他被赞为“批起战士衣而来与社会战”的“为人道主义而苦斗的战士”。不过,此时的鲁迅还只是“‘思想革命’的战士,“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因为“无拳无勇,真没有法,在手头的只有笔墨”,所以他起初对许广平让他做“马前卒”参与学潮表示了拒绝。但是随着鲁迅介入女师大风潮,他开始和“利用学潮以鼓动政潮,顶着女师大为打倒章士钊的工具”的国民党人走到了一起,并在此过程中逐渐从“反抗教部”转向了“反抗政府”鲁迅还参与了一些国民革命的外围活动,出任《国民新报》副刊(国民党北方机关报)的乙刊编辑,并撰文称孙中山为“创造民国的战士”,号召“新的革命者前行”。不仅如此,鲁迅还在三·一八惨案中公开抨击政府,他“‘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血债必须以同物偿还。’”“在北京青年中掀起了‘投笔从戎’的汹涌暗潮”,以致名字上了“当时军阀手中平时坦直批评政府的左翼教授名单”,所以高长虹公开称赞此时的“鲁迅显然是一个战士了”虽然鲁迅逐渐从“思想革命的战士”转向“革命时代”的战士,但当高长虹“问鲁迅先生为什么不加入国民党”时,“他说他想骂的人不一定是国民党要骂的人,国民党要骂的人他不一定想骂,所以他不加入国民党”。实际上为了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国民党积极“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中找助手”,“意欲多延北大教授入党”,而许广平吕云章在入党前都曾跟鲁迅商量,他说“入国民党我不反对”,“如要思想自由,特立独行,便不相宜,如能牺牲若干自己的意见,就可以”。此时的鲁迅虽然看到了国民党操控的首都革命,“几乎是到现在为止中国别处所没有希望到的创举”,但内里还是觉得“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

实际是,北京时期的鲁迅是一个国民革命“同路人”的角色,他和革命党、激进学生暂时结成了一个反政府的三角联盟,一度占据的是文化领导权的地位。之所以能如此,一是段祺瑞政府“权威已与权力分离开来,政治已与政府管理分离开来,公共讨论在政府机构之外的领域展开”,二是“‘民意’、‘人民的普遍呼声’以及‘公众精神’等可以说表示的是反对党可以诉诸的实体”,由此“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文人控制了舆论的导向,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中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而鲁迅利用自己的“杂感”、“批评”制造了一个公共舆论平台,传达了民众的呼声和革命意识形态,由此也就将思想革命的文化领导权转化成了国民革命的文化领导权,进而摆脱了五四知识阶级的文化/政治分离状态,出了象牙之塔和其他阶级集团合作,努力沟通了文化和政治、知识阶级和民众,创造了新的知识阶级政治参与方式。

但是,知识阶级在这个革命三角联盟中并非真正的主导者,正如鲁迅发现的“无论你说话如何有理,文章如何动人,都是空的”,他们在女师大风潮中能够推动学潮转化成教潮,并在文化论战中占据舆论优势,但无法取得对抗教育部的胜利,而新式革命党却能充分利用冯玉祥国民军的支持,进而策动学潮民运政治化,一度取得了首都革命的胜利。究其根源,是因为知识阶级过多着眼于思想文化革命,导致对内不断因认同问题而分裂,无法凝聚本阶级力量,对外则因缺乏政治经济关注和实践行动性,无力充当领导性的普遍阶级,而新式革命党则从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角度,确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目标和国民大革命的斗争方式,因而“越出思想革命和文学革命的范围”,“结束了北京知识青年的一个特有的时代”,此举也导致了鲁迅式激进知识阶级角色的改变,他们开始从思想革命的“先驱者”,逐渐转向了国民革命的“同路人”。

然而等到鲁迅来到广州,他很快发现南北双方在很多问题上似同实异:首先,南方理解的“时代”是“二十世纪时代”而非“新青年时代”,“不但在卢骚、孟德斯鸠之后,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之后;不但在法国革命之后,并且在俄国革命之后”;其次,南方理解的“战士”是“要他作一个同他们一起走上街头,大声地议论革命与文学、革命与恋爱,有时又和群众一起摇幌红旗的实际运动的领导者”;第三,南方理解的“思想革命”是“不但在消极方面反对旧时代,同时在积极方面希望着一个新时代”,即批判只能针对敌人不能针对自己;第四,南方理解的“文艺”是“内容注重革命文艺及本党主义之宣传”,因而鲁迅的“论文实在比小说来得大”,其小说创作只有“对于革命的消极贡献”。鲁迅由此意识到南北革命最大的不同,其实是革命党在北方是反对党和“在野革命”,在南方它成了执政党和“在朝革命”,在此情境下自己不但不能批判革命,还要让渡文化领导权,“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写“命题作文”,进行“奉旨革命”。

鲁迅最初非常谨慎,他以“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为理由,“投稿也很少”但是这种态度“便被人称为灰色”有人在报纸发表《鲁迅先生往那里躲》逼他现身表态。为此鲁迅更多采取了开会演讲的方式,来配合官方做革命宣传动员,在这些演讲中,鲁迅批评广州的问题是“革命精神已经浮滑”,号召青年人“读书不忘革命”、向“一切旧制度”开火,同时还宣传“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但是这么说的后果,虽然抬高了“革命”和“革命人”的重要性,但也削弱了“文学”和“同路人”的地位,最终鲁迅想以自身为“偶像”来推动的改革运动,实际是在“‘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

而真正给予鲁迅精神上致命一击的,则是不久后发生的“清党”。“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的鲁迅,发现“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由此“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同时他也发现自己深陷流言之中,香港的《工商报》说鲁迅“因为‘清党’,已经逃走”、《循环日报》则暗示他“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此时鲁迅的各种头衔“似乎已经革去”,“另定了一种头衔,曰:杂感家”,“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为此鲁迅不再参加革命活动,只是“看看绿叶,编编旧稿”,同时进行一些学术演讲,表示自己没有逃到汉口,才“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但是长达五个月的“血的游戏”,让鲁迅对国民革命的“幻梦醒了不少”,他感觉南北政府本质上一样,“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词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而“大呼‘打倒……严办’”的革命文学家更是蜕变成了杀人的工具,所以鲁迅私下表示“打那以来,对于骗人做屠杀材料的国民党,我怎么也感到厌恶,总是觉得可恨。他们杀了我的许多学生”。

但最让鲁迅痛苦的是,“我现在发见了,我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当初那些热烈“煽动青年冒险”的言行,实际“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万一遭灾时来尝加倍的苦痛,同时给憎恶他的人们赏玩这较灵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乐”,“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最终这个“助制醉虾者”的称号就传播了出去,“一个被你毒害的青年”给鲁迅来信,谴责“施这毒药者是先生,我实完全被先生所‘泡制’”。自我痛责之下的鲁迅,意识到“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所以“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果然,鲁迅专门致信想出版《鲁迅在广东》的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要求“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因为他觉得“这些议论是一时的,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很两样”。

此时的鲁迅,“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他其实和那些苏俄革命同路人一样,成了“无家可归的艺术家”

五、“时代落伍者”还是“时代的表现者”

清党不但击碎了鲁迅对国民革命的梦幻,也轰毁了他“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信仰,现实逼迫他开始重新思考何为“时代”和“进步”的问题。当初鲁迅重启思想革命时,曾经自信地认为“倘是对于时代环境,怀着不满,望它更好,待较好时,又望它更更好,即不当有‘落伍者’之称”,而今他不但发现“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还发现随着现代评论派和章士钊“到青天白日旗下来革命了”,他却差点成了反革命,“问题倒在我自己的落伍”。由此鲁迅开始追问:“共产党和诗,革命和长信,真有这样地不相容么?”“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命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

逃往上海的鲁迅在经过痛苦反思后,提出了自己“关于知识阶级”和“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看法,他一方面指出革命内部也存在政治压迫,强调“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另一方面又强调“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在一个最大的社会改变的时代,文学家不能做旁观者!”最终,鲁迅在这一时期阅读的托洛茨基同路人理论,和勃洛克、叶遂宁、梭波里这些苏俄同路人作家那里,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依据,他指出“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但“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自此鲁迅开始形成“文的自觉”、“革命自觉”和“同路人自觉”,重新从“在朝政治”参与回到了“在野革命”的批判立场,进而生成了“革命同路人”和“文学政治”的知识阶级新存在模式。

虽然此时的鲁迅尚不清楚未来与谁同路,“恐怖一去,来的是什么呢,我还不得而知”,但基于“革命的政治化”退变,鲁迅开始将矛头指向了革命和革命文学本身,既批判了倡议清党、打打杀杀的“革命文学家”吴稚晖,也讽刺了“每在革命地方,爱说‘文艺是革命的先驱’”的郭沫若,指出“文学家”不过是革命军和人民代表之后的“第三先驱”。而支持鲁迅的甘人(鲍文蔚),更是公开撰文抨击创造社“趋时”、“虚伪”,讽刺“他们竟可以从自卑自叹的浪漫诗人一跃而成了革命家”,“以第一第二阶级的人,写第四阶级的文学”,“鲁迅从来不说他要革命,也不要写无产阶级的文学”,然而“他有的是泪里面有着血的文学,所以是我们时代的作者”。此文一出,随即成了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导火索,早就想清算五四文学的创造社立即展开了反击。

冯乃超首先开炮,称鲁迅“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然后李初梨出场,强调时代“完全变了”,“现在的革命文学必然的是无产阶级文学”,他“问甘人君,鲁迅究竟是第几阶级的人”,在他看来,鲁迅不过是“既失了他的革命机能,复与封建势力合流”的布尔乔亚和“《新青年》的右派”。接着,太阳社的钱杏邨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声明现在已进入“大革命的时代”,而“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除了“少数的几篇能代表五四时代的精神外,大部分是没有表现现代的”,因而“他的论文杂感与翻译比他的创作更重要”。在这些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的眼中,鲁迅只是一个五四新青年时代的“人道主义者”、“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旁观者”,“对于布尔乔亚汜是一个最良的代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是一个最恶的煽动家”。除了这些阶级定性,他们还给鲁迅起了一系列绰号,譬如“堂鲁迅”、“老人,名流,学士,大师,权威者,落伍者,开倒车者”等等。连反对无产阶级文学、支持国民党的右翼阵营,也开始批评鲁迅“根本离开了这时代,做了一个社会变革时期的旁观者”,甚至胡适此时都暗示鲁迅并非新文学“第一人”,认为“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发表时间晚于陈衡哲的《一日》和《小雨点》。

面对着自己从“忽被推为‘前驱’”到“忽被挤为‘落伍’”的围攻,鲁迅也展开了反击,他的看法主要有两点;一是认为“革命与否,还在其人,不在文章”,而创造社这些“革命文学家”却“都在上海租界左近”,“特别畏惧黑暗,掩藏黑暗”,因而反映的是“被遗弃了现实的现代”,最终只能“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二是鲁迅批评对方对“唯物史观”和“斗争文学”的理解有问题,认为“托洛茨基虽然已经‘没落’”但“却还是对的”,所以他强调“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文学虽然“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

与鲁迅着眼于创造社太阳社是有问题的革命人和革命文学不同,支持鲁迅的人更多侧重于证明他还是“时代的表现者”,他们强调“阿Q时代没有死”、“阿Q还有代表的资格——代表一大部分农民的资格”,“阿Q派代表的是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幼稚精神,而留声机器派所代表的却只是十一二世纪黑暗时代的原人精神”,因而他们更看重鲁迅的小说创作和写实主义,尤其称赞“鲁迅是一个乡土艺术的作家”,“中国民族的劣根性,全部展现在读者的眼前”,所以“我们应该拥护而且爱惜这个惟一的伟大的写实文学的作家,我们不能让一般浅薄无聊的小喽啰们将他打倒”。正是在看到这些言论后,郭沫若化名“杜荃”发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推翻“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的定位,将其从五四推回“满清末年”,认为“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所以“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

不难看出,双方的论争集中在什么时代、谁代表时代和时代文体这几个方面,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将五四及其作家归入资产阶级性质,然后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但他们自己其实也属于资产阶级,因而旁观者认为“创造社骂语丝社,他们都是同一阶级的人物”,所谓的“阶级斗争”不过是“同级斗争”。实际上,革命阵营因为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和资产阶级身份的错位,始终面临着两个关键难题:是不是“无产阶级自己做的才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是不是“惟有描写第四阶级生活的文学才是革命文学”?最终他们关于“无产阶级文学”的基本共识,是“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所以“只要你有倾向社会主义的热忱,你有真实的革命情趣,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新的文艺战线”,而“革命的后方也是好题材”。这些看法就为双方后来握手言和,提供了可能性。

实际上,左中右阵营中不少人都不认同李初梨、钱杏邨:在梁实秋这类反对者眼中,支持阶级论、反对人性论的鲁迅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文学家(又称新兴文学家)的‘联合战线’”中的一员;而持中间立场的李作宾,也认为鲁迅“他并不曾反对过革命文学。不过这班革命文学的倡导者,我想,太令人可疑了”;支持革命文学的朱彦,也同样认为鲁迅“他的革命情绪,一向是热的”,“据熟知他的人说,他对于无产者的革命要求也极表同情的”;至于革命阵营的冯雪峰,更是强调“鲁迅看见革命是比一般的知识阶级早一二年”,虽然“鲁迅是理性主义者,不是社会主义者”,但是“革命也必须欢迎与封建势力继续斗争的一切友方的势力”,“将不是诋毁革命者强要当作诋毁者,是只有害处没有益处的”。冯雪峰的看法在革命阵营内部并非个例,像何大白(郑伯奇)也明确指出“我们其初没是算到我们的敌人乃是鲁迅周作人等语丝派的诸君”,“我们所批评的不是鲁迅个人”,“乃是鲁迅与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一种倾向”,而且“不仅是鲁迅和语丝派诸君,我们还批评自己”,所以“在反帝国主义的这个Motto下面,革命文学家联合起来!”而蒋光慈则针对鲁迅“一方面拼命地反对革命文学,一方面又拼命地介绍革命文学的理论”的悖论现象,认为“有两个鲁迅,一个是向下的,一个是向上的,现在正是这两个鲁迅争斗的时期。我怀着十二万分的热烈的希望,希望那个向上的鲁迅能够战胜!”

情况确如蒋光慈所言的,鲁迅一直在努力学习苏俄文论,“以史底惟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那是极直捷爽快的”,他也认为“在劳动阶级文学大本营的俄国的文学的理论和实际,于现在的中国,恐怕是不为无益的”。而对于论敌创造社,鲁迅其实一直欣赏它的进步倾向,私下里曾表示“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沈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沈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他去广州的意图之一就是想“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后来他还和成仿吾、王独清等共同发表过宣言,以致他觉得“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也正因此,鲁迅实际将双方冲突看作联合战线的内部之争,认为这场论战最不应该的地方是“一切旧文学旧思想都不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学者和新文学者的斗争”。也正是基于这些共识的存在,最终在中共高层的干预下,创造社、太阳社停止了对鲁迅的批评,双方联合起来,在1930年一同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六、转向问题:从“三阶段论”到“两阶段论”

鲁迅加入左联,随即在舆论界引发了关于他“转向”的热议,以致有人专门收录鲁迅本人、拥鲁派和反鲁派的各种言论,编了三卷本的《转变后的鲁迅》,在编选者看来,“他为什么要转变?换句话说,使他转变的是什么?这便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一个严重问题”。

在质疑者的眼中,双方从打得不可开交到突然握手言和,非常难以理解,所以他们只能用“突变”来形容,譬如李锦轩就说:“最有趣的是鲁迅了。一位拼命反普罗文艺的主将,居然不上一年功夫,大概看了几本社会科学的书,便忽地突变起来竟为普罗作家的领袖了。这真是各国文艺界未有的事,而且,在文学史亦寻找不到这样的奇谈。”由于“二年前的鲁迅,是千人骂万人骂的鲁迅,可是今天的鲁迅,已是千人戴万人戴的鲁迅”,其转变如此之快,反差如此之大,所以批评者提出的解释多偏个人功利性和政治性,似乎如此才能说得通。代表性的看法主要有三种:一是“投降说”,譬如“代表资产阶级作家们,异口同声说鲁迅在投降”;二是“名利说”,认为鲁迅转向不但因为共产党的“金卢布魔力”,而且“那未来的革命文学史上第一把交椅还在等着他坐呢”;三是“打拉说”,认为“《钱杏邨不骂鲁迅了》的大文发表出来,认定这一篇文字,证实了‘普罗文学家的拉拢’政策”。而鲁迅的不少亲朋虽然当时没有明说,但实际非常不满,像周作人后来就暗讽鲁迅入左联是“投机趋时”、“老人的胡闹”,曾经推崇鲁迅的苏雪林也讽刺“鲁迅之投身左联,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非真信赤化政策为中国民族出路也,为利焉而已,为名焉而已”,胡适虽不同意这种“名利说”,但对她说鲁迅“假左倾”也是认同的。这些持自由主义理念的知识分子,后来都疏远了鲁迅。

而无产阶级革命阵营为了回应各界质疑,也需要公开自己的解释,为此他们在《拓荒者》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一方面欢迎“‘在转换中’的鲁迅”认为他“应该转向都市,转向工场,转向工农大众”,另一方面强调“鲁迅的参加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完全不是谁个‘拉拢’的问题,而是意识的结合的问题,而是他的主张在目前和革命的集团是一致的关系”。郭沫若尤其详细解释了“创造社的几个人并不曾‘将语丝派的几个人看成眼中钉’”,当初“恢复《创造周报》,请鲁迅先生合作,这个提议我是首先赞成的”,“但不久我病了,所以事情竟没有实现”,后来的批判也“决不是对于‘鲁迅’一个人的攻击”,“所批判的鲁迅先生是以前的‘鲁迅’所代表”的“一部分的社会意识”,“现在已由鲁迅先生的自我批判把它扬弃了。我们现在都同达了一个阶级,同立在了一个立场”。

鲁迅本人则在加入左联不久后,针对上述“投降”说和“方向转换”说,强调“这些纷纭之谈,也还是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病”,1932年他在《三闲集》序言中专门谈及自己后期思想变化的原因:“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显然,鲁迅是在强调自己曾积极参与的国民革命的幻灭,才是他寻找新道路的根源,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不过是一个促动而已。而当时社会上倾向国民党一方的舆论,对鲁迅的国民革命参与也有不少肯定,他们视其为“文学上的大革命家”,称赞“女师大事件及三一八惨案发生了,正义与愤怒之火燃烧着鲁迅先生,于是走向十字街头,挺身而出与当时所谓名流绅士们搏战”,认为“鲁迅之对国民革命,实有莫大之功也。若说鲁迅近年来,对取得政权后的革命政府,并不加以赞助,且有不满之表示,然即此亦岂能尽怪鲁迅乎?”但是,中共方面从一开始就将鲁迅定位为代表五四“阿Q时代”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无视和否定他的国民革命参与,譬如李初梨就将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简单归入语丝派的“趣味文学”,钱杏邨则否认读者来信说“鲁迅先生是很革命的”,认为他“手腕比贪污豪绅还要卑劣”,而郭沫若则把这一时期的鲁迅视为“过渡时代的游移分子”,认为“他的态度是中间的,不革命的”,总之,鲁迅的资产阶级属性决定了他是无产阶级的敌人,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

不仅如此,随着国共分裂后斗争形势的需要,中共更是想有意忽略遮蔽掉这个国民革命时代。实际上革命文学论争之初,李初梨、钱杏邨他们是将“十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的时代”划分为“五四时代”、“五卅时代”、“大革命的时代”三个阶段,代表者分别是“有产者”的《新青年》、“小有产者”的前期创造社、“无产阶级”的后期创造社,它们代表着“三种不同的倾向”,“一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运动,一种是代表小资产阶级转换方向的劳动阶级文艺运动,一种是直接走上劳动阶级的劳动阶级革命文艺运动”。其中第二阶段的“五卅时代”,实际指的就是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代,此时的国民党也“集合纯粹中国国民党党员,提倡革命文学”,而中共对外也强调“现在纷纷起来主张革命的文学的人”,“他们在理论上都是承认中国非国民革命不可的人”,甚至在1927年清党之后,中共还使用过一阵“国民革命”的概念。但是,他们发现读者往往混淆了国共“革命文学”的差异,“问他喊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恐怕许多人都是白瞪着两眼只是喘气而已”,所以蒋光慈指出“近两年来的中国革命的性质,已经不是单纯或民族或民权的革命了。倘若有人以国家主义的文学为革命文学,这也未免是时代的错误,根本与现代中国革命的意义相违背” 。

为了解决“革命”和“革命文学”指代不明的问题,中共方面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一是提出了“普罗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概念以示区分,这点鲁迅看得很清楚,他讽刺说“含混地只讲‘革命文学’,当然不能彻底,所以今年在上海所挂出来的招牌却确是无产阶级文学”;二是不仅用“无产阶级革命”区分“国民革命”,而且还用“五卅时代”和“大革命”来替代“国民革命”,而1931年出版的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就是这种努力的典型体现;三是逐渐用两阶段论取代之前的三阶段论,遮蔽掉“国民革命时代”的存在,认为“中国自‘五四’开始了第一期文化运动”,而“第二期文化运动,已在一九二七年开始进展了”,“这运动,是普罗列塔利亚文艺运动”。这个两阶段论自然也用到了鲁迅道路描述上,他被认为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转向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由阿Q时代走到普罗时代”,最终在1933年被瞿秋白系统概括为“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从此它成为了鲁迅道路转向的权威论断。

但是,这个两阶段论较之否定鲁迅的三阶段论,不仅简化了历史,而且对鲁迅的态度转向了肯定,由此就产生了新的解释难题:一是如何处理鲁迅五四阶段的进步性和局限性,二是如何忽略遮蔽鲁迅的国民革命阶段,三是转向后鲁迅的无产阶级阶段属性问题。这方面最早的努力是冯雪峰,他将鲁迅总体定位为“知识阶级的革命追随者”,认为“在‘五四’‘五卅’期间,知识阶级中,以个人论,做工做得最好是鲁迅;但他没有在创作中暗示出‘国民性’与‘人间黑暗’是和经济制度有关的,在批评上,对于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在旁边的说话者”。而在与鲁迅和解后,钱杏邨也开始承认“鲁迅的反封建的创作的时代的尖端作用”,认为他“从一九一八到一九二八的创作的精神”,“常常的雄辩而热烈的鼓动人们叛乱。然而,在这些知识阶级的作品中,往往分明的响出了明显的绝望,歇斯迭里,从生活扭断了的理想主义”,所以“这种作用在革命的现阶段已经是消蚀了他的尖端的力量”,“我们期待着鲁迅的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的新的反封建的创作的产生”。

等到左联正式成立后,关于鲁迅转向的两阶段历史描述也开始成型:五四时期的鲁迅“站在革命的布尔乔亚的立场”,“积极的向封建势力进攻,成为最勇敢的革命战士。鲁迅在当时之成为文学界和思想界的权威者,是必然的”,但是“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们的鲁迅先生开始彷徨起来了”,“现在布尔乔亚完全反动了”,“鲁迅受了这封建势力复兴的打击,感到无限的悲痛;同时新的时代来临,他又不能去迅速站在新的立场”,不过“鲁迅虽然受了无数的打击,然而他在痛恨封建势力这一点上的革命性仍未消失”,“于是他默然地投降于新时代了”。这个“革命布尔乔亚——彷徨——加入无产阶级新生”的历史描述,最终经由瞿秋白的概括,成为了中共方面关于鲁迅转向的经典论断。

七、“左联盟主”、“同路人”与“鲁迅革命传统”

加入左联之后的鲁迅,出现了从“被一般左倾青年视为落伍”到被“左翼作家拥为首领”的变化,他开始被称为“普罗同盟领袖”、“左翼之雄”“左翼的盟主”“左联盟主”。关于鲁迅此时的阶级定性,中共方面普遍视之为“无产阶级的立场”,甚至在其死后逐渐升级为“共产主义”者、“党的一名小兵”,而鲁迅本人也确实承认:“先前,旧社会的腐败,我是觉到了的,我希望着新的社会的起来,但不知道这‘新的’该是什么;而且也不知道‘新的’起来以后,是否一定就好。待到十月革命后,我才知道这‘新的’社会的创造者是无产阶级,但因为资本主义各国的反宣传,对于十月革命还有些冷淡,并且怀疑。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许多勇气了。”

但是,如果仔细查阅这一时期的资料,就会发现社会各方都有不同的看法:首先,左翼内部就有人认为他们只是和鲁迅结成“联合战线向敌人的城垒攻击”,甚至瞿秋白也说鲁迅是“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其次,一些旁观者也认为“现在的鲁迅”是“同半年前攻击他的诸位先生们合作”,或者干脆认为“他在左联是一个被利用着的偶像”;再次,鲁迅本人私下认为自己参加左联的实情,其实是“到一九三〇年,那些‘革命文学家’支持不下去了,创,太二社的人们始改变战略,找我及其他先前为他们所反对的作家,组织左联”,加入之后他也多次谈到“联合战线”问题,以及“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

显然,无论是左翼内部还是社会各界,实际都是将鲁迅视为“同路人派”,认为“中国还没有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的存在,即在‘联盟’之内的作者,也大都只是以‘同路人’的资格而存在着”,也就是说“左翼文化在共产党‘联络同路人’的路线之下”。正是因此,社会上广泛流传着鲁迅是“中国之高尔基”的称号,它既来自“鲁迅常以中国之高尔基之自况”的说法,也来自“曾经是左翼作家”的“顾凤城先生,在《星期学灯》上,尊鲁迅为中国之高尔基”的说法。而鲁迅本人此时也明确提出了“同路人”的概念,强调“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它以“革命联合战线”、“横站”和“自由漂移”性为前提,和始终在阶级对立和阶级专政里看问题的“党员”是不同的。

综上所论不难看出,鲁迅从五四到左翼的转向,既不是“不变”论,也不是“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两阶段突变论,而是从“思想革命先驱者”到“国民革命同路人”再到“共产革命同路人”的三阶段渐变论。所以,鲁迅的“左转”不仅指向共产革命阶段,也应该包括国民革命阶段,这不单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国民党也深受苏俄革命的影响,一度要求加入共产国际,而且是因为鲁迅从其重启思想革命开始,就一直强调“联合战线”问题,在其参与国民革命、共产革命之后,更是开始形成“革命同路人”的自觉。如果进一步看鲁迅最后几年,会发现他已经和左联分歧不断,而由左联解散引发的两个口号之争,更是显示出鲁迅可能离开、寻找新的革命同路的趋向,所以丸山升才会认为对鲁迅而言,“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终点”,换句话说,鲁迅如果继续活着,他还会不停地“变”下去。

不过,本文探究1920年代的鲁迅形象变迁,尤其是打捞国民革命时期的鲁迅,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个鲁迅左转的新阶段,进而建构一个因同路人自觉而不停转变的鲁迅道路模式。真正的原因是只有在1920年的鲁迅形象变迁中,我们才能看到“知识阶级”为何会从思想革命的“先驱者”不得不转为“革命同路人”的过程和根源,而搞清楚这背后的历史结构机制才是本文的最终研究目的。

实际上,鲁迅从“先驱者”到“同路人”的转变,和“知识阶级”最终变为“知识分子”是同步的。“智识阶级”概念1919年从日本传入,主要流行于1920年代,最初与“劳动阶级”、“资产阶级”并列,显示出他们想以自身阶级为主体来领导社会变革的意图,事实上,“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的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而从梁启超的“中等社会之革命”到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再到鲁迅重启的“思想革命”,实际就是这种努力的三个阶段表现。但是,知识阶级的命名本身就折射出先天的结构性缺陷,它特别突出了“知识”的重要性,反映出该阶级更重视“文化”,而轻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重视的政治经济基础问题,这种主观认同和客观结构的分裂,导致“知识阶级”始终无法建构起自身的主体性,他们总是不断因为文化认同问题,而和经济上本属同一阶级的其他成员分裂:先是五四时代新旧知识阶级分裂,然后是1920年代初新知识阶级内部法日派和英美派分裂,再然后是国民革命时代语丝社和莽原社分裂,接着是莽原社和狂飙社分裂,等到鲁迅最终加入左联时已孤身一人。我们眼见着1920年代的知识阶级,从一个“阶级”变成了“阶层”再变成了“分子”。

与此相反,无论是国民党所代表的资产阶级,还是共产党代表的无产阶级,都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和经济基础,他们不但提出了“打倒知识阶级”的口号,而且通过建立现代政党和现代军队、建构意识形态和发起民众运动,最终取代了知识阶级,并且将其分化和边缘化。所以,革命同路人的“自由漂移”性并不都是优点,实际成了分子化的“无家可归的艺术家”,正如曼海姆指出的,“知识阶层并非一个阶级,也无法组成一个政党”,因而他们要想对社会变革有所作为,就必然陷入某种依附性,追随革命做一个“同路人”。但是“革命同路人”的新角色,也意味着“知识阶级”放弃了作为一个主体阶级来领导社会变革,只能配合革命党,进行现实政治批判和革命文化建构,其手段主要是利用公共空间和舆论平台,以笔为旗,进行游击战。但是,正如鲁迅在广州在朝革命中发现的,革命内部同样存在政治压迫问题,它不但不能轻易批判,还有可能引发严重的压迫杀戮,因而同路人“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就会导致“在皇帝时代他们吃苦,在革命时代他们也吃苦”,最终“他们以自己的沉没,证明着革命的前行。他们到底并不是旁观者”。

不过,鲁迅在从“先驱者”转往“同路人”的过程中,并非都是被动挫折和一无所获,他先是在国民革命的参与中,走出了五四时代文化和政治分离的状况,沟通了思想革命和国民革命,创造了“文化政治”的知识阶级参与方式,之后又在国民革命梦幻破灭的情况下,形成了以文学本体性和革命同路人为支撑的“文学政治”模式,而在加入左联后,他又形成了“横站”和“联合战线”的“革命同路人”伦理,为激进知识分子继续参与新式革命但又保持自身独立性提供了合法性支撑。所以,鲁迅实际是在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之外,创造了一个属于他自身的“宝贵的革命传统”,我们应该将其从历史中提炼出来,命名为“鲁迅革命传统”。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12期

  

(编辑:林星 胡岩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