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海燕 郭亚楠:《论《红楼梦》冬至叙事的文化隐喻功能》

发布者:林星发布时间:2021-06-01浏览次数:10

薛海燕 郭亚楠:《论《红楼梦》冬至叙事的文化隐喻功能》

      摘要:有关《红楼梦》冬至前后叙事,前此学者关注的主要是第十一回提到的“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从中索隐小说暗指的历史时间,而少有人注意其中整体的文化隐喻内涵。《红楼梦》冬至叙事以《逸周书·时训解》《礼记》等典籍中的冬至物候描述为参照,刻画了以秦可卿为代表的女儿们及宝玉等人自然生命发展、成长的细微动态状貌,表达了对性与情、真与美、文明与自然等二元之间辩证关系的深刻思考。此段叙事的“取譬连类”手法和用典方式,有着鲜明的诗礼文化隐喻指向,对儒家诗礼之教的价值得失及女性的命运等问题,都表达了深刻的思考。
      关键词:《红楼梦》;冬至叙事;文化隐喻
   

      《红楼梦》第十一回写道:“且说贾瑞到荣府来了几次,偏都遇见凤姐儿往宁府那边去了。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到交节的那几日,贾母、王夫人、凤姐儿日日差人去看秦氏,……”周汝昌曾疑惑道“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条下注曰:“检雍正朝年历,无十一月三十日冬至者……”①甚至,明末至整个大清王朝,冬至在十一月三十日的,也只有三次,一次是崇祯四年(1631),一次是崇祯十五年(1642),再一次就是嘉庆十八年(1813)。于是,以“这年”应指崇祯十五年为基础立论,索隐派学者得出了此书影射南明王朝或康熙朝政治斗争的结论。②的确,即便冬至出现在十一月三十日的概率较低,也很难对“这年”究竟指哪一年做出完全能排他的判断。与其一厢情愿地设定所谓的作者本意,莫若对相关段落的叙事功能做出切实的分析概括,以期深化我们对作品的理解。笔者曾撰文剖析《红楼梦》夏至叙事的诗礼文化内涵,③在此将尝试阐释《红楼梦》描写冬至相关段落的叙事功能,希望能借此推进我们对曹雪芹的自然观、文明观及女性观的认识。

一、《红楼梦》围绕冬至各物候的情节建构

      正如古人归纳夏至三物候是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冬至物候主要被概括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如《逸周书·时训解》说:“冬至之日蚯蚓结,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动。”④ “麋”在古时候一直同“鹿”相对,正如“凤”与“凰”经常相对。鹿的角是向前而生,在方位上被古人认为属阳;而麋的角是向后而生,被认为属阴。到了夏至这一天,阳气达到极致,物极必反,阴气萌动而阳气始衰,于是,鹿角便开始脱落,蝉鸣才变得突出,背阴的湿地中开始有半夏等植物萌生。而到了冬至这一天,阴气达到极致,物极必反,阳气萌动而阴气始衰,于是,蚯蚓卷曲于土中开始悄悄活动,麋角开始脱落,水泉也开始流动。古人对夏至与冬至两个相对物候的观察概括,充分说明了阳极阴生、盈极必损、阴阳互转、周而复始的自然辩证规律。
    《红楼梦》第三十一回写盛夏日,史湘云来到贾府消暑,与丫鬟翠缕在大观园展开了一场有关阴阳的讨论。翠缕不解荷花为何还不开,湘云解释说:“天地间都赋阴阳二气所生,或正或邪,或奇或怪,千变万化,都是阴阳顺逆。”湘云是个好老师,直讲到懵懂的翠缕不仅明白了太阳为什么叫太阳,月亮为什么叫太阴,还明白了万事万物都有阴阳。而围绕着夏至、冬至等节气,红楼各色情事也呈现出阴阳消长之势。这里集中谈冬至。
      与冬至叙事相关的几个回目,所涉及的阴阳之道首先是男女之情。湘云这个老师最不方便给学生翠缕讲清楚的,就是男女之情。所以听到翠缕问:“这也罢了,怎么东西都有阴阳,咱们人倒没有阴阳呢?”湘云照脸啐了一口道“下流东西,好生走罢!越问越问出好的来了!”而冬至前后几回中,恰恰最露骨地描写了不方便宣之于口的男女之情。比如,贾珍与秦可卿之间的不伦之情,在这几回中便逐渐呈现出恶果。尽管在脂砚斋等评点者的劝说下,小说作者删掉了“淫丧天香楼”等情节,但从贾珍对儿媳之死的过度反应,还是能暴露出二人之间不伦之恋的痕迹。少奶奶秦可卿病逝,贴身丫鬟瑞珠触柱而死,一定程度上既掩藏了这段情事,又将这段隐秘做了了结。
      当然,冬至物候中的“蚓结”,不止能够暗喻以上这段隐情的被掩藏,还有相关的“蛇蟠蚓结”“蚁封蚓结”等寓意。
      先说“蛇蟠蚓结”。明宋濂 《题司马公手帖后》曰:“当是時,章惇、蔡確、黄履、邢恕等蛇蟠蚓结,牢不可解。”⑤主要指相互勾结,维持不体面的利益关系。贾珍与儿媳之间产生不伦之恋,连焦大这种不受宠的下人都有耳闻,甚至时时拿出来批评叫骂,可见早已为众人所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段不伦之恋都能被隐藏,可见宁国府家风已败坏到何等地步。没有众人之间心照不宣,装聋作哑,代为隐瞒甚至相互掩护,那是不可想象的。第十一回写贾敬过生日,凤姐儿看望过病中的秦可卿,路遇并安抚了意图调戏她的贾瑞,回到天香楼听戏,发现“爷们们”都不在,嘲讽道:“在这里不便宜,背地里又不知干什么去了!”尤氏却笑答道:“那里都像你这么正经人呢。”这句话既说明在尤氏看来,宁国府乃至两府都少有几个正经人,也说明在前者眼中的凤姐跟贾瑞眼中没什么两样,都不是什么正经人。正是在类似认知基础上,蛇蟠蚓结,被“黑化”的人越来越多,连惜春这样的小女孩,都唯恐自己“清清白白的一个人,为什么教你们带累坏了我!”
      再看“蚁封蚓结”。“蛇蟠蚓结”的结果,从代际传承上看,是树立了反面的典型,恶化了人格教育的环境。这就必然造成一代不如一代、后继乏人的局面。最后虽然看上去还是雕梁画栋,钟鸣鼎食,实则已如“蚕茧蛛丝,蚁封蚓结,儿女子之经营”,不复当初先辈所期望的“龙吟虎啸,凤翥鸾翔,大丈夫之气象”。当然,反过来看,没有当初的富贵已极,也就没有子孙的懈怠奢靡,以致任意妄为,走上倾覆之路。不加防范,则难逃脱盛极而衰的定律。秦可卿判词暨《十二支曲·好事终》所说“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批判了秦可卿、贾珍及一味求道而有“不教之过”的贾敬。
      冬至第二大物候是“麋角解”。前面说过,一般认为鹿属阳而麋属阴。我们在夏至叙事一文中重点谈过,小说以“鹿角解”隐喻男主人公宝玉情感生命的成长与觉醒。那么此处的“麋角解”又暗喻什么?女性或未成年人都可被视为阴性,而女性主题及成长主题确实也是冬至叙事相关段落所包含的内容。
     “角解”即脱落并生长。这意味着“麋”“鹿”的成长必定会付出沉重代价,得失参半。作为阴性或弱者,“麋角解”所隐喻的女性或未成年人的成长将更以牺牲、舍弃为特征。
      先看冬至叙事的女性成长主题。这一段落无疑有两个女主:秦可卿与凤姐。但二者在相关段落中的际遇恰恰相反,秦可卿没能痊愈,不幸早逝;而凤姐却在操办葬礼的过程中得到充分历练,展露才华。不难发现,秦可卿与凤姐之间有辈分的差异,两人之所以能成为知己,与她们都有超卓的见识及治家才干有关。但不同于凤姐,秦可卿出身平凡,娘家不仅不能为她增色,反而经常有损于她的颜面。秦可卿想要大放异彩,就不得不牺牲色相,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虏获”(或被“虏获”)自己的公公。第十回,一位婆子转述某位太医的观点,说秦可卿此病“怕冬至”,张太医则认为“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从隐喻义看,只要私情能被隐藏,暂时还能无妨,怕的就是阴尽阳生,私情曝光。
      再看少年宝玉在这段故事中的成长细节。对于宝玉而言,秦可卿因与太虚幻境中警幻仙子的妹妹同名,可算得宝玉人生中最早的性幻想对象,也是其生理生命成长的重要启蒙者。可卿病故对宝玉来说既是重大损失,又是他超越“自然人”阶段而增强社会属性的重要契机。所以小说描写宝玉听到消息,当即吐了血;接着他却务实地发现张罗葬礼需要一个能干的掌家之人,特地向贾珍举荐了凤姐。其后秦钟耽情夭逝,宝玉却免于在“皮肤淫滥”的路上越走越远,不得不说适当地克制生理冲动对少年人而言是何等的关键。第十六回写秦钟将逝,嘱咐宝玉:“以前你我见识自为高过世人,我今日才知自误了。以后还该立志功名,以荣耀显达为是。”此言未必能入宝玉之心,却是本段落小小少年成长主题的应有之意。
      冬至第三大物候是“水泉动”。在相关段落中,“水泉”的本体出现在宁国府的会芳园。第十一回,凤姐看望秦可卿,出来后往园子里听戏,但见:“黄花满地,白柳横坡。小桥通若耶之溪,曲径接天台之路。石中清流激湍,篱落飘香;树头红叶翩翻,疏林如画。西风乍紧,初罢莺啼;暖日当暄,又添蛩语。遥望东南,建几处依山之榭;纵观西北,结三间临水之轩。笙簧盈耳,别有幽情;罗绮穿林,倍添韵致”。⑥《红楼梦》第十六、十七、十八回,贾元春晋封为凤藻宫尚书,加封贤德妃,贾家为了迎接贾妃省亲,借着东府里花园(即会芳园)起,转至北边,一共丈量准了,三里半大,盖造省亲别院:“会芳园本是从北拐角墙下引来一股活水,今亦无烦再引。”⑦会芳园引来的这股活水,到了后来的大观园中,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隐喻义,即生活在其中的一干少女。这就使最早退场的秦可卿,成为了十二钗中具有导引意义的重要人物。
      与冬至节气相关的物候,除以上三种,还有其它。如《礼记·月令》有云:“是月也(笔者注:即仲冬之月),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齐(斋)戒,处必掩身,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⑧关于“芸”字,《说文》曰:“芸,芸草也,似目宿。”《淮南子》:“芸草可以死复生。”⑨“芸”大抵多指芳草。从《红楼梦》相关叙事段落着眼,宁国府会芳园固然可以与“芸”字相联系,由此生发,会芳园日后成为大观园的“活水”源头,从而奠定后文的女性主题,以上安排当然可以照应“芸始生”的喻义。同时,日后大观园蘅芜苑的女主人薛宝钗也在前后相关段落出场,有进贾府、比通灵、说冷香(丸)等重头戏,而秦可卿的外貌按第五回描述也兼备宝钗与黛玉之美,因此,若说“芸始生”此处隐喻着薛宝钗将在全书情节设置中占据重要地位,做如上联想似乎也不为过。当然,如果“芸初生”隐喻宝钗初进贾府,那么“水泉动”也可隐喻黛玉的相关表现,如其进贾府、回乡(侍亲、送葬)等等。

二、《红楼梦》冬至叙事的诗礼文化内涵

      曾经有学者提出,节气是《红楼梦》叙事的一个重要元素。比如,十二钗的生辰大多象征着一年内的某个特殊节气。如元春的立春,钗和黛的惊蛰,探春的清明,宝玉的芒种,王熙凤的霜降,等等……以及某些人物的“升日”,如秦可卿的冬至节、贾敬的芒种节,等等。以上细节被认为充分体现了对“气节”的青睐和崇敬,而这也是曹雪芹“撰史情结”的真实内涵。⑩
      将节气叙事等同于对“气节”的赞誉,这种做法似嫌简单。但类似细节的文化哲学内涵确实值得深入探究。我们在分析《红楼梦》夏至叙事的内涵时曾经提出,《红楼梦》为什么采用《礼记》所述,以“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槿荣”四物候(而不是《逸周书》所云“鹿角解”等三个物候)为夏至叙事所指?对此我们曾作出如下推断:其一,缺少了对“木槿荣”的叙事,《红楼梦》反思世俗功名观念的现实感和力度都有所不足。因为只有立,而破不足。其二,对照《礼记》设置情节更可表达叙事者重视儒家经典而同时又对其有所反思的态度。其三,关于四个物候的叙事可以组成两个对子,构成《红楼梦》经常出现的阴阳两两对置结构,传达出特有的哲思及诗意。
      同样,《红楼梦》冬至叙事如上文所述,也对应了《礼记》所陈述的各物候,表达了对儒家经典的重视态度。而鉴于冬至节气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红楼梦》冬至叙事的文化内涵尤其值得高度关注。
      冬至曾经是周历的岁首。《礼记正义》云:“‘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改故用新,随寅丑子所损也。周子、殷丑、夏寅,是改正也。周夜半,殷鸡鸣,夏平旦,是易朔也。”⑪言下之意,夏朝以农历正月(寅月)岁首,商(殷)朝以农历十二月(丑月)为岁首,周朝以农历十一月(子月)为岁首。秦朝曾以农历十月初一为岁首,汉武帝时,改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自此,岁首就一直固定在农历正月初一。
      读《红楼梦》可以发现,不仅冬至是全书描写的第一个节气,而且正文起始的几个重头戏,如黛玉进贾府、宝钗进贾府、宝玉梦游太虚幻境等,都粘合在与冬季相关的篇章段落中,更是凸显了冬至在全书所描写的各节气的引领地位。那么,是否可以由此推断,《红楼梦》的节气叙事是选择了“从周” 的立场?
      似乎不能简单地做出结论。正文起始的几个重头戏虽然都安排在冬季,但也有旁逸斜出:贾敬生辰,凤姐在宁国府路遇贾瑞;黛玉回苏州侍亲,林如海病逝。以上故事都发生在秋季。元春加封贤德妃,贾琏凤姐夫妇分别在处理林如海、秦可卿丧事同时,受命筹办迎接元妃省亲事宜。这是在冬尽春来之际。尤其生于“大年初一”即岁首的元春,在“十二只曲”即“十二钗”判词中也排在总纲及黛钗合咏后的第一位,元妃省亲更是全书婚恋与盛衰两大主题的大关节所在。以上情节,似乎又暗示《红楼梦》的节气叙事是承继着汉代以来历法正统的。
      如上“从周”抑或“承汉”两种立场之间的矛盾,似乎集中体现于如何认识秦可卿、元春两个人物在全书的重要性这一问题上。而从版本演变的角度看,元春形象的改变程度远不及秦可卿形象。就作者立意的角度加以考量,对秦可卿形象的调整应该更多地透露出相关叙事的旨归或寄托。
      对秦可卿形象的重视由来已久,甚至已有所谓的“秦学”。我们并不赞同“秦学”对秦可卿身世所做的索隐,但不能讳言,前者所提出的问题是有价值的。即,秦可卿形象的塑造中确实存在不少问题。但这些问题的产生原因有多种可能性。比如,秦可卿是“十二钗”中最早退场的人物,与之相关的情节集中在小说前几回,改动起来难度较小。如果对黛钗等人物做出大的调整,那在修订工作中无疑形同地震,工作量超乎想象。如此则不难权衡,秦可卿形象相关情节更适合作为作者调整思路的“试金石“或“试验场”。而思路不断调整,改动过大,才使秦可卿形象表现出诸多的矛盾。
      在第五回的“十二钗”判词中,秦可卿排在最后一位,对其所做判词中,“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漫言不肖皆荣出,造衅开端实在宁”。其中有明显的贬义。甲戌本第十三回末脂批云:“‘秦可卿淫丧天香楼’,作者用史笔也。老朽因有魂托凤姐贾家后事二件,岂(原误嫡)是安富尊荣坐享人能想得到处?其事虽未漏,其言其意则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⑫为了让秦可卿预报春归,才安排其有谏言凤姐“置办祭田私塾”之举。而之所以其能做出如上谏言,又需要有其“表字兼美”“那长一辈的想他素日孝顺,平一辈的想他素日和睦亲密,下一辈的想他素日慈爱”(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句)等交代相照应。这就为秦可卿形象增添了不少儒家文化的元素,与最初的“漫言不肖”形成巨大反差,两相对照,使小说文本对儒家理念的表达出现了某种反讽的意味。
      表现在节气叙事层面。如上文所言,冬至叙事体现了儒家的“从周”立场,但元春为首又沿袭了大年初一为岁首的传统。这样的安排又表达了怎样的文化哲学观呢?
      我们知道,汉代“改正朔”,虽然选择了夏历传统,即以农历正月初一为岁首,但也同时明确“冬至”在二十四节气中的起点地位。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道:“岁始或冬至日,产气始萌。”又在《律书》中载“气始冬至,周而复生” ⑬。这就是说,冬至是节气的起点。之所以不将作为节气和自然年起点的冬至当做岁首,未始没有推崇中庸之道、不强调极致的考虑。
      从《红楼梦》冬至叙事的情节设置看,其中对中庸之道的反讽或批判态度明显超过对其所表达的推崇。比如,秦可卿的“兼美”虽不妨看做中庸之道的体现,但其过早退场则多少可视为此种理想的某种幻灭。
     中国古代对冬至很重视,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汉书》云:“冬至阳气起,君道长,故贺。夏至阴气起,故不贺。”⑭《后汉书•律历志上》云:“天子常以日冬夏至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灰,效阴阳”。⑮说明冬至节气被赋予了深厚的礼乐文化内涵。《晋书》记载:“魏晋冬至日受万国及百僚称贺……其仪亚于正旦。”⑯汉代以来,冬至都要举行庆贺仪式,高峰时期朝廷休假三天,君不听政;民间歇市三天。
     说来奇怪,《红楼梦》冬至叙事的仪式感并不突出。第十一回虽然点出“这年正是十一月三十日冬至”,特意写贾母等人关心秦可卿病况,“日日差人去看秦氏”,但并没提众人如何庆贺这一节日。第五十回写芦雪庵即景联句时,李绮李纹联的两句是:“葭动灰飞管,阳回斗转杓”。其中上句就是《后汉书•律历志上》所说的“权土灰,效阴阳”,即用芦苇灰测量冬至时刻的特有方法。这就暗示当时是冬至,但也没有明写冬至礼俗。第九十二回写宝玉道:“明儿不是十一月初一日么,年年老太太那里必是个老规矩,要办消寒会,齐打伙儿坐下喝酒说笑。”⑰按照自冬至这一天“进九”,每逢“九”则举办“消寒会”的习俗,此处的描写也与冬至有关。可惜后文并无“齐打伙儿坐下,喝酒说笑”的盛况,让人难免觉得冷清。
      为什么会如此?曾见清末《燕京岁时记》有“冬至”一条云:“民间不为节,惟食馄饨而已。与夏至之食面同。”⑱这种“不为节”的情况是从何时开始的?上溯到清康熙年间,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有这样的记载:“长至南郊大祀,次旦百官进表朝贺,为国大典。绅耆庶士,奔走往来,家置一簿,题名满幅。传自正统己巳之变,此礼顿废。然在京仕宦流寓极多,尚皆拜贺。”⑲关于“正统己巳之变”,正统十年的进士、当时的兵科给事中、昆山人叶盛在其《水东日记》“京都贺节礼”一条中这样写道:
      “初,京都最重冬年节贺礼,不问贵贱,奔走往来者数日,家置一册,题名满幅。己巳之变,此礼顿废。景泰二年冬至节,礼部请朝贺上皇于东上门,诏免贺。旧凡遇节,鸿胪、尚宝、中书、六科直庐相接者,朝下即交相称贺。是日,予亲见鸿胪佐贰邀大兴杨公协走贺,公曰:‘太上爷爷不得一见,尚谁贺耶?’闻京都贺礼,至今寥寥,不复昔比。”⑳
     尹雪赓据此推断,明景泰帝朱祁玉登基后,大臣们不满他薄待太上皇即英宗朱祁镇,于是拒绝过节;而民俗历史确实有“层累构造”的现象,明朝时冬至还是“京都最重冬年节贺礼,不问贵贱”,到清朝初期却只“为国大典”。了解到冬至节在明末清初地位“沦陷”的过程,该怎样看待《红楼梦》冬至叙事显得有些寥落的笔触?后者究竟是实录,还是有“影射”历史或时政之意?可以肯定的是,无论目的还在,著者对曾“大如年”的冬至“礼失”的踟蹰身影,都寄予了深沉的凝思。

三、《红楼梦》冬至叙事为女性张本的“改正朔”寓意

      礼失而求诸野。《红楼梦》文本中的三次冬至叙事,如果说第一次围绕秦可卿的隐晦病况暴露出“礼失”的残酷真相,那么第二次则由女儿们“芦雪庵联句”的盛况点染出女性承传优秀民族文化的诗意美景。上文提到,李绮李纹姐妹的联句“葭动灰飞管,阳回斗转杓”出自《后汉书•律历志上》 对冬至测量方法的记载,而其实前者也化用了杜甫《小至》一诗:“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刺绣五纹添弱线,吹葭六琯动浮灰。岸容待腊将舒柳,山意冲寒欲放梅。云物不殊乡国异,教儿且覆掌中杯。”对照《小至》一诗,“刺绣五纹添弱线”“云物不殊乡国异”等语可暗藏李氏姐妹姓名及其寄居身份,而 “山意冲寒欲放梅”“教儿且覆掌中杯”等句则有乞梅、醉卧等实情实景相照应。如果说第十三回点明冬至而未写节俗,那么第五十回则未点明冬至,而实写“合八能之士,陈八音,听乐均,度晷景,候钟律,权土灰,效阴阳”的场面,其中诗礼文化的浓厚意蕴跃然纸上。相形之下,“葭动灰飞管,阳回斗转杓”的诗意画面,到了宁国府,与之相对应的则只有“爬灰的爬灰”这样不堪、不伦的污秽局面。钟鸣鼎食之家,竟只有女儿们才能承传诗礼之风。这不能不说是民族文化之不幸与大幸。而这样的书写,无疑有为女性张本的性别诗学寓意。
      上面提到,十二钗的生辰大多象征着一年内的某个特殊节气。那么,以秦可卿病况转折点——冬至为“岁首”,究竟有何用意?
      第五回“判词”中说秦可卿“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从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而宁国府中或太虚幻境中的可卿则分别是宝玉进入幻境或领略儿女之情的引导者,前者病故时,宝玉闻讯更不由心痛吐血。由此可见,秦可卿在全书情节中有着类似引首的功能,正可对应第一回所概括“从此空空道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易名为情僧,改《石头记》为《情僧录》”的编辑写作过程。
      在“判词”或曲词的排序中,秦可卿位于末位。但从“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剧情着眼,秦可卿病逝则是全剧的序曲;而“经历过一番梦幻”,再由元春病逝开启“哀众芳之芜秽”的正剧。若把“十二衩”(含正、副、又副)比附于二十四节气(含各物候),那么秦可卿或元春分别对应的节气则有着隐性或显性的岁首地位。在此意义上,作者对秦可卿形象所作出的诸多调整,乃至最后为其赋予深厚的文化哲学内涵,类似做法,都对全书的女性书写产生了类似“改正朔”的影响及意义。为这样一位“情天情海幻情身,情既相逢必主淫”的女子张本,无疑使《红楼梦》的女性“二十四节气”序列,就此呈现出颠覆中国人传统的女性认知体系的妩媚面貌。


原载于《红楼梦学刊》2021年第1期。系2016年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海上丝路视阈的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6BZWJ06)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周汝昌《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第179页。
②参见张良皋《为<红楼梦>中的蹊跷冬至寻根》(《寻根》2007年第4期)。
③薛海燕《论<红楼梦>夏至叙事的诗礼文化隐喻功能》,《济宁学院学报》2018年2月第39卷第1期,第42—45页。
④黄怀信《逸周书校补注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78页。
⑤(明)宋濂《宋濂全集  第7册  辑补(2—9)  潛溪录(卷首至卷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271页。
⑥⑦⑰(清)曹雪芹著,(清)无名氏续《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7月第3版,第154—155、213、1217、86、6页。
⑧冯国超主编《礼记》,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⑨(汉)许慎撰《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
⑩陈传坤《红楼梦叙述节气蕴意新探》,国学网,http://www.guoxue.com/?p=787,2007年11月26日。
⑪(汉) 郑玄注,(唐) 孔颖达正义《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⑫(清)曹雪芹著,(清)脂砚斋评,邓遂夫校订《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⑬(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251页。
⑭⑱⑲王碧滢、张勃标点《燕京岁时记  外六种》,北京出版社2018年8月版,第111、111、58页。
⑮(南朝宋)范晔撰,张道勤校点《后汉书》,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886页。
⑯熊春锦著《中华传统节气修身文化  四时之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1月版,第213页。
⑳(明)叶盛撰,魏中平点校《水东日记》,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7页。
尹雪赓《一个萧条的冬至节——土木之变背后的故事》,《北京日报》2008年12月22日。
王士菁著《杜诗今注》,巴蜀书社1999年12月版,第729页。

(编辑:林星  胡岩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