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春喜:《汉代将军幕府文学创作与文体成就探论》

发布者:陈岩琪发布时间:2021-05-23浏览次数:10

韦春喜:《汉代将军幕府文学创作与文体成就探论》

摘要:昭帝之后,汉代将军幕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具有了辅政治事的大权。为了个人的仕途与发展,士人入幕成风,积极进行文学创作。汉代幕府创作以应用文为主,具有现实时务性、应对性;开拓了边疆外事与战争武功题材;打破了祝、颂等文体的传统文风或模式,促进了说体文的创作;适应公府特别是幕府言说与书写需要,奏记、笺等文体应运而生。因幕主与僚属的关系比较特殊,奏记、笺等呈现出较独特的文体特征与风格,在汉代文章史上具有一定价值。

关键词:汉代;将军幕府;文学创作;文体成就;奏记


目前,学界虽对幕府文学问题关注较多,但多集中于唐代及以后时期。事实上,汉代特别是东汉幕府类型较为丰富,主要有三公、将军、州郡幕府等三类。其中,将军幕府尤其值得注意。对此,个别学者虽有涉及,但成果相对偏少。基于此,本文试就汉代将军幕府文学创作与文体成就进行探讨。

幕府原本具有鲜明的军事性,是将帅在领军与战争时处理军情的场所。在汉昭帝之前,幕府成员大多根据统治者或将军的要求随时征调。每次战事结束,将军旋即罢遣部队,上交军权,其幕府自然也就解散了。这种征调与战后即罢的体制决定了当时入幕士人应是较少的。

昭帝时,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辅政,标志着汉代将军幕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转变。它从单纯的军政场所转变为军政与行政兼具的机构,具有了辅政治事的大权,自然也就具有了行政职能。从此之后,士人入幕成为汉代特别是东汉很突出的风气。对此,《册府元龟·幕府部》云:“两汉而下,公府将幕,咸得以辟署宾佐,咨其策画焉。故士之怀才者,莫不愿伸于知己,而效其所长者矣。”[1]88279中兴之后,辟召尤盛,故当时幕府,彬彬然多贤才焉。”[1]88356

据笔者考辨,两汉比较重要的将军幕府主要有:西汉霍光幕府,其成员主要有杨敞、蔡义、田延年、杜延年、丙吉、公孙遗等;王凤幕府,成员有杜钦、陈咸、陈汤、萧育、班伯等;王音幕府,成员有谷永、扬雄、杜邺、毌将隆等;东汉东平王刘苍幕府,成员有吴良、朱晖、闵仲叔、杜抚等;窦宪幕府,成员有班固、傅毅、崔骃、廉范、邓骘、梁讽、吴汜、张林、邓叠、王调、徐齮等;邓骘幕府,成员有杨震、朱宠、陈禅、庞参、李充、张晧、马融等;梁商幕府,成员有李固、周举、陈龟、巨览、王畅、马融、杨伦、董尚等;梁冀幕府,成员有吴祐、崔寔、赵岐、应奉、马融、朱穆、刘宽、周景、杨赐、张奂、刘矩、崔琦、袁成、种暠、栾巴;何进幕府,成员有袁绍、边让、陈琳、孔融、王朗、荀爽、王允、王谦、刘表等。另外,王莽新朝、更始时期,一些将军也有开府辟署的权力与资格,像莽新更始将军廉丹,更始尚书仆射、行大将军事鲍永等。著名的文人冯衍就先后仕进于二人的幕府。

将军幕府承担着国家军政职能,事务繁多。就职事而言,幕主辟请著名士人的目的,主要是让其协助处理各方面军政事务,为其出谋划策,“职参谋议”[2]3564,发挥智囊作用;同时,“典文章”[2]819,负责军政文书事宜,撰写各类文章。在此情况下,士子立足于幕主的军事、政治等方面的需求,发挥文学特长,参与文事活动,进行文学创作,自然成为其入幕期间的重要任务。

据《汉书》《后汉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统计,目前所能见到且明确属于幕府作品的,主要有杨敞的《奏废昌邑王》《奏立皇曾孙》、丙吉《奏记霍光议立皇曾孙》、杜延年《奏记霍光争侯史吴事》、杜钦《上疏追讼冯奉世前功》《说王凤》《复说王凤》《说王凤重后父》《说王凤绝罽宾》《说王凤处置夜郎等国》《说王凤治河》《复说王凤起就位》《复说王凤举直言极谏》《戒王凤》、谷永《说王音》《谢王凤书》《与王谭书》《与王音书》、扬雄《羽猎赋》、杜邺《说王音》《说王商》、冯衍《说廉丹》《复说廉丹》《计说鲍永》《遗田邑书》《说邓禹》《与邓禹书》《诣邓禹笺》《与阴就书》《又与阴就书》、班彪《王命论》、班固《奏记东平王苍》《与窦宪笺》《涿邪山祝文》《封燕然山铭(并序)》《窦将军北征颂》《安丰戴侯颂》、崔骃《大将军西征赋(并序)》《大将军临洛观赋》《奏记窦宪》《与窦宪笺》《献书诫窦宪》《北征颂》《仲山父鼎铭》《安丰侯诗》、傅毅《窦将军北征赋》《西征颂》、朱宠《上疏追讼邓骘》、庞参《奏记邓骘》、崔瑗《说长史陈禅》、李固《奏记梁商》《奏记梁商理王龚》、马融《广成颂》《飞章虚诬李固》、朱穆《奏记大将军梁冀》《复奏记梁冀》《又奏记梁冀》《崇厚论》、崔琦《外戚箴》、应劭《驳韩卓募兵鲜卑议》、袁绍《说何进》《复说何进》、陈琳《谏何进召外兵》等。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之下,幕府创作要更加丰富。陈汤担任王凤幕府从事中郎,“莫府事一决于汤。汤明法令,善因事为势,纳说多从”[3]3023。在窦宪出击匈奴时,崔骃针对其不法行为,“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2]1721-1722梁冀“行多不轨”,其幕府掾属崔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2]2619。这些史实充分反映了当时幕府文人的创作状况,仅崔骃就有数十篇奏记,惜因文集佚失或不为典籍所载等原因,绝大部分作品已不可见。

由于入幕士子的主要职责是发挥智囊作用,献计献策,协助幕主进行军政事务处理,因此他们大多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其创作自然多以应用文为主,以解决幕主所面临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为根本目的,具有强烈的现实时务性、应对性。这是幕府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形态所具有的鲜明特征。

这种特征在丙吉、杜钦等人的作品中有充分体现。元平元年(前74),大将军霍光废黜昌邑王刘贺之后,迎立新帝成为当时首要问题。为此,长史丙吉作《奏记霍光议立皇曾孙》。该文首先肯定霍光废除昌邑王之举,然后直接介绍刘病已(宣帝)的相关情况:“窃伏听于众庶,察其所言,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所闻于民间也。而遗诏所养武帝曾孙名病已在掖庭外家者,吉前使居郡邸时见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经术,有美材,行安而节和。愿将军详大议,……然后决定大策,天下幸甚!”[4]296文章首先提出病已为“遗诏所养”这一要害问题,暗示他具有继承皇位的合法性、正统性;然后介绍其年龄、经学素养及道德品质,说明他具备为帝的各方面素质。该文以立帝为题,事关重大,对霍光以朝廷重臣身份形成《奏立皇曾孙》一文,进而迎立宣帝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关系西汉政局走向。杜钦为大将军王凤幕府的智囊,“国家政谋,凤常与钦虑之”[3]2675。阳朔元年(前24),京兆尹王章在与王凤的斗争中被劾奏致死,人们为王章耿直敢言、含冤而死鸣不平,对朝廷颇多讥讽。为补救过失,挽回时论,杜钦作《复说王凤举直言极谏》。该文指出吏民不了解王章之事,多认为他是因直言而死,为打消吏民疑惑,作为辅政者的王凤应当举行直言极谏科的选拔。由此可见,此文所具有的政治应对性是很鲜明的。

士人为维护幕主的根本利益,往往敢于针对其行事及其缺失、不法之处进行讽谏,以期辅正。永元元年(89),窦宪为车骑将军,辟崔骃为掾;出击匈奴时,又擢其为主薄。“宪擅权骄恣,骃数谏之。及出击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骃为主簿,前后奏记数十,指切长短。”[2]1721-1722阳嘉二年(133),杨伦被大将军梁商辟为长史,“谏诤不合,出补常山王傅”[2]2565。崔琦在入仕梁冀幕府期间,“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2]2619。士人的这种讽谏意识自然导致了其作品蕴含着强烈的批判性。如,崔骃讽谏窦宪的作品大多不可得见,但由《太平御览·人事部·谏诤》所载《与窦宪笺》可窥知一二。据《后汉书》本传,窦宪本人颇为贪婪,一些趋炎附势之人自然会贡物求荣,崔文就是针对这种问题而作的。作者首先描述汉阳太守帅吏卒贡献鹰狗的情景,“云欲上幕府”一句巧妙道出了窦宪的贪婪好异;然后引用“禽兽之皮,不足以备器用”“公侯非兕靡射”等《传》《礼》之语,批评窦宪所为非法,乃“细人匹夫之事,非王公大人所为要资”[5]5,277,直接摆明讽谏态度。桓帝即位后,朱穆曾多次上书幕主梁冀。“穆以冀埶地亲重,望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灾异,奏记以劝戒冀。”[2]1462其《奏记大将军梁冀》借历法天象之事,向梁冀进谏:“申纳诸儒,而亲其忠正,绝其姑息,专心公朝,割除私欲,广求贤能,斥远佞恶。”[6]286这些文句径陈政治问题,直接批判梁冀竞逐私欲,纵容小人,体现出鲜明的直谏精神。

题材的拓展是判断文学价值的重要维度。这既和作家的创新意识有关,也和其所处的官署职能相关。将军幕府与一般的行政机构相比,兼具军事与行政双重职能,职事涉及国家对外政策与民族战争等。此种职能为士人实现题材拓展奠定了良好条件与基础,这充分体现在反映边疆外事与战争武功题材的创作中。据《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曾多次剽杀汉使,当有求于汉时,便遣使修和。“成帝时,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3]3886对此,杜钦上《说王凤绝罽宾》,指出罽宾“有求则卑辞,无欲则娇嫚,终不可怀服”,汉朝与该国往来需耗费大量物力、人力。“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4]318在国家财力、实力有所不济的情况下,汉朝应断绝与罽宾的交往。这种对外策略为王凤所采纳,反映了西汉元、成之际外交日渐务实化的趋势。东汉时期,西部羌族势力渐为边患,至永初四年(110),“羌寇转盛,兵费日广,且连年不登,谷石万余”[2]1688。为此,庞参上《奏记邓骘》。该文指出战事耗费了大量民力、物力,认为“善为国者,务怀其内,不求外利,务富其民,不贪广土”[6]492,为此可以“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6]492。这种放弃边州、迁徙边民的观点是否正确,另当别论。就其文学意义而言,该文关注外族为乱问题,反映了幕府文学创作题材的拓展。

对匈奴作战是两汉重要的军事行动,以西汉武帝时卫青、霍去病与东汉和帝时窦宪的征伐最为盛大。由于武帝时文人很少仕进于卫、霍幕府,所以以战争武功为题材的作品也就比较少见。与卫、霍相比,窦宪幕府则汇集了班固、傅毅、崔骃等名士。当时窦宪为赎罪而出征,同时在朝廷当中反对征战的声音极为强烈,窦宪亟需表陈战争对国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昭示汉朝声威实力,从而强化自身与窦氏家族的政治威信、资本,因此窦宪幕府在出征北匈奴之后,便制定一种宣扬战争的文事策略。

窦宪幕僚立足这种策略,开展了一场颂赞战争武功与将军窦宪的文学运动。班固《涿邪山祝文》《封燕然山铭》《窦将军北征颂》、崔骃《大将军西征赋》《北征颂》、傅毅《窦将军北征赋》《西征颂》等都是立足这种文化策略而创作的。如傅毅《窦将军北征赋》云:“建汉祖之龙兴,荷天符而用师。曜神武于幽、冀,遇白登之重围。何獯鬻之桀虐,自上世而不羁?哀昏戾之习性,阻广汉之荒垂。命窦侯之征讨,蹑卫、霍之遗风。奉圣皇之明策,奋无前之严锋。采伊吾之城壁,蹈天山而遥降。曝名烈于禹迹,奉旗鼓而来旋。圣上嘉而裒宠,典禁旅之戎兵。内雍容以询谟,外折冲于无形。惟倜傥以弘远,委精虑于朝廷。”[7]1073该赋较早见录于《艺文类聚》卷五九《武部·战伐》。《艺文类聚》往往本着“弃其浮杂,删其冗长”(欧阳询《艺文类聚序》)[7]27的选录原则,对入选文章进行大量删减。这就导致了此赋已非傅作原貌,但由之依然能够看出其文本内容与立意。它陈述了汉初刘邦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的史实,以此凸显窦宪北伐一刷汉朝耻辱的民族意义。其后,该赋按照时间线索描写了征伐战争、凯旋归来、朝廷褒宠等活动,进而展示窦宪的光辉形象。崔骃《大将军西征赋》序云:“愚闻昔在上世,义兵所克,工歌其诗,具陈其颂,书之庸器,列在明堂,所以显武功也。”赋云:“于是袭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远踪,陟陇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旐翼如游风,羽毛纷其覆云,金光皓以夺日,武鼓铿而雷震。”[7]1068-1069该赋亦较早见录于《艺文类聚》卷五九《武部·战伐》,并遭其删减。序言反映了窦宪幕府的文化策略与武功战争题材创作的关系。赋作文本当是崔骃原作的一个片段,主要盛陈窦宪出征的声威气势,辞句华美,声韵铿锵。总体而言,东汉和帝之前,汉代以军事武功为题材的作品相对较少,而班固、傅毅、崔骃等文人则立足当时的征伐之事与幕府文事策略,积极进行相关创作,军功题材作品自然因之勃兴。这应当是“宪府文章”[2]2613很鲜明的题材特色。

一般而言,各类传统文体都有规定性的题材与表现对象,呈现出较稳定的文体样式。但在某种情况下,由于承担了特殊的文学任务与要求,相关文体书写自然能够突破传统题材的拘束,从而蕴入新的内涵;同时,能够打破既定书写模式,形成新的文体样式。

其中,窦宪幕府对传统文体的发展尤其显著,这充分体现在祝、颂等文体上。永元元年六月,窦宪统率诸部皆会于涿邪山,并举行了祝祷仪式。班固《涿邪山祝文》即是应祝祷需求而作,带有鲜明的仪式性。该文全篇已佚,今存四句:“晃晃将军,大汉元辅。”“仗节拥旄,钲人伐鼓。”[6]259祝文主要是向神明与先祖等进行祷告、以求福佑的一种文体,其文体基本要求是“降神务实,修辞立诚”[8]375,即祝文主要用于降神,因此文风要朴实,写作态度要真诚敬重。基于这种文体要求,班文应有向天地神灵祈祷以求胜利的内容。但除此以外,从现存残句看,该文重在颂赞窦宪将军的英勇神武与出征盛况,气势宏大,其文风绝非朴实所能概括,这反映了班固在祝体上的突破。

颂源于《诗经》中的“商颂”“周颂”等,最初主要用于“告神”等祭祀仪式,以歌颂帝王先祖的盛业功德为主,有鲜明的仪式性。挚虞《文章流别论云》:“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功成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鬼神。故颂之所美者,圣王之德也。”[9]到了汉代,其仪式性逐渐削弱,主要用于歌功颂德。对此,刘师培云:“两汉以降,但美盛德,兼及品物,非必为告神之乐章矣。”[10]同时,其基于祭祀功能与仪式性质而形成的文句典雅、以四言为主的文体特征,总体上为汉代所继承。像刘向《高祖颂》、扬雄《赵充国颂》、史岑《出师颂》等均是如此。然而,在文体发展过程中,一旦应用场合、文学任务发生变化,颂体的文体特征、结构模式自然也会随之而变。班固《窦将军北征颂》就证明了这一点。该颂由序引、颂语两部分组成。序引已成为文章的主体,先叙写车骑将军窦宪的德行才干,次写他精选部队,率军出征,再写他奋力征战,破敌制胜,最后写其文武并隆的功勋,铺陈繁富,文字美瞻。本应为主体的颂语,则寥寥六句:“亹亹将军,克广德心。光光神武,弘昭德音。超兮首天濳,眇兮与神参。”[6]252可见,班颂已总体上打破了传统颂体的文体结构、模式,已经变成以序引为主的散文创作。当然,颂语在形式上还是保持了四言形式,体现出对传统文体特征的继承。

据《文心雕龙·颂赞》:“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征》,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8]327傅毅的《西征颂》全文已不可见,今存残句四句:“愠昆夷之匪协,咸矫口于戎事。干戈动而后戢,天将祚而隆化。”[6]434由刘勰的批评可知,傅颂的文本结构、模式同于班颂。这说明和帝时期,窦宪幕僚在颂文的文本结构方面可能已形成较一致的认识。这种认识应当是基于幕府宣扬征伐,凸显战争意义,塑造窦宪形象的文化策略要求而定的。在此策略下,以叙述为主,围绕窦宪行事形象地描绘战事过程与画面,展示征伐的声威气势,自然成为宪府文人作颂的重点。而颂采用的传统四言模式因文繁意少的表述缺陷,也就不能适应这种文学要求。因此,改变颂的文体结构模式,打破四言局限,解放语言句式,以便踵事增华、铺陈增饰,也就成为宪府文人必须思考的问题。班固、傅毅的颂文“变为序引”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反映了幕府文人适应战争武功题材需求而革新文体结构、语言的意识。其后,“致美于序,而简约乎篇”[8]331成为颂的主要文体趋势与美学追求。

文体的发展总是和时代文化环境、政治需求密切相关,这在说体文发展上有充分体现。此种文体多针对较急迫的现实问题,分析利害,以求说服对方。先秦时期,诸侯纷争,纵横之士骋辞游说,务动时主,说体文因之盛行。汉代时期,伴随着皇权制度的建立,游说环境总体上不复存在,故刘勰云:“至汉定秦楚,辨士弭节。”[8]712社会环境的变化决定了说体创作已不像先秦时那样显盛,但是社会问题总是需要有政治先见与眼光的士人去提出有效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对入幕士子而言,献计献策,说服幕主听从正确建议是其职责所在。这种幕府制度很容易促成说体文的创作。据笔者统计,两汉时期以“说”名篇的说体文有50篇左右,其中幕府作品约有18篇:杜钦《说王凤》《复说王凤》《说王凤重后父》《说王凤绝罽宾》《说王凤处置夜郎等国》《说王凤治河》《复说王凤起就位》《复说王凤举直言极谏》、谷永《说王音》、杜邺《说王音》《说王商》、冯衍《说廉丹》《复说廉丹》《计说鲍永》《说邓禹》、崔瑗《说长史陈禅》、袁绍《说何进》、《复说何进》等。在《文心雕龙·论说》中,刘勰列举了六位说体作家,其中杜钦、冯衍二位均入仕幕府。可见,幕府对促进说体文的创作与发展有较大作用,可谓其创作的主要营地。

在上述作家中,杜钦的说体文很有代表性。其文始终围绕着幕主王凤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斗争而说劝,体现了汉代说体纡徐典雅、析辨细腻的文风,如其《复说王凤》。在创作此文前,杜钦先作《说王凤》对成帝诏采良家女问题进行讽谏,提议实行九女之制。太后“以为故事无有”[3]2669,拒绝该建议。随后,他又作《复说王凤》,首先引证颇有法典意义的《诗》语,引导统治者不要忽视“刺戒”问题,自然过渡到“前言九女”[4]317之事。其后,作者明确指出后妃之制的重要性,认为该制关系君主年寿与国家治乱;为增强说服力,作者引用三代季世衰败,殷高宗、周宣王享国长久等史实为佐证,论述社会祸难、败坏系于女德。然后以今文《鲁诗》的诠解为依据,重点辨析《诗经·关雎》篇,论证后妃之制的渊源。随后,笔锋翻转,引《易》言说明万物治理在其本,指出九女制“合于往古,无害于今,逆于民心,至易行也”[4]317,因此该制在现实操作层面是没有问题的。可见,该文引经据典,有理有据,辨析细致。对此,《文心雕龙·论说》明确指出杜作具有“文辨”[8]712即善于辨析事理的特点。同时,杜作纡徐平雅,自然和畅,与先秦时铺张纵横的言说之风有鲜明区别,体现了经学时代说体风格的转变。

虽然汉代说体文因时代文化环境的变化,总体上实现了风格转变,但两汉之际,个别作家又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其中,冯衍值得注意。他善谋断,“好俶傥之策”[2]985,在莽新末期被更始将军廉丹辟为幕掾。当时,王莽遣廉丹讨伐山东,诏其速战。为此,冯衍作《说廉丹》为其献计。他认为在天下大乱、人心思汉的形势下,廉丹应占据大郡,接纳雄杰,以待纵横之变,不要轻易按诏进行战事,否则会功败名丧。全文识论通达,骈散相兼,充分运用对偶、排比等手法以增强气势,注重引用典故与经句,具有很强的鼓动性与感染力,如:“方今为将军计,莫若屯据大郡,镇抚吏士,砥砥其节,百里之内,牛酒日赐,纳雄桀之士,询忠智之谋,要将来之心,待从横之变,兴社稷之利,除万人之害,则福禄流于无穷,功烈著于不灭。”[6]194这种文风与战国游说之辞的气质是极相似的。其后,邹衍又入鲍永幕府,作《计说鲍永》。该文以骈为主,气势充沛流畅,更体现出铺张扬厉的纵横文风。对此,刘勰云:“敬通(冯衍字)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所以历骋而罕遇也。”[8]717此评虽有批评之意,但对其“文繁”特征的揭示还是准确的。总之,基于崇儒文化意识,汉代文风多追求典雅平正、温和朴实,而冯作则立足于易代之际的社会环境,呈现出文辞繁富、铺张扬厉的幕府文风。这在当时是很有个性特色的,对丰富汉代说体文风有较大贡献。

古代应用文体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形态、制度密切相关。作为皇权社会,汉代是以维护上下尊卑等级秩序为基本统治精神的,在不同等级、层面的政治文化场合下,不同身份定位的言说主体要有适应自身需要的文体以便属辞为文。这就决定了幕府文人需要新的文体来满足自身面向幕主的书写要求,换言之,将军幕府制有助于促生新文体。这在奏记、笺等文体上有充分体现。

若夫尊贵差序,则肃以节文,战国以前,君臣同书,秦汉立仪,始有表奏……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崔寔奏记于公府,则崇让之德音矣;黄香奏笺于江夏,亦肃恭之遗式矣。”[8]933-937刘勰指出战国之前君臣均可用“书”。秦汉时期,统治者着力礼仪文化制度建设,表、奏等文体随之定名。东汉后,随着名位制度的强化,奏记、奏笺等开始出现,崔寔、黄香堪为代表作家。其中,崔寔曾任大将军梁冀司马,其奏记今虽不存,但当是幕府代表作。

作为一种新文体,奏记的产生与公府特别是将军幕府制度密切相关。由上引可知,刘勰认为奏记是适应公府文体之用而产生的,但在奏记产生问题上,其“迄至后汉”“公府奏记”的认识则较粗疏。据《后汉书·班彪列传》李贤注:“奏,进也。记,书也。《前书》待诏郑朋奏记于萧望之,奏记自朋始也。”[2]1330郑朋奏记之事见《汉书·萧望之传》:“上(元帝)初即位……章视周堪,堪白令(郑)朋待诏金马门。朋奏记望之曰……”[3]3284元帝即位为初元元年(前48),郑朋的奏记应作于此年左右,由此可知李贤认为奏记一体始于元帝时。这种认识虽比刘勰所论稍显明确,但也不够细致。据《后汉书·百官志》,太尉府有“令史及御属二十三人”,其中“记室令史主上章表报书记”[2]3559。李德裕《掌书记厅壁记》云:“《续汉书·百官志》称:三公及大将军皆有记室,主上表章报书记。”[11]《汉书·杜周传》载,因燕王刘旦和上官桀谋反事,桑弘羊被杀,其子桑迁与故吏侯史吴也因之被捕。随后,丞相车千秋召集官员讨论二人之罪,引发霍光不满,“朝廷皆恐丞相坐之。(杜)延年乃奏记光争。”[3]2663昭帝时,杜延年初为霍光幕府吏,后补幕府军司空。刘旦谋反事在元凤元年(前80),杜氏奏记应作于此后不久。《魏相丙吉传》载,刘贺被废后,“(霍)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诸大臣议所立,未定。吉奏记光曰”[3]3143。丙吉奏记当作于刘贺即位之时即元平元年(前74)。综上所述,记室作为公府职官,专门负责上报章表奏记。再结合杜、丙等人的文事可知,奏记的产生与幕府存在密切关系,并至迟在昭帝时已成为独立文体。

奏记主要是府幕掾属面向丞相(司徒)、太尉(司马)、御史大夫(司空)、大将军等公府、幕府而作。但武帝后,丞相、太尉等外朝职权弱化,而大将军作为内朝官,拥有辅政大权,事务繁多。这决定了其幕府必然成为奏记创作的主要场所。据笔者统计,目前所能见到的奏记,上陈丞相、太尉等的有郑朋《奏记萧望之》、李寻《奏记翟方进》、范升《奏记王邑》、梁扈《遣从兄䄠奏记三府》、何敞《奏记宋由》、陶谦《奏记朱俊》等6篇,而上陈将军幕主的则有丙吉《奏记霍光议立皇曾孙》、杜延年《奏记霍光争侯史吴事》、班固《奏记东平王苍》、崔骃《奏记窦宪》、庞参《奏记邓骘》、李固《奏记梁商》《奏记梁商理王龚》、朱穆《奏记大将军梁冀》《复奏记梁冀》《又奏记梁冀》等10篇。由数量对比可见,幕府对促进奏记创作的确有重要作用。

因府公、幕主与府幕掾属是上下级关系,这决定了奏记为上行应用文。但在礼制等级上,府公幕主毕竟不是最高统治者,如何恰当地把握自己与府公幕主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行文,必然成为作者要思考的问题。这就涉及到奏记的基本文体特征。“原笺记之为式,既上窥乎表,亦下睨乎书,使敬而不慑,简而无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响,盖笺记之分也。”[8]941刘勰认为奏记既有类似表奏之处,也有一般书信的特点,作者在写作时要有恭敬之心,但也不要畏惧;可以像书信那样简佚,但也不可过于随意;在文辞上要清要简丽,注重文采以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在皇权制度下,君臣关系是严格的上下尊卑关系,一般奏文因之表现出强烈的尊君卑臣意识,多有“稽首顿首”“死罪死罪”等语。对此,蔡邕《独断》有较明确的说明。而幕主与僚属的关系则有异于此。很多幕主如邓骘、梁商等人原本就是士族出身,有良好的文化修养;为笼络士人,往往谦虚谨慎,礼贤下士。纵使是凭借外戚权势而飞扬跋扈的梁冀,也注意辟贤揽誉。在幕府中,士人虽有具体署任,但幕主多不以吏事俗务相苛求,二者关系并非严格的上下关系,而是比较宽和适意,颇有主宾色彩,有的则私交甚密。这就导致了奏记与上陈君主的奏文相比,其尊卑色彩比较微弱,如李固《奏记梁商理王龚》一文。在该文中,李固对幕主一方面表现出恭敬尊重之心,“今将军内倚至尊,外典国柄,言重信著,指㧑无违”句就体现了这种态度。另一方面,此文并未像一般奏文那样极尽卑下逢迎之辞,而是保持着不卑不亢、从容劝诫的主体言说姿态,如“今旦闻下太尉王公敕令自实,未审其事深浅何如”“宜加表救,济王公之艰难”[6]489等句分别带有鲜明的问询、奉劝口气。这种行文风格与上陈君主的奏文形成了较鲜明的区别。

虽然幕主与僚属的关系比较宽和适意,但奏记主要是向幕主反映、分析重要政治问题,或表达政治识见以规讽幕主,并借此展示才华与能力,以获得幕主青睐,因此作者在创作时也需认真属文,不能随意为之。如,李固《奏记梁商理王龚》首先指出敕令太尉王龚自实的问题,但一笔带过,不费笔墨,然后高度评价王龚的道德修养,指出其为谗佞构毁的事实,情感强烈。其后,该文立足旧典故事,指出三公地位尊贵,“未有诣理诉冤之义”[6]489,否则有损朝廷的清明。随后,又以周勃、魏尚等重臣名将的典故为证,强化说服力,在此基础上希望梁商进行表救。全文引征旧章典故、时语以说理言事,脉络清晰,情理交融,简练精悍。再如,朱穆“少有英才,学明五经”[12],其《奏记大将军梁冀》便反映出其经学才华。该文首先结合天文历法、《易》爻之辞,指出“阳道将胜,而阴道负”的政治斗争趋势;然后,立足天气异常现象,提出了“修正守阳,摧折恶类”[6]286即弘扬正道、改善政治的问题,为下一步提出具体的政治措施张本。文章展示了作者良好的经学、天文素养以及运用天人感应之学比附人事政治的能力;在文本结构上,该文比较用心,先总后分,先从天文历法、易学爻象角度作总体分析,进而提出具体措施;在艺术上,全文以散为主,颇为简练,善用对偶、比拟、反问等手法,增强气势与力量。

总之,以李固、朱穆之作为代表的两汉奏记多以说理为主,内蕴深刻,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刘勰“若略名取实,则有美于为诗”[8]939的说法,应是就此点而言的。同时,此类文章重视行文词采,质文相符,用语省练,文风畅达,具有很好的感染力。当然,刘勰关于此类文章的“清美”“彪蔚”[8]941观是在南朝文学审美意识很发达的条件下提出的,汉代奏记距离这种标准还是有差距的。

另外,幕府对笺文体的发展也有助推作用。关于笺,许慎释云:“表识书也。”[13]这里的“识”,据段玉裁注析:“志者,心所之也。意与志、志与识,古皆通用。心之所存,谓之意。所谓知识者,此也。《大学》‘诚其意’即实其识也。”[14]结合这种解释可知,许慎所说的“笺”是指表达心意之文。其后,《文心雕龙·书记》云:“笺者表也,表识其情也。”[8]936可见,刘勰进一步明确了“笺”表达心意的范围,强调了其抒发内心感情的文体功能。关于其使用主体,刘勰认为“郡将奏笺”[8]936。郡将即郡守,因汉时郡守兼领军事,故称。事实上,笺文不仅用于上奏郡守,朝廷府公、幕主等也可使用。目前所能见到的汉代笺文较少,主要有冯衍《诣邓禹笺》、班固《与窦宪笺》、崔骃《与窦宪笺》、葛龚《与梁相张府君笺》、皇甫规《与刘司空笺》、张超《笺》、阮瑀《谢曹公笺》等。其中,前三篇为幕府作品。

与奏记相比,笺多用来反映作者与幕主、府郡的日常往来及其所见所感,借以向幕主、府郡等抒发个人情怀或认识,有的还有一定的规讽作用,具有鲜明的日常性、私情性特征。如冯衍《诣邓禹笺》云:“今日裘与蓑孰急?见雨则裘不用,上堂则蓑不御,此更为适者也。今敬通逢堂,蓑之御也。”[5]7,747据《东观汉纪》,建武初,冯衍曾辟将军邓禹府,“数奏记于禹,陈政言事”[15]。此文即作于该时期,通过裘蓑之用说明人的际遇问题,抒发作者希企重用的情怀。班固《与窦宪笺》为短文数则,如其中一则云:“昨上以宝刀赐臣曰:‘此大将军少小时所服,今以赐卿。’固伏念大恩,且喜且惭。”[6]245这些笺文描写日常生活中窦宪对他的赏赐,抒发其喜悦心情及对窦宪的感念。自汉武之后,因受崇经意识影响,汉代应用文多追求典雅繁富,而笺体文则因重在反映日常往来及所见所感,故而较为随意,往往由感而发,舒散自然,形制短小。这种文体风格、特征在汉代文章史上是有价值与意义的。


本文原刊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


注释:

延光四年(125),安帝病卒,阎显以车骑将军入参政事,迎立北乡侯刘懿为帝。“瑗以侯立不以正,知显将败,欲说令废立,而显日沉醉,不能得见。乃谓长史陈禅曰……”(《后汉书》卷五二《崔骃列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723页)。关于此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失辑,兹据此以补并名篇。

袁绍“辟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后汉书》卷七四上《袁绍刘表列传》,第2374页),为何进核心幕僚。关于袁绍二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失辑,兹据《后汉书》卷六九《窦何列传》以补并名篇。

《奏立皇曾孙》一文见于《汉书》卷八《宣帝纪》、卷六八《霍光金日磾传》。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的辑文出自卷六八,并署名杨敞。由两卷所载可知,该文应是由霍光、杨敞等联名上奏。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先言武帝有诏掖庭养视问题,然后再言病已的年龄、经学素养、道德品质等,说明其帝位承继的合法性、正统性及相关素质。这种文本叙述思路、逻辑与丙作如出一辙。丙作是表奏霍光之作,写作于前;《奏立皇曾孙》则是霍光、杨敞等人上呈朝廷之作,属文于后。由于迎立刘病已关系朝廷大局,因此他们的奏请文辞必须极为慎重,不能出现任何不当之处。这就需要霍光幕府认真斟酌文辞,就文本逻辑、重点等问题形成较一致的认识,以防止在迎立大事上出现政治问题。基于此,丙作因有较好的示范意义,从而为霍光幕府集团在奏立病已问题上提供了文本借鉴。

[1]王钦若等编纂.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5]李昉等撰.太平御览[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后全汉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7]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詹锳义证.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郁沅、张明高编选.魏晋南北朝文论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79.

[10]陈引驰编校.刘师培中国文学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50.

[11]李德裕撰.傅璇琮、周建国校笺.李德裕文集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2008:647.

[12]谢承.后汉书[M]//周天游辑注.八家后汉书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59.

[13]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96.

[14]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92.

[15]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551.


来源:微信公众号“OUC传统文化研究”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