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体系建设与新文科的使命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出了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号召。
近年来，我国开始推动“新文科”建设，即建设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
文科建设为何重要？新文科在新时代应该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
讲好中国故事，离不开文科建设
文科发展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密切相关。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我们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我们的经济地位并不完全匹配。如何破局？关键在话语体系建设上。
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关于这些成就的故事，在国际上应该怎么讲，仍有待持续探索。如我们应该怎么把改革开放的故事、中国共产党百年艰苦奋斗的故事、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故事，在世界范围内讲得精彩、讲得动人？如此，“构建当代中国的话语体系”的任务，就非常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
我认为，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方面，文史哲诸学科均承担着特殊的任务。换句话说，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离不开这些学科，离不开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文明发展道路息息相关的这些学科。
很久以来，学界始终有一个错觉，认为话语体系建设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事实上我们有很多遗产有待继承。
像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就是用中国话语来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一个典范之作。为了讲好中国故事，费孝通先生几乎独创了一套术语概念：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等。他最终想回答的是，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到底有哪些不同。如果说，费孝通先生想回答中西社会之间的差异，那么梁漱溟先生则想回答中西文化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他也为此独创了一些概念术语：如西方是“团体本位”、中国是“家族本位”，西方是“宗教本位”、中国是“伦理本位”等。可以看出，中国话语体系建设在民国年间就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但是长期以来，在我们整个话语体系建设当中，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锻铸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来了，它实际上是一个未完成的“世纪任务”、未解决的“世纪难题”。30年代曾提出过两个非常著名的口号：一个是“中国学术化”，另一个是“学术中国化”。蒋廷黻提出我们不应该只为西方培养人才，张伯苓先生则提出，我们要办能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学。30年代提出的“中国文化本位论”，与今天我们要确立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地位、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有什么差别？没有任何差别！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在本体上就与西方不同，所以，中国社会、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必须也只能用另一套话语来讲述、来表达、来呈现。
摒弃“象牙塔化”的文科，发展“与时代同步伐”的新文科
影响和制约中国话语体系建设的有三个矛盾或三大冲突。
一是材料过剩和思想建构之间的冲突。中国材料、中国案例、中国数据，已经足够，但是我们并没能同步对这些大量的中国数据、中国案例进行大规模的理论综合。中国的话语体系建设，材料积累已经足够多，建设条件也已经很成熟了，我们缺乏的是“提炼”，缺乏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提炼每个学科的标识性概念。
二是学科建设与学科转型之间的冲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40多年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都是惊人的，而且这种转型走的是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这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给人类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提供了哪些西方没有的东西？这条道路颠覆了哪些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结论？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奥秘在哪里？准确回答和诠释这些问题，正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广阔用武之地。
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在强烈地面临本土化转型的问题，其本质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丰富、补充乃至部分修订被我们视为普遍规则的若干经济学预设、政治学预设、法学预设。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应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研究旨趣，转移到中国问题上来，转移到中国经验上来，转型到更加透彻地解读和说明中国道路上来，在中国本土上深耕细作，而不是在远离时代、远离沸腾的现实的学院里搞所谓的学科建设。
三是国家民族的重大需求与高校和科研机构“象牙塔化”的冲突。
最近几十年来，一些高校越来越象牙塔化，越来越学院化。学校的院墙已经变成很多学者的精神活动的边界，相当一部分学者躺在越来越豪华的学科建设的安乐窝里，备享物质繁荣带来的好处而忘却了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这无疑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是相悖的。
阐释中国发展道路，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在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方面，文史哲诸学科均承担着特殊的任务。
第一个是中国哲学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形成。在这个方面，必须使儒学走出中国哲学的范畴。我们长期以来把儒学挂在中国哲学之下，这实际上是遮蔽了儒学的本来面目。儒学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包含着大量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的内容。还原儒学的本来面目，在社会科学的视野下重新诠释、挖掘、表达、呈现儒家思想，是这一方向的主要工作。
第二个是中国历史发展道路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形成。几千年来，中国一直走着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这方面我们需要探索怎样用新的话语去解读中国道路和亚细亚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来的，这说明马克思早就看得非常清楚，中国和欧美道路不一样，中国历来是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在这个方面，历史学界有大量的工作待做。
第三个是文学与中国话语体系的形成。我认为要抓住核心概念，特别是抓住“温柔敦厚”这四个字来构建中国独特的审美话语，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明中国文明的特点。中国古代全部文学活动都处在自由与礼制之间，既要展示自由奔放的天性，又不能不有所节制，这就是所谓“温柔敦厚”。这个特点蔓延到书法、美术各个方面，不单独表现在审美上。
第四个是民俗学与中国话语体系建设问题。传统中国是礼治社会。礼治是什么意思？就是化民成俗，让老百姓自觉自愿地遵守某种规范，而不是通过法律来强制。两千年来，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老百姓完全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使基层社会有序运转。礼治社会的化民成俗与中国的社会治理、国家治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原文载于《大众日报》2021年4月20日第13版）
作者简介：王学典，全国新文科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