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卓霞:《<新唐书>民间叙事刍议》

发布者:陈岩琪发布时间:2021-03-04浏览次数:14

柳卓霞:《<新唐书》民间叙事刍议》

(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摘  要:中国古代多数评论家对采录民间叙事入史书的撰写方法持否定态度,但是翻检二十四史不难发现,民间叙事不但数量庞大、范围广泛,而且对于增强文本的可读性具有重要作用。本文以《新唐书》为例,从增加传主的传奇性,有利于“寓论断于叙事”,增强叙事结构的多样性三方面探讨民间叙事对史传文的影响。

关键字:史书;民间叙事;传奇化;叙事结构

作者简介:柳卓霞,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中国古代多数评论家对采录民间叙事入史书的做法持否定态度。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都提及他撰写《史记》时,“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搜集野老刍荛之言。[1]《史记》也因此受到部分史学家的批评。金代王若虚云:“迁采摭异闻小说,习陋传疑,无所不有。许由之事既如其非矣,而又惑于箕山之冢,殆是胸中全无一物也。”[2]唐代房玄龄等人撰写《晋书》时亦大量采录笔记小说,更是受到史评家的抨击。章学诚曰:“天下皆圣贤,孔、孟亦弗尊尚矣。清言自可破俗,然在典午,则滔滔皆是也。前人讥《晋书》,列传同于小说,正以采掇清言,多而少择也。”[3]指斥房玄龄等人不注重史实的考证,大量采录民间的琐言怪谈,读之味同文章、小说,不似史著。

虽然史论家对采录民间叙事入史书多持批评态度,但翻检二十四史,不难发现每部书中都不乏对帝王将相奇异出生的记录,也不乏离奇怪异事件的记载,更不乏民间歌谣谚语、里巷琐谈的记述。官修正史由统治阶层掌握话语权,代表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但是它们并非与民间叙事完全绝缘。董乃斌先生曾就民间叙事与正史的关系做过精彩论述:“从民间叙事经文人小说到史书记载,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简言之,大致是:口头流传的民间叙事→被文人学子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野史笔记或小说(记录可有多次,可有所加工,成文后重又流传民间,在民间口头再次增删,并再次被记录,如此反复不绝)→史官从民间口头和各种文人笔录中撷取史料编入史书,一部分纪传体的史书被承认为正史。这个过程也可表述为:从民间叙事→文人叙事→官方叙事;从民间口头叙事→作家文字的艺术叙事→史官御用钦定的经典叙事。这里的变化过渡,像光谱般的无级演变,中间固应有确定的界限,但却没有绝对分界。同时,始终存在一个逆向的过程,那就是从书面的历史再回到小说和传说,包括从历史文本重返口头演出的说书评话或文字写成的小说乃至重返民间口碑。中国的文史就是如此相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古到今,史述和小说两种文体都有一个萌生成长而至于成熟定型的过程,并且都是不断发展变化、呈开放态的。这个变化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一种表现为相分相背,一种表现为相混相融。”[4]可见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经由文人叙事这一桥梁,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新唐书》的撰写过程中,宋代文学家宋祁和欧阳修采录的民间叙事数量非常庞大,涉及范围亦非常广泛。明代胡应麟云:“唐以前做史者专精于史,以文为史之余波;唐以后能文者泛滥于文,以史为文之一体。”[5]《新唐书》等被指为以“文”为“史”,与大量采录民间叙事有一定的关系。民间叙事对于增强《新唐书》的可读性至少有三方面的作用:第一,增加了传主的传奇化;第二,有利于做到“寓论断于叙事”;第三,有利于叙事结构的多样性。

一、民间叙事增强了传主的传奇化

古人对于某些自然现象、离奇怪异之事深怀敬畏之心,王丽娟指出:“文人叙事和民间叙事对神秘因素都极其重视。除了少数持无神论的思想家外,天意暗示、天命劫数、天道报应等是绝大多数古人笃信不疑,虔诚对待的,因而也就形成了敬天畏神的观念,体现了各阶层都倾向于对超自然现象做出反应。海外学者王尔敏也指出:‘然皇天在上,为人共宗共信,共其福佑灾罚,则是对天一致信仰习惯。’又说:‘然就其后世传承,敬畏天地神祗,遂成为中国自领导阶层以至庶民之一般信仰基础,故形成民间非宗教性质信仰基础。’”[6]史书编纂者将此类带有天意暗示色彩的故事采入史书,使传主生平染上了传奇化色彩。在《新唐书》列传中,此类故事集中于有关自然征兆、天人感应、梦境、谶纬、预言以及相面类民间叙事。

在《新唐书》中记载了许多奇异的自然现象来说明天命、天道。《李密传》记载,隋末李密于大业十三年(617)建号魏公,改元永平,在巩南设坛场,即位,刑牲歃血。李密称帝后,由于他骄奢刚愎,最后被唐高祖李渊收服。传文云,李密初建号登坛时,“疾风鼓其衣”,几乎仆倒;及其即位,“狐鸣于旁”;及将败时,“巩数有回风发于地,激砂砾上属天,白日为晦,屯营群鼠相衔尾西北度洛,经月不绝”,[7]不但天气骤变,就连老鼠也渡过洛河逃跑了。文中对一系列奇异现象的记载,说明李密的失败早已注定。《安禄山传》记载:“安禄山,营州柳城胡也,本姓康。母阿史德,为觋,居突厥中,祷子于轧荦山,虏所谓斗战神者,既而妊。及生,有光照穹庐,野兽尽鸣,望气者言其祥,范阳节度使张仁愿遣搜庐帐,欲尽杀之,匿而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轧荦山。”[8]安禄山曾引发唐朝历史上最大的叛乱战争——安史之乱,使这个盛极一时的煌煌帝国由强盛的巅峰急转直下,一度变得万里萧条,民不聊生。史家们相信这些奇异的自然现象对他们日后的人生走向具有强烈的暗示性。

古往今来,很多人将梦境作为上天对个体行为和人生前程预警的信号,能够正确地解梦析梦也就成为他们的愿望之一。在《新唐书》中记载了许多神奇的梦境及对梦的解析。《贾肃传》记载:“(贾肃)少与沈传师善,传师前死,尝梦云:‘君可休矣!’肃寤而祭诸寝,复梦曰:‘事已尔,叵奈何!’刘蕡以贤良方正对策,指中人为祸乱根本,而肃与冯宿、庞严为考官,畏避不敢闻,竟罹其祸。”[9]《武士彟传》记载:武士彟“自言尝梦帝骑而上天,唐高祖笑曰:‘尔故王威党也,以能罢系刘弘基等,其意可录,且尝礼我,故酬汝以官。今胡迂妄媚我邪?’累迁工部尚书,进封应国公,历利、荆二州都督。”[10]贾肃梦见去世的好友沈传师对自己说大势已去,已无可挽回,不久便罹祸而死;武士彟梦见自己负高祖李渊直飞上天,他一生仕途平步青云。这些记载无不说明了梦境的灵验,使传主的经历具有了天命暗示的色彩。

宋祁在《新唐书》中还通过对谶纬、预言和相面故事的载录,说明天意难违。《李元吉传》记载:“初,元吉生,太穆皇后恶其貌,不举,侍媪陈善意私乳之。及长,猜鸷好兵,居边久,益骄侈。”[11]说明李元吉之猜鸷骄奢在他出生时就写在脸上了。《郑朗传》记载:“始,朗举进士,有相者言‘君当贵,然不可以科第进’。俄而有司擢朗第一,既又覆实被放,相者贺曰:‘安之。’已而果相。”[12]说明郑朗入仕必然不以科举进,通过他的体貌就可以看出来。《夏侯端传》记载高祖微时与夏侯端相友,“端邃数术,密语高祖曰:‘玉床摇,帝坐不安。晋得岁,真人将兴,安天下之乱者,其在公乎!但上性沉忌,内恶诸李,今金才已诛,次且取公,宜蚤为计。’帝感其言。”[13]说明李唐最终会代替隋朝,通过数术之法是可以推断出来的。这些谶纬、预言和相面故事的灵验记录,使传主的事迹具有了神秘化和传奇化因素。

二、采用民间叙事有利于“寓论断于叙事”

歌谣、谚语、并称、俗称和绰号等,多是民间的里巷琐谈,它们包含了民众的爱憎感情,具有针砭时弊、褒贬分明的特点。在史传中收录此类民间叙事,既可以增加文本反映社会现实的广度和深度,达到点与面,深与浅的结合,又可以实现叙事视角的多重转换,展现多方当事人的观点,增强文本的说服力,达到寓议论于叙事的效果。根据现存文献与《新唐书》的比较也可以看出,宋祁采录民间叙事多运用直接载录的形式,同时为实现为我所用的目的,亦对某些民间叙事文本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加工改造。

一些歌谣、谚语、俗称、绰号等街谈巷议之言本身就具有鲜明的褒贬倾向,史家在史传中对其载录,可以明确显示其倾向。《新唐书•宗楚客传》记载,唐中宗时,宗楚客、纪处讷凭借韦皇后为自己撑腰,结党营私,作威作福,甚至贻误国事。景龙年间,唐中宗封突厥娑葛为金河郡王,阙啜忠节贿赂宗楚客等人,将此事作罢,娑葛对此愤愤不平,将兵压境,造成了边患:

 监察御史崔琬廷奏:“楚客、处讷专威福,有无君心,纳境外交,为国取怨;晋卿专徇赃私,骄恣跋扈。并请收付狱,三司推鞫。”故事,大臣为御史对仗弹劾,必趋出,立朝堂待罪。楚客乃厉色大言:“性忠鲠,为琬诬诋。”中宗不能穷也,诏琬与楚客、处讷约兄弟两解之,故世谓帝为“和事天子”。[14]

唐中宗面对宗楚客的无理跋扈不但不予治罪,反而让弹劾他的御史崔琬与其和解。“和事天子”的绰号虽然产生于内廷,但民间风味十足,正是对唐中宗昏懦无能的讽刺。宋祁虽不自明言,但他对唐中宗昏庸的嘲讽已是入木三分。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六《杜景佺传》记载:

 (杜景)出为益州录事参军。时隆州司马房嗣业徙州司马,诏未下,欲即视事,先笞责吏以示威。景谓曰:“公虽受命为司马,州未受命,何急数日禄邪?”嗣业怒,不听。景曰:“公持咫尺制,真伪莫辨,即欲搅乱一府,敬业扬州之祸,非此类邪?”叱左右罢去,既乃除荆州司马,吏歌之曰:“录事意,与天通;州司马,折威风。”由是浸知名。[15]

房嗣业在任命诏书下达前,到即将管辖的益州考察本是好事,但他并非为造福一方,而是笞责地方下层官吏,树立自己的威风,这显然不是清良官员的作风。杜景佺对房嗣业“笞责吏以示威”的做法极为不满,以诏书未下为由,不承认房嗣业为益州司马,对房嗣业笞责地方下层官吏的行为坚决抵制。房嗣业最终也确实没有被任命为益州参军,而是被贬为荆州司马。宋祁通过歌谣“录事意,与天通;州司马,折威风”,站在下层官吏的立场,从下层官吏的视角,以下层官吏之口,对房嗣业的专横暴戾进行指责,对杜景佺一身正气,敢于为民众担当的品行进行了赞扬。《杜景佺传》又记载:

 (杜景佺)入为司刑丞,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专治诏狱,时称“遇徐、杜者生,来、侯者死。”[16]

杜景佺任司刑丞之时,正是武则天实行恐怖政策,酷吏当道之日。从“遇徐、杜者生,来、侯者死”这句民谚可体会出四层意思:第一,对于武则天以残酷的恐怖手段治理国家,大臣之间存在赞成与反对两种意见;第二,民众对这一政策极为痛恨,但又无可奈何;第三,百姓们对以徐有功和杜景佺为代表的官员热情拥护,对来俊臣、侯思止为代表的酷吏深为痛恨与憎恶;第四,宋祁对武则天的政策持否定态度,同情在酷吏淫威下战战兢兢的官员和百姓,支持徐有功与杜景佺的。通过“遇徐、杜者生,来、侯者死”这一民谚,文本不但实现了多重视角转换,而且将宋祁自己的观点隐含其中,很好地达到了寓议论于叙事的效果。

《新唐书•李憕传》记载:“(李憕)颇殖产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阙口,畴墅弥望,时谓‘地癖’。”[17]传文载录百姓称呼李憕为“地癖”,对其贪得无厌做了讽刺。《杨德干传》记载:“德干历泽、齐、汴、相四州刺史,有威严,时语曰:‘宁食三斗炭,不逢杨德干。’”[18]以谚语说明杨德干为人之严酷、苛责。万建中指出:“民间口头文学的叙述人不是一般的说话人,即不是正在‘说话’的人本身,而是秉承了某一地方传统并在传播和演绎传统的人物。一个人一旦进入叙事,他就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份、角色和角度。叙述人是叙述人所创造、所想象、所虚构的角色。”“民间叙事是集体的,传统的叙述即集体叙事建立在口传叙述的惯例和其线性顺序上,为了一种明确的意义或智慧,即一种可理解性,传统的叙事方式总是力图消除叙述话语中的异质因素。”[19]民间叙事的叙述人是集体性的与区域性的,因此对民间叙事的转述实际是在转述一个区域的人,或一个群体的评论,是大众化的,非私人的,故史家对民间叙事进行采录,不但可以扩展传文所涉及的社会层面,而且还可以极大地增强观点的力度,达到言简意赅,以事服人的效果。

三、民间叙事的引入有利于叙事结构的多样性

纪传体史书中有数百篇人物传记,要克服传文结构的重复单一,对史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新唐书》中,借鉴民间叙事结构组织文本,是宋祁解决这一问题所采取的一条途径,它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以民间叙事为主线索贯穿整个事件或传主生平;其二,在传文局部穿插民间叙事,与其他部分形成不同的结构关系。

《新唐书》卷一六一《张荐传》中穿插了张荐祖父张鷟的生平事迹。对张鷟生平事迹进行记叙时,宋祁在按照张鷟的少年——仕宦——死亡经历采用顺叙方式组织文本的同时,也运用了民间叙事结构组织传文:

 张荐字孝举,深州陆泽人。祖,字文成,早惠绝伦。为儿时,梦紫文大鸟,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闻五色赤文,凤也;紫文,也。若壮,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调露初,登进士第。考功员外郎骞味道见所对,称天下无双。授岐王府参军。八以制举皆甲科,再调长安尉,迁鸿胪丞。四参选,判策为铨府最。员外郎员半千数为公卿称“文辞犹青铜钱,万选万中”,时号“青钱学士”。证圣中,天官侍郎刘奇以及司马锽为御史。性躁卞,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姚崇尤恶之。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劾多口语讪短时政,贬岭南,刑部尚书李日知讼斥太重,得内徙。属文下笔辄成,浮艳少理致,其论著率诋诮芜猥,然大行一时,晚进莫不传记。武后时,中人马仙童陷默啜,问:“文成在否?”答曰:“近自御史贬官。”曰:“国有此人不用,无能为也。”新罗、日本使至,必出金宝购其文。终司门员外郎。[20]

《张鷟传》选取的传记事实除“证圣中,天官侍郎刘奇以鷟及司马锽为御史。性躁卞,傥荡无检,罕为正人所遇,姚崇尤恶之”和“开元初,御史李全交劾鷟多口语讪短时政,贬岭南,刑部尚书李日知讼斥太重,得内徙”两件事外,皆围绕张鷟之文才选取。张鷟儿时曾梦见紫文大鸟,其祖父解析梦境认为这预示张鷟将以文章闻名天下。他考进士时文章天下无双,八以制举皆甲科,四次参选所作判策皆第一,被员半千称为“万选万中”的优质“青钱”,故当时人称之为“青钱学士”。他的文章不但国内学子欣然模仿,就连新罗与日本人都出重金购买。张鷟儿时的梦境预示他将来会以文才显名,张鷟后来的成就也证明他确是写文章的高手。梦境的内容和暗示含义是张鷟传文的内在叙事线索。

有关张鷟的“梦境”在流传中有一个“演进”的过程。张鷟在笔记小说《朝野佥载》中曾对做梦一事进行了记载:

 张鷟曾梦一大鸟,紫色,五彩成文,飞下至庭前不去。以告祖父,云:“此吉祥也。昔蔡衡云,凤之类有五:其色赤者,文章凤也;青者,鸾也;黄者,雏也;白者,鸿鹄也;紫者,鸑鷟也。此鸟为凤凰之佐,汝当为帝辅也。”遂以为名字焉。[21]

唐代莫休符《桂林风土记》对张鷟名字的由来亦有记载:

 张字文成,深州陆泽人也。后赵石侯宾之裔。少聪敏遇人,其祖齐工文学,以当时儒士多称之才,莫不叹异。因曰:“我孙为人所知,如天以为凤凰之佐五色成文。”因名,字文成。弱冠应举,下笔成章。[22]

《桂林风土记》中关于鸑鷟的记载是张鷟的祖父张齐对张鷟的评价和期待,文中并没有张鷟儿时做梦的记录。《旧唐书》卷一四九在《张荐传》中亦插入了张鷟的生平,对此事的记载为:

 张荐字孝举,深州陆泽人。祖鷟字文成,聪警绝纶,书无不览。为儿童时,梦紫色大鸟,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谓之曰:“五色赤文,凤也;紫文,鸑鷟也,为凤之佐,吾儿当以文章瑞于明廷”,因以为名字。[23]

 张鷟的《朝野佥载》和莫休符的《桂林风土记》,《旧唐书·经籍志》都没有记载,《新唐书·艺文志二》记载:“张鷟《朝野佥载》二十卷,自号浮休子。”[24]又“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三卷。”[25]这说明,《旧唐书》的编纂者没有见到《朝野佥载》和《桂林风土记》,《新唐书》编纂时,史家进行了补录。张鷟一生最高位至鸿胪卿,掌宾客及凶仪之事。张鷟《朝野佥载》记载其祖父张齐根据梦境推测他“当为帝辅”的预言是不太准确的。《旧唐书》的编纂者将张齐的预言改为对张鷟文才的推测,或是另有所本,或是根据张鷟生平所做的修改。宋祁沿袭《旧唐书》的记载,只以梦境突出张鷟的文才和名声,与其生平相吻合,但进而以之为线索组织张鷟的生平事迹,无疑增强了传文的趣味性。

再如,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唐僖宗乾符末年,有芦苇生于李全忠室内,一尺三节,张建章据此推断李全忠当为节度,且传三世,最后应验的故事。两《唐书》通过对“传节三世”这一民间传说的载录,不但按照时间顺序将李全忠、李匡威、李匡筹父子三人的传记融为一体,而且这种以历史事实验证预言的写法使文本悬念起伏,枝节层生,增加了情节的波澜。

在《新唐书》中,宋祁、欧阳修等人还在传文局部穿插民间叙事,增加文章的可读性。如《新唐书·郭谊传》:

 (郭)谊者,兖州人。兄(郭)岌,事(刘)悟为牙将,常乐滏山秀峻,曰:“我死必葬此。”望气者言:“其地当三世为都头异姓。”河北谓都头异姓,至贵称也。“然窆过二丈不利。”谊以岌假刺史,穿三丈,得石蛇并三卵,工破之,皆流血。至是,谊及岌三子同诛。[26]

《旧唐书》没有为郭谊立传。《新唐书·郭谊传》只详写望气者之言和石蛇之死,其具体事迹则见于《刘稹传》中。这种对郭谊生平事迹的铨配方式显然不符合史书人物传记的要求,如将《郭谊传》作为文人参与润色的民间叙事文学,则不失为情节曲折的佳构。再如唐代胡璩《谭宾录》记载:“李林甫梦一人,细长有髯,逼林甫,推之不去。林甫寤而言曰:‘此裴宽欲谋替我。’”[27]《旧唐书·李林甫传》与《新唐书·李林甫传》皆对此进行了载录,且增加了杨国忠貌似裴宽一事。两《唐书》中《李林甫传》大部分内容讲述李林甫在朝堂内外一手遮天的行为,这一民间故事的插入则表现了他在天命面前的无可奈何,与传文其他部分形成了鲜明对比。

刘知几《史通·采撰》云:“观夫丘明受经立传,广包诸国,盖当时有《周志》《晋乘》《楚杌》等篇,遂乃聚而编之,混成一录……此并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28]又云“范晔增损东汉一代,自谓无愧良直,而王乔凫履,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传于《抱朴子》。朱紫不别,秽莫大焉。”[29]认为民间传说故事的介入破坏了史书“征实”的纯粹性,是史书书写的败笔、秽笔。但如果从文学角度看,这些民间文本的介入丰富了传文的情节结构,形成一波三折的趣味性,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史家在撰写史书时如此热衷于从民间叙事中搜求材料,并对其进行采录,一部分原因是民间叙事中保留了弥足珍贵的史料,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民间叙事的载入为史学家发挥个人文学才能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民间叙事的加入不但有助于史家实现寓论断于叙事的目的,而且其中一些荒诞不经、离奇怪异的传说,史家出于好奇心理和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将它们采录进史书或运用文学想象的手法参与这类民间叙事的改编和创造,不仅增强了传主经历的传奇性与合理性,还可以这些传说故事作为传文的结构线索,增加传文的趣味性。从史贵征实的角度而言,这难怪刘勰称之为:“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30],章学诚感叹:“伪乱真而文胜质,史书不亡而亡矣。”[31] 但如以创作观之,史家们以文人妙笔发挥个人才能,借用民间叙事踵事增华,则无疑极大地增强了史文的可读性。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项目“《新唐书》文学叙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为18JHQ035


注释:

[1]司马迁《史记》卷一三○,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319页。

[2]王若虚《滹南遗老集(附续诗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78页。

[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06页。

[4]董乃斌《诸朝正史中的小说与民间叙事》,《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第125页。

[5]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2001年版,第131页。

[6]王丽娟《三国故事演变中的文人叙事与民间叙事》,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179页。

[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八四《李密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685页。

[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二五上《安禄山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411

[9]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七九《贾肃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320—5321页。

[1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六《武士彟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835页。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七九《李元吉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545页。

[1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五《郑朗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070页。

[1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一《夏侯端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496页。

[1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宗楚客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102页。

[1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六《杜景佺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42页。

[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六《杜景佺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243页。

[17]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一《李憕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511页。

[18]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九七《杨德干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23页。

[19]万建中《寻求民间叙事》,《民族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第32页。

[20]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一《张荐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79—4980页。

[21]张鷟著,袁宪校注《朝野佥载》,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22]莫休符《桂林风土记》,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6—17页。

[23]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四九《张荐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23页。

[24]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85页。

[25]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九《艺文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07页。

[2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一四《郭谊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018页。

[27]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二七九,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217页。

[28]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74页。

[29]刘知几著,浦起龙释《史通通释》,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75页。

[30]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86页。

[3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0页。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