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红:《竺僧朗与神通、灵岩二寺关系考》

发布者:陈岩琪发布时间:2021-02-27浏览次数:10

李晓红:《竺僧朗与神通、灵岩二寺关系考》

(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摘  要:齐鲁有两座名刹曾煊赫中夏、辉映诸蓝,即今济南境内的神通寺和灵岩寺,目前在两寺创寺人的问题上,说法莫衷一是。细绎之下,竺僧朗入泰山金舆谷创寺一事的辨析应以《十六国春秋》《元和郡县志》《敕赐神通寺祖师兴公菩萨道德碑》《灵岩寺碑颂》等文献所记为准。明清以来的一些笔记、方志对此记载相互抵牾,尤其是清《灵岩志》并不足据。竺僧朗入金舆谷创立的山东最早寺庙为神通寺,这对山东区域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促进了齐鲁涉佛文学的发展。而竺僧朗创灵岩寺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灵岩寺由法定禅师而非竺僧朗所创,前种错误认识主要来自明清以来相关典籍张冠李戴所致。

关键词:竺僧朗;神通寺;灵岩寺

作者简介:李晓红,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研究。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理学视域下的南宋佛寺散文研究》(17DZWJ01)的阶段性成果。


神通、灵岩二寺沿革名号、逾越千年,前者遗址隶属历城柳埠镇,后者遗址地处长清万德镇,两寺同在泰山西麓灵岩寺又在神通寺西南20多千米处。毋庸置疑的,灵岩寺与神通寺是相距数十千米的不同寺庙,但一些分别涉及二寺的历史文献,尤其是明清以来的一些典籍,都将南北朝时期同一个丛林大德——竺僧朗——定为其创寺者,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现象,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宋代以降,许多题记两寺的寺文和题咏两寺的诗歌都涉及竺僧朗,辨清僧朗与二寺的关系,对深入理解这些文学作品的文意、禅趣大有裨益。而且,厘清两寺的创始人问题,涉及“山东最早寺院”的归属问题。所以有必要缕清竺僧朗与二寺的真实关系,他创立的是灵岩寺还是神通寺,抑或两寺均由其奠基?

一、僧朗入泰山创寺的三种论点

在这个问题上,饶宗颐先生写道:“僧朗要到苻秦的皇始元年(351)才入泰山的金舆谷,建立神通寺,即今有名的长清县东南的灵岩寺,人称‘朗公谷’”[1]王公伟先生亦持类似观点,“公元351年(伪秦符健皇始元年。移卜泰山),为了躲避永嘉之乱,僧朗来到山东的泰山地区。僧朗见泰山清幽安宁,于是就在此地建立了一座寺院,这就是山东地区最早的佛教寺院——朗公寺。后来,僧朗又在玉符山(又名方山)建立寺院,这是名闻天下的灵岩寺的肇始”[2]

僧朗确实入过泰山金舆谷,至于创立了神通寺还是灵岩寺,姑且搁置不论,然而有一点是无疑的,神通寺与灵岩寺是两座独立存在的不同庙宇——《续高僧传》“释昙迁传”载明:“(开皇)十四年(594)……又敕河南王为泰岳神通道场檀越,即旧朗公寺也;齐王为神宝檀越,旧静默寺也;华阳王为宝山檀越,旧灵岩寺也。”[3]历代相关记载对两寺区分甚明,且其各自遗址距离彼此几十千米,饶宗颐先生视神通寺为灵岩寺,恐是千虑一失。从这段记载还可以看出,神通寺旧称朗公寺,至隋代始赐额“神通”。王公伟先生“僧朗玉符山创灵岩寺”之说,也是一种极具代表性的观点,谈到灵岩寺的创立问题,说者往往归于僧朗入泰山而设,但这种论断或可进一步探究——灵岩寺恐非僧朗所建。

最先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是温玉成先生。他认为:“灵岩寺的创立,说者往往以后赵佛图澄的弟子僧朗于公元351年居泰山朗公谷为起始。但朗公谷神通寺在今柳埠,距灵岩寺实有三、四十公里之遥,不可混而一之。”[4]温先生认为灵岩寺并非僧朗创设,这是很敏锐的独到见解。

二、僧朗是神通寺的开山祖师

沙门朗公确实曾入泰山金舆谷创立了一所寺庙,该寺实为神通寺(旧称朗公寺,前文已述,隋时赐额神通),僧朗是神通寺的开山祖师。

先看僧朗本传的记载。梁《高僧传》云:“(竺僧朗)以伪秦符健皇始元年,移卜泰山……朗乃于金舆谷昆仑山中,别立精舍,犹是泰山西北之一岩也,峰岫高险,水石宏壮。朗创筑房室,制穷山美,内外屋宇数十余区,闻风而造者百有余人。朗孜孜训诱劳不告倦……此谷中旧多虎灾……及朗居之,猛兽归伏,晨行夜往,道俗无滞……犹呼金舆谷为朗公谷也。”[5]

北齐《魏书》也写到了僧朗:“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先是,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泰山之琨瑞谷,帝遣使致书……为礼,今犹号曰朗公谷焉。”[6]

再看北魏《水经注》卷八“济水条”:“(玉)水导源泰山朗公谷,旧名琨瑞溪,有沙门竺僧朗,少事佛图澄……隐于此谷,因谓之朗公谷。故车频《秦书》云:‘符坚时,沙门竺僧朗尝从隐士张巨和游,巨和常居穴,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连楼累阁……’”[7]屠本《十六国春秋》也有僧朗的相关记录:“僧朗少事佛图澄……秦皇始元年,移卜泰山,隐于金舆谷昆仑山中,因谓之朗公谷。[8]

比较来看,以上四则资料在诸多涉及竺僧朗的史料中,距僧朗生活年代最为接近,作为较为原始可靠的文字证据,是判断僧朗创寺公案的关键所在。细读之下,不难发现一个问题:无论是梁《高僧传》的记载,还是北齐成书的《魏书》、北魏的《水经注》与《十六国春秋》,其中均未涉及僧朗所创之寺的名字,但从中能够明确僧朗当时的行藏——泰山金舆谷昆仑山中,又名朗公谷、琨瑞溪。如此,只要弄清楚灵岩、神通二寺究竟是谁坐落于此,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了。

然而,一些涉及灵岩寺与神通寺的历史文献却都认定,“自己”才是位于泰山金舆谷中僧朗所创的那座寺庙。试举数例:

记载僧朗入泰山金舆谷创立神通寺的:

 唐《元和郡县志》:“神通寺,在县东七十里琨瑞山中,符秦时沙门竺僧朗隐居也,朗少事佛图澄,尤明气纬,隐于此谷,因谓之朗公谷。”[9]

 元《齐乘》:“符秦时有竺僧朗事佛图澄,硕学渊通,与隐士张巨和居此,因号朗公谷,今有朗公寺,亦三齐名刹,历代有碑,谷有琨瑞溪水,过玉符山,又名玉水。”[10]

 清道光《济南府志》:“神通寺在府城东南八十里,南燕时朗公所建。”[11]

记载僧朗入泰山金舆谷创立灵岩寺的:

 清《岱览》:“灵岩,古方山也……东晋竺僧朗……尝往来于此说法,猛兽降服、顽石点头,人以告朗,朗曰:‘此山灵也,因名灵岩’。”[12]

 清《灵岩志》:“灵岩寺在方山下,即<水经>玉符山,乃泰山西北麓之一岩也……时朗公在此说法。”[13]

 清雍正本《山东通志》:“长清县灵岩寺,在县东九十里方山上,元魏时为竺僧朗公说法之所在。”[14]

僧朗在泰山金舆谷中所建之寺,历代记载为什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说法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神通、灵岩二寺相距二十多千米,均在泰山西麓,地理位置又都与《高僧传》中“泰山西北之一岩也”相合,如果不详加溯源,又不实地考察,记载起来就容易犯“想当然”的错误:以清人马大相所编《灵岩志》为例,“灵岩寺在方山下,即水经玉符山,乃泰山西北麓之一岩也。符秦时改名昆仑山金舆谷,盖重其人而神其地也。时朗公在此说法”[15]。《灵岩志》说方山在符秦时名金舆谷,这种论调就犯了先入为主的毛病。第二,清代数量众多的涉及两寺的山东方志对该问题的记载颇有抵牾:如乾隆本《历城县志》卷一八记朗公寺为僧朗所建;但前引雍正本《山东通志》却认为僧朗说法于灵岩;前引道光本《济南府志》则一面认为朗公创建了神通寺,又说“灵岩寺在县东九十里方山上,元魏时为竺僧朗公说法之所”[16],等等。实际上,清以来诸多版本的相关方志在此问题上记载不清,以致他书互作参引、张冠李戴,这是后来学者对神通、灵岩二寺创寺者产生模糊认识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僧朗入泰山金舆谷所建之寺为神通寺,这是可以肯定的。北魏《十六国春秋》最早记录了僧朗创设神通寺的事迹,据屠本《十六国春秋》:

 德为僧朗建神通寺于齐州,仍遗书于朗曰:“……并假东齐王,奉高、山茌二县封给。”朗答书曰:“……贫道位静深山,岂临此位?且领民户,兴造灵刹。”[17]

结合两段记载可以看出,僧朗没有接受“东齐王”的封号,却领受了两县的“民户”用来兴造灵刹——神通寺。

另前文引唐《元和郡县志》,明确记载神通寺在琨瑞山中,且由僧朗所建。此外,还有数条唐代文献可证:

 唐《法苑珠林》:“泰山金舆谷朗公寺,昔中原值乱,永嘉失驭,有沙门释僧朗所居之山……威声振远,天下知闻。”[18]

 唐《续高僧传》:“仁寿置塔,敕令(法瓒)送舍利于齐州泰山神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为僧朗禅师之所立也。”[19]

 唐《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沙门竺僧朗,晋泰康中,卜于东岳金舆谷,起寺列众……燕主给以二县租调,拜为东齐王。魏主、晋帝、符秦并致书远锡,至今三百余年,寺像存焉……其古迹名为神通寺。”[20]

其中《法苑珠林》一书另有多处文字记录,明确表示竺僧朗入金舆谷创建神通寺:

 晋沙门释僧朗者,戒行明严……晋太元中于奉高县金舆山谷起立塔寺,造制形像……鲜卑慕容德以二县租课充其朝中,至今号其谷为朗公谷也。[21]

 (隋东都宝扬道场释法)安后往泰山神通寺,僧来请檀越,安为达之,(晋)王乃手书寺壁,为弘护也。初与王入(朗公)谷,安见一僧著敝衣,乘白驴而来。王问:“何人?”安曰:“斯朗公也,即创造神通,故来迎引。”[22]

诚然,末条引文故事本身带有灵异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唐代史料都明确无误地讲到:僧朗入泰山金舆谷建立了神通寺。僧朗骑驴的传说另见于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只不过白驴变成了金驴:“晋僧朗住金榆山,及卒,所乘驴上山失之,时有人见者,乃金驴矣。”[23]

递至元明的一些典籍和著作,在该问题的记载上,依然持此观点。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即元至治二年(1322)立于神通寺的《敕赐神通寺祖师兴公菩萨道德碑》,据乾隆本《历城县志》,此碑高七尺、宽三尺,碑额、碑阴俱存,在寺大殿西墀下、东向。碑称:“神通道场肇朗公菩萨,魏皇始二□□兆泰山金舆谷中……”[24]

其他持此论点的元明文献另如:

 元《佛祖历代通载》:“南燕慕容德亲与齐州朗和尚建神通寺,与师书曰……”[25]

 明《天中记》:“泰山神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为僧朗禅师之所立也……古号为朗公寺。”[26]

 明李攀龙“神通寺”诗:“相传精舍朗公开,千载金牛去不回。”(载《沧溟集》卷九)

清代以降,一些方志和笔记在该问题上开始出现自相矛盾或者模棱两可的笔录,除前文所引外,如聂剑光《泰山道里记》,对僧朗说法之地的记载出现了分歧,却严格区分了“灵岩”与“神通”的各自位置:

 泰山西北四十余里为灵岩……东晋京兆竺僧朗……常往来于此说法,猛兽归伏、乱石点头,灵岩所由名也。[27]

 泰山东北四十余里为琨瑞山,一名金舆山……经柳埠村八十五里,山西北为神通寺,道元云竺僧朗大起殿舍,旧称朗公寺,隋开皇三年文帝以通征屡感,故曰神通也。[28]

值得一提的是,顾炎武《求古录》里的一段文字,考证精当、灵台清明,认定“灵岩寺”所在为灵岩山,其地理位置并非《魏书》中的“朗公谷”:“右小石刻在济南府长清县灵岩山寺中,其山距府九十里,南接泰山,北带龙洞,《齐乘》以为疑即《水经》之玉符山。而《魏书》所云‘朗公谷’,在其东南。”[29]

从《泰山道里记》和《求古录》中,能得出同一个结论:灵岩寺在灵岩山,不在朗公谷——质言之,坐落在泰山金舆谷中,僧朗所建的寺庙,是神通寺。而这个结论也正与北魏以来的相关典籍记载吻合。

三、灵岩寺由法定而非僧朗创建

济南灵岩寺久负“四绝”之名,宋嘉祐六年(1061年)《齐州灵岩寺千佛殿记》有:“得四绝之伟者,则有荆之玉泉、润之栖霞、台之国清,泉兹灵岩是也。”[30]留题灵岩寺的为数众多的诗文也可印证四绝之称:如宋禁安持提有“四绝之中处最先”句,另宋冤亭卞《留题灵岩古诗十韵》有“屈指数四绝,四绝中最优”句,再如宋李迪《灵岩》亦有“名曾参四绝,封合亚三公”句。“四绝”称谓起源何处?据宋张公亮《齐州景灵岩记》:“唐李吉甫纂《十道图》,以润之栖霞、台之国清、荆之玉泉,合兹寺为四绝。”[31]虽然李吉甫《十道图》亡佚已久,但从宋以来历代文人皆目灵岩为“四绝”之一的现实来看,灵岩宝刹确实凭借“四绝寺”蜚声海内。

首唱梵音,造就了这座千古名寺的,并非竺僧朗,而是法定禅师。

温玉成先生据李邕“灵岩寺碑颂”认为灵岩寺“由‘法定禅师’创建于‘晋宋之际’(420年前后)”[32]。“法定禅师创寺”的论点是很站得住脚的。

 唐《灵岩寺碑颂并序》:“……晋宋之际,有法定禅师者,景城郡人也,尝行兰若(下缺)若是者历年。禅师以劳主人,逝将辞去,忽有二居士(下缺)建立僧坊,弘宣佛法,识者以为山神耳。” [33]

 唐《神宝寺碑》:“粤有沙门讳明,不知何许人也……明以正光元年(520),象运仲秋,于时振锡登临……遂表请国主,驰策人神,立此伽蓝,以静默为号……至我大唐御宇……以此寺北有宝山,东有神谷,因改为神宝寺。” [34]

从两碑可以明确得出结论:灵岩寺由法定禅师创立于晋宋之际,神宝寺由沙门明创立于北魏正光元年(520)。除此二碑及温文已经提及的宋王逵、宋张公亮、金陈寿恺三碑可证灵岩寺非僧朗所创外,另有历代数则资料可佐证“法定禅师创建灵岩寺”之事,补考如下:

王恽《灵岩寺二十六韵》:“……定师兴寺始,党刻不辞惭。”明王世贞有《定公堂》诗,灵岩寺定公堂专祀法定禅师,诗云:“定公创招提,凿破青山色。”明《山东通志》卷二〇载:“灵岩寺,在长清县方山北上,相传佛图澄卓锡之地,法定禅师所创……”[35]以上言法定创灵岩寺甚明。

另外,宋曾巩有《灵岩寺兼简重元长老二刘居士》诗:“法定禅房临峭谷,辟支灵塔冠层峦……”;宋苏辙有《灵岩寺》诗:“……白鹤导清泉,甘芳胜醇醴,声鸣青龙口,光照白石陛……”;宋蔡安持《题灵岩寺》:“……当年驭鹤归何处?世上犹传锡杖泉。”“白鹤”“驭鹤”指法定创灵岩寺有“双鹤献瑞”的典故,如果说僧朗是灵岩寺的始创者,那么三诗写灵岩寺怎么会均只写法定而未有片语涉及僧朗呢?

以上所引,至少说明唐宋元三朝在灵岩寺的创寺人问题上是没有争议的。明代以降,说法开始有了出入,试举数例:

 明于慎行《春日同于子冲上灵岩寺》有“朗公今化石,不转谒金仙”句。于另有《朗公石》诗:“朗公已逐诸缘灭,此石何缘号朗公?莫向警魂论片石,都无生灭是真空。”

 明李攀龙《古今诗删》卷二十九收许邦才《灵岩寺》诗,诗有“石僧东岭缘何事?似指莲花问朗公”句。

 清施闰章有《灵岩行》诗,诗有“朗公卓锡呼不应,龙眉石丈拱我前”句。

清以来题咏灵岩寺的诗文不可胜数,文中往往提到“朗公”,就不再枚举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帝乾隆数度驻跸灵岩寺,曾八题“灵岩八景”,留有许多涉及朗公的诗句,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其《御制诗集》中的《题灵岩寺八景诗》与《八题灵岩八景诗》,两诗同题“巢鹤岩”。前诗首联为“法定开山有鹤瑞,羽衣皜皜驻云峰”,后诗则有“朗公岂是逋翁侣,破戒留斯妻鹤踪……”句。对照看来,原本典出法定的“双鹤献瑞”,乾隆已经将其和朗公混淆了——御笔尚且作此示范,后世诗人题咏此寺常混淆法定与朗公,也算情有可原了。

分析来看,说明从明代开始,题咏灵岩寺的诗文中开始出现“朗公”的意象。很可能明代寺内出现了“朗公石”一景,发端至清代繁衍出众多与朗公有关的景致,如清《灵岩志》所载朗公山(朗公寨)、朗公岩(朗公石)、朗公泉、朗公墓(鲁班洞)等等。这里就有一个疑问,既然灵岩寺是由法定禅师所创,为什么寺内有如此多关于朗公的元素?一是清以来张冠李戴所致,二是可能因竺僧朗是晋宋高僧,相较之下,法定则平平了了,借“竺僧朗”之名可以自重之故。

综上,僧朗与神通、灵岩二寺的关系可以缕清:竺僧朗在永嘉之乱不久入泰山金舆谷创立了齐鲁第一寺——神通寺,为齐鲁地区涉佛文学的大发展拉开了序幕,他可能也曾涉足方山一带(今灵岩寺所在)讲法,却并未创立灵岩寺;灵岩寺由法定禅师始建于晋宋之际,除明清以来寺内用朗公命名的数处景观外,僧朗与灵岩寺并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交集


注释:

[1] 饶宗颐《早期青州城与佛教的因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49页。

[2] 王公伟《泰山僧朗及其与帝王的关系》,《佛教文化》2005年第1期,第59页。

[3] 道宣《续高僧传》卷一八,《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1924-1934)版,第573页。

[4] 温玉成《李邕“灵岩寺碑颂”研究》,吴言生《中国禅学(第二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4页。

[5] 释慧皎著,汤用彤校注《高僧传》,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90页。

[6] 魏收《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十》,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30页。

[7] 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09页。

[8]崔鸿《十六国春秋》卷四二,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6页。

[9] 李吉甫著,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77页。

[10]于钦《齐乘》卷一,《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一册,第526页。

[11]王赠芳《济南府志》卷一八,《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408页。

[12]唐仲冕《岱览》卷二四“附览五”,清嘉庆果克山房刻本第九册,第62页。

[13]马大相《灵岩志》卷二,《中国佛寺志丛刊》,广陵书社1996年版,第45-46页。

[14]岳濬《山东通志》卷二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四〇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9页。

[15]马大相《灵岩志》卷二,《中国佛寺志丛刊》,广陵书社1996年版,第45-46页。

[16]王赠芳《济南府志》卷一八,《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410页。

[17]崔鸿撰,屠乔孙订《十六国春秋》卷六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六三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843页。

[18]道宣著,周叔迦等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455页。

[19]道宣《续高僧传》卷十,《高僧传合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86-187页。

[20]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1924-1934)版,第433页。

[21]道宣著,周叔迦等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632页。

[22]道宣著,周叔迦等校注《法苑珠林校注(二)》,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857页。

[23]段成式著,方南生点校《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8页。

[24]李文藻《历城县志》卷二四,《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442页。

[25]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八,《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大正十三年至昭和九年(1924-1934)版,第四九册,第528页。

[26]陈耀文《天中记》卷三六,光绪四年(1878)听雨山房刊本,第30页。

[27]聂剑光《泰山道里记》“泰山西北”条,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57-158页。

[28]聂剑光《泰山道里记》“泰山西北”条,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第171页。

[29]顾炎武著,朱记荣校《顾氏<求古录>》“大丞相文定公游灵岩寺诗”条,《槐庐丛书》,光绪十四年(1888)槐庐校勘本,第19页。

[30]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齐州灵岩寺千佛殿记”条,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708页。

[31]张公亮《齐州景灵岩记》,《全宋文》第四十八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5页。

[32]吴言生等编《中国禅学(第二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54页。

[33]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390页。

[34]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381-382页。

[35]陆釴《山东通志》卷二〇,《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五一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第1205页。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