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墨林：《“儒术于我何有哉”：从杜诗中“儒”字的运用看杜甫思想之变化》

由墨林：《“儒术于我何有哉”：从杜诗中“儒”字的运用看杜甫思想之变化》

(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摘要：杜甫自称“腐儒”，后代学者也视他为一个儒者，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杜甫家传影响及其自身追求直接相关。从不同时期杜诗中对“儒”这一字眼的运用，反映出其对自身儒者身份的认同经历了变化的过程。其中，安史之乱发生、杜甫疏救房琯被贬，这两个事件是导致其认识变化的重要转折点。杜甫一生都在儒家境内，杜诗中的儒家精神主要体现在关注现实政治、呼吁统治者施行“仁政”思想，贯穿杜甫整个人生。

关键词：杜甫；儒；变化；思想经历

作者简介：由墨林，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古文学文献研究、杜甫研究。

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为唐代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杜诗题材广泛，因其生动记录当时社会万象、深刻地揭露社会现实而被称为“诗史”，杜甫本人则被尊为“诗圣”。杜甫自称“腐儒”，历代注杜、治杜诸家也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者，如宋人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提出子美诗“自比稷与契”一句“未免儒者大言”[1]，又清人刘熙载在其《艺概·诗论》中指出“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2]。后人这种对其“儒者”身份的认同，正是对杜甫自问“儒术于我何有哉”的准确回答。

不同时期杜甫诗中儒家思想的反映有所侧重。对于杜诗中儒家思想的体现和杜甫的儒者情怀，学界已经产生不少真知灼见。而杜诗中“儒”字的运用，反映出杜甫对“儒”认识的思想变化，就笔者目力所见，学界还未有系统梳理过，尚且有可探讨的空间。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研究杜诗和杜甫思想较为重要，故笔者不揣浅陋，从杜甫何以选择儒家之路这一问题入手，摸清杜诗中对“儒”运用的变化及其思想经历变化的过程。

一、杜甫走上儒家之路的原因

据笔者统计，杜诗中用到“儒”这一字眼的诗歌凡四十多首。杜甫如此强调“儒”，并以儒家价值追求作为自己的终身目标，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家传影响以及其个人的追求是分不开的。

杜甫所处的时代重视儒家典籍，是其成为儒者的重要背景。自汉末至隋代以来，社会动荡，典籍损失严重，《旧唐书·经籍志》总结了此期间典籍发展、流失的过程：

及汉末迁都，焚溺过半，爰自魏晋，迄于周隋，而好事之君、慕古之士，亦未尝不以图籍为意也。然河北江南未能混一，偏方购辑，卷帙未弘，……及隋氏建邦，寰区一统，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及大业之季，丧失者多。[3]

在此过程中，儒家典籍亦有散佚，幸存下来的典籍也往往有章句杂乱，文理乖错等问题。为加强思想控制，维护政治统一，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奉敕编订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义疏著作完成，史称《五经正义》。经过此次儒学经典的重新修订，儒学的社会地位明显上升，影响力扩大。在此后一段时间中，《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用书，使得儒学处于一个相对高的政治、思想地位上。因此，诵读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也就成了当时士子的必修课。[4]

与杜甫处于同时代的大诗人很多，何以杜甫更能体现儒者情怀？这与他受祖辈世代“奉儒守官”的家传影响关系密切。天宝元年（742），杜甫的二姑在洛阳仁风里去世，杜甫为其作《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志》中称：

吾祖也，我知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5]

约天宝十三载（754），杜甫在长安向玄宗献《雕赋》，又作《进〈雕赋〉表》：

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

杜甫称其祖上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这是符合实情的。杜甫十四世祖杜恕、十三世祖杜预，均为当时名臣，杜预更是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等书，专门注解儒家经典。杜甫祖父杜审言，官至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三人并列为唐代“文章四友”。杜甫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在这两篇文章中悉数前辈功业，并深以之为荣。虽然至杜甫父亲一辈，家世已经不及远祖时显赫，但其祖上所出的名臣巨儒，“传之以仁义礼智信”的家风，是值得骄傲的。杜家世代“奉儒守官”之传统，为其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儒学思想的熏陶提供了保证，这是影响杜甫走上“儒”者之路的重要因素。

杜甫自身具有过人的才能以及远大的理想，是促使他选择儒家道路的直接原因。杜甫晚年曾在《壮游》一诗追溯自己一生游历，诗中提及其少年时期：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其也曾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回忆自己早年的经历：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在这两首诗当中，杜甫追忆了自己年少时就具备了高超的才能和远大的政治理想。从其一生经历来看，这些优秀品质，随着杜甫人生经历的拓宽，促使他走上了一条追求儒家精神、践行儒家价值观之路。

二、杜诗中“儒”字反映出杜甫思想经历之变化

“儒”在杜诗中是一个相对高频出现的字眼，有40多处。笔者统计杜甫诗中涉及到的“儒”字的诗句，系之以成诗时间，得到下表：

                         杜甫含“儒”字诗歌统计

如上表所见，杜甫在诗中多次提到“儒”这一字眼并且承认“腐儒”身份。但是杜甫对“儒”的认识和自己“儒者”身份的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变化的过程。从天宝十二载（753）左右杜甫困居长安时，醉谈“儒术于我何有哉”（《醉时歌》），到大历三年（768）经过安史之乱与仕途不顺的双重打击下，写下“乾坤一腐儒”（《江汉》），杜甫诗中“儒”字的意味变化很大，这体现了他对于儒术报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5）改变唐代命运的浩劫“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至德二载（757）“疏救房琯”而遭肃宗“墨制放还”这两个事件，是影响其思想认识变化的重要原因。

当代学者根据杜甫的人生经历将其生平的分为四个阶段，即读书与漫游时期、困居长安时期、身陷贼中及为官时期、漂泊时期[6]，这种分期一般被学界认同。上表所见杜诗中“儒”字的意味之变，反映出杜甫思想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他人生的四个阶段是基本一致的。

公元712年至745年（杜甫34岁以前），为杜甫读书与漫游时期。睿宗太极元年（712），杜甫生于河南巩县。玄宗开元十九年（731），时年20岁的杜甫开始漫游吴越，五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中，再次漫游齐赵。

公元746年至755年（杜甫35-44岁），为杜甫困守长安时期。天宝五载（746），时年35岁的杜甫结束了漫游，来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之久，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正八品下小职。

公元756年至759年（杜甫45-48岁），为杜甫身陷贼中及为官时期。“安史之乱”爆发次年，杜甫时年45岁，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叛军所俘，身陷长安。半年后，他潜逃至凤翔行在投奔肃宗，被授“左拾遗”一职，但不久就再遭贬谪。

公元760年至770年（杜甫49 -59岁），为杜甫漂泊西南时期。这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先后寓居成都、阆州、夔州等地，最终病死在湘江舟中。

杜诗中“儒”字的运用，直观反映他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人生的后三个阶段，即困居长安十年、安史之乱爆发及其为官期间、漂泊的最后十年。

（一）以“儒”赞人：困居长安期间，“儒术”作为仕途的敲门砖

天宝五载(746),杜甫时年三十五岁。这一年，他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漫游，来到长安，欲求仕途以实现政治抱负。但天不遂人愿，天宝六载（747），权相李林甫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使得当年应试士子全部落选，杜甫正在其列。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得不投赠干谒，转走于权贵之家，但仕进无门，他十年困居长安的经历就此展开。

天宝十一载（752），他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送给欣赏他才学的韦济。首二句“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描绘了当时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无衣食之忧，而满腹经纶的儒生却穷困潦倒的这一社会现象，表达了他对这种不公的满腔愤懑。纵然自己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才能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雄心，却为时所误。为谋求一官半职，实现自己政治理想，杜甫不得不混迹于权贵之间，只能过着“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诗中他流露出“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的避世隐居之意。后代学者对此诗有不少独特解读，如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去妇词”一条认为此诗有“去妇”之意，即杜甫以不被君主所用自比女子为夫君所弃：“杜子美儒冠忍饿，垂翅青冥，残杯冷炙，酸辛万状，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诗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恋君之意，蔼然溢于言外，其为千载诗人之冠冕，良有以也。”[7]杜甫此诗确有怨气，但从他的经历来看，他的避世隐居之意并没有付诸实践，这不过是他的牢骚之语而已。

在此后不久，杜甫又作《醉时歌》一诗，赠与当时的广文馆博士郑虔。郑虔与杜甫经历相似，虽才学出众但仕途不顺，杜甫与他实属同病相怜：“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诸公”与“广文先生”对比鲜明，杜甫写郑虔，却在喻自己。“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看似是将圣人孔子与盗贼柳下跖同等视之，实际上不仅为郑虔鸣不平，更是自己求取仕途无望、内心不甘的表露，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块垒。其“名垂万古知何用”的感叹，也不过是排解愤懑、宽慰郑虔也宽慰自己的反语而已。

困居长安期间，约十首带有“儒”字的诗歌皆为赠人之作。除去《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的“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中“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为其初入仕途不顺的牢骚之作外，其他诗中的“儒”字，皆为褒扬他人学识与修养的赞美之辞，如《赠特近汝阳王二十韵》写汝阳王“学业醇儒富，辞华哲匠能”；《赠韦左丞丈济》称赞韦济“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赠陈二补阙》夸赞陈二补阙“世儒多汩没，夫子独声名”；《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夸赞太常卿张垍“相门清议众，儒术大名齐”；《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称赞沈氏家族“诗律群公问，儒门旧史长”。

杜甫所赠予诸位官员的诗歌中，以“儒”来赞美他们，除了这些人名副其实以外，结合杜甫当时的处境来看，这些诗作多带有一种希望结交他们以达到求仕之目的，即杜甫所说的“朝扣富儿门”。无论是赠人诗中的以“儒”字来赞美别人，还是牢骚语“儒术于我何有哉”，杜甫这一阶段的目的比较明确，杜诗中“儒”字被杜甫当作他走上政治仕途的敲门砖、投路石。

（二）以“儒术”报国：安史之乱爆发及为官期间，激愤救国之情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给唐代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论及安史之乱时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促使杜甫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与十年长安困居期间不同，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涉“儒”字眼的诗歌虽也有赠人诗，但数量上已经大大减少，他开始重新审视其所托的“儒道”对于国家政治安危的作用。

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仓皇出逃，《旧唐书》等史料中多有记载：

（天宝十五载）六月……乙未（十三日），凌晨，自延秋门出，微雨沾湿。扈从惟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亲王，妃主、王孙以下多从之不及。[8]

马嵬兵变发生后，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北上，并于同年七月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改元“至德”。时值天下大乱，杜甫闻讯安顿好家室，只身往灵武投奔肃宗，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获，解送长安，因官职卑微未被囚禁。至德二载（757）春，长安城内山河、草木依旧，而国都沦陷，身陷贼中的杜甫目睹物是人非之景，写下《春望》一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字字惊心，表达了强烈的黍离之悲。同年四月，杜甫从被叛军所占据的长安逃脱，经金光门，间道往凤翔行在投奔肃宗[9]，肃宗深感其意，授其左拾遗一职。杜甫写下《述怀》一诗记此事，诗中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杜甫时年已经47岁了，“左拾遗”虽然只是一个从八品上的小官，但作为近侍可以直面肃宗，这为他实现“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可能，杜甫非常珍视这个机会，想要大展身手实现政治抱负。

杜甫的关注社会的报国之心在这一阶段的诗歌中表露得尤为明显。他先后写下《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中“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义鹘》中“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等句。面临战争不能救国的无能无力、激愤与懊恼都在其诗歌中表露无遗。就其人生经历来看，这一时期不长，这种伤痛而激愤的“儒术”报国思想集中于安史之乱早期。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感受到，杜甫面对着一个失序的国家时，他对个人才能给予厚望，对大展身手以儒术报国跃跃欲试。此时杜甫延续着困居长安期间高昂的政治参与热情，尤其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这种“儒术”报国的感情急速迸发，在其诗中表现出一种急迫而强烈激愤之感，其报国之心，在这一阶段内达到高潮。

（三）以“腐儒”自比：弃官漂泊期间，独善其身的无奈

杜甫任左拾遗不久，就经历了一场仕途大变。至德二载（757），宰相房琯因之前的陈涛斜兵败，又有琴师董庭兰索贿一事牵连而罢相。杜甫上疏替他求情：“罪细,不宜免大臣。”此举触怒肃宗，诏付三司推问，因宰相张镐以“甫若抵罪,绝言者路”为由相救获免。“闰八月一日，奉肃宗墨制放归鄜州省家；直到十一月，杜甫始得返朝，放归将近百日。”[10]回到京师不久，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11]。此番仕途政治上的失意，使其参政的热情和信心受到严重的打击，这是导致杜甫思想变化的直接原因。

杜甫《独酌成诗》曰：“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共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宋黄鹤《黄氏补集千家注纪年杜工部集》中注：“当是往鄜州迎家时作。”此诗当系于至德二载（757），正值遭遇打击之时而作。蔡梦弼注曰：“军旅未息，武夫得志，吾儒之道，非可以图富贵也。”[12]蔡注实未得杜甫诗意，其所托儒道，非是图富贵，而是实现“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君有大过则谏”，杜甫遵循孟子所言，但直言进谏却是以“墨制放还”告终，这才是他感叹“儒术岂谋身”的原因。这一事件沉重打击了诗人的政治热情，“腐儒”一称开始密集地出现在这一阶段的杜诗之中。

《全唐诗》收录提到“腐儒”这一词语的诗歌凡十四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诗人如杜甫一样用如此多的笔墨形容自己的“腐儒”身份：

“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题省中院壁》）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有客》）

“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

“万里皇华使，为僚记腐儒”（《寄韦有夏郎中》）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

“腐儒”是杜甫自谓，这种自称集中于杜甫人生的后半期，是其经历了前半生不顺，渐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自嘲与自愧——“白头授简焉能赋，愧似相如为大夫”“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此时是杜甫积极性的衰减期。面对被君主疏离的现实，自己有心无力。乾元二年（759），他在秦州写下《病马》一诗，借“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表达自己落魄的情形。此时“兼济天下”、身赴国难已经不可实现，杜甫只有“穷则独善其身”。他自称“腐儒”，并不是指真的迂腐无能，而是虽然心念国家社稷，但面对现实无能为力，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能施展抱负的社会位置。

漂泊西南期间，杜甫笔下产生大量的病柏、病橘、枯楠等残缺、不完美的意象也值得注意，这些意象是诗人自比，虽然固守本心，但不能为时所用，只有自嘲而已。刘熙载曾作《李杜》一诗云：“太白岂狂客，少陵非腐儒。腐狂援自诧，论世为长吁。”[13]刘熙载深得老杜自称“腐儒”乃自嘲之意，此诗是为其“腐儒”之称正名。

从不同人生时期的诗歌“儒”字的运用不同，可见杜甫对“儒”的认识是不同的。在面对无望的政治理想时，他也会追问自己“儒术于我何有哉”“儒术岂谋身”，但是这些质疑多是他不能实现政治理想、仕途遭遇滑铁卢时，对君主将自己置之不理、弃之不用的满腹牢骚。正如李长详所言：“杜甫每鄙儒，俱是指乱离之日说，所谓束之高阁也。”[14]杜甫经历了困居长安奔走求仕的奋进期，安史之乱爆发欲以儒术报国却无能为力的愤慨期，也经历了漫游西南面对现实的无奈期。虽然遭遇坎坷，杜甫并未因此改变人生选择，杜甫所发牢骚，既有他入仕前的不甘，又有不被接纳的无奈。

三、结语

杜甫的一生虽然身居低位，却“穷年忧黎元”，他呼吁“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希望以儒家学说实现中兴。他以“葵藿倾太阳”比喻自己对于君主的感情，坚定地忠诚于李唐王朝，“愿比稷与契”，辅佐君主，实现“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他推崇贤相诸葛亮，寓居成都期间创作了《八阵图》《诸葛庙》《古柏行》《武侯庙》《蜀相》《阁夜》等诗赞美他，缅怀他生前的显赫功业。即使被君主疏离，“独善其身”的同时，他仍然心系长安，在夔州遥望长安，作《秋兴八首》关切祖国安危；他牵挂君主，《槐叶冷淘》中“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即见此意。

杜甫是安史之乱的亲历者，他又有长时间的漫游与民间生活经历，能够对平民百姓所遭遇的疾苦感同身受，他将所到之处所见的民间疾苦化作笔底波澜。杜甫发挥了儒家亚圣孟子的“仁政”和“民本”思想，提出“恻隐仁者心”（《过津口》）和“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旅居成都草堂期间，杜甫所住茅屋为秋风所破，全家遭受风吹雨淋，他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首，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两句抒发其忧民之情，正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爱精神的具体阐发[15]。北宋诗评家黄彻《蛩溪诗话》评此诗：“‘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16]明代张綖读到此诗时说：“末数句则因己之不得其所而忧天下寒士不得其所，思有以共帡幪之。此其忧以天下，非独一己之忧也。禹稷思天下有溺者、饥者，若己溺而饥之，公之心即禹、稷之心也。其自比稷、契，岂虚语哉？”[17]

受儒家思想所感染，杜甫有执着的入世情怀和积极的入世担当。正如杜甫晚年所作的《草堂》诗中“飘摇风尘际，何地置老夫”的自我反问，杜甫很长一段时间在为自己寻找社会认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发挥自己的才能，但其所求并没有成功。他的政治参与感，经历了从少年时产生、困居长安期间持续发展，安史之乱早期迅速高涨并且达到顶峰，“疏救房琯”事件后选择“独善其身”的过程。从杜诗中对“儒”字的运用上看，杜诗中所体现的杜甫的入世情怀呈现出抛物线状的发展轨迹，但总的来说，杜甫关注现实政治，呼吁“仁政”的思想坚守贯穿一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者”。

注释：

[1]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丛书集成初编》据《津逮秘书》影印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

[2]刘熙载著，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页。

[3]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61-1962页。

[4]赵吉惠《中国儒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5]萧涤非等注《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11页。本文所录杜甫诗文、作品编年、以及杜甫行年，悉据《杜甫全集校注》并参校史书，不再一一出注。

[6]韩成武、张志民译注《杜甫诗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142页。

[8]刘煦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2页。

[9]见杜诗《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干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10]邓小军《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上）——兼论唐代的制敕与墨制》，《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第14页。

[11]欧阳修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37页。

[12]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一〇，据《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3页。

[13]刘熙载《昨非集》卷三，《刘熙载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

[14]据《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3页。

[15]莫砺锋《唐诗与宋词》，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16]黄彻《蛩溪诗话》卷一，《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7页。

[17]张綖《杜工部诗通》卷九，引自《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8页。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