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墨林:《“儒术于我何有哉”:从杜诗中“儒”字的运用看杜甫思想之变化》

发布者:陈岩琪发布时间:2021-02-25浏览次数:10

由墨林:《“儒术于我何有哉”:从杜诗中“儒”字的运用看杜甫思想之变化》

(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摘要:杜甫自称“腐儒”,后代学者也视他为一个儒者,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杜甫家传影响及其自身追求直接相关。从不同时期杜诗中对“儒”这一字眼的运用,反映出其对自身儒者身份的认同经历了变化的过程。其中,安史之乱发生、杜甫疏救房被贬,这两个事件是导致其认识变化的重要转折点。杜甫一生都在儒家境内,杜诗中的儒家精神主要体现在关注现实政治、呼吁统治者施行“仁政”思想,贯穿杜甫整个人生。

关键词:杜甫;儒;变化;思想经历

作者简介:由墨林,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古文学文献研究、杜甫研究。

  

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为唐代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杜诗题材广泛,因其生动记录当时社会万象、深刻地揭露社会现实而被称为“诗史”,杜甫本人则被尊为“诗圣”。杜甫自称“腐儒”,历代注杜、治杜诸家也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儒者,如宋人周必大在《二老堂诗话》中提出子美诗“自比稷与契”一句“未免儒者大言”[1],又清人刘熙载在其《艺概·诗论》中指出“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2]。后人这种对其“儒者”身份的认同,正是对杜甫自问“儒术于我何有哉”的准确回答。

不同时期杜甫诗中儒家思想的反映有所侧重。对于杜诗中儒家思想的体现和杜甫的儒者情怀,学界已经产生不少真知灼见。而杜诗中“儒”字的运用,反映出杜甫对“儒”认识的思想变化,就笔者目力所见,学界还未有系统梳理过,尚且有可探讨的空间。解决这个问题对于研究杜诗和杜甫思想较为重要,故笔者不揣浅陋,从杜甫何以选择儒家之路这一问题入手,摸清杜诗中对“儒”运用的变化及其思想经历变化的过程。

一、杜甫走上儒家之路的原因

据笔者统计,杜诗中用到“儒”这一字眼的诗歌凡四十多首。杜甫如此强调“儒”,并以儒家价值追求作为自己的终身目标,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家传影响以及其个人的追求是分不开的。

杜甫所处的时代重视儒家典籍,是其成为儒者的重要背景。自汉末至隋代以来,社会动荡,典籍损失严重,《旧唐书·经籍志》总结了此期间典籍发展、流失的过程:

及汉末迁都,焚溺过半,爰自魏晋,迄于周隋,而好事之君、慕古之士,亦未尝不以图籍为意也。然河北江南未能混一,偏方购辑,卷帙未,……及隋氏建邦,寰区一统,炀皇好学,喜聚逸书,而隋世简编,最为博洽,及大业之季,丧失者多。[3]

在此过程中,儒家典籍亦有散佚,幸存下来的典籍也往往有章句杂乱,文理乖错等问题。为加强思想控制,维护政治统一,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孔颖达奉敕编订的《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义疏著作完成,史称《五经正义》。经过此次儒学经典的重新修订,儒学的社会地位明显上升,影响力扩大。在此后一段时间中,《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考试的官方用书,使得儒学处于一个相对高的政治、思想地位上。因此,诵读儒家经典、接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也就成了当时士子的必修课。[4]

与杜甫处于同时代的大诗人很多,何以杜甫更能体现儒者情怀?这与他受祖辈世代“奉儒守官”的家传影响关系密切。天宝元年(742),杜甫的二姑在洛阳仁风里去世,杜甫为其作《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志》中称:

吾祖也,我知之。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5]

约天宝十三载(754),杜甫在长安向玄宗献《雕赋》,又作《进〈雕赋〉表》:

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亡祖故尚书膳部员外郎先臣审言,修文于中宗之朝,高视于藏书之府,故天下之学士到于今而师之。

杜甫称其祖上世代“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这是符合实情的。杜甫十四世祖杜恕、十三世祖杜预,均为当时名臣,杜预更是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春秋释例》等书,专门注解儒家经典。杜甫祖父杜审言,官至修文馆直学士,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三人并列为唐代“文章四友”。杜甫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在这两篇文章中悉数前辈功业,并深以之为荣。虽然至杜甫父亲一辈,家世已经不及远祖时显赫,但其祖上所出的名臣巨儒,“传之以仁义礼智信”的家风,是值得骄傲的。杜家世代“奉儒守官”之传统,为其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和儒学思想的熏陶提供了保证,这是影响杜甫走上“儒”者之路的重要因素。

杜甫自身具有过人的才能以及远大的理想,是促使他选择儒家道路的直接原因。杜甫晚年曾在《壮游》一诗追溯自己一生游历,诗中提及其少年时期:

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

其也曾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中回忆自己早年的经历: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在这两首诗当中,杜甫追忆了自己年少时就具备了高超的才能和远大的政治理想。从其一生经历来看,这些优秀品质,随着杜甫人生经历的拓宽,促使他走上了一条追求儒家精神、践行儒家价值观之路。

二、杜诗中“儒”字反映出杜甫思想经历之变化

“儒”在杜诗中是一个相对高频出现的字眼,有40多处。笔者统计杜甫诗中涉及到的“儒”字的诗句,系之以成诗时间,得到下表:

                         杜甫含“儒”字诗歌统计

诗题诗句系年

《赠特近汝阳王二十韵》

学业醇儒富,辞华哲匠能。

约天宝四载(745

《赠韦左丞丈济》

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

天宝九载(750

《敬赠郑谏议十韵》

多病休儒服,冥搜信客旌。

约天宝十载(751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

天宝十一载(752

《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国辅、休烈》

儒术诚难起,家声庶已存。

约天宝十一载(752

《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

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

天宝十二载(753

《赠陈二补阙》

世儒多汩没,夫子独声名。

天宝十二载(753

《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

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

约天宝十三载(754

《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

相门清议众,儒术大名齐。

天宝十三载(754

《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

诗律群公问,儒门旧史长。

天宝十三载(754

《送蔡希鲁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时哥舒入奏勒蔡子先归》

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

天宝十四载(755

《独酌成诗》

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

约天宝十四载(755

《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

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

至德二载(757

《送杨六判官使西蕃》

儒衣山鸟怪,汉节野人看。

至德二载(757

《义鹘》

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

乾元元年(758

《题省中院壁》

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

乾元元年(758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七》

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

乾元二年(759

《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

侏儒应共饱,渔父忌偏醒。

乾元二年(759

《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

小儒轻董卓,有识笑苻坚。

乾元二年(759

《所思(得台州郑司户虔消息)

世已疏儒素,人犹乞酒钱。

乾元二年(759

《赠蜀僧闾丘师兄》

多士尽儒冠,墨客蔼云屯。

上元元年(760

《有客》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

上元元年(760

《赠虞十五司马》

交态知浮俗,儒流不异门。

约上元元年(760

《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

学蔚醇儒姿,文包旧史善。

约上元元年(760

《入奏行赠西山检察使窦侍御》

豪贵耽文儒,兵革未息人未苏。

宝应元年(762

《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

宗儒俎豆事,故吏去思计。

广德元年(763

《故著作郎贬台州司户郑公虔》

荥阳冠众儒,早闻名公赏。

约广德元年(763

《忆昔》

愿见北地傅介子,老儒不用尚书郎。

广德二年(764

《草堂》

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

广德二年(764

《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

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

广德二年(764

《客居》

儒生老无成,臣子忧四番。

大历元年(766

《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审、李宾客之芳一百韵》

恳谏留匡鼎,诸儒引服虔。

大历元年(766

《寄韦有夏郎中》

万里皇华使,为僚记腐儒。

大历元年(766

《咏怀古迹五首》

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

大历元年(766

《偶题》

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

大历元年(766

《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

家声同令闻,时论以儒称。

大历二年(767

《敬寄族弟唐十八君》

鸾凤有铩翮,先儒曾抱麟。

大历三年(768

《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

卧疾淹为客,蒙恩早厕儒。

大历三年(768

《又作此奉卫王》

推毂几年唯镇静,曳裾终日盛文儒。

大历三年(768

《江汉》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大历三年(768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

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

大历三年(768

《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

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

大历五年(770


如上表所见,杜甫在诗中多次提到“儒”这一字眼并且承认“腐儒”身份。但是杜甫对“儒”的认识和自己“儒者”身份的认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变化的过程。从天宝十二载(753)左右杜甫困居长安时,醉谈“儒术于我何有哉”(《醉时歌》),到大历三年(768)经过安史之乱与仕途不顺的双重打击下,写下“乾坤一腐儒”(《江汉》),杜甫诗中“儒”字的意味变化很大,这体现了他对于儒术报国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唐玄宗天宝十五载(755)改变唐代命运的浩劫“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至德二载(757)“疏救房琯”而遭肃宗“墨制放还”这两个事件,是影响其思想认识变化的重要原因。

当代学者根据杜甫的人生经历将其生平的分为四个阶段,即读书与漫游时期、困居长安时期、身陷贼中及为官时期、漂泊时期[6],这种分期一般被学界认同。上表所见杜诗中“儒”字的意味之变,反映出杜甫思想认识的变化,这种变化与他人生的四个阶段是基本一致的。

公元712年至745年(杜甫34岁以前),为杜甫读书与漫游时期。睿宗太极元年(712),杜甫生于河南巩县。玄宗开元十九年(731),时年20岁的杜甫开始漫游吴越,五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中,再次漫游齐赵。

公元746年至755年(杜甫35-44岁),为杜甫困守长安时期。天宝五载(746),时年35岁的杜甫结束了漫游,来到长安,仕进无门,困顿了十年之久,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正八品下小职。

公元756年至759年(杜甫45-48岁),为杜甫身陷贼中及为官时期。“安史之乱”爆发次年,杜甫时年45岁,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叛军所俘,身陷长安。半年后,他潜逃至凤翔行在投奔肃宗,被授“左拾遗”一职,但不久就再遭贬谪。

公元760年至770年(杜甫49 -59岁),为杜甫漂泊西南时期。这是他人生的最后十年,他先后寓居成都、阆州、夔州等地,最终病死在湘江舟中。

杜诗中“儒”字的运用,直观反映他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主要集中在人生的后三个阶段,即困居长安十年、安史之乱爆发及其为官期间、漂泊的最后十年。

(一)以“儒”赞人:困居长安期间,“儒术”作为仕途的敲门砖

天宝五载(746),杜甫时年三十五岁。这一年,他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漫游,来到长安,欲求仕途以实现政治抱负。但天不遂人愿,天宝六载(747),权相李林甫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使得当年应试士子全部落选,杜甫正在其列。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不得不投赠干谒,转走于权贵之家,但仕进无门,他十年困居长安的经历就此展开。

天宝十一载(752),他作《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一诗送给欣赏他才学的韦济。首二句“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描绘了当时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无衣食之忧,而满腹经纶的儒生却穷困潦倒的这一社会现象,表达了他对这种不公的满腔愤懑。纵然自己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才能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雄心,却为时所误。为谋求一官半职,实现自己政治理想,杜甫不得不混迹于权贵之间,只能过着“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诗中他流露出“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的避世隐居之意。后代学者对此诗有不少独特解读,如宋人罗大经《鹤林玉露》“去妇词”一条认为此诗有“去妇”之意,即杜甫以不被君主所用自比女子为夫君所弃:“杜子美儒冠忍饿,垂翅青冥,残杯冷炙,酸辛万状,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诗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恋君之意,蔼然溢于言外,其为千载诗人之冠冕,良有以也。”[7]杜甫此诗确有怨气,但从他的经历来看,他的避世隐居之意并没有付诸实践,这不过是他的牢骚之语而已。

在此后不久,杜甫又作《醉时歌》一诗,赠与当时的广文馆博士郑虔。郑虔与杜甫经历相似,虽才学出众但仕途不顺,杜甫与他实属同病相怜:“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甲第纷纷厌粱肉,广文先生饭不足。”“诸公”与“广文先生”对比鲜明,杜甫写郑虔,却在喻自己。“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看似是将圣人孔子与盗贼柳下跖同等视之,实际上不仅为郑虔鸣不平,更是自己求取仕途无望、内心不甘的表露,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块垒。其“名垂万古知何用”的感叹,也不过是排解愤懑、宽慰郑虔也宽慰自己的反语而已。

困居长安期间,约十首带有“儒”字的诗歌皆为赠人之作。除去《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中的“有儒愁饿死,早晚报平津”、《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中“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为其初入仕途不顺的牢骚之作外,其他诗中的“儒”字,皆为褒扬他人学识与修养的赞美之辞,如《赠特近汝阳王二十韵》写汝阳王“学业醇儒富,辞华哲匠能”;《赠韦左丞丈济》称赞韦济“左辖频虚位,今年得旧儒”;《赠陈二补阙》夸赞陈二补阙“世儒多汩没,夫子独声名”;《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夸赞太常卿张垍“相门清议众,儒术大名齐”;《承沈八丈东美除膳部员外,阻雨未遂驰贺,奉寄此诗》称赞沈氏家族“诗律群公问,儒门旧史长”。

杜甫所赠予诸位官员的诗歌中,以“儒”来赞美他们,除了这些人名副其实以外,结合杜甫当时的处境来看,这些诗作多带有一种希望结交他们以达到求仕之目的,即杜甫所说的“朝扣富儿门”。无论是赠人诗中的以“儒”字来赞美别人,还是牢骚语“儒术于我何有哉”,杜甫这一阶段的目的比较明确,杜诗中“儒”字被杜甫当作他走上政治仕途的敲门砖、投路石。

(二)以“儒术”报国:安史之乱爆发及为官期间,激愤救国之情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给唐代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二〇论及安史之乱时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也是促使杜甫思想发生变化的重要转折点。与十年长安困居期间不同,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的涉“儒”字眼的诗歌虽也有赠人诗,但数量上已经大大减少,他开始重新审视其所托的“儒道”对于国家政治安危的作用。

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仓皇出逃,《旧唐书》等史料中多有记载:

(天宝十五载)六月……乙未(十三日),凌晨,自延秋门出,微雨沾湿。扈从惟宰相杨国忠、韦见素,内侍高力士,及太子、亲王,妃主、王孙以下多从之不及。[8]

马嵬兵变发生后,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北上,并于同年七月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改元“至德”。时值天下大乱,杜甫闻讯安顿好家室,只身往灵武投奔肃宗,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获,解送长安,因官职卑微未被囚禁。至德二载(757)春,长安城内山河、草木依旧,而国都沦陷,身陷贼中的杜甫目睹物是人非之景,写下《春望》一诗,“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字字惊心,表达了强烈的黍离之悲。同年四月,杜甫从被叛军所占据的长安逃脱,经金光门,间道往凤翔行在投奔肃宗[9],肃宗深感其意,授其左拾遗一职。杜甫写下《述怀》一诗记此事,诗中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愍生还,亲故伤老丑。涕泪受拾遗,流离主恩厚。”杜甫时年已经47岁了,“左拾遗”虽然只是一个从八品上的小官,但作为近侍可以直面肃宗,这为他实现“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可能,杜甫非常珍视这个机会,想要大展身手实现政治抱负。

杜甫的关注社会的报国之心在这一阶段的诗歌中表露得尤为明显。他先后写下《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中“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义鹘》中“飘萧觉素发,凛欲冲儒冠”等句。面临战争不能救国的无能无力、激愤与懊恼都在其诗歌中表露无遗。就其人生经历来看,这一时期不长,这种伤痛而激愤的“儒术”报国思想集中于安史之乱早期。从这些诗句中可以感受到,杜甫面对着一个失序的国家时,他对个人才能给予厚望,对大展身手以儒术报国跃跃欲试。此时杜甫延续着困居长安期间高昂的政治参与热情,尤其在安史之乱爆发后,这种“儒术”报国的感情急速迸发,在其诗中表现出一种急迫而强烈激愤之感,其报国之心,在这一阶段内达到高潮。

(三)以“腐儒”自比:弃官漂泊期间,独善其身的无奈

杜甫任左拾遗不久,就经历了一场仕途大变。至德二载(757),宰相房琯因之前的陈涛斜兵败,又有琴师董庭兰索贿一事牵连而罢相。杜甫上疏替他求情:“罪细,不宜免大臣。”此举触怒肃宗,诏付三司推问,因宰相张镐以“甫若抵罪,绝言者路”为由相救获免。“闰八月一日,奉肃宗墨制放归鄜州省家;直到十一月,杜甫始得返朝,放归将近百日。”[10]回到京师不久,杜甫“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辄弃官去”[11]。此番仕途政治上的失意,使其参政的热情和信心受到严重的打击,这是导致杜甫思想变化的直接原因。

杜甫《独酌成诗》曰:“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共被微官缚,低头愧野人。”宋黄鹤《黄氏补集千家注纪年杜工部集》中注:“当是往鄜州迎家时作。”此诗当系于至德二载(757),正值遭遇打击之时而作。蔡梦弼注曰:“军旅未息,武夫得志,吾儒之道,非可以图富贵也。”[12]蔡注实未得杜甫诗意,其所托儒道,非是图富贵,而是实现“致君尧舜上”的政治理想。“君有大过则谏”,杜甫遵循孟子所言,但直言进谏却是以“墨制放还”告终,这才是他感叹“儒术岂谋身”的原因。这一事件沉重打击了诗人的政治热情,“腐儒”一称开始密集地出现在这一阶段的杜诗之中。

《全唐诗》收录提到“腐儒”这一词语的诗歌凡十四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诗人如杜甫一样用如此多的笔墨形容自己的“腐儒”身份:

“腐儒衰晚谬通籍,退食迟回违寸心”(《题省中院壁》)

“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有客》)

“天下尚未宁,健儿胜腐儒”(《草堂》)

“万里皇华使,为僚记腐儒”(《寄韦有夏郎中》)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江汉》)

“腐儒”是杜甫自谓,这种自称集中于杜甫人生的后半期,是其经历了前半生不顺,渐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自嘲与自愧——“白头授简焉能赋,愧似相如为大夫”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此时是杜甫积极性的衰减期。面对被君主疏离的现实,自己有心无力。乾元二年(759),他在秦州写下《病马》一诗,借“尘中老尽力,岁晚病伤心”表达自己落魄的情形。此时“兼济天下”、身赴国难已经不可实现,杜甫只有“穷则独善其身”。他自称“腐儒”,并不是指真的迂腐无能,而是虽然心念国家社稷,但面对现实无能为力,不能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能施展抱负的社会位置。

漂泊西南期间,杜甫笔下产生大量的病柏、病橘、枯楠等残缺、不完美的意象也值得注意,这些意象是诗人自比,虽然固守本心,但不能为时所用,只有自嘲而已。刘熙载曾作《李杜》一诗云:“太白岂狂客,少陵非腐儒。腐狂援自诧,论世为长吁。”[13]刘熙载深得老杜自称“腐儒”乃自嘲之意,此诗是为其“腐儒”之称正名。

从不同人生时期的诗歌“儒”字的运用不同,可见杜甫对“儒”的认识是不同的。在面对无望的政治理想时,他也会追问自己“儒术于我何有哉”“儒术岂谋身”,但是这些质疑多是他不能实现政治理想、仕途遭遇滑铁卢时,对君主将自己置之不理、弃之不用的满腹牢骚。正如李长详所言:“杜甫每鄙儒,俱是指乱离之日说,所谓束之高阁也。”[14]杜甫经历了困居长安奔走求仕的奋进期,安史之乱爆发欲以儒术报国却无能为力的愤慨期,也经历了漫游西南面对现实的无奈期。虽然遭遇坎坷,杜甫并未因此改变人生选择,杜甫所发牢骚,既有他入仕前的不甘,又有不被接纳的无奈。

三、结语

杜甫的一生虽然身居低位,却“穷年忧黎元”,他呼吁“周室宜中兴,孔门未应弃”,希望以儒家学说实现中兴。他以“葵藿倾太阳”比喻自己对于君主的感情,坚定地忠诚于李唐王朝,“愿比稷与契”,辅佐君主,实现“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他推崇贤相诸葛亮,寓居成都期间创作了《八阵图》《诸葛庙》《古柏行》《武侯庙》《蜀相》《阁夜》等诗赞美他,缅怀他生前的显赫功业。即使被君主疏离,“独善其身”的同时,他仍然心系长安,在夔州遥望长安,作《秋兴八首》关切祖国安危;他牵挂君主,《槐叶冷淘》中“君王纳凉晚,此味亦时须”即见此意。

杜甫是安史之乱的亲历者,他又有长时间的漫游与民间生活经历,能够对平民百姓所遭遇的疾苦感同身受,他将所到之处所见的民间疾苦化作笔底波澜。杜甫发挥了儒家亚圣孟子的“仁政”和“民本”思想,提出“恻隐仁者心”(《过津口》)和“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旅居成都草堂期间,杜甫所住茅屋为秋风所破,全家遭受风吹雨淋,他写下《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首,诗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两句抒发其忧民之情,正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爱精神的具体阐发[15]。北宋诗评家黄彻《蛩溪诗话》评此诗:“‘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而志在‘庇天下寒士’,其心广大,异夫求穴之蝼蚁辈,真得孟子所存矣。”[16]明代张綖读到此诗时说:“末数句则因己之不得其所而忧天下寒士不得其所,思有以共帡幪之。此其忧以天下,非独一己之忧也。禹稷思天下有溺者、饥者,若己溺而饥之,公之心即禹、稷之心也。其自比稷、契,岂虚语哉?”[17]

受儒家思想所感染,杜甫有执着的入世情怀和积极的入世担当。正如杜甫晚年所作的《草堂》诗中“飘摇风尘际,何地置老夫”的自我反问,杜甫很长一段时间在为自己寻找社会认同,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去发挥自己的才能,但其所求并没有成功。他的政治参与感,经历了从少年时产生、困居长安期间持续发展,安史之乱早期迅速高涨并且达到顶峰,“疏救房琯”事件后选择“独善其身”的过程。从杜诗中对“儒”字的运用上看,杜诗中所体现的杜甫的入世情怀呈现出抛物线状的发展轨迹,但总的来说,杜甫关注现实政治,呼吁“仁政”的思想坚守贯穿一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儒者”。


注释:

[1]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丛书集成初编》据《津逮秘书》影印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4页。

[2]刘熙载著,王气中笺注《艺概笺注》,贵州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3页。

[3]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961-1962页。

[4]赵吉惠《中国儒学简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

[5]萧涤非等注《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6311页。本文所录杜甫诗文、作品编年、以及杜甫行年,悉据《杜甫全集校注》并参校史书,不再一一出注。

[6]韩成武、张志民译注《杜甫诗全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罗大经撰,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1-142页。

[8]刘煦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2页。

[9]见杜诗《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干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

[10]邓小军《杜甫疏救房琯墨制放归鄜州考(上)——兼论唐代的制敕与墨制》,《杜甫研究学刊》2003年第1期,第14页。

[11]欧阳修等撰《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737页。

[12]蔡梦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一〇,据《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3页。

[13]刘熙载《昨非集》卷三,《刘熙载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06页。

[14]据《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23页。

[15]莫砺锋《唐诗与宋词》,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7页。

[16]黄彻《蛩溪诗话》卷一,《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7页。

[17]张綖《杜工部诗通》卷九,引自《杜甫全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48页。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