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岸峰:《沈德潜诗论中的“温柔敦厚”》

发布者:陈岩琪发布时间:2021-02-24浏览次数:10

陈岸峰:《沈德潜诗论中的“温柔敦厚”》

(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6月版)

摘要:历来文学批评史上有关沈德潜的诗学论述,均过于集中讨论格调说以及其诗学主张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然而却对其“温柔敦厚”的诗论则未予以足够的重视。而在既有的少数有关其“温柔敦厚”的研究中,大多均从政治方面做发挥,至于沈德潜提出这一诗学概念的时代背景及其与明代复古诗派的诗学传承关系,以至于这一诗论在其诗学体系中的位置,则仍未有足够深入的论述。本文先从清初朝廷所推行的文艺政策出发,以了解沈德潜倡导“温柔敦厚”之背景。然后,我们将集中探讨的是沈德潜“温柔敦厚”的诗论与明代复古诗派、清初王士祯的神韵说以及袁枚的性灵说之间的诗学关系,从而揭示此诗学概念在其诗学系统中的位置。

关键词:沈德潜;政治;文字狱;神韵;温柔敦厚

作者简介:陈岸峰,文学博士,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以及跨学科研究。


历来文学批评史上,有关沈德潜(确士,1673-1769)的诗学论述均过于集中讨论格调说以及其诗学主张与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关系,对其“温柔敦厚”的诗论则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在既有少数有关其“温柔敦厚”的研究中,大多均从政治方面作发挥,至于沈氏提出这一诗学概念的时代背景及其与明代复古诗派的诗学传承关系,以至于这一诗论在其诗学体系中的位置,则仍未有足够深入的论述。

本文先从清初官方所推行的文艺政策出发,借此了解沈德潜倡导“温柔敦厚”之时代背景。然后,我们将集中探讨的是沈氏“温柔敦厚”的诗与明代复古诗派、清初王士祯(贻上,1634-711)的神韵说以及袁枚(子才,1716-1797)的性灵说之间的诗学关系,从而揭示此诗学概念在其诗学系统中的位置。

一、清初的文字狱及其文艺政策

()文字狱

在清初,南方仍存在南明政权,南明之后,郑成功(明俨,1624-1662)亦在台湾继续抗清的活动。至于国内亦不乏反清遗民,清廷故而有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的必要。有学者便指出,顺治(福临,1638-16611643-1661年在位)、康熙(玄烨,1654-17221661-1722年在位)、雍正(胤禛,1678-17351722-1735年在位)三朝累兴文字狱,及至乾隆(弘历,1711-17991735-1796年在位)统治期间更达到了顶峰。此时文字狱不仅规模大,牵连广,而且次数也特别多。据统计,乾隆在位60(1735-1796)间,大小文字狱即有130件以上[1]。由于文字狱的威胁,清代诗风亦为之改变,故而文坛上便有“清真雅正”诗风的倡议,这正是清廷入关以来一直所努力经营与期待的必然结果。

()“清真雅正”的提出

现在让我们检溯在雷厉风行的文字狱背后,清廷一直努力营构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清初著名学者方苞(凤九,1668-1749)在《钦定四书文凡例》中提出:

 凡所取录,以发明义理,清正古雅,言必有物为宗。[2]

  清中叶的梁章巨(闳中,1775-1849)在其《制艺丛话》里对朝廷推行的文艺政策亦有如此记载:

 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

至于官方修辑的《四库全书总目》中的《钦定四书文》条则指出:

 《钦定四书文》四十一卷,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敕编。……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道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遂日生。有明二百余年,自洪、永以迄化、治,风气初开,文多简朴。逮于正、嘉,号为极盛。隆、万以机法为贵,渐趋佻巧。至于启、祯,警僻奇杰之气日胜,而驳杂

 醇、猖狂自恣者,亦遂错出于其间。于是启横议之风,长倾诐之习,文体戾而士习弥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矣。我国家……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3]

乾隆反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将他指导文风的意图暴露无遗。此“训”的反复申明乃鉴于明末文风败坏而士习随之亦坏,继而祸及国运。这是自古已有的观念,如元末明初的杨维桢(廉夫,1296-1370)便曾被斥为“文妖”,[4]明末清初的钱谦益(受之,1582-1664)亦斥竟陵派的锺惺(伯敬,1574-1625)和谭元春(友夏,15861637)为“诗妖”,并将明朝覆亡归咎于锺、谭二人所倡导的文风所致。[5]明白到文风与国运相系的观念后,便不难明白清初至乾隆时代,官方何以一直鼓吹“清真雅正”、“清平广大”,以至于重倡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了。当然,背后蕴藏的更是清朝以异族统治中原后为确保基业免受推翻的警惕性。官方提倡“清真雅正”,表面上既是发扬儒家传统以统战读书人,更实在的是可借此而铲除一切对其政权存在或可能存在的话语。

()借选集以钳制思想

清廷确保其政权稳定的其中一个方式,便是借选本以达到铲除威胁与控制意识形态之效。据记载,由康熙四十二年(1703)至乾隆十五年(1750)这四十七年间,清廷便进行过五次的选诗,而且都由皇帝所定或亲自选取。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康熙四十二年(1703)编《御定全唐诗九百卷》;康熙四十八年(1709)编《御定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宋诗七十八卷,作者八百八十二人;金诗二十五卷,作者三百二十一人;元诗八十一卷,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明诗一百二十八卷,作者三千四百人;康熙五十年(1711)编《御定全金诗七十四卷》;康熙五十二年(1712)编《御选唐诗三十二卷附录三卷》;乾隆十五年(1750)编《御选唐宋诗醇四十七卷》。[6]由此频繁而大规模的编收选本可见,清廷对文坛之动态,极为关注。有论者便认为,这是清廷一方面急于在文治方面有所表现,[7]另一方面亦有笼络文士,[8]借以加强思想控制的意图。而清廷对文坛的具战略性的关注,亦的确实时产生效应,如施闺章(尚白,1618-1683)便曾说:

 今天子湛深古学,喜声诗,使先生(冯溥)日进其所撰,岂不足以鼓吹正始也哉!尝论诗文之道与治乱终始,先生则喟然叹曰:“宋诗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综正变焉,近乃欲祖宋、元而祧前,古风渐以不竞,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愿与子共振之”。[9]

天子既喜诗歌,亦留意文坛发展,做臣子的文学观便不再以自己的文学趣向为主了,而是随着官方意识形态方向而倡“清明广大”的诗风,甚至因此而排斥不合温柔敦厚的宋、元诗。施闺章所期许的正是以上官方在《四库全书》所关切的“诗文之道与治乱终始”。施闺章论诗主学问,重情感,又紧随官方倡导的“温柔敦厚”与“清明广大”的方向。在表现手法上他倡比兴,主含蓄,又反诗中说理:

 古人诗三昧,更无从堆垛学问,正如眼中着不得金屑。坡公谓浩然诗韵高才短,嫌其少料。评孟良是,然坡诗正患多料耳。坡胸中万卷书,下笔万卷书,下笔无半点尘,为诗何独不然?[10]

其排击宋诗之原因在于宋诗太露、好议论,不合其诗趣;另一方面亦因为宋诗并未能符合官方“清明广大”与“温柔敦厚”的要求。北宋苏轼(子瞻,1037-1101)之好以议论入诗,讥讽朝廷而获罪的“乌台诗案”正好是给时人一个警戒。施氏之见正与上述所引的《四库全书》抨击明代天启、崇祯年间“横议之风”以致“长倾诐之习,文体戾而士习坏,士习坏而国运亦随之”的观点,实是异曲同工。

当时与施闺章并称“南施北宋”的宋琬(玉叔,1614-674)亦对钱谦益《列朝诗集》不合“清明广大”之音而大肆抨击,他在《赵雍客诗序》中说:

 夫诗之有初盛中晚也,犹《风》《雅》之音有正变也。运会迁流作者初不自知,而其畛域判然如寒暑、黑白之不可淆。自虞山之诗选出,而学者无所折其衷,其言曰:‘诗一而已,无所为初、盛、中、晚也。’于是心耳浅薄之士,往往奉为蓍蔡,以平肤汗漫为容与;以便

 粗率为简易;以稗官俚说、里巷卑琐之音为典要。率天下而出于是,岂复有诗也哉!夫季札,吴之贤公子也。适鲁观乐,知列国之兴亡,而自郐以下无讥焉,非以其音寒节促与清明广大异耶![11]

从这时期清廷对“清明广大”的盛世之音与“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倡导,以及施闺章与宋瑶的推波助澜可以推测,当时文坛已在清廷的控制之下,并以这两个诗学观念加强官方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对读书人思想的控制。

()控制思想的策略转型

四库馆臣之重要人物纪昀(晓岚,1724-805)在乾隆钦定的《唐宋诗醇》中对清初的诗坛有如下剖析:

 国初多以宋诗为宗,宋诗又弊。王士祯乃持严羽余论,倡神韵之说以救之。故其推为极轨者,惟王、孟、韦、柳诸家。然《诗》三百篇尼山所定,其论诗,一则谓归于温柔敦厚;一则谓可以兴观群怨。原非以品题泉石,摹绘烟霞。洎乎畸士、逸人各标幽赏,乃别为山水清音,实诗之一体,不足以尽诗之全也。宋人惟不解温柔敦厚之义,故意言并尽,流而为钝根。士祯又不究兴观群怨之原,故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各明一义,遂各倚一偏,论甘忌辛,是丹非素,其斯之谓欤!……兹逢我皇上,圣学高深,精研六义,以孔门删定之旨品评作者,定此六家,乃共识风雅之正轨。……实深为诗教之幸,不但为六家幸也。[12]

这段文字共有三点值得注意:一、宋诗之弊在于不解“温柔敦厚”之义;二、批评王士祯的“神韵”说“不究兴观群怨之原”、“光景流连,变而为虚响”;三、重申传统的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为风雅之正轨。纪昀在此的目的明显不过,就是响应官方的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号召。

宋诗之被排斥,正在其不合“温柔敦厚”之诗旨。而所谓的“孔门删定之旨”,隐含的正是“圣学高深,精研六义”的乾隆以皇帝之姿干预当时的诗坛。乾隆此际亟于提倡的是“共识风雅之正轨”的诗教,亦即是意图将不同的诗论纳入其官方意识形态所设定的框架之中。至于王士祯的“神韵”说被指为“虚响”,不合时宜,实与清廷所建构的官方意识形态有莫大的关系。

二、“神韵”与清初的官方意识形态

由以上纪昀在《唐宋诗醇》的《纂校后案》的批评指向可见,清廷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策略已从清初在科举、制策上的强行同化,到了乾隆时代则已转向对文坛做出明显的干预。纪昀所批评的正是以倡“神韵”而闻名于世的清初诗坛盟主王士祯。

王士祯早岁在扬州为推官时所作最为驰名的《秋柳》组诗,便曾被认为是悼念明朝之作。乾隆年间,工部尚书彭元瑞(掌仍,1731-803)便“掎摭”这四首诗的“语疵”,使王氏几乎因此而陷于文字狱。[13]其实,王士祯论诗本亦主“温柔敦厚”,只是现在一般的文学批评史甚至当时的人,皆纯粹以“神韵”视作其唯一的论诗宗旨,而不知“温柔敦厚”在王氏诗论中占有极要的位置。[14]故而有论者便认为从清初官方提倡的“清真雅正”、“清明广大”到王士祯的“神韵”再下及沈德潜的“温柔敦厚”之相继出现,实乃一脉相承[15]事实果真如此?假如“神韵”与沈德潜的“温柔敦厚”乃一脉相承,何以乾隆既批评王士祯的神韵说而却又青睐沈德潜的温柔敦厚说?

其实,历来很多论者均没注意到清初重臣徐干学(原一,1631-694)在其为王士祯撰写的《十种唐诗序》中所透露的王氏诗论与政治之间的重要关系:

 诗之为教,主于温柔敦厚,感发性情,无古今之别。……唯恐稍涉凌厉,有乖温柔敦厚之旨,亟亟乎其敛而抑之也。其于三百篇之意,庶几有合矣乎。先生金口木舌以警学者,既引有唐诸公为之证据,又别裁伪体,使成善本,用心苦矣。[16]

作为相知四十年的知交,徐干学对王士祯的诗论与用心必然有相当准确的把握,否则王氏断不会请他作序并将之置于卷首。由徐氏对王氏论诗与选诗宗旨的介绍,王氏绝对是传统儒家诗教的信徒。王氏选诗,如徐氏所说的“意寄深远”、“机趣蕴蓄”、“能略得六义之遗者为宗”,即是说“有乖温柔敦厚之旨,亟亟乎其歛而抑之也”,不合“温柔敦厚”之旨,皆不在选录之列。然而,是甚么因原导致王氏要“金口木舌以警学者”呢?而他又何以能神韵说主导清初诗坛呢?陈衍(叔伊,1856-937)《小草堂诗序》中便指出:

 道、咸以前,则慑于文字之祸,吟咏所寄,大半模山范水,流连光景。即有感触,决不敢显然露其愤懑,间借咏史、咏物以附于经史之体。[17]

这种“流连光景”的特征,正是纪昀在《唐宋诗醇》的《纂校后案》中对神韵说的批评;而恰恰正是王氏的这种徜恍朦胧之诗风,成就了其独具一格的神韵说;亦因为这种诗风,王氏可于诗中寄存个人的真实情怀(包括对前朝败亡之哀),又免于文字狱,故而成为清初诗坛盟主。[18]当然,官方需要的是盛世之音,自然不会亦不能了解王士祯之用心良苦了。

由此可见,无论是清初官方提倡的“清真雅正”、“清明广大”,实际上既是清廷所采取的种种钳制思想与高压统治手段必要的文艺策略;至于王士祯的“神韵说”,亦乃在此文艺政策底下的必然结果。那么,为何在这样的氛围底下,沈德潜提倡的温柔敦厚诗论能蔚为大宗?

三、“温柔敦厚”的不同阐释

《礼记经解》载孔子(仲尼公元前551-479)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郑玄(康成127-200)注曰:“《诗》敦厚近愚。然而就诗教而言温柔敦厚是“诗教之正愤怒激越是“诗教之变。孔子自己常怨以怒而且其诗教也并排斥怨而怒之诗。《诗经》中有关怨与怒的作品不在少数。可以说温柔敦厚者乃诗教之常;激愤激越者乃诗教之变。子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本人正可谓“深于诗者。唐代的孔颖达(仲达574-648)《礼记正义》对此解释说:“诗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然而一般人不深究孔子对诗教的理解误以为其诗教就止于温柔敦厚而已当政者特别是入主中原不久的清廷当然乐于见到“清明广大的盛世之音故而方有反抗的声音。

以下将以明末清初的诗论大家黄宗羲(太冲,1610-695)与叶燮(星期,1627-703)对于“温柔敦厚”的阐释,与沈德潜诗学中的“温柔敦厚”作比较。这样,便可以突出“温柔敦厚”在明末至沈氏时代的不同角度的诠释。有这样的比较,可以让我们较为容易把握“温柔敦厚”在沈氏诗学体系中的位置及其作用。

黄宗羲在《陈苇庵年伯诗序》中对“温柔敦厚”有如下理解:

 风自《周南》《召南》,雅自《鹿鸣》《文王》之属以及三颂,谓之正经,懿王、夷王而下讫于陈灵公淫乱之事,谓之变风、变雅,此说诗者之言也。而季札听诗,论其得失,未尝及变;孔子教小子以可群可怨,亦未尝及变。然则正变云者,亦言其时耳,初

 关于作诗者之有优劣也。美而非谄,刺而非讦,怨而非愤,哀而非私,何不正之有?[19]

基于这样的理解“正”、“变”,黄宗羲在《缩斋文集序》中称许他的弟弟黄宗会(泽望,1618-1663)的诗作:

 泽望之为诗文,高厉遐清,其在于山,则铁壁鬼谷也;其在于水,则瀑布乱礁也;其在于声,则猿吟而鹳鹤欬且笑也;其在平原旷野,则蓬断草枯之战场,狐呜鸱啸之芜城荒殿也;其在于乐,则变征而绝弦也。盖其为人,劲直而不能屈己,清刚而不能善世,介特寡徒,古之所谓隘人也。隘则胸不容物,并不能自容。其以孤愤绝人,彷徨痛哭于山巅水澨之际,此耿耿者,终不能下,至于彭胀而卒,宜矣! [20]

由黄氏兄弟的诗歌风格与诗论主张可见,明遗民推崇的诗歌风格是迥然不同于清廷的文艺政策的。然而沈德潜言诗的“正”与“变”,却得出与黄宗羲截然不同的结论。在沈氏而言,《离骚》中的怨怼便是“变”,是“侘傺噫郁之音”,因肯定其忠君忧国之思而不在排斥之列,但显然是“正”、“变”有别,假若“侘傺噫郁之音”非出自屈原这样的忠臣之口,那当然是在排斥之列了。然而,黄宗羲却直接将“美而非谄,刺而非讦,怨而非愤,哀而非私”之作视作“正”。两者之别显然在于两人的身份与心态之不同:黄氏秉持的乃遗民对于明朝覆亡之痛,故而肯定悲愤之作;及至沈氏之际,这一辈的文人大抵已没有明遗民对清朝之仇视心态,故而注重的乃诗歌的社会效应。

现在再让我们看看黄宗羲与沈德潜二人如何处理“温柔敦厚”在诗歌上的表现手法。黄氏说:

 盖诗之为道,从性情而出,人之性情,其甘苦辛酸之乐未尽,则世智所限,易容埋没。……诗之为温厚和平,至使开卷络咎,寄心冥漠,亦是甘苦辛酸之迹未泯也。[21]

这里强调的是诗人的性情流露。在《金介山诗序》中黄氏又称许其友人金介山没有“诗必盛唐”的桎梏,直抒胸臆,道出作为遗民之悲愤,绝不为了近世好“温柔敦厚”之名而矫揉造作,埋没个人对世情的真感受。而且,他指出,即使是后人所推许恬淡自适的陶渊明(元亮,365-427),也是抒情高手,但这并不妨碍其诗之“温柔敦厚”。此乃其所谓“温柔敦厚之教,见于诗外也”。这是需要去仔细体味方可领略的。[22]故而,黄宗羲在《黄孚先诗序》中抨击时人的“无性情”。[23]黄氏指出当时的人“无性情可出”是不无道理的。在严苛的政态势底下,动辄诛连九族,隐没个人的真情实感才是上策。这亦正是何以王士祯之“神韵”之说被视为乃出于自保而为徜恍之诗说。[24]黄氏在这里强调的是尽情发泄勃发于中的情感,而称之为“温柔敦厚”。相对来说,沈德潜论诗亦重真性情,而其表现手法则大异于黄氏:

 古人意中有不得言之隐,借有韵语以传之。如屈原《江潭》伯牙《海上》李陵《河梁》明妃《远嫁》,或慷慨吐臆,或沈结含凄,长言短歌,俱成绝调。若胸无感触,漫尔抒词,纵办风华,枵然无有。[25]

相对黄宗羲的偏向直抒胸臆,沈氏重诗的“蕴蓄”,因而言比兴:

 事难显陈,理难言罄,每托物连类以形之。郁情欲舒,天机随触,每借物引怀以抒之。比兴互陈,反覆唱叹,而中藏之懽愉惨戚,隐跃欲传,其言浅,其情深也。倘质直敷陈,绝无蕴蓄,以无情之语而欲动人之情,难矣。[26]

 又说:

 讽刺之词,直诘易尽,婉道无穷……苏子所谓不可以言语求而得,而必深观其意者也。[27]

沈德潜既言比兴,所强调的皆是“言浅而情深”。矛盾的是,质直敷陈,虽然绝无蕴蓄,但又何至于称之为“无情语”呢?这里所谓的“无情语”并非指没有感情,而是指言语上过于激烈而招人反感,反而难以令人产生共鸣。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一直坚持含蓄委婉之道,立意要正,称许《庐江小吏妻》“悲怆之中,自足温厚”,[28]抨击唐人《弃妇诗》为“轻薄之言,了无余味。”[29]既不废诗可怨可讽的原义,然却又非常强调措词要委婉,重言外之意,说:“讽刺性之词,直诘易尽,婉道无穷”。[30]又说:

 庄姜贤而不答,由公之惑于嬖妾也。乃《硕人》一诗,备形族类之贵,容貌之美,礼仪之盛,国裕之富,而无一言及庄公,使人言外思之。故曰“主文谲谏”。[31]

 宣王,中兴主也,然其后或宴起、或料民,至废鲁嫡,杀杜伯,而君德荒矣。诗人于东都朝会时,终之以“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何识之远而讽之婉也。汉人《长杨》《羽猎》,那能得此?[32]

亦因为对“怨”与“讽”委婉含蓄的强调,沈德潜蔑薄宋诗之浅率粗鄙而缺乏含蓄深蕴之美:

 宋初台阁倡和,多宗义山,名“西崑体”。梅圣俞、苏子美起而娇之,尽翻窠臼,蹈厉发扬,才力体制,非不高于前人,而渊涵之趣,无复存矣。[33]

他这样比较唐、宋诗之别:

 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34]

这样便不难明白何以他在唐、宋诗上有所偏向了。[35]唐诗的“蕴蓄”正合“温柔敦厚”,宋诗的“发露”很可能是杀身之源,尤以当世严苛的政治氛围更甚。

同样,沈氏对于“温柔敦厚”的理解与其师叶燮亦相当不同。叶燮在《原诗》中说:

 大抵近时诗人……袭古来所云忠厚和平、浑朴典雅、陈陈皮肤之语,以为正始在是,元音复振,动以道性情、托比兴为言。其诗也,非庸则腐,非腐则俚。[36]

在此,叶氏对儒家诗教的批评可谓相当严厉,然而其所批评的正是作为其弟子的沈德潜日后所大力提倡的,而又备受乾隆所推崇的“温柔敦厚”。叶氏认为“温柔敦厚”有“体”与“用”之分,先秦儒家的“温柔敦厚”之诗说乃“体”,后世因为世道之不同而产生变异的“温柔敦厚”乃“用”,是可以理解及接受的,故而说无须“执而泥之”。[37]同样论及《巷伯》与《投畀》两诗,沈德潜却这样解释:

 《巷伯》恶恶,至欲“投畀豺虎”,“投畀有北”,何尝留有余地?然想其意,正欲激发其羞恶之本心,使之同归于善,则仍是温厚和平之旨也。《墙茨》《相鼠》诗,亦须本斯意读。[38]

对同一首诗而竟有如此迥然不同的诠释,完全乃基于两人对“温柔敦厚”的不同理解。叶燮乃就字面的意思理解,故而认为这两首诗不合“温柔敦厚”。沈德潜何尝不明了这两首诗的字面意思?他是从《诗经》中收录这两首诗的目的(“想其意”)出发,认为是为了激发读者的“羞恶本心,使之同归于善”,故而认为“仍是温厚和平之旨也”。

另一方面,叶燮乃以“变”而言“温柔敦厚”,故而认为不同朝代有不同朝代的“温柔敦厚”,强调“作者神而明之”,亦即是说没有特定的“温柔敦厚”的典范。相对来说,沈德潜则认为“温柔敦厚”有“极则”:

 《州吁》之乱,庄公致之,《燕燕》一诗,犹念“先君之思”: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七子之不令,而《凯风》之诗,犹云“莫慰母心”。温柔敦厚,斯为极则。[39]

因此他极之推崇杜诗,因而有《杜诗偶评》垂世,作为学诗典范。

有不少学者均将沈德潜的“温柔敦厚”措置于由清初施闺章鼓吹的“清明广大”之音,以至于官方所推行的“清真雅正”的意识形态脉络之内。[40]事实真的如此吗?清初诗坛中的“温柔敦厚”实有两种不同的指涉:一种是明朝遗民诗人所谓的“温柔敦厚”,往往多激烈之辞,不合传统儒家的诗教观;另一种则是清廷及受官方影响的文人所强调的“温柔敦厚”、“清平广大”或“清真雅正”。前者乃因世变而对“温柔敦厚”形成另一种观点,而后者则出于统治需要,是清廷自建国以来所努力营构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延续。沈德潜在《说诗晬语》中有一段话可让我们进一步理解其“温柔敦厚”:

 《离骚》者,诗之苗裔也。第《诗》(《诗经》)分正变,而《离骚》所际独变,故有侘傺噫郁之音,无和平广大之响。读其词,审其音,如赤子婉恋于父母侧不忍去。要其显忠斥佞,爱君忧国,足以持人道之穷矣。尊之为“经”,乌得为过?[41]

他将《离骚》与《诗经》分别视作“变”与“正”之分。因为《离骚》是“变”,故而有“侘傺噫郁之音”,这是相对于《诗经》的“和平广大之音”而言的。虽则“正”、“变”有等差,然而沈氏也肯定诗可以怨:

 《天问》一篇,杂举古今来不可解事问之,若己之忠而见疑,亦天实为之。思而不得,转而为怨,怨而不得,转而为问,问君问他人不得,不容不问之天地也。此是屈大夫无可奈何处。[42]

然而,他又强调诗歌在渲泄个人情绪上不应过于激烈:

 人有不平于心,必以清比己,以浊比人;而《谷风》三章,转以泾自比以渭比新昏,何其怨而不怒也。[43]

又说:“《九章》感悟无由,沈渊已决,不觉其激烈而悲怆也。”[44]总的来说,沈氏的“和平广大之音”与清初的“清真雅正”、宋琬等人的“清明广大之音”并不相同;而且,其不同于官方文艺政策的是,他只是就诗论诗,进行纯文学上的讨论,并没有足够资料足以证明其提出的“温柔敦厚”有任何的政治倾向。

而另一个致使沈德潜非常强调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作用的原因,则是诗学上的理想:

 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秦汉以来,乐府代与;六代继之,流衍靡曼。至有唐而声律日工,托兴渐失,徒视为嘲风雪、弄花草、游历燕衍之具,而“诗教”远矣。学者但知尊唐而不上穷其源,犹望海者指鱼背为海岸,而不自悟其见之小也。今虽不能竟越三唐之格,然必优柔渐渍,仰溯《风》《雅》,诗道始尊。[45]

他首先重申的也不外是儒家的一套关于诗在社会与伦理上的功能与效用,然而接下来他大篇幅所论析的乃是诗教作为突破“三唐之格”的作用。这便是他个人的创见所在。沈德潜虽尝自言性好唐诗,当举世学宋诗仍不为所动。[46]然而,他并非一味推崇唐诗,他认为唐代近体日工而导致“托兴渐失”,离传统的诗教日远。故此,他认为上溯诗歌之源,“诗教”乃突破唐诗的缺口所在。

由以上的分析可见,沈德潜所理解的“温柔敦厚”乃真正地贴近孔子的原意。沈德潜之亟于重倡“温柔敦厚”的传统儒家诗教,乃明了到当时的创作与官方意识形态的紧张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正如徐乾学在为王士祯的《十种唐诗选》所撰写的序中所言,乃金口木舌,警惕创作者在创作时应兼顾到其他外来因素:在抒发胸臆之际要做到含蓄不露,令听者油油善入。故而其对温柔敦厚的理解当然与清初黄宗羲等遗民的忧时伤国、大吐块垒的诗外之教的“温柔敦厚”便大为不同。沈德潜亦肯定诗的讽喻功能,然强调委婉含蓄,故而倡比兴。这是他抨击宋诗的发露、称许唐诗的含蓄的原因所在,故而其对“温柔敦厚”的强调乃出于补济诗学上的不足,故而又不同于其师叶燮的理解。而若将以上沈德潜温柔敦厚说的种种条件与纪昀等人在《唐宋诗醇·校后案》中对王士祯神韵说的流连光景、不究兴观群怨、斥宋诗的发露等观点作比较,便不难明白何以沈德潜的“温柔敦厚”的诗论能得到乾隆的青睐了。[47]乾隆一眼便看出王士祯并非真正的吟风弄月;而沈德潜则既能要求写出真性情而又不至于触犯文网,正符合其要求,当然有必要大肆推扬,而且既可以借此推行其文艺政策,又可获到礼贤下士、君臣和谐之美名,何乐而不为。

四、“温柔敦厚”与明代复古诗派之“格调”

沈德潜承明前、后七子的格调说于享盛名于清中叶,然另一方面则又高举“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其实,“格调说”与“温柔敦厚”对于沈德潜来说是相辅相承,互为补足,缺一不可。郭绍虞认为:

由温柔敦厚言,所以重在比兴,重在含蓄,重在反复唱叹,重在婉陈,重在主文谲谏;勿过甚,勿过露,勿过失实。《说诗晬语》中评诗之语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话。由格调言,所以须论法,须学古,讲诗格,讲诗体,勿求新异,勿近戏弄。《说诗晬语》中论诗之语又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话。[48]

就诗歌艺术而言,沈德潜既在明前、后七子格调说的创变上以格调为主导,而融以神韵。由此可见,沈氏洞悉到严羽诗论一体的两面,而又以性灵贯穿两者。故此,这贯穿格调与神韵的性灵自不能如明代公安派的以致清代性灵派的袁枚诗论的流于轻佻流利。[49]故而,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便是性情的培养以至于在诗歌的表现手法方面的合蓄委婉。[50]然而,将“温柔敦厚”的性情要求表现于诗歌中,这不啻是对创作的一种局限。沈德潜乃是在格调的基础上提出“温柔敦厚”的,在《施觉庵考功诗序》中他便说:

 诗之为道也,以微言通讽谕。大要援此譬彼,优游婉顺,无放情竭论而人徘徊自得于意言之余。三百以来,代有升降,旨归则一也。惟夫后之为诗者,哀必欲涕,喜必欲狂,豪则纵放,而戚若有亡麤厉之气胜而忠厚之道衰,其于诗教日以值矣[51]

明代时期,复古派是诗歌主要流派。该派诗人基于对政治的寄望与对现实的不满,讽刺君上或朝廷之作颇多,尤以李梦阳(献吉,1473-1530)为最。正德七年,武宗调宣府、大同等地的边军入驻紫禁城,由江彬、许泰等率领;又令宫中太监组成一支队伍,与边军玩打仗的游戏,通宵达旦,浩浩荡荡。李梦阳极为不满,故而作《内教场歌》:

 雕弓豹鞬骑白马,大明门前马不下。径入内伐鼓。大同耶?宣府耶?将军者许耶?(一解)

 武臣不习威,奈彼四夷。西内树旗,皇介夜驰。鸣炮烈火,嗟嗟辛苦。(二解)

武宗又四处耍乐,极为滋扰民生,李梦阳则作《君黄马》讥之:

 君黄马,臣四骊,飞轩駊騀交路逵,锦衣有曜都且驰。前径狭以斜,曲巷不容车。攘臂叱前兵,掉头麾后驱,毁彼之庐行我舆。大兵拆屋梁,中兵摇楣栌,小兵无所为,张势骂蛮奴。尔慎勿言

 者来,幸非君马汝

 夷。[52]

这样的作品绝不可能出现于在清代出仕者的诗集中,尤其是康、雍、干三朝文网极炽之际。故此,明代前、后七子之作谈不上“温柔敦厚”,故而“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在彼等的诗论中自然远不及处于清朝文字狱最炽盛的沈德潜诗论中来得重要。

在沈氏眼中,诗歌中既有碧海鲸鱼、巨刀摩天之风格而又兼具温柔敦厚的内容与表现手法的则只有杜甫(子美,712-70)。在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中,从他对杜甫诗歌的评点可知,杜甫之所以被其推为格调派的典范,主要原因在于杜诗乃兼具“格调”与“温柔敦厚”两者。在《唐诗别裁集》卷二的杜甫小传中,沈德潜道出了杜诗兼具“温柔敦厚”与“格调”的特点:

 圣人言诗自兴观群怨,归本于事父事君。少陵身际乱离,负薪拾橡而忠爱之意惓惓不忘,得圣人之旨矣。……少陵诗阳开阴阖,雷动风飞,任举一句一节,无不见此老面目,在盛唐中允推大家。[53]

杜甫在乱离之际仍不忘忠爱,故而得圣人“温柔敦厚”之诗旨。然而,杜甫之所以为杜甫,其成就并不止于此,他还有阳开阴阖、雷动风飞的雄浑格调一面。沈氏乃结合杜诗中的这两方面才推之为盛唐大家的。沈德潜在杜诗的实际批评中以“格调”与“温柔敦厚”作为基准的,更是比比皆是。在评《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有如下评语:

 抱负如此,终遭阻抑。然其去也无怨怼之词,有迟迟我行之意,可谓温柔敦厚矣。[54]

又在卷六评杜甫的七古如下:

 少陵七言古如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如巨鹿之战,诸侯皆从壁上观,膝行而前,不敢仰视,如大海之水,长风鼓浪,扬泥沙而舞怪物灵蠢毕集,别于盛唐诸家,独称大宗……一饭未尝忘君,其中忠孝与夫子事父事君之旨有合,不可以寻常诗人例之。[55]

可见杜诗之所以被沈氏推为典范乃在于其诗兼容格调方面的阔大气象,然又包含温柔敦厚的思想内容。然而,杜甫在沈氏的诗学标准中,其诗歌风貌不能简单地以盛唐风貌概括之,因为杜诗对乱离之苦的描写及其独特的技巧已突破了盛唐诗歌的题材范围、技法范畴,有别于盛唐诸家,故而可独称大宗。

五、袁枚对“温柔敦厚”之攻击

另一位在“温柔敦厚”的理解上大异于沈德潜的应是性灵派的袁枚。在文学批评史上,沈德潜一般被视作提倡“格调”而成一代诗学宗师,并继提倡“神韵”的王士祯之后而成为诗坛盟主。另一方面,又往往将提倡“性灵”的袁枚视为沈氏所提倡的“格调”的反对者。[56]袁枚固然有对沈氏“格调”之说的非议,袁枚借杨万里(廷秀,1127-1206)的话讥讽沈氏说只有天分低拙而不解风趣者才好谈格调,而有天才又风趣者如他自己则写性灵。[57]然而,在袁枚致沈氏的可见的两封书信中,袁枚似乎更着重于批评沈氏的另一诗论核心──“温柔敦厚”的评诗及选诗标准。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袁枚这样抨击沈氏“温柔敦厚”的论诗主张:

 至所云诗贵温柔,不可说尽,又必关系人伦日用。……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惟《论语》为足据。[58]

在《再与沈大宗伯书》中袁枚又说:

 闻《别裁》中独不选王次回诗,以为艳体不足垂教,仆又疑焉。夫《关睢》即艳诗也,以求淑女之故,至于辗转反侧。使文王生于今遇先生,危矣哉![59]

袁枚因为沈德潜所编选的《清诗别裁集》中不选王次回(1593-1642)而质疑其选诗标准,甚至借此而挑战以“温柔敦厚”为准则的儒家诗学传统。袁枚其实有所误解,因为王次回是明朝人,其诗当然不会出现于《清诗别裁集》。[60]在此,袁枚质疑的是《戴经》乃后人所托,又指出《诗经》的首篇《关睢》即是艳诗,从而对“温柔敦厚”的诗教说做出彻底的挑战与否定。此外,袁枚又从“六义”上分别厘析诗歌并非一定只限于含蓄,他认为诗既可说尽,又不一定要关人伦日用。[61]袁枚在此既质疑经典的可靠性,又跳出传统对六义的阐释,发挥个人对传统诗学的理解,遂在沈德潜提倡的“格调”与“温柔敦厚”之外,另辟“性灵”的诗学主张。从现存的文献,我们看不到沈德潜对袁枚的回复。整体而言,沈氏对一些不羁、浪漫的诗人如公安三袁(袁宗道〔伯修,1560-1600〕、袁宏道〔中郎,1568-1610〕、袁中道〔小修,1576-1626)、王次回都没好感,甚至可以说有恶感,从其选集如《明诗别裁集》与《清诗别裁集》的取向,便可见一斑。袁枚在诗学上乃后起之秀,其诗学理想传承了明末公安派诗学之叛逆色彩,在文字狱炽盛的时代而有如此胆识实在值得钦佩。实际上,温柔敦厚与性灵有何根本的冲突?上述的论述已印证了沈德潜拈出温柔敦厚此诗论在政治与诗学上的必要性,在此不再赘述。然而,袁枚之拈出性灵以作抗衡,其实只是见木不见林,并非理论上的商榷,对于沈德潜之用心以及其诗学体系,似乎都缺乏一份理解的耐心与切磋的虚心。或是故意而为,以为崛起文坛之旗帜。事实上,从袁枚以至于当下很多文学史对沈德潜诗论中的温柔敦厚的批评,或有所不见,或失诸偏颇。

六、结语

从上述对沈德潜“温柔敦厚”以及其与清初以来的相关诗学理念的关系的探讨,清廷官方自康熙初至乾隆统治期间政治对文学的刻意挪用以及文学与政治的紧张关系,由此可见一斑。沈德潜重申“温柔敦厚”的作用,在诗学上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以这一诗学概念补济明代复古诗派在“格调”上的缺失,至为关键的是其对温柔敦厚的深入而细腻的创造性诠释,为格调派诗学在清代严苛的政治态势底下寻觅了一位生存的空间。故而,温柔敦厚与格调乃沈德潜诗学体系中两个重要的核心概念,而两者又有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

沈德潜因为与乾隆的关系而令其诗学也蒙上政治的影子,但这并不表示沈德潜的诗论乃因应清廷的统治需要而产生。由以上的论述可见,沈德潜乃纯粹的文人与诗学理论家,其诗学理论独立于政治,否则他便不会在《清诗别裁集》中选入末乾隆所疾恶的钱谦益(受之,1582-1664)等人的诗作而备受痛斥。悲哀的是,沈德潜死后却因曾为后来陷于文字狱的徐述夔(赓雅,生卒年不详)的《一柱楼集》作序而遭夺去官阶及扑碑,这正是诗学与政治的张力底下,一代文人悲哀的缩影。


注释:

[1] 郭成康、林铁均《清朝文字狱》,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第24页。有关清代的查禁书目及文字狱的事件,可参王彬《禁书·文字狱》,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172321-365页。

[2] 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版,第1451册,第4册。

[3] 《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660页。

[4] 明人王彝便作有《文妖》一文专以攻击杨维桢,见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册,第478页。

[5] 钱谦益在《列朝诗集》中则以“诗妖”抨击锺惺与谭元春,见钱谦益撰、钱陆灿编《列朝诗集小传》,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71页。

[6] 见《四库全书总目》下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725页上,第1725页下,第1727页上,第1728页上。关于清初官方的选集,方孝岳认为清初几部御选的诗文集,例如《古文渊鉴》《唐宋诗醇》《唐宋文醇》《钦定四书文》等等,都可以代表政府里一班人所鼓吹的心理。见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00页。实际上,编选集正是清廷借以控制意识形态的一种策略。

[7] 周勛初便认为以曹寅为首的《全唐诗》编修接受这项任务后,只花了一年零五个月就大功告成,目的是在追求速效,康熙对此极为满意,因为这正与他要在文治上急于有所表现的愿望相符。见周勛初《康熙御定〈全唐诗〉的时代印记与局限》,《中国文哲研究通讯》1995年第2期。

[8] 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词试便是笼络遗民文人以加强统治的策略之一。相关论述可参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9] 施闺章《佳山堂诗序》,《学余堂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册,第91页。

[10] 施闺章《蠖斋诗话·诗用典故》,《学余堂文集》,第378页。

[11] 宋琬著,辛鸿义、赵家斌点校《宋琬全集》,齐鲁书社2003年版,第17页。

[12] 纪昀《纂校后案》,乾隆选评,冉苒校点《唐宋诗醇》,中国三峡出版社1997年版,第4-5页。

[13] 相关论述可参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14] 方孝岳指出沈德潜的“温柔敦厚”其实是引伸自王士祯诗论。见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23页。

[15] 杨松年认为:“主张诗情表露应温柔婉曲的诗论者,也常常强调诗必须有余味。……在这一点,就和重神韵、重言外之致的诗说有共通的地方。”见杨松年《温柔敦厚,诗教也试论诗情之本质与表达》,《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论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80页。然而,一般文学批评史则均将王士祯与沈德潜的诗论视为官方意识形态而加以鞭挞。例如,成复旺、黄保真、蔡锺翔《中国文学理论史: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洪业文化事业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536页;袁志彬《沈德潜及其杜诗论()》,《杜甫研究学刊》,1995年第4期。

[16] 王士祯《十种唐诗选》,广文书局1971年版,第3-4页。

[17] 陈衍《石遗先生集》,艺文印书馆1964年版,第4卷。

[18] 有关王士祯倡“神韵说”以避祸之论,可参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0页;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页。至于“神韵”说之所以能主导清初诗坛及神韵说与“清真雅正”的关系,可参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第200203-204页。

[19] 《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册,第45页。

[20] 《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册,第12页。

[21] 《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册,第46页。

[22] 《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册,第88页。

[23] 《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册,第30页。

[24] 如马积高所说的王士祯的神韵诗风乃“避实就虚”以免获罪。见《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0页。

[25]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第5条,见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26]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

[27]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191页。

[28]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29]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30]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0页。

[31]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32]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3页。

[33]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页。

[34]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凡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页。

[35] 沈德潜尝自言:“德潜于束发后,即喜钞唐人诗集。时竞尚宋元,适相笑也。迄今几三十年,风气駸上,学者知唐为正轨矣。”见《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但是他也说并没有因喜唐诗而贬斥宋、元诗,晚年在门人陈明善的协助下也编选了《宋金三家诗选》。

[36] 叶燮《原诗》内篇上,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37]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第7页。

[38] 《说诗晬语》卷上,第30条,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4页。对于沈德潜强以温柔敦厚释《巷伯》这样直刺的诗,招来不少批评。见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第906页;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39]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40] 马积高认为沈德潜的诗论乃文字狱的高压手段之下的产物。见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3页。

[41] 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页。

[42]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6-197页。

[43]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1页。

[44]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97页。

[45] 霍松林、杜维沬校注《原诗·一瓢诗话·说诗晬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87页。明末清初的诗论家王夫之亦与沈德潜一样,认为“诗教”亡于唐代。见王夫之评选,张国星校点《故事评选》,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5卷,第259页。

[46]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页。

[47] 吴兆路便认为:“历史发展到清代,统治者为了清除排满思想,曾屡兴文字狱,文人动辄得咎,因而诗中‘温柔敦厚’的表现手法更受人重视。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沈德潜。”见吴兆路《沈德潜“温柔敦厚”说新解》,《文学遗产》1997年第4期;另可参见吴兆路《中国性灵文学思想研究》,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17页。

[48] 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

[49] 郭绍虞指出:“他(沈德潜)既讲格调,又讲温柔敦厚,所以不致如神韵说之空廊,同时也不致如性灵之浮滑。”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

[50] 郭绍虞指出:“由格言,可不必越三唐之格;由志言,更须仰溯风雅,然后为正。所以三唐之格是由‘诗之本’以规定的正格;而温柔敦厚的诗教,乃是由‘诗人之本’以规定的正格。”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513页。

[51] 沈德潜《沈归愚诗文全集》卷一一,香港科技大学藏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清乾隆年间刊本复印本,第3册。

[52] 李梦阳《空同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6046页。

[53]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页。

[54]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9页。

[55] 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2页。

[56] 表面看来,袁枚似乎乃以异端的姿态挑战坚守正统诗教的沈德潜;然而,沈氏死后乃是袁枚为他撰写墓志铭。见袁枚《太子太师礼部尚书沈文慤公神道碑》,袁枚著,周本淳标校《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三,上海古籍1988年版,第1216-1218页。由此可见,沈、袁二人的关系匪浅,并未因诗论的不同而成宿敌。

[57] 袁枚著,顾学颉校点《随园诗话》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58]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3页。

[59]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4页。

[60] 郑清茂《王次回研究》,王次回著,郑清茂校《王次回诗集》,联经出版社1984年版,第17-18页。

[61]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3页。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