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 汉唐的“三<礼>之学”》

发布者:陈岩琪发布时间:2020-12-06浏览次数:871

姜广辉:《汉唐的“三<礼>之学”》

(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摘要:汉代所谓三《礼》,是指《仪礼》《礼记》《周礼》三书。三《礼》之中,本应以《仪礼》为经,《礼记》为记,《周礼》别是一书。但因《仪礼》只是讲礼仪程式,不讲义理,汉唐儒者颇为之纠结。刘歆始以《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迹”,郑玄遂以《周礼》为经。然学者对《周礼》一书的来历争议颇大,至唐代孔颖达则以《礼记》为经。《礼记》是一部先秦旧籍的文献汇编,其原始资料包括《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明堂记》等,戴德删修其书为《大戴礼记》八十五篇,戴圣取其精华而成《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唐代学者孔颖达、贾公彦等人分别为三《礼》注作疏。后世朱熹则尊《仪礼》而退《礼记》,恢复礼学经典的本来位次。

关键词:《仪礼》;《礼记》;《周礼》;郑玄;孔颖达;贾公彦

作者简介:姜广辉,湖南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研究。


汉代所谓三《礼》,是指《仪礼》《礼记》《周礼》三书。因为三部书都带“礼”字,学者习惯上称之为“三《礼》之学”。实际上在汉代的很长时间里,《仪礼》只称《礼》,《礼记》只称《记》;而《周礼》原称为《周官》。西汉末,王莽居摄时,刘歆作为国师,奏请以《周官》为《周礼》,并置博士学官。东汉末,郑玄著《仪礼注》《礼记注》《周礼注》,自此便有了“三《礼》之学”。

三《礼》之书中,争议最大的是《周礼》。首先,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就存在极大的争议。学者或认为是西周初周公所创制,或认为是战国时学人所撰作,或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1]司马迁比刘歆早一百多年,其所撰《史记》多次提到《周官》,则《周官》为刘歆所伪造绝无可能。

《周官》一书以王朝职官设置为架构,所述多关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经验总结和制度设计。这种经验总结和制度设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反映西周初周公关于礼制建设的构想;二是战国时思想家对未来统一国家的制度设计。令学者纠结的是,《周官》所述,既有许多同历史制度文化相吻合之处,也有不少同历史制度文化不相协调之处。于是学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或认为此书反映“周公致太平之迹”(刘歆、郑玄),或认为此书是“六国阴谋之书”(何休)。而在此书最初奏上西汉朝廷之时,汉武帝也认为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

笔者以为,从文体上看,《周官》一书绝不似《尚书·周书》那种“佶屈聱牙”的老古文体,而与战国时期的文体相同。此书应为战国时那些带有怀古情结的儒者所撰写。

三《礼》之书中,本应以《仪礼》为经,《礼记》为记,《周礼》别是一书,但因郑玄推崇《周礼》,将《周礼》驾《仪礼》《礼记》而上之,天下学者又迷信郑玄的经学权威,遂使经学发展走了一大段弯路。

一、汉代的《仪礼》学

《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2]此时的“礼”和“乐”未必有文本,“礼”靠周旋跪拜的演习来传授,“乐”靠耳听心记的方式来传授。直到孔子之时,礼仪程式尚无记录文本,《礼记·杂记下》载“(鲁)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3]《士丧礼》由此有了记录文本。推想《仪礼》其余各篇皆为孔门师儒所记。西周以“礼乐文明”著称于世,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朝觐、聘问、燕飨、乡射之礼,为当时世俗、宗教、政治生活中最受重视之事。即使仪式烦琐,君臣士庶皆不敢稍许懈怠。而礼仪程式有世袭专职人员传习并掌管,并不担心其失传。

然而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前世礼仪日渐废坠,即使在士大夫阶层也不能践行。儒家学者为了保存和抢救文化遗产,遂有《礼》书的撰写及对礼学的强调和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前代的礼仪程式日益脱离社会实践的领域,而作为记录前世礼仪程式的《仪礼》,只能作为一种礼仪文本供少数学者研习。此正如清人邵懿辰所说:“礼在当时,道、器尚不相离。至于后世,文字存焉耳,然则独其道存焉耳。”[4]汉代,《仪礼》虽然作为五经之一,学者对于此书仍不免纠结。这是因为《仪礼》纯粹是对于礼仪程式的记录,不讲任何道理,那它是否可以作为“经”来看待呢?相比之下,《周礼》(《周官》)和《礼记》却讲了许多道理。那是否可以将《周礼》或《礼记》作为《礼》经,而《仪礼》只作为附录的礼仪程式呢?这可能是汉唐儒者内心曾经纠结而试图解决的问题。汉末郑玄选择将《周礼》作为礼学的首要经典,而唐初孔颖达则选择将《礼记》作为《五经正义》的礼学经典。这个过程或许应该从西汉中期说起。

司马迁《史记·儒林传》说:“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5]司马迁所说的高堂生传《士礼》,实即《仪礼》十七篇。而当时司马迁所称之礼书,只有此《士礼》(《仪礼》十七篇)。汉代所称《士礼》《礼》《礼经》等,皆是指今文《仪礼》十七篇。但当时并不称《仪礼》,《仪礼》之名是汉末人为了与《礼记》做区分才提出来的。

高堂生及其以下的传授谱系有五传之多,《礼记正义》载:“郑玄《六艺论》云‘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也。’此所传皆《仪礼》也。”[6]班固《汉书·艺文志》叙述汉代礼学传承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7]

班固《汉书·艺文志》又说:“《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8]又说:“《礼古经》五十六卷。”[9]《礼》经有今文经,有古文经。今文经即《仪礼》十七篇。古文经五十六卷出于曲阜孔氏屋壁中,卷即篇,除包括今文《仪礼》十七篇的内容外,还有《逸经》三十九篇。孔氏屋壁所出的《礼古经》五十六篇,后来复又遗佚,竟无一篇保存下来。推测原因,大概是因为《仪礼》学已经是冷门学问,传习少人。况且今文《仪礼》十七篇,戴德、戴圣、庆普已立为学官。若他们冷落《礼古经》五十六篇,不予推许,那《礼古经》五十六篇便会因为竹简不易保存而自然朽坏。

因为今文《仪礼》十七篇,所讲全是礼仪程式,殊少义理,所以当时学者对于它的研究就只在《仪礼》的篇次排列上。而关于《仪礼》篇次有戴德、戴圣、刘向三家的不同排列方案,见下表:

戴德本《仪礼》

戴圣本《仪礼》

刘向本《仪礼》

士冠礼第一

士冠礼第一

士冠礼第一

士昏礼第二

士昏礼第二

士昏礼第二

士相见礼第三

士相见礼第三

士相见礼第三

士丧礼第四

乡饮酒礼第四

乡饮酒礼第四

既夕礼第五

乡射礼第五

乡射礼第五

士虞礼第六

燕礼第六

燕礼第六

特牲馈食礼第七

大射礼第七

大射礼第七

少牢馈食礼第八

士虞礼第八

聘礼第八

有司彻第九

丧服第九

公食大夫礼第九

乡饮酒礼第十

特牲馈食礼第十

觐礼第十

乡射礼第十一

少牢馈食礼第十一

丧服第十一

燕礼第十二

有司彻第十二

士丧礼第十二

大射礼第十三

士丧礼第十三

既夕礼第十三

聘礼第十四

既夕礼第十四

士虞礼第十四

公食大夫礼第十五

聘礼第十五

特牲馈食礼第十五

觐礼第十六

公食大夫礼第十六

少牢馈食礼第十六

丧服第十七

觐礼第十七

有司彻第十七



唐代韩愈《读仪礼》说:“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10]韩愈说了一句大实话。在唐代,不仅《仪礼》所记礼仪程式不再为人所用,而且连韩愈这样的大学者已经读不懂《仪礼》一书了。

南宋朱熹坚持五经中以《仪礼》为经,批评唐人以《礼记》为经,又批评王安石遗弃《仪礼》,因而著《仪礼经传通解》,曾夸耀其书体例:“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11]朱熹也只是说看懂了《仪礼》。看懂了而不能实行,那又如何?由此更加反衬《仪礼》在后世“诚无所用”。

二、汉代的《周礼》学

《周礼》原名《周官》,《周官》书名最早出现于司马迁《史记》中,《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12]又,《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引《周官》之书:“《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13]

《汉书》谓《周官》得之于河间献王时的民间献书:“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14]但孔颖达《礼记注疏》引郑玄《六艺论》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15]所谓“壁中所得”,意谓得之于孔子屋壁中。两说不同,当以《汉书》所说为是。

《隋书·经籍志》将河间献王时民间献书之事说得更详细,其书谓:“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16]贾公彦《序周礼废兴》称“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17],这是说,《周官》奏上之后,汉武帝并不看好。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又称:“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18]这是说,刘歆晚年特别重视《周官》一书,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

在王莽居摄期间,刘歆奏请将《周官》更名为《周礼》,并置博士。荀悦《汉纪》卷二五载:“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19]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称“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父子等多往师之。”[20]自此之后,学者或称《周官》,或称《周礼》,并未划一。

《周官》未列入儒家经典之中,且书最晚出,其书之真伪自然会引起学者怀疑。贾公彦《序周礼废兴》称:“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21]这段话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当《周官》奏上之后,汉武帝并不看好,将之看作“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汉儒多知武帝有此态度;第二,作为郑玄论敌的何休亦认为《周官》是“六国阴谋之书”;第三,“林孝存”应为“临孝存”,名硕,为郑玄弟子,曾作“十论七难”排斥《周官》一书,在此种朝野并不看好《周官》一书的情况下,郑玄出面,力矫时论,论证《周官》乃是周公所作之书。他在所著《驳五经异义·六十五复征》中公开称:“《周礼》是周公之制。”[22]

一部本不作为礼经的书,如何变成了礼经呢?郑玄注《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说:“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23]郑玄于此注明以《周礼》为礼经,暗以《仪礼》为“曲礼”(事礼)。

其实,《礼记·礼器》《礼记·中庸》所说的“经礼”“曲礼”,其意只是“大礼”“小礼”。郑玄以“经礼三百”去凑合“《周官》三百六十”,而将“经礼”二字理解为书名,并认定是指《周官》一书,并顺势又将“曲礼三千”认定是指《仪礼》之书。这明显是一种武断,很难令人接受。但孔颖达为之作疏,多方加以证明。孔颖达《礼记注疏·原目》说:

其《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

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一则《孝经说》《春秋》及《中庸》并云“威仪三千”;二则《礼器》云“曲礼三千”;三则《礼说》云“动仪三千”;四则谓为《仪礼》,五则《汉书·艺文志》谓《仪礼》为《古礼经》。凡此七处五名称谓,并承“三百”之下,故知即《仪礼》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非谓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或一篇一卷,则有数条之事,今行于世者,唯十七篇而已。[24]

孔颖达认为,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周官》一书有许多别名,或称《礼经》,或称《经礼》,或称《礼仪》,或称《正经》,或称《周礼》,或称《周官经》,名虽不同,实为一书,皆指《周官》(《周礼》)一书。孔颖达还认为,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仪礼》书也有许多别名,或称《威仪》,或称《曲礼》,或称《动仪》,或称《古礼经》等。名虽不同,实为一书,皆指《仪礼》一书。

需要指出的是,孔颖达所引《孝经说》《春秋说》《礼说》皆为纬书,不足为据。《礼记·礼器》《礼记·中庸》《汉书·艺文志》所说的“经礼”“曲礼”指的是大礼、小礼,并非书名,不容曲解。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25]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之语转引自《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文字略有改动。班固较郑玄早一百多年。后世学者为《汉书·艺文志》作注释时多半受了郑玄的影响。如三国时期的韦昭为《汉书·艺文志》“经礼三百,威仪三千”作注:“《周礼》:三百六十官也。三百举成数也。”[26]《周官》(《周礼》)一书列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冬官》实缺)三百六十官。韦昭接受郑玄之说,认为“经礼三百”即是“《周礼》三百六十官”,“三百”是取整数而言。西晋的臣瓒纠正韦昭之说:“礼经三百,谓冠婚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27]意思是“礼经三百”指的是冠礼、婚礼、吉礼、凶礼等大的礼数;《周官》(《周礼》)一书所说的三百六十,指的是官名,并非礼数,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唐代颜师古再次纠正臣瓒之说:“礼经三百,韦说是也。威仪三千,乃谓冠、婚、吉、凶,盖《仪礼》是也。”[28]再次维护了郑玄的权威。可以这样说,汉以后学者除了臣瓒等少数人之外,都信从郑玄之说。

郑玄号称“经神”,在经学上具有崇高的权威性。郑玄之所以成为经学权威,原因有三点:一是知识渊博,尤长于礼学,而这正是当时多数学人的短处;二是遍注群经,而当时学人大多各守专经,不相闳通;三是破除师法、家法,打破门户之见。郑玄并无权势背景,全凭自己的学问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发展。但学无止境,人无完人。郑玄在学问上自有他的局限,并且对许多具体的经典解释并不正确。如他在礼学上,特别推崇《周礼》,认为是周公所制之礼,意见并不正确。

学术上的是非争论本属正常现象,个人学术观点偶误也不足为病。但迷信权威,则是学术之大忌。汉以后学者迷信郑玄的学术权威,“宁道周孔误,讳闻郑服非”,人云亦云,不究真理,那就是大问题了。

但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孔颖达虽然竭力维护郑玄,但在礼经的问题上,却又主《礼记》而弃《周礼》。他所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于三礼中,只选《礼记》,而未选《周礼》和《仪礼》。

三、汉代的《礼记》学

《礼记》是一部文献汇编,其文献基本是先秦旧籍,其汇编则在汉宣帝时代。《隋书·经籍志》称: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29]

对于这段引文,我们分以下几个层次来讨论:

(一)关于《礼记》未成书时的原始资料

上述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文献乃《礼记》未成书时的原始资料。关于这五种文献我们可以有多一些的了解:

1)、《记》百三十一篇,内容不得详知,据《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二可知:“今逸篇之名可见者有《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明堂记》《曾子记》《礼运记》《五帝记》《王度记》《王霸记》《瑞命记》《辨名记》《月令记》《大学志》《杂记》。”[30]

2)、《孔子三朝记》七篇,“孔子三朝”,意谓孔子三次朝见鲁哀公。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孔子三朝记》七篇列入《论语》类中。今《大戴礼记》存其一篇。

3)、《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据《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二可知:“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泰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31]今《礼记》中的《明堂位》和《月令》属于明堂阴阳一类。

4)、《王氏史氏记》又称《王史氏记》,王氏、史氏为战国时人。

5)、《乐记》二十三篇,《礼记·乐记》取其十一篇合为一,余十二篇未录。

这二百十四篇文献中,《记》百三十一篇明确为河间献王从民间所得,其余来源不甚清楚。《汉书·艺文志》认为这些资料先由刘向整理,而后才有《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似不准确。二戴应与刘向为同时期人,而二戴年辈略长。二戴从后苍学礼,二百十四篇古礼文献应从后苍处得见。据《汉书》卷八六《何武传》记汉宣帝时何武之事,其中言及“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32]所说虽指《仪礼》,其《礼记》大约也完成于此时。而刘向整理皇家秘府藏书则是在汉成帝三年(前26年)以后之事。这中间至少相差二十余年。

(二)关于《大戴礼记》

传世《大戴礼记》始第三十九篇,终第八十一篇。其《诸侯迁庙》与《诸侯衅庙》序号相重,皆为“七十三”,实际终篇应为第八十二篇。所谓“《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前三十八篇不存。后三篇亦不存。而从第三十九篇到第八十二篇,中间又缺第四十三篇、第四十四篇、第四十五篇、第六十一篇,共缺四十五篇,实存四十篇。其目次为:  

1、王言第三十九;2、哀公问五仪第四十;3、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4、礼三本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缺)5、礼察第四十六;6、夏小正第四十七;7、保傅第四十八;8、曾子立事第四十九;9、曾子本孝第五十;10、曾子立孝第五十一;11、曾子大孝第五十二;12、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13、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14、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15、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16、曾子疾病第五十七;17、曾子天圆第五十八;18、武王践阼第五十九;19、卫将军文子第六十;(第六十一缺)20、五帝德第六十二;21、帝系第六十三;22、劝学第六十四;23、子张问入官第六十五;24、盛德第六十六;25、明堂第六十七;26、千乘第六十八;27、四代第六十九;28、虞戴德第七十;29、诰志第七十一;30、文王官人第七十二;31、诸侯迁庙第七十三;32、诸侯衅庙第七十三(实应为七十四,以下顺延皆应改);33、小辨第七十四;34、用兵第七十五;35、少闲第七十六;36、朝事第七十七;37、投壶第七十八;38、公符第七十九;39、本命第八十;40、易本命第八十一。

学者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大戴礼记》现存内容与其他文献有许多相同相似者。今略举如下。

1、与《孔子家语》相同相似者

《大戴礼记·王言》与《孔子家语·王言解》基本相同。《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仪》乃是《孔子家语·五仪解》之一部分。《哀公问于孔子》前半部分见于《孔子家语·问礼》,后半部分见于《孔子家语·大婚解》。《卫将军文子》自篇首至“亦未逢明君也”,与《孔子家语·弟子行》略同。《大戴礼记·五帝德》与《孔子家语·五帝德》略同。《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与《孔子家语·入官》略同。《大戴礼记·本命》与《孔子家语·本命》略同。

2、与《荀子》相同相似

《大戴礼记·礼三本》与《荀子·礼论》篇略同。《大戴礼记·劝学》与《荀子·劝学》篇略同。

3、与《逸周书》相同相似者

《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与《逸周书·官人解》相出入。

4、与贾谊《疏》相同相似者

《大戴礼记·保傅》前半与贾誼《新书·保傅》略同。

5、与《小戴礼记》相同相似者

《大戴礼记·哀公问》,《小戴礼记》中也有此篇,无甚异。《大戴礼记·投壶》,《小戴礼记》中也有此篇,比之为略。《大戴礼记·朝事义》自“聘义”至“诸侯务焉”与《小戴礼记·聘义》同。《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小戴礼记·祭义》中有此而加详。《大戴礼记·礼察》自篇首至“徙善远罪而不自知”,《小戴礼记·经解》篇终有之。《大戴礼记·本命》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教以制节”,与《小戴礼记·丧服四制》同。

对于以上列举的《大戴礼记》与其他文献的相同相似之处,当分别观之。河间献王从民间得到数批先秦篇籍,基本上没有作者主名。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注 “七十子后学者所记”,[33]是一个含糊的说法,它既可包括孔子七十弟子如子游等,也可包括“七十子”后的儒者。所以《大戴礼记》中有与传世或出土的战国文献相雷同的情况,并不奇怪,反而可以互相印证这些文献都是先秦旧籍。而《大戴礼记》与今本《孔子家语》相同相似部分,应该是王肃增窜《孔子家语》时所抄袭,此点我们留待另文讨论。而《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中相似的部分,我们下面再做讨论。

《大戴礼记》存世诸篇不仅与其他文献多有雷同,而且版本也较差,《朱子语类》卷八十八载朱熹之语说:“《大戴礼》本文多错,注尤舛误。”[34]

至于《大戴礼记》缺失的四十五篇,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二三说:“《大戴礼》遗逸之书,文多假托,不立学官,世无传者。[35]这意思是说,《大戴礼记》缺失的四十五篇,“文多假托”,被人所遗弃。

如上所述,《大戴礼记》存世部分与其他文献相同相似之处如此之多,而缺失部分乃因“文多假托”而遗逸,那此选本岂不是很差吗?相比之下,《小戴礼记》的选本却是优胜得多。那为什么同样以二百十四篇先秦旧籍为原始资料,戴德偏选其差,戴圣偏选其优呢?这似乎有些说不通。因而在学术界便产生两派意见:

一派意见以西晋的陈邵为首,认为《大戴礼记》缺失部分乃是该书的精华,为戴圣所粹取。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引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36]《隋书·经籍志》沿袭其说,已见前引。其后,持此观点者甚多,如元代儒者吴澄说:  

窃意大戴类粹此记多为小戴所取,后人合其余篇,仍为《大戴记》。已入《小戴记》者不复录。而阙其篇,是以其书冗泛不及小戴书甚,盖彼其膏华,而此其渣滓耳。[37]

然而,《大戴礼记》缺失的篇数,与《小戴礼记》的篇数并不能密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小戴礼记》现有四十九篇,其中《曲礼》《檀弓》《杂记》各分上下,实则四十六篇。

如果这四十六篇,皆由删修《大戴礼记》八十五篇而得,那《大戴礼记》缺失的就不应该只是四十五篇。而恰恰《大戴礼记》现存四十篇中又有与《小戴礼记》相同相似的部分,那是否在戴圣粹取《大戴礼记》之后,整理《大戴礼记》的学者没有将这部分内容删净呢?吴澄正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其与《小戴》重者,《投壶》《哀公问》也。……《哀公问》小戴已取之,则于彼宜存,于此宜去。”[38]如果《大戴礼记》某篇内容与《小戴礼记》某篇内容基本相同,《大戴礼记》尽可将此篇删除。但如果两篇内容有同有不同,那《大戴礼记》仍有保留的必要。如果是这样,那《大戴礼记》缺失的篇数与《小戴礼记》的篇数不相密合,便不足为怪了。

另一派学者认为:戴德与戴圣同受业于后仓,各取二百十四篇古文资料以著书,《小戴礼记》并非删修《大戴礼记》而成。清代陈寿祺著《左海经辨》曾撰文驳《隋书·经籍志》“小戴删大戴”之说,其言曰:

《汉书·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毛诗豳谱正义》引《大戴礼·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补《大戴礼·祭法》。……窃谓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记,各以意断取,异同参差,不必此之所弃,即彼之所录也。[39]

可惜陈寿祺好为异论,有其稽考之功,而无辨析之明,陈寿祺所引资料非但不能驳斥《隋书·经籍志》“小戴删大戴”之说,反而为此说提供了证据:

第一,《骊驹》之歌在《曲礼》,《小戴礼记》有《曲礼》篇,但此《曲礼》篇并未记载有关《骊驹》之歌的事情,服虔注“在《大戴礼》”。这是说在《大戴礼记》的《曲礼》篇中。这表明《大戴礼记》曾有《曲礼》一篇。而戴圣取之以入《小戴礼记》,删去了《骊驹》之歌的内容。

第二,郑玄《驳五经异义》引用许慎其书原文说:“《大戴记·礼器》云:“灶者,老妇之祭。”[40]表明《大戴礼记》曾有《礼器》篇,戴圣取此篇以入《小戴礼记》,而在《小戴礼记·礼器》此句改为:“夫奥者,老妇之祭也。”[41]

第三,郑玄《毛诗豳谱》孔颖达《正义》称:“《大戴礼·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42]表明《大戴礼记》曾有《礼器》篇,戴圣取之以入《小戴礼记》,删去了相关文王早婚早育的相关内容。

第四,唐皮日休曾作《补大戴礼祭法文》,表明《大戴礼记》曾有《祭法》篇,戴圣取此篇以入《小戴礼记》。

由上述可见,《隋书·经籍志》“小戴删大戴”之说可以为定论矣。

(三)关于《小戴礼记》

《小戴礼记》就其内容而言,要比《大戴礼记》现存篇章精粹许多。但在篇与篇之间的次序,以及一些篇章中的内容之间,却又缺乏逻辑,显得相当杂乱。也因此,历史上学者对它的评估有所不同,对它整理和研究的方向也不同。下面,先来谈《小戴礼记》篇次。

1、《礼记》篇次

从编纂学的角度说,《小戴礼记》未以类相分,篇次亦无逻辑可言。其篇次如下:

1曲礼上2曲礼下3檀弓上4檀弓下5王制6月令7曾子问8文王世子9礼运10礼器11郊特牲12內则13玉藻14明堂位15丧服小记16大传;17少仪;18学记;19乐记;20杂记上;21杂记下22丧大记23祭法24祭义25祭统26经解27哀公问28仲尼燕居29孔子闲居30坊记31中庸32表记33缁衣34奔丧35问丧36服问37间传38三年问39深衣40投壶41儒行42大学43冠义44昏义45乡饮酒义46射义47燕义48聘义49丧服四制

正因为《小戴礼记》未以类相分,所以刘向将《小戴礼记》内容分为九个类属如下:

(一)通论:檀弓上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共十六篇。

(二)制度:曲礼上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共六篇。

(三)明堂阴阳:月令;明堂位。共二篇。

(四)丧服: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共十一篇。

(五)世子法:文王世子;内则。共二篇。

(六)祭祀: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共四篇。

(七)吉礼:投壶。一篇。

(八)吉事: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共六篇。

(九)乐记:乐记。一篇。

以上是刘向《别录》关于《礼记》的分类,见于郑玄《三礼目录》所引。刘向以后,郑玄门人孙炎不仅从《礼记》篇次上分类,也从《礼记》内容上分类,作《礼记类钞》,《隋书·经籍志》有《礼记》三十卷,孙炎注,说明孙氏之书唐时尚存。唐魏徵依孙炎之书,作成《类礼》二十卷。《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说,魏徵“尝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帝(唐太宗)美其书,录置内府”。[43]后有朝臣奏请以魏徵《类礼》列于经,元行冲受命作《类礼义疏》五十卷。将立学宫,“右丞相张说建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掇,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44]孙炎、魏徵、元行冲之书今皆亡佚。对此,南宋朱熹深表惋惜,因作《仪礼经传通解》,元代吴澄又作《礼记纂言》,此二书皆是为了从编纂学上弥补戴圣《礼记》的缺欠。皮锡瑞《经学通论》对此评论说:

郑君门人孙炎已有《类钞》,而书不传,魏徵因之以作《类礼》,而书亦不传,……朱文公惜徵书之不复见。锡瑞案:《戴记》不废,张说有存古之功,《类礼》不传,说亦有泥古之失。当时若新旧并行,未为不可。朱子惜《类礼》不复见,是以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吴澄作《礼记纂言》,更易次序,各以类从。……据《隋志》,《礼记》三十卷,魏孙炎注,则其书唐初尚存。炎学出郑门,必有依据。魏徵因之,更加整比。若书尚在,当远胜于《经传通解》《礼记纂言》,而大有益于初学矣。[45]

2、“《礼记》乃《仪礼》之传”

这是宋代卫湜《礼记集说》所引虙氏之语,而更准确地说《小戴礼记》中只有一部分文献称得上《仪礼》的传,卫湜《礼记集说·统说》所引虙氏之语说:

《礼记》乃《仪礼》之传。《仪礼》有《冠礼》,《礼记》则有《冠义》以释之;《仪礼》有《昏礼》,《礼记》则有《昏义》以释之;《仪礼》有《乡饮酒礼》,《礼记》则有《乡饮酒义》以释之;《仪礼》有《燕礼》,《礼记》则有《燕义》以释之;《仪礼》有《聘礼》,《礼记》则有《聘义》以释之。其他篇中,虽或杂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与《仪礼》相为表里。[46]

这一判读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礼记》中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诸篇,才能了解《仪礼》各篇所讲礼仪程序的意义所在,也才能确认《仪礼》一书作为《礼》经的地位。反之,若没有《礼记》中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诸篇,而单看《仪礼》所讲的礼仪程序,恐怕《仪礼》作为经书的地位早已不保。

除《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诸篇之外,《礼记》中其他言礼之篇也可看作《礼记》的传。虽然,这些篇章可能驳杂不纯,但也无伤大雅。正如明儒湛若水所说:

《仪礼》,譬则其《易》也,《礼记》,譬则其《十翼》也;《仪礼》譬则其《春秋》也,《礼记》譬则其三《传》也。传则不必同也,相表里也,相左右也,皆足发明也。其非者当自见之。又曰以记为经,则杂焉不可也;以之为传,则或杂焉可也。彼《春秋》三《传》诬妄者多矣,然而以为传焉无伤也。精而择之,存乎人尔。[47]

3、《小戴礼记》中的精华

《小戴礼记》,依刘向分类,有十六篇通论,所谓“通论”是关于儒学的通论,不专指经典而言,更不专指礼书而言。《小戴礼记》中的精华在通论者居多。如二程说:“《礼记》杂出于汉儒,然其间传圣门绪余,其格言甚多,如《乐记》《学记》《大学》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如《王制》《礼运》《礼器》,其书亦多传古意。”[48]又说:“《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49]如此等等。

历史上,整体上推崇《小戴礼记》的,亦有其人,如明代郝敬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说:

是书汉儒戴圣所记,多先圣格言,七十子门人后裔转相传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缁衣》,公孙尼子所撰;《月令》吕不韦所修;《王制》汉文帝时博士所录;《三年问》,荀卿所著。真赝相袭,而瑕不掩瑜。先儒推《周礼》《仪礼》以为经,欲割《记》以为传。夫三书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礼》尤多揣摩,杂以乱世阴谋富强之术;《仪礼》枝叶繁琐,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人性命易简之旨,圣贤仁义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学》《中庸》两篇,岂《周官》《仪礼》所有?故三《礼》以《记》为正,今之学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50]

郝敬列举了《礼记》中的名篇,并揭出作者的名头。类似的说法在其他人那里也有,如“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称云:‘《王制》,汉文帝时博士所录。’”[51]梁沈约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取子思。《乐记》取公孙尼子”等等。虽然这些说法并未得到确凿资料的印证,但它至少可以表明《小戴礼记》中包含一批先贤的文献,这一部分文献的价值要在《周礼》《仪礼》之上。

四、汉唐时期的三《礼》注疏

儒家经学以“礼”为核心,因而“礼教”也就成为儒学、儒教的代名词。“礼”包括礼制、礼仪、礼义、礼俗等。但经过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社会动乱,西周时期的礼制早已分崩离析,虽然经过儒家极力抢救,但到了汉代,礼学仍属于一种近乎“绝学”的学问。当时学者于《仪礼》《周礼》《礼记》,能读懂其中一书者,已属寥寥,而郑玄以一人之力,兼注三《礼》,其后又遍注余经,这对于其他学人而言,不啻“神”一样的存在,由是郑玄有“经神”之称,但郑玄注三《礼》,并非全无凭借,有的经注乃是汇集前人经注成果而成。

(一)郑玄的“三《礼》注”

清末黄以周《儆季杂著·文抄》卷四称郑玄“以著述而言,先注《周官》,次《礼记》,次《礼经》,次《古文尚书》,次《论语》,次《毛诗》,最后乃注《易》。”[52]

1、郑玄的《周官注》

在郑玄之前,关于《周礼》一书,已经有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马融诸家训诂、解诂、传注等注本。郑玄早年“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其后注《周礼》,以杜子春、郑兴、郑众三家为主,而兼及他家。

关于此书,后世学者评价不一。南宋朱熹说:“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53]然而王炎却说:“《周礼》一书,今学者所传,康成之训释也,可谓有功于《周礼》矣。虽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传,亦以康成而晦。盖康成之于经,一则以纬说汩之,一则以臆说汩之。《周官》之意晦矣。是以学者不得不疑。”[54]朱熹的评价是就郑玄三《礼》之学笼统而言,而王炎的评价则是就郑玄《周礼注》一书而言。郑玄注经,多引西汉末的谶纬之书,谶纬之书本不可信,郑玄据以注经,那又如何可信呢?另外,对于古代礼制,古代文献所记相互矛盾,凡遇此等处,郑玄往往以夏制、殷制、周制不同来解释。学者往往以为郑玄真有根据而尊信之。但学者始终并未见到相应的证据,于是便视之为“臆说”而疑之。

2、郑玄的《礼记注》

在郑玄的《礼记注》之前,有桥仁的《礼记章句》和高诱的《礼记注》。然此二书影响甚微。郑玄注《礼记》所可借鉴者甚少,因而郑玄《礼记注》显得相对拘谨。后世学者对于此书较少赞许。南宋卫湜《礼记集说》称:“郑氏注《礼》,虽间有拘泥,而简严该贯,非后学可及。”[55]明代郝敬则称:“《小戴记》四十九篇,大都先贤流传,后儒补缉,非真先圣之旧。而郑康成信以为仲尼手泽,遇文义难通处,则称竹简烂脱,而顚倒其序;根据无实,则推夏、殷异世而逃遁其说;节目不合,则游移大夫士庶之间,而左右两可;解释不得,则托为殊方语音,而变换其文。牵强穿凿,殊乖本初,盖郑既以《记》为经,不敢矫《记》之非。世儒又以郑为知礼,不敢议郑之失,千余年所以卒瞀瞀然耳。”[56]郝敬批评过于刻薄,但所言问题往往而有。只是前代儒者过于迷信郑玄,不敢质疑罢了。

3、郑玄的《仪礼注》

郑玄之前,未闻有为《仪礼》作注者,郑玄《仪礼注》取今文《仪礼》十七篇,校以《古礼经》而为之注。后儒少有懂《仪礼》一经者,故于其中是非利弊,无从置喙。

(二)唐代的“三《礼》疏”

汉魏学者对经典的笺注,只注其难解之处,后世学者传经解经,连同经文和注文,串

讲疏通经文大义,于是而有义疏之学。义疏之学起于南北朝,到了唐代,儒家各经都有若干义疏著作。如何对之加以择优整合,便成了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孔颖达等人受诏编纂《五经注疏》(后定名《五经正义》),以官方的力量整合各经义疏。

1、孔颖达的《礼记注疏》

《礼记注疏》是孔颖达主持的《五经注疏》(《五经正义》)之一。当时孔颖达于《仪礼》《礼记》《周礼》三部礼书中,只选择《礼记》作为五经之一。孔颖达《礼记注疏序》称,南北朝“为义疏者,南人有贺循、贺瑒、庾蔚、崔灵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其见于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以熊比皇,皇氏胜矣”。[57]而孔颖达《礼记注疏》的修撰乃“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58]具体说,孔颖达《礼记注疏》是以皇侃《礼记讲疏》为底本,以熊安生《礼记义疏》为辅本修撰而成的。而所谓“修撰”,其实基本是抄袭前人。后世但知为孔颖达之书,而不知实乃皇甫侃(皇侃)之书。

2、贾公彦的《仪礼注疏》

前已言之,《仪礼》一书只有郑玄一家为之注。而根据贾公彦《仪礼注疏序》所言,关于此书的义疏也只有南朝黄庆、隋朝李孟悊二家,黄庆、李孟悊各有《仪礼章疏》。贾公彦对之加以整合、删修而成《仪礼注疏》。南宋朱熹对此书评价说:“《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59]

3、贾公彦的《周礼注疏》

贾公彦《周礼注疏》乃据晋陈邵《周官礼异同评》和沈重《周官礼义疏》而为之。陈邵、沈重二书后皆遗佚。南宋朱熹评价贾公彦《周礼注疏》说:“五经中,《周礼疏》最好。”[60]

南宋代朱熹则尊《仪礼》而退《礼记》,恢复礼学经典的本来位次。此是后话。

总之,西周文化以“礼”为中心,那时“礼”所涵盖的范围极广,几乎相当于今日“文化”“文明”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不安,文化上百家争鸣,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分崩离析。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传统的“礼”文化极表尊重,竭力抢救。到了汉代,虽然学者对于礼学经典非常重视,但“礼”的概念内涵却大大萎缩,成为少数学人书斋里的考证学问。“三《礼》之学”在经学中几乎成为“绝学”,因为它是“绝学”,所以传承的任务更重;因为它是“绝学”,也意味它离社会生活越来越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经学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0&ZD058)


注释: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473页。

[2]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2页。

[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7页。

[4] 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论礼经止于十七篇并及群经当求简明有用不当繁杂无用”,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6页。

[5]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26页。

[6]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29页。

[7]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0页。

[8]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0页。

[9]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9页。

[10]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11] 朱熹《晦庵集》卷五四《答应仁仲》,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67页。

[12]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473页。

[13]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357页。

[14]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河间献王刘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15]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29页。

[16] 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25页。

[17]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6页。

[18]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5~636页。

[19] 荀悦、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5页。

[20] 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2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6页。

[22] 郑玄《驳五经异义》,清嘉靖刻问经堂丛书本,第22页。

[2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35页。

[24]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25页。

[25]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0页。

[26]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1页。

[27]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1页。

[28]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1页。

[29] 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25页。

[30]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卷一,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

[31]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卷一,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

[3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82页。

[33]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9页。

[34]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69页。

[35]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4页。

[36] 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37] 吴澄《吴文正集》卷一,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页。

[38] 吴澄《吴文正集》卷一,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页。

[39] 阮元《皇清经解》卷一二五一,咸丰庚申补刊本,第93页。

[40] 郑玄《驳五经异义》,清嘉靖刻问经堂丛书本,第25页。

[4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35页。

[42]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8页。

[43]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九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81页。

[44]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91页。

[45] 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论礼记记文多不次若以类从尤便学者惜孙炎魏徵之书不传”,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2页。

[46] 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统说》,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1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47页。

[47]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34页。

[48]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33页。

[49]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二册《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1页。

[50]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34页。

[51] 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统说》,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1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47页。

[52] 黄以周《儆季杂著》第八册《答郑康成学业次第问》,江苏南菁讲舍刊本(1894-1895年),第29页。

[53]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16页。

[54]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二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47页。

[55]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35页。[56]

[56]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36页。

[57]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58]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59]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95页。

[60]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06页。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