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 汉唐的“三<礼>之学”》

姜广辉:《汉唐的“三<礼>之学”》

（本文原刊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20年6月版）

摘要：汉代所谓三《礼》，是指《仪礼》《礼记》《周礼》三书。三《礼》之中，本应以《仪礼》为经，《礼记》为记，《周礼》别是一书。但因《仪礼》只是讲礼仪程式，不讲义理，汉唐儒者颇为之纠结。刘歆始以《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迹”，郑玄遂以《周礼》为经。然学者对《周礼》一书的来历争议颇大，至唐代孔颖达则以《礼记》为经。《礼记》是一部先秦旧籍的文献汇编，其原始资料包括《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明堂记》等，戴德删修其书为《大戴礼记》八十五篇，戴圣取其精华而成《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唐代学者孔颖达、贾公彦等人分别为三《礼》注作疏。后世朱熹则尊《仪礼》而退《礼记》，恢复礼学经典的本来位次。

关键词：《仪礼》；《礼记》；《周礼》；郑玄；孔颖达；贾公彦

作者简介：姜广辉，湖南大学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研究。

汉代所谓三《礼》，是指《仪礼》《礼记》《周礼》三书。因为三部书都带“礼”字，学者习惯上称之为“三《礼》之学”。实际上在汉代的很长时间里，《仪礼》只称《礼》，《礼记》只称《记》；而《周礼》原称为《周官》。西汉末，王莽居摄时，刘歆作为国师，奏请以《周官》为《周礼》，并置博士学官。东汉末，郑玄著《仪礼注》《礼记注》《周礼注》，自此便有了“三《礼》之学”。

三《礼》之书中，争议最大的是《周礼》。首先，关于《周礼》的成书年代就存在极大的争议。学者或认为是西周初周公所创制，或认为是战国时学人所撰作，或认为是西汉末刘歆所伪造。司马迁《史记•孝武本纪》：“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1]司马迁比刘歆早一百多年，其所撰《史记》多次提到《周官》，则《周官》为刘歆所伪造绝无可能。

《周官》一书以王朝职官设置为架构，所述多关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经验总结和制度设计。这种经验总结和制度设计有两种可能：一是反映西周初周公关于礼制建设的构想；二是战国时思想家对未来统一国家的制度设计。令学者纠结的是，《周官》所述，既有许多同历史制度文化相吻合之处，也有不少同历史制度文化不相协调之处。于是学者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或认为此书反映“周公致太平之迹”（刘歆、郑玄），或认为此书是“六国阴谋之书”（何休）。而在此书最初奏上西汉朝廷之时，汉武帝也认为是“末世渎乱不验之书”。

笔者以为，从文体上看，《周官》一书绝不似《尚书·周书》那种“佶屈聱牙”的老古文体，而与战国时期的文体相同。此书应为战国时那些带有怀古情结的儒者所撰写。

三《礼》之书中，本应以《仪礼》为经，《礼记》为记，《周礼》别是一书，但因郑玄推崇《周礼》，将《周礼》驾《仪礼》《礼记》而上之，天下学者又迷信郑玄的经学权威，遂使经学发展走了一大段弯路。

一、汉代的《仪礼》学

《礼记·王制》说：“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2]此时的“礼”和“乐”未必有文本，“礼”靠周旋跪拜的演习来传授，“乐”靠耳听心记的方式来传授。直到孔子之时，礼仪程式尚无记录文本，《礼记·杂记下》载“（鲁）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3]《士丧礼》由此有了记录文本。推想《仪礼》其余各篇皆为孔门师儒所记。西周以“礼乐文明”著称于世，冠礼、婚礼、丧礼、祭礼、朝觐、聘问、燕飨、乡射之礼，为当时世俗、宗教、政治生活中最受重视之事。即使仪式烦琐，君臣士庶皆不敢稍许懈怠。而礼仪程式有世袭专职人员传习并掌管，并不担心其失传。

然而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前世礼仪日渐废坠，即使在士大夫阶层也不能践行。儒家学者为了保存和抢救文化遗产，遂有《礼》书的撰写及对礼学的强调和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前代的礼仪程式日益脱离社会实践的领域，而作为记录前世礼仪程式的《仪礼》，只能作为一种礼仪文本供少数学者研习。此正如清人邵懿辰所说：“礼在当时，道、器尚不相离。至于后世，文字存焉耳，然则独其道存焉耳。”[4]汉代，《仪礼》虽然作为五经之一，学者对于此书仍不免纠结。这是因为《仪礼》纯粹是对于礼仪程式的记录，不讲任何道理，那它是否可以作为“经”来看待呢？相比之下，《周礼》（《周官》）和《礼记》却讲了许多道理。那是否可以将《周礼》或《礼记》作为《礼》经，而《仪礼》只作为附录的礼仪程式呢？这可能是汉唐儒者内心曾经纠结而试图解决的问题。汉末郑玄选择将《周礼》作为礼学的首要经典，而唐初孔颖达则选择将《礼记》作为《五经正义》的礼学经典。这个过程或许应该从西汉中期说起。

司马迁《史记·儒林传》说：“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5]司马迁所说的高堂生传《士礼》，实即《仪礼》十七篇。而当时司马迁所称之礼书，只有此《士礼》（《仪礼》十七篇）。汉代所称《士礼》《礼》《礼经》等，皆是指今文《仪礼》十七篇。但当时并不称《仪礼》，《仪礼》之名是汉末人为了与《礼记》做区分才提出来的。

高堂生及其以下的传授谱系有五传之多，《礼记正义》载：“郑玄《六艺论》云‘五传弟子者’，熊氏云：‘则高堂生、萧奋、孟卿、后仓，及戴德、戴圣为五也。’此所传皆《仪礼》也。”[6]班固《汉书·艺文志》叙述汉代礼学传承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7]

班固《汉书·艺文志》又说：“《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8]又说：“《礼古经》五十六卷。”[9]《礼》经有今文经，有古文经。今文经即《仪礼》十七篇。古文经五十六卷出于曲阜孔氏屋壁中，卷即篇，除包括今文《仪礼》十七篇的内容外，还有《逸经》三十九篇。孔氏屋壁所出的《礼古经》五十六篇，后来复又遗佚，竟无一篇保存下来。推测原因，大概是因为《仪礼》学已经是冷门学问，传习少人。况且今文《仪礼》十七篇，戴德、戴圣、庆普已立为学官。若他们冷落《礼古经》五十六篇，不予推许，那《礼古经》五十六篇便会因为竹简不易保存而自然朽坏。

因为今文《仪礼》十七篇，所讲全是礼仪程式，殊少义理，所以当时学者对于它的研究就只在《仪礼》的篇次排列上。而关于《仪礼》篇次有戴德、戴圣、刘向三家的不同排列方案，见下表：

唐代韩愈《读仪礼》说：“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于今，诚无所用之。”[10]韩愈说了一句大实话。在唐代，不仅《仪礼》所记礼仪程式不再为人所用，而且连韩愈这样的大学者已经读不懂《仪礼》一书了。

南宋朱熹坚持五经中以《仪礼》为经，批评唐人以《礼记》为经，又批评王安石遗弃《仪礼》，因而著《仪礼经传通解》，曾夸耀其书体例：“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此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11]朱熹也只是说看懂了《仪礼》。看懂了而不能实行，那又如何？由此更加反衬《仪礼》在后世“诚无所用”。

二、汉代的《周礼》学

《周礼》原名《周官》，《周官》书名最早出现于司马迁《史记》中，《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群儒采封禅《尚书》《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12]又，《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引《周官》之书：“《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13]

《汉书》谓《周官》得之于河间献王时的民间献书：“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14]但孔颖达《礼记注疏》引郑玄《六艺论》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15]所谓“壁中所得”，意谓得之于孔子屋壁中。两说不同，当以《汉书》所说为是。

《隋书·经籍志》将河间献王时民间献书之事说得更详细，其书谓：“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于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16]贾公彦《序周礼废兴》称“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17]，这是说，《周官》奏上之后，汉武帝并不看好。

贾公彦《序周礼废兴》又称：“至孝成皇帝，达才通人刘向、子歆校理秘书，始得列序著于《录》《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工记》足之。时众儒并出共排，以为非是。唯歆独识，其年尚幼，务在广览博观，又多锐精于《春秋》。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18]这是说，刘歆晚年特别重视《周官》一书，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

在王莽居摄期间，刘歆奏请将《周官》更名为《周礼》，并置博士。荀悦《汉纪》卷二五载：“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王莽时，歆奏以为礼经，置博士。”[19]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称“王莽时，刘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父子等多往师之。”[20]自此之后，学者或称《周官》，或称《周礼》，并未划一。

《周官》未列入儒家经典之中，且书最晚出，其书之真伪自然会引起学者怀疑。贾公彦《序周礼废兴》称：“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故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21]这段话有这样几层意思：第一，当《周官》奏上之后，汉武帝并不看好，将之看作“末世渎乱不验之书”，汉儒多知武帝有此态度；第二，作为郑玄论敌的何休亦认为《周官》是“六国阴谋之书”；第三，“林孝存”应为“临孝存”，名硕，为郑玄弟子，曾作“十论七难”排斥《周官》一书，在此种朝野并不看好《周官》一书的情况下，郑玄出面，力矫时论，论证《周官》乃是周公所作之书。他在所著《驳五经异义·六十五复征》中公开称:“《周礼》是周公之制。”[22]

一部本不作为礼经的书，如何变成了礼经呢？郑玄注《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说：“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也。礼篇多亡，本数未闻，其中事仪三千。”[23]郑玄于此注明以《周礼》为礼经，暗以《仪礼》为“曲礼”（事礼）。

其实，《礼记·礼器》《礼记·中庸》所说的“经礼”“曲礼”，其意只是“大礼”“小礼”。郑玄以“经礼三百”去凑合“《周官》三百六十”，而将“经礼”二字理解为书名，并认定是指《周官》一书，并顺势又将“曲礼三千”认定是指《仪礼》之书。这明显是一种武断，很难令人接受。但孔颖达为之作疏，多方加以证明。孔颖达《礼记注疏·原目》说：

其《周礼》见于经籍，其名异者，见有七处。案：《孝经说》云“礼经三百”，一也；《礼器》云“经礼三百”，二也；《中庸》云“礼仪三百”，三也，《春秋说》云“礼经三百”，四也；《礼说》云“有正经三百”，五也；《周官》外题谓为《周礼》，六也；《汉书·艺文志》云“周官经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举其大数而云“三百”也。

其《仪礼》之别，亦有七处，而有五名：一则《孝经说》《春秋》及《中庸》并云“威仪三千”；二则《礼器》云“曲礼三千”；三则《礼说》云“动仪三千”；四则谓为《仪礼》，五则《汉书·艺文志》谓《仪礼》为《古礼经》。凡此七处五名称谓，并承“三百”之下，故知即《仪礼》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礼之别，其事委曲，条数繁广，故有三千也.非谓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条耳.或一篇一卷，则有数条之事，今行于世者，唯十七篇而已。[24]

孔颖达认为，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周官》一书有许多别名，或称《礼经》，或称《经礼》，或称《礼仪》，或称《正经》，或称《周礼》，或称《周官经》，名虽不同，实为一书，皆指《周官》（《周礼》）一书。孔颖达还认为，根据古代文献记载，《仪礼》书也有许多别名，或称《威仪》，或称《曲礼》，或称《动仪》，或称《古礼经》等。名虽不同，实为一书，皆指《仪礼》一书。

需要指出的是，孔颖达所引《孝经说》《春秋说》《礼说》皆为纬书，不足为据。《礼记·礼器》《礼记·中庸》《汉书·艺文志》所说的“经礼”“曲礼”指的是大礼、小礼，并非书名，不容曲解。

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25] “礼经三百，威仪三千”之语转引自《礼记·礼器》“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文字略有改动。班固较郑玄早一百多年。后世学者为《汉书·艺文志》作注释时多半受了郑玄的影响。如三国时期的韦昭为《汉书·艺文志》“经礼三百，威仪三千”作注：“《周礼》：三百六十官也。三百举成数也。”[26]《周官》（《周礼》）一书列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冬官》实缺）三百六十官。韦昭接受郑玄之说，认为“经礼三百”即是“《周礼》三百六十官”，“三百”是取整数而言。西晋的臣瓒纠正韦昭之说：“礼经三百，谓冠婚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27]意思是“礼经三百”指的是冠礼、婚礼、吉礼、凶礼等大的礼数；《周官》（《周礼》）一书所说的三百六十，指的是官名，并非礼数，二者不可混为一谈。但唐代颜师古再次纠正臣瓒之说：“礼经三百，韦说是也。威仪三千，乃谓冠、婚、吉、凶，盖《仪礼》是也。”[28]再次维护了郑玄的权威。可以这样说，汉以后学者除了臣瓒等少数人之外，都信从郑玄之说。

郑玄号称“经神”，在经学上具有崇高的权威性。郑玄之所以成为经学权威，原因有三点：一是知识渊博，尤长于礼学，而这正是当时多数学人的短处；二是遍注群经，而当时学人大多各守专经，不相闳通；三是破除师法、家法，打破门户之见。郑玄并无权势背景，全凭自己的学问引领了一个时代的学术发展。但学无止境，人无完人。郑玄在学问上自有他的局限，并且对许多具体的经典解释并不正确。如他在礼学上，特别推崇《周礼》，认为是周公所制之礼，意见并不正确。

学术上的是非争论本属正常现象，个人学术观点偶误也不足为病。但迷信权威，则是学术之大忌。汉以后学者迷信郑玄的学术权威，“宁道周孔误，讳闻郑服非”，人云亦云，不究真理，那就是大问题了。

但令人感到吊诡的是，孔颖达虽然竭力维护郑玄，但在礼经的问题上，却又主《礼记》而弃《周礼》。他所主持编纂的《五经正义》，于三礼中，只选《礼记》，而未选《周礼》和《仪礼》。

三、汉代的《礼记》学

《礼记》是一部文献汇编，其文献基本是先秦旧籍，其汇编则在汉宣帝时代。《隋书·经籍志》称：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29]

对于这段引文，我们分以下几个层次来讨论：

（一）关于《礼记》未成书时的原始资料

上述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文献乃《礼记》未成书时的原始资料。关于这五种文献我们可以有多一些的了解：

（1）、《记》百三十一篇，内容不得详知，据《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二可知：“今逸篇之名可见者有《三正记》《别名记》《亲属记》《明堂记》《曾子记》《礼运记》《五帝记》《王度记》《王霸记》《瑞命记》《辨名记》《月令记》《大学志》《杂记》。”[30]

（2）、《孔子三朝记》七篇，“孔子三朝”，意谓孔子三次朝见鲁哀公。班固《汉书·艺文志》将《孔子三朝记》七篇列入《论语》类中。今《大戴礼记》存其一篇。

（3）、《明堂阴阳》三十三篇，据《汉书·艺文志考证》卷二可知：“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泰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31]今《礼记》中的《明堂位》和《月令》属于明堂阴阳一类。

（4）、《王氏史氏记》又称《王史氏记》，王氏、史氏为战国时人。

（5）、《乐记》二十三篇，《礼记·乐记》取其十一篇合为一，余十二篇未录。

这二百十四篇文献中，《记》百三十一篇明确为河间献王从民间所得，其余来源不甚清楚。《汉书·艺文志》认为这些资料先由刘向整理，而后才有《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似不准确。二戴应与刘向为同时期人，而二戴年辈略长。二戴从后苍学礼，二百十四篇古礼文献应从后苍处得见。据《汉书》卷八六《何武传》记汉宣帝时何武之事，其中言及“九江太守戴圣《礼经》，号小戴者也”，[32]所说虽指《仪礼》，其《礼记》大约也完成于此时。而刘向整理皇家秘府藏书则是在汉成帝三年（前26年）以后之事。这中间至少相差二十余年。

（二）关于《大戴礼记》

传世《大戴礼记》始第三十九篇，终第八十一篇。其《诸侯迁庙》与《诸侯衅庙》序号相重，皆为“七十三”，实际终篇应为第八十二篇。所谓“《大戴礼记》八十五篇”，前三十八篇不存。后三篇亦不存。而从第三十九篇到第八十二篇，中间又缺第四十三篇、第四十四篇、第四十五篇、第六十一篇，共缺四十五篇，实存四十篇。其目次为：  

1、王言第三十九；2、哀公问五仪第四十；3、哀公问于孔子第四十一；4、礼三本第四十二；（第四十三、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缺）5、礼察第四十六；6、夏小正第四十七；7、保傅第四十八；8、曾子立事第四十九；9、曾子本孝第五十；10、曾子立孝第五十一；11、曾子大孝第五十二；12、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13、曾子制言上第五十四；14、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15、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16、曾子疾病第五十七；17、曾子天圆第五十八；18、武王践阼第五十九；19、卫将军文子第六十；（第六十一缺）20、五帝德第六十二；21、帝系第六十三；22、劝学第六十四；23、子张问入官第六十五；24、盛德第六十六；25、明堂第六十七；26、千乘第六十八；27、四代第六十九；28、虞戴德第七十；29、诰志第七十一；30、文王官人第七十二；31、诸侯迁庙第七十三；32、诸侯衅庙第七十三（实应为七十四，以下顺延皆应改）；33、小辨第七十四；34、用兵第七十五；35、少闲第七十六；36、朝事第七十七；37、投壶第七十八；38、公符第七十九；39、本命第八十；40、易本命第八十一。

学者经过长期研究，发现《大戴礼记》现存内容与其他文献有许多相同相似者。今略举如下。

1、与《孔子家语》相同相似者

《大戴礼记·王言》与《孔子家语·王言解》基本相同。《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仪》乃是《孔子家语·五仪解》之一部分。《哀公问于孔子》前半部分见于《孔子家语·问礼》，后半部分见于《孔子家语·大婚解》。《卫将军文子》自篇首至“亦未逢明君也”，与《孔子家语·弟子行》略同。《大戴礼记·五帝德》与《孔子家语·五帝德》略同。《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与《孔子家语·入官》略同。《大戴礼记·本命》与《孔子家语·本命》略同。

2、与《荀子》相同相似者

《大戴礼记·礼三本》与《荀子·礼论》篇略同。《大戴礼记·劝学》与《荀子·劝学》篇略同。

3、与《逸周书》相同相似者

《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与《逸周书·官人解》相出入。

4、与贾谊《疏》相同相似者

《大戴礼记·保傅》前半与贾誼《新书·保傅》略同。

5、与《小戴礼记》相同相似者

《大戴礼记·哀公问》，《小戴礼记》中也有此篇，无甚异。《大戴礼记·投壶》，《小戴礼记》中也有此篇，比之为略。《大戴礼记·朝事义》自“聘义”至“诸侯务焉”与《小戴礼记·聘义》同。《大戴礼记·曾子大孝》，《小戴礼记·祭义》中有此而加详。《大戴礼记·礼察》自篇首至“徙善远罪而不自知”，《小戴礼记·经解》篇终有之。《大戴礼记·本命》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教以制节”，与《小戴礼记·丧服四制》同。

对于以上列举的《大戴礼记》与其他文献的相同相似之处，当分别观之。河间献王从民间得到数批先秦篇籍，基本上没有作者主名。班固在“《记》百三十一篇”下注 “七十子后学者所记”，[33]是一个含糊的说法，它既可包括孔子七十弟子如子游等，也可包括“七十子”后的儒者。所以《大戴礼记》中有与传世或出土的战国文献相雷同的情况，并不奇怪，反而可以互相印证这些文献都是先秦旧籍。而《大戴礼记》与今本《孔子家语》相同相似部分，应该是王肃增窜《孔子家语》时所抄袭，此点我们留待另文讨论。而《大戴礼记》与《小戴礼记》中相似的部分，我们下面再做讨论。

《大戴礼记》存世诸篇不仅与其他文献多有雷同，而且版本也较差，《朱子语类》卷八十八载朱熹之语说：“《大戴礼》本文多错，注尤舛误。”[34]

至于《大戴礼记》缺失的四十五篇，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孔颖达《毛诗正义》卷二三说：“《大戴礼》遗逸之书，文多假托，不立学官，世无传者。”[35]这意思是说，《大戴礼记》缺失的四十五篇，“文多假托”，被人所遗弃。

如上所述，《大戴礼记》存世部分与其他文献相同相似之处如此之多，而缺失部分乃因“文多假托”而遗逸，那此选本岂不是很差吗？相比之下，《小戴礼记》的选本却是优胜得多。那为什么同样以二百十四篇先秦旧籍为原始资料，戴德偏选其差，戴圣偏选其优呢？这似乎有些说不通。因而在学术界便产生两派意见：

一派意见以西晋的陈邵为首，认为《大戴礼记》缺失部分乃是该书的精华，为戴圣所粹取。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引陈邵《周礼论序》说：“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36]《隋书·经籍志》沿袭其说，已见前引。其后，持此观点者甚多，如元代儒者吴澄说：  

窃意大戴类粹此记多为小戴所取，后人合其余篇，仍为《大戴记》。已入《小戴记》者不复录。而阙其篇，是以其书冗泛不及小戴书甚，盖彼其膏华，而此其渣滓耳。[37]

然而，《大戴礼记》缺失的篇数，与《小戴礼记》的篇数并不能密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小戴礼记》现有四十九篇，其中《曲礼》《檀弓》《杂记》各分上下，实则四十六篇。

如果这四十六篇，皆由删修《大戴礼记》八十五篇而得，那《大戴礼记》缺失的就不应该只是四十五篇。而恰恰《大戴礼记》现存四十篇中又有与《小戴礼记》相同相似的部分，那是否在戴圣粹取《大戴礼记》之后，整理《大戴礼记》的学者没有将这部分内容删净呢？吴澄正是这样认为的，他说：“其与《小戴》重者，《投壶》《哀公问》也。……《哀公问》小戴已取之，则于彼宜存，于此宜去。”[38]如果《大戴礼记》某篇内容与《小戴礼记》某篇内容基本相同，《大戴礼记》尽可将此篇删除。但如果两篇内容有同有不同，那《大戴礼记》仍有保留的必要。如果是这样，那《大戴礼记》缺失的篇数与《小戴礼记》的篇数不相密合，便不足为怪了。

另一派学者认为：戴德与戴圣同受业于后仓，各取二百十四篇古文资料以著书，《小戴礼记》并非删修《大戴礼记》而成。清代陈寿祺著《左海经辨》曾撰文驳《隋书·经籍志》“小戴删大戴”之说，其言曰：

《汉书·王式传》称《骊驹》之歌在《曲礼》，服虔注云：“在《大戴礼》。”《五经异义》引《大戴·礼器》。《毛诗豳谱正义》引《大戴礼·文王世子》，唐皮日休有补《大戴礼·祭法》。……窃谓二戴于百三十一篇之记，各以意断取，异同参差，不必此之所弃，即彼之所录也。[39]

可惜陈寿祺好为异论，有其稽考之功，而无辨析之明，陈寿祺所引资料非但不能驳斥《隋书·经籍志》“小戴删大戴”之说，反而为此说提供了证据：

第一，《骊驹》之歌在《曲礼》，《小戴礼记》有《曲礼》篇，但此《曲礼》篇并未记载有关《骊驹》之歌的事情，服虔注“在《大戴礼》”。这是说在《大戴礼记》的《曲礼》篇中。这表明《大戴礼记》曾有《曲礼》一篇。而戴圣取之以入《小戴礼记》，删去了《骊驹》之歌的内容。

第二，郑玄《驳五经异义》引用许慎其书原文说：“《大戴记·礼器》云：“灶者，老妇之祭。”[40]表明《大戴礼记》曾有《礼器》篇，戴圣取此篇以入《小戴礼记》，而在《小戴礼记·礼器》此句改为：“夫奥者，老妇之祭也。”[41]

第三，郑玄《毛诗豳谱》孔颖达《正义》称：“《大戴礼·文王世子》篇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42]表明《大戴礼记》曾有《礼器》篇，戴圣取之以入《小戴礼记》，删去了相关文王早婚早育的相关内容。

第四，唐皮日休曾作《补大戴礼祭法文》，表明《大戴礼记》曾有《祭法》篇，戴圣取此篇以入《小戴礼记》。

由上述可见，《隋书·经籍志》“小戴删大戴”之说可以为定论矣。

（三）关于《小戴礼记》

《小戴礼记》就其内容而言，要比《大戴礼记》现存篇章精粹许多。但在篇与篇之间的次序，以及一些篇章中的内容之间，却又缺乏逻辑，显得相当杂乱。也因此，历史上学者对它的评估有所不同，对它整理和研究的方向也不同。下面，先来谈《小戴礼记》篇次。

1、《礼记》篇次

从编纂学的角度说，《小戴礼记》未以类相分，篇次亦无逻辑可言。其篇次如下：

1、曲礼上；2、曲礼下；3、檀弓上；4、檀弓下；5、王制；6、月令；7、曾子问；8、文王世子；9、礼运；10、礼器；11、郊特牲；12、內则；13、玉藻；14、明堂位；15、丧服小记；16、大传;17、少仪;18、学记;19、乐记;20、杂记上;21、杂记下；22、丧大记；23、祭法；24、祭义；25、祭统；26、经解；27、哀公问；28、仲尼燕居；29、孔子闲居；30、坊记；31、中庸；32、表记；33、缁衣；34、奔丧；35、问丧；36、服问；37、间传；38、三年问；39、深衣；40、投壶；41、儒行；42、大学；43、冠义；44、昏义；45、乡饮酒义；46、射义；47、燕义；48、聘义；49、丧服四制。

正因为《小戴礼记》未以类相分，所以刘向将《小戴礼记》内容分为九个类属如下：

（一）通论：檀弓上下；礼运；玉藻；大传；学记；经解；哀公问；仲尼燕居；孔子闲居；坊记；中庸；表记；缁衣；儒行；大学。共十六篇。

（二）制度：曲礼上下；王制；礼器；少仪；深衣。共六篇。

（三）明堂阴阳：月令；明堂位。共二篇。

（四）丧服：曾子问；丧服小记；杂记上下；丧大记；奔丧；问丧；服问；间传；三年问；丧服四制。共十一篇。

（五）世子法：文王世子；内则。共二篇。

（六）祭祀：郊特牲；祭法；祭义；祭统。共四篇。

（七）吉礼：投壶。一篇。

（八）吉事：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共六篇。

（九）乐记：乐记。一篇。

以上是刘向《别录》关于《礼记》的分类，见于郑玄《三礼目录》所引。刘向以后，郑玄门人孙炎不仅从《礼记》篇次上分类，也从《礼记》内容上分类，作《礼记类钞》，《隋书·经籍志》有《礼记》三十卷，孙炎注，说明孙氏之书唐时尚存。唐魏徵依孙炎之书，作成《类礼》二十卷。《新唐书》卷九七《魏徵传》说，魏徵“尝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帝（唐太宗）美其书，录置内府”。[43]后有朝臣奏请以魏徵《类礼》列于经，元行冲受命作《类礼义疏》五十卷。将立学宫，“右丞相张说建言：‘戴圣所录，向已千载，与经并立，不可罢。魏孙炎始因旧书擿类相比，有如钞掇，诸儒共非之。至徵更加整次，乃为训注，恐不可用。’帝然之，书留中不出。”[44]孙炎、魏徵、元行冲之书今皆亡佚。对此，南宋朱熹深表惋惜，因作《仪礼经传通解》，元代吴澄又作《礼记纂言》，此二书皆是为了从编纂学上弥补戴圣《礼记》的缺欠。皮锡瑞《经学通论》对此评论说：

郑君门人孙炎已有《类钞》，而书不传，魏徵因之以作《类礼》，而书亦不传，……朱文公惜徵书之不复见。锡瑞案：《戴记》不废，张说有存古之功，《类礼》不传，说亦有泥古之失。当时若新旧并行，未为不可。朱子惜《类礼》不复见，是以有《仪礼经传通解》之作，吴澄作《礼记纂言》，更易次序，各以类从。……据《隋志》，《礼记》三十卷，魏孙炎注，则其书唐初尚存。炎学出郑门，必有依据。魏徵因之，更加整比。若书尚在，当远胜于《经传通解》《礼记纂言》，而大有益于初学矣。[45]

2、“《礼记》乃《仪礼》之传”

这是宋代卫湜《礼记集说》所引虙氏之语，而更准确地说《小戴礼记》中只有一部分文献称得上《仪礼》的传，卫湜《礼记集说·统说》所引虙氏之语说：

《礼记》乃《仪礼》之传。《仪礼》有《冠礼》，《礼记》则有《冠义》以释之；《仪礼》有《昏礼》，《礼记》则有《昏义》以释之；《仪礼》有《乡饮酒礼》，《礼记》则有《乡饮酒义》以释之；《仪礼》有《燕礼》，《礼记》则有《燕义》以释之；《仪礼》有《聘礼》，《礼记》则有《聘义》以释之。其他篇中，虽或杂引四代之制，而其言多与《仪礼》相为表里。[46]

这一判读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礼记》中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诸篇，才能了解《仪礼》各篇所讲礼仪程序的意义所在，也才能确认《仪礼》一书作为《礼》经的地位。反之，若没有《礼记》中的《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诸篇，而单看《仪礼》所讲的礼仪程序，恐怕《仪礼》作为经书的地位早已不保。

除《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燕义》诸篇之外，《礼记》中其他言礼之篇也可看作《礼记》的传。虽然，这些篇章可能驳杂不纯，但也无伤大雅。正如明儒湛若水所说：

《仪礼》，譬则其《易》也，《礼记》，譬则其《十翼》也；《仪礼》譬则其《春秋》也，《礼记》譬则其三《传》也。传则不必同也，相表里也，相左右也，皆足发明也。其非者当自见之。又曰以记为经，则杂焉不可也；以之为传，则或杂焉可也。彼《春秋》三《传》诬妄者多矣，然而以为传焉无伤也。精而择之，存乎人尔。[47]

3、《小戴礼记》中的精华

《小戴礼记》，依刘向分类，有十六篇通论，所谓“通论”是关于儒学的通论，不专指经典而言，更不专指礼书而言。《小戴礼记》中的精华在通论者居多。如二程说：“《礼记》杂出于汉儒，然其间传圣门绪余，其格言甚多，如《乐记》《学记》《大学》之类，无可议者；《檀弓》《表记》《坊记》之类亦甚有至理，惟知言者择之。如《王制》《礼运》《礼器》，其书亦多传古意。”[48]又说：“《中庸》乃孔门传授心法。”[49]如此等等。

历史上，整体上推崇《小戴礼记》的，亦有其人，如明代郝敬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他说：

是书汉儒戴圣所记，多先圣格言，七十子门人后裔转相传述，非出一手。如《中庸》子思所作；《缁衣》，公孙尼子所撰；《月令》吕不韦所修；《王制》汉文帝时博士所录；《三年问》，荀卿所著。真赝相袭，而瑕不掩瑜。先儒推《周礼》《仪礼》以为经，欲割《记》以为传。夫三书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礼》尤多揣摩，杂以乱世阴谋富强之术；《仪礼》枝叶繁琐，未甚切日用。惟此多名理微言、天人性命易简之旨，圣贤仁义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学》《中庸》两篇，岂《周官》《仪礼》所有？故三《礼》以《记》为正，今之学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50]

郝敬列举了《礼记》中的名篇，并揭出作者的名头。类似的说法在其他人那里也有，如“康成云：‘《月令》，吕不韦所修’；卢植称云：‘《王制》，汉文帝时博士所录。’”[51]梁沈约称“《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取子思。《乐记》取公孙尼子”等等。虽然这些说法并未得到确凿资料的印证，但它至少可以表明《小戴礼记》中包含一批先贤的文献，这一部分文献的价值要在《周礼》《仪礼》之上。

四、汉唐时期的三《礼》注疏

儒家经学以“礼”为核心，因而“礼教”也就成为儒学、儒教的代名词。“礼”包括礼制、礼仪、礼义、礼俗等。但经过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社会动乱，西周时期的礼制早已分崩离析，虽然经过儒家极力抢救，但到了汉代，礼学仍属于一种近乎“绝学”的学问。当时学者于《仪礼》《周礼》《礼记》，能读懂其中一书者，已属寥寥，而郑玄以一人之力，兼注三《礼》，其后又遍注余经，这对于其他学人而言，不啻“神”一样的存在，由是郑玄有“经神”之称，但郑玄注三《礼》，并非全无凭借，有的经注乃是汇集前人经注成果而成。

（一）郑玄的“三《礼》注”

清末黄以周《儆季杂著·文抄》卷四称郑玄“以著述而言，先注《周官》，次《礼记》，次《礼经》，次《古文尚书》，次《论语》，次《毛诗》，最后乃注《易》。”[52]

1、郑玄的《周官注》

在郑玄之前，关于《周礼》一书，已经有杜子春、郑兴、郑众、贾逵、卫宏、马融诸家训诂、解诂、传注等注本。郑玄早年“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其后注《周礼》，以杜子春、郑兴、郑众三家为主，而兼及他家。

关于此书，后世学者评价不一。南宋朱熹说：“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事事都理会得。”[53]然而王炎却说：“《周礼》一书，今学者所传，康成之训释也，可谓有功于《周礼》矣。虽然六官之制度以康成而传，亦以康成而晦。盖康成之于经，一则以纬说汩之，一则以臆说汩之。《周官》之意晦矣。是以学者不得不疑。”[54]朱熹的评价是就郑玄三《礼》之学笼统而言，而王炎的评价则是就郑玄《周礼注》一书而言。郑玄注经，多引西汉末的谶纬之书，谶纬之书本不可信，郑玄据以注经，那又如何可信呢？另外，对于古代礼制，古代文献所记相互矛盾，凡遇此等处，郑玄往往以夏制、殷制、周制不同来解释。学者往往以为郑玄真有根据而尊信之。但学者始终并未见到相应的证据，于是便视之为“臆说”而疑之。

2、郑玄的《礼记注》

在郑玄的《礼记注》之前，有桥仁的《礼记章句》和高诱的《礼记注》。然此二书影响甚微。郑玄注《礼记》所可借鉴者甚少，因而郑玄《礼记注》显得相对拘谨。后世学者对于此书较少赞许。南宋卫湜《礼记集说》称：“郑氏注《礼》，虽间有拘泥，而简严该贯，非后学可及。”[55]明代郝敬则称：“《小戴记》四十九篇，大都先贤流传，后儒补缉，非真先圣之旧。而郑康成信以为仲尼手泽，遇文义难通处，则称竹简烂脱，而顚倒其序；根据无实，则推夏、殷异世而逃遁其说；节目不合，则游移大夫士庶之间，而左右两可；解释不得，则托为殊方语音，而变换其文。牵强穿凿，殊乖本初，盖郑既以《记》为经，不敢矫《记》之非。世儒又以郑为知礼，不敢议郑之失，千余年所以卒瞀瞀然耳。”[56]郝敬批评过于刻薄，但所言问题往往而有。只是前代儒者过于迷信郑玄，不敢质疑罢了。

3、郑玄的《仪礼注》

郑玄之前，未闻有为《仪礼》作注者，郑玄《仪礼注》取今文《仪礼》十七篇，校以《古礼经》而为之注。后儒少有懂《仪礼》一经者，故于其中是非利弊，无从置喙。

（二）唐代的“三《礼》疏”

汉魏学者对经典的笺注，只注其难解之处，后世学者传经解经，连同经文和注文，串

讲疏通经文大义，于是而有义疏之学。义疏之学起于南北朝，到了唐代，儒家各经都有若干义疏著作。如何对之加以择优整合，便成了经学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孔颖达等人受诏编纂《五经注疏》（后定名《五经正义》），以官方的力量整合各经义疏。

1、孔颖达的《礼记注疏》

《礼记注疏》是孔颖达主持的《五经注疏》（《五经正义》）之一。当时孔颖达于《仪礼》《礼记》《周礼》三部礼书中，只选择《礼记》作为五经之一。孔颖达《礼记注疏序》称，南北朝“为义疏者，南人有贺循、贺瑒、庾蔚、崔灵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业兴、李宝鼎、侯聪、熊安生等，其见于世者，惟皇、熊二家而已。……以熊比皇，皇氏胜矣”。[57]而孔颖达《礼记注疏》的修撰乃“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58]具体说，孔颖达《礼记注疏》是以皇侃《礼记讲疏》为底本，以熊安生《礼记义疏》为辅本修撰而成的。而所谓“修撰”，其实基本是抄袭前人。后世但知为孔颖达之书，而不知实乃皇甫侃（皇侃）之书。

2、贾公彦的《仪礼注疏》

前已言之，《仪礼》一书只有郑玄一家为之注。而根据贾公彦《仪礼注疏序》所言，关于此书的义疏也只有南朝黄庆、隋朝李孟悊二家，黄庆、李孟悊各有《仪礼章疏》。贾公彦对之加以整合、删修而成《仪礼注疏》。南宋朱熹对此书评价说：“《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59]

3、贾公彦的《周礼注疏》

贾公彦《周礼注疏》乃据晋陈邵《周官礼异同评》和沈重《周官礼义疏》而为之。陈邵、沈重二书后皆遗佚。南宋朱熹评价贾公彦《周礼注疏》说：“五经中，《周礼疏》最好。”[60]

南宋代朱熹则尊《仪礼》而退《礼记》，恢复礼学经典的本来位次。此是后话。

总之，西周文化以“礼”为中心，那时“礼”所涵盖的范围极广，几乎相当于今日“文化”“文明”的概念。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乱不安，文化上百家争鸣，西周以来的礼乐文明分崩离析。而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对传统的“礼”文化极表尊重，竭力抢救。到了汉代，虽然学者对于礼学经典非常重视，但“礼”的概念内涵却大大萎缩，成为少数学人书斋里的考证学问。“三《礼》之学”在经学中几乎成为“绝学”，因为它是“绝学”，所以传承的任务更重；因为它是“绝学”，也意味它离社会生活越来越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2010年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经学史”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为10&ZD058）

注释：

[1]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473页。

[2]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2页。

[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67页。

[4] 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论礼经止于十七篇并及群经当求简明有用不当繁杂无用”，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86页。

[5]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126页。

[6]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29页。

[7]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0页。

[8]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0页。

[9]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9页。

[10] 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11] 朱熹《晦庵集》卷五四《答应仁仲》，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48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767页。

[12]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473页。

[13]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357页。

[14]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五三《景十三王传第二十三•河间献王刘德》，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10页。

[15]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29页。

[16] 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卷三二《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25页。

[17]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6页。

[18]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5~636页。

[19] 荀悦、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汉纪》，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35页。

[20] 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2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36页。

[22] 郑玄《驳五经异义》，清嘉靖刻问经堂丛书本，第22页。

[23]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35页。

[24]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225页。

[25]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0页。

[26]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1页。

[27]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1页。

[28]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1页。

[29] 魏徵、令狐德棻撰《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25页。

[30]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卷一，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

[31] 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王承略、刘心明主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考补萃编》卷一，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

[32]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482页。

[33] 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09页。

[34]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 《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69页。

[35]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24页。

[36] 陆德明撰，黄焯汇校《经典释文汇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页。

[37] 吴澄《吴文正集》卷一，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2页。

[38] 吴澄《吴文正集》卷一，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201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13页。

[39] 阮元《皇清经解》卷一二五一，咸丰庚申补刊本，第93页。

[40] 郑玄《驳五经异义》，清嘉靖刻问经堂丛书本，第25页。

[41]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35页。

[42]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88页。

[43]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九七，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81页。

[44]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91页。

[45] 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论礼记记文多不次若以类从尤便学者惜孙炎魏徵之书不传”，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72页。

[46] 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统说》，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1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47页。

[47]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34页。

[48]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33页。

[49]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二册《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一，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1页。

[50]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34页。

[51] 卫湜《礼记集说》卷一《统说》，文津阁《四库全书》第111册，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447页。

[52] 黄以周《儆季杂著》第八册《答郑康成学业次第问》，江苏南菁讲舍刊本（1894-1895年），第29页。

[53]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七，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16页。

[54]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二一，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647页。

[55]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35页。[56]

[56] 朱彝尊《经义考》卷一三九，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36页。

[57]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58] 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标点本·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59]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五，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195页。

[60]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八六，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206页。

（编辑：丁涵  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