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杂志2020年第10期“校园悦读”栏目，集中刊发了中国海洋大学三名学子撰写的文章，三篇文章均出自选修刘怀荣教授“唐诗宋词名篇导读”课程的文新学院本科生之手，分别是2016级陈岩琪《韩愈，那诙谐的〈落齿〉》、2017级梁志贤《让“名物”回放唐代上元节》、2017级余慕原《随韦应物〈长安遇冯著〉》。
“名物”与名篇的探究
梁志贤《让“名物”回放唐代上元节》主要介绍了多枝灯、灯轮、漏刻三种名物，让读者能够更直观地了解唐代上元诗歌中多枝灯、灯轮和玉漏等名物的具体形象及象征意义。
多枝灯是根据树形制造的灯架，再依托枝干形成分枝。《西京杂记》记载，汉高祖咸阳宫中收藏的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作蟠螭，以口衔灯，灯燃，鳞甲皆动，焕炳若列星而盈室焉。”展示出枝灯烘托气氛的效果。灯轮可视为一种大型灯树。敦煌莫高窟壁画显示，灯楼共有九层，每层都放满了燃烧着的灯盏，而在灯楼两边分别立着的就是灯轮。灯轮可高达几十米，缠有丝绸，装点着金玉珠宝，挂满彩灯，吸引人们观赏。玉漏即古代用来计时的漏壶，一般由漏水壶和漏箭组成，在壶里装满水，随着壶中水的下漏，漏箭上的刻度也就慢慢显示出来，进而得知时间。文章通过名物考证，为我们还原上元节的节日盛况，理解上元诗歌，提供出实物证据。
此文较娴熟地运用了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先生提出：“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提倡运用“地下之新材料”与纸上遗文的相互印证。饶宗颐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将考古材料又分为“考古资料和古文字资料”两类。进入21世纪，叶舒宪提出了四重证据法：“一重证据指导传世文献……二重证据指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包括王国维当年研究的甲骨文、金文和后来出土的大批竹简帛书……三重证据法指民俗学、民族学所提供的相关参照材料，包括口传的神话传说，活态的民俗礼仪，祭祀象征等。……四重证据法则专指考古发掘出的或者传世的远古实物及图像”。从二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体现了文学研究方法不断补充、完善的过程。刘怀荣教授评价此文曰：“以出土文物和图像中的九枝灯、烛台、灯楼、灯树、铜漏和漏刻参证……以二重证据法为唐诗阅读提供了有意义的参照。”
陈岩琪《韩愈，那诙谐的〈落齿〉》从《落齿》诗入手，着眼于韩愈对自身“落齿”现象的关注，探究了“惜齿情”背后更深层次的情感蕴涵，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影响。
文章认为，韩愈《落齿》诗前十六句叹老忧死之情，之后八句自我宽解以及最后十二句达观自嘲。其间包括了韩愈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落齿”之事的经历、认识、接受以及由此引发的心理和情感变化，塑造出一位因身体变化而出现情绪波动的真实的诗人形象。韩愈在杜诗的基础上，从个人身体意识入手，有意进行身体书写，特别是身体的衰疾书写。他不仅对诗歌题材、内容做了进一步的开拓，还在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上也做了创新，更重要的是，其诗歌表现出的“身体”色彩十分鲜明，已然成为众多诗歌题材中较为独立且特殊的一类。
文学经典不一定是文学史的经典，文字的价值也不仅仅在技巧，更在于书写的意义与价值，读者要有自己的辨别力。正如董山峰主编说，“不同的解读有不同的见解，这本身也是一种文化”。韩愈《落齿》一诗历来不甚为人关注，但细细品来，别有一番滋味。他记录了“落齿”这一具体的生理变化，以诗歌表现身体意识，可谓书写生命体验的经典。刘怀荣教授评价此文曰：“作者不仅对这首诗下了逐字逐句细读的功夫，同时也注意到韩愈集中对‘落齿’反复持续的书写，并从诗歌史发展的角度，认识到韩愈《落齿》在题材开拓方面的意义，及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余慕原《随韦应物〈长安遇冯著〉》对韦应物创作于大历十二年（777年）的《长安遇冯著》做了细致的解读。此诗历来不受重视，但本文却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发掘出韦应物该诗如其人的独特魅力，刘怀荣教授评价此文“能于细微处揭示诗歌的言外之意”。
作者解读出此诗融叙事与写景、感慨与深情为一体，用笔简洁生动，并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发现冯著的人生经历，都被作者融注在了“采山因买斧”一句之中，暗喻冯著仕途艰险、老大无成的尴尬处境。这与“衣上灞陵雨”又是紧密呼应的。冯著的十年漂泊，同时也是韦应物的十年浮沉。在清新简明的语言背后，饱含着作者对冯著沉淀多年的深厚感情和二人各自的苦闷愁思，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作者还从“冥冥花正开，扬扬燕新乳”两句，分析了诗人的胸怀与境界。
正如《博览群书》主编董山峰先生所言：“经典能够关爱你并引导你关爱他人，只要是经典都是关爱人的。”文学史研究既要有史学研究的严谨，又要有文学研究的温情，研究的归宿最终还是要回到活动的主体——人，只有关注研究对象的阅读、思考、情感、信念、足迹等等，才会有纵横和立体的发现。
老师们的点评
刘怀荣教授在这组文章的“编者按”中说：“历史传统的积淀与多民族文化的融合，造就了开放浪漫的大唐王朝。在这个诗意盎然的时代，自然有许多令人向往和歆羡的文化奇观。在我们看来，堪与唐诗媲美的是上元节。……（上元节和盛唐诗）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现了中华民族超越凡俗的审美情趣与追求，都值得我们用心品味。”同时，刘教授也评价道：“三篇论文皆文笔省净，不乏新意，有一得之见，这是非常难得，也是令人欣喜的”。
《博览群书》主编董山峰先生说：“由衷为同学感到高兴和庆幸。在《博览群书》发文章，从文章初稿，到刘怀荣老师修改，再到《博览群书》发稿，文章有一个变化过程。……老师为促进学生发文章，带动全国青年的研究，做出了努力。”
中国石油大学文法学院副院长魏学宝副教授认为，这三篇文章分别体现了阐释经典的三个层次：“第一层要读懂，如梁志贤《让“名物”回放唐代上元节》是名物考证，要懂明经典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制度、名物等；第二层要知人论世，如余慕原《随韦应物〈长安遇冯著〉》，结合作者生平记忆，明确经典是在什么背景下的感情升华，对作者抱有理解之同情；第三层是带有哲学化、抽象化、普遍性的感悟，如陈岩琪《韩愈，那诙谐的〈落齿〉》，从诗歌史发展的角度，认识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
三位作者的心得
这组文章发表后，文新学院于11月8日上午，顺利举办了2020年“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重点研究团队”系列学术活动——经典阅读研讨会。三位作者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写作心得。
梁志贤认为，要培养自己发现问题的眼光。在平常的学习和研究中，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带着一种发现问题的心态，多多思考，才能有所发现；还要注意资料的查找与选择。把一个想法落实到文字，需要恰当运用大量的证据来支持，否则毫无意义；尤其要有耐心，不要轻言放弃。在进行研究的时候，应该有一份严谨的态度，绝对不能敷衍了事。
陈岩琪说，一是急于动笔要不得。若用字数来确定论文的完成，容易出现不必要的粗心失误。二是没有充分的证据不可随意下论断性的猜测。根据韩愈年谱，他被贬阳山当为贞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而《落齿》诗的创作时间目前只能大致确定为贞元十九年，并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落齿》作于韩愈被贬阳山之后，所以不能得出“《落齿》诗抒发了韩愈被贬阳山的苦闷之情”这一结论。三是要仔细地思考、梳理和有针对性地搜集整理，否则，即便论文字数再多，也很有可能会出现“做无用功”的情况。
余慕原则把这篇小文看作是对于孟子“知人论世”的深入实践。冯著生平，史传并无记载，通过对其诗、韦应物赠冯著诗，以及大历诗人李端和卢纶赠予冯著的诗作分析，体会到诗歌的言外之意。
文章的写作，让她收获了两点思考：一是最打动人心的作品，往往是最真诚的作品。文学史的长河大浪淘沙，能够留下的必将是有重量的文字，而这些重量来源于人类特有的伟大心灵、真挚情感，无论放在哪一个时代都是如此，这也是我们阅读经典的目的所在。二是做学问应有严谨的态度。对于经典作品光有热情还不够，还必须有严谨耐心的求学态度，这看似平凡，要真正做到却并不容易。
（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20级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供稿：石飞飞
编辑：陈岩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