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制礼作乐与歌诗之关系
摘 要：魏晋南北朝礼学发达，尤以齐梁时期最为突出。受此时代风气的熏染，梁武帝萧衍在礼学修养方面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梁朝立国后，在他的主导下，起于齐代的新礼制作活动得以延续。这项文化大工程倾注了几代礼学家的心血。为配合新礼，梁武帝君臣还改造音乐，并创作了一批新歌诗。从制礼作乐的角度入手，对于这些作品在歌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和文学价值，或能有新的理解。
关键词：梁武帝；制礼作乐；歌诗；《白纻》；《上云乐》
一、梁武帝的礼学修养
齐代永明年间，礼学非常兴盛。身处相位的王俭，“长礼学，谙究朝仪”[1]，并有多部礼学著作行世。王逡之、伏曼容、何佟之等礼学家，多为他所重用。经学领袖刘瓛，“儒学冠于当时，京师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业。……所著文集，皆是《礼》义，行于世。”[2]其弟子范缜、司马褧、司马筠、何胤等，均精于《三礼》。在王俭的倡导与刘瓛的影响下，永明年间议礼、制礼活动盛极一时。[3]作为竟陵八友之一的梁武帝萧衍，受齐代重礼风气与当时礼学家的影响，在礼学方面也具有较高的造诣。
萧衍出仕之初，曾做过卫将军王俭东阁祭酒，并受到王俭的特别赏识。[4]熟悉“朝仪旧典，晋、宋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当朝理事，断决如流”[5]的王俭，肯定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曾婉拒竟陵王招揽的刘瓛，与萧衍也颇有渊源，《南史》卷五十《刘瓛传》说：“梁武帝少时尝经伏膺，及天监元年（502）下诏为瓛立碑，谥曰贞简先生。”其他几人，除王逡之、伏曼容早卒外，后来均仕于梁，何佟之、司马褧、司马筠等人并因礼学受到梁武帝的重用。何胤齐末隐居，梁武帝即位前后多次征召，不就，甚受礼敬。伏曼容之子伏暅在梁武帝时曾参与重修五礼的工作。
齐代礼学兴盛的学术背景，对于萧衍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史料记载来看，他在礼学方面的修养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这从以下记载可见一斑。
其一，萧衍参与了永明二年（484）萧齐朝廷的议礼活动，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南齐书》卷九《礼志上》曰：
司徒西阁祭酒梁王议：“《孝经》郑玄注云‘上帝亦天别名’。如郑旨，帝与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据。魏太和元年（227）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此则已行之前准。”[6]
据《南齐书·礼志上》记载，永明二年的议礼活动，参与者有尚书令王俭、尚书陆澄、太尉从事中郎顾宪之、祠部郎中蔡履、太学博士王祐、兼博士刘蔓、兼太常丞蔡仲熊议等，或为精通礼学的朝廷高官、专司礼仪的官员或学有所长者。年仅21岁的萧衍，时为司徒竟陵王萧子良属下的西阁祭酒，他能参与这样的讨论，并引郑玄注，且以曹魏故事为例证明自己的观点，说明他在礼学方面下过功夫，已有相当的修养。
其二，萧衍与礼学大家司马筠就“皇子慈母之服”有过辩论。《南史》卷七十一《儒林传·司马筠传》记载，梁天监七年（508），“安成国太妃陈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兴王憺，并以慈母表解职，诏不许，还摄本任。而太妃在都，丧祭无主。……武帝由是敕礼官议皇子慈母之服。”案《梁书》卷二十二《太祖五王传·安成康王秀传》，安成康王秀为萧顺之第七子也。与始兴王憺同为吴太妃所生，吴妃早亡，太祖“哀其早孤，命侧室陈氏并母二子。陈亦无子，有母德，视二子如亲生焉。”因此，所谓“议皇子慈母之服”，就是讨论非亲生母死后，皇子应当遵循什么样的礼制守孝。当时尚书祠部郎司马筠引经据典，对“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训养母礼，依庶母慈己，宜从小功之制”提出质疑，“谓宜依《礼》刊除，以反前代之惑。”但梁武帝以为不然，也同样引经据典，对司马筠所论提出疑问，以为“宋代此科，不乖《礼》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于是筠等请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为父妾所养，服之五月，贵贱并同，以为永制。”[7]这一事例反映出梁武帝的礼学知识的确是非常渊博的。《南史·司马筠传》记述传主的内容非常简单，占全传不到百分之二十的篇幅，这样的写法是有违史书体例的，但李延寿不惮繁琐，用约百分之八十的篇幅来引录梁武帝与司马筠的辩论，正是为了强调梁武帝的礼学修养。
其三，萧衍的礼学、乐学著述非常可观。据《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经》记载，梁武帝著有《礼记大义》十卷、《中庸讲疏》一卷、《制旨革牲大义》三卷等，还有《乐社大义》十卷、《乐论》三卷、《钟律纬》六卷、《乐义》十一卷（武帝集朝臣撰，亡）等。可见他不仅兼通礼、乐，而且著述丰富，即使在礼学发达的南朝，其礼乐修养和著述也是十分突出的。
其四，梁武帝礼学观还影响到陈朝的礼仪。陈太建年间（569—582），朝廷百官曾就郊庙乐究竟按魏王肃，还是按梁武帝观点施行进行过一场讨论。《南史》卷六十九《姚察传》记其事曰：
太建初，补宣明殿学士。寻为通直散骑常侍，报聘于周。……使还，补东宫学士，迁尚书祠部侍郎。旧魏王肃奏祀天地，设宫悬之乐，八佾之舞，尔后因循不革。至梁武帝以为事人礼缛，事神礼简，古无宫悬之文。陈初承用，莫有损益。宣帝欲设备乐，付有司立议，以梁武为非。时硕学名儒，朝端在位，咸希旨注同。察乃博引经籍，独违群议，据梁乐为是。当时惊骇，莫不惭服。仆射徐陵因改同察议。其不顺时随俗，皆此类也。[8]
史家是将此作为姚察“不顺时随俗”的例证，但也说明了梁武帝在礼学方面的造诣和影响。
综上可见，成长于齐代重礼的学术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梁武帝，在礼学方面的确具备了良好的修养和较高的早已，有其独到之处。这既是他建立梁朝后承续齐代之风雅，重视礼乐文化建设的基本前提，也是我们讨论梁代歌诗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梁代制礼作乐的文化大工程
由于齐代国祚不永，永明年间的议礼、制礼活动在实际朝政中只开花而未结果。但却为梁代制礼作乐做了很好的前期准备。梁武帝深谙“帝王之至务，莫重于礼学”[9]，故即位之后，制礼作乐的工作被重新提上了议事日程。《梁书》卷三《武帝纪》曰：
天监初，则何佟之、贺蒨、严植之、明山宾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军宾嘉五礼，凡一千余卷，高祖称制断疑。于是穆穆恂恂，家知礼节。
对梁代制礼的盛举作了简要的交代，如果详参其他相关参与者的传记，可对从齐至梁的这一礼仪研讨、制作过程有更详细的了解。《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载有徐勉于普通六年（525）所作的《上修五礼表》首先追溯了齐代修五礼的经过：
伏寻所定五礼，起齐永明三年（485），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于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人，止修五礼，谘禀卫将军丹阳尹王俭，学士亦分住郡中，制作历年，犹未克就。及文宪薨殂，遗文散逸，后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经涉九载，犹复未毕。建武四年，胤还东山，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旧事本末，随在南第。永元中，孝嗣于此遇祸，又多零落。当时鸠敛所余，权付尚书左丞蔡仲熊、骁骑将军何佟之，共掌其事。时修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东昏之代，频有军火，其所散失，又逾太半。[10]
在齐代，制作新礼的总负责人就已经多次更换，[11]应当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由于宫廷内乱不断，相关成果在齐末竟已散失过半。到了天监元年（502），何佟之再次上书，得到梁武帝的认可，下诏要求“外可议其人，人定，便即撰次”，于是沈约等人提出了具体的方案，《上修五礼表》又曰：
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参议，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人各自举学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汉石渠、后汉白虎，随源以闻，请旨断决。乃以旧学士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掌吉礼，中军骑兵参军严植之掌凶礼，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蒨掌宾礼，征虏记室参军陆琏掌军礼，右军参军司马裴掌嘉礼，尚书左丞何佟之总参其事。
但天监二年（503）何佟之去世，总撰改为镇北谘议参军伏暅。其间，凶礼主持人先由严植之改为伏暅，再改为《五经》博士缪昭。伏暅为齐代大儒伏曼容之子，《梁书》卷五十三《良吏传·伏暅传》说他“高祖践阼，迁国子博士，父忧去职。服阕，为车骑谘议参军，累迁司空长史、中书侍郎、前军将军、兼《五经》博士，与吏部尚书徐勉、中书侍郎周舍，总知五礼事。”但不知什么原因，他不久即“出为永阳内史”，撰治新礼的大任先由沈约、张充和徐勉共同主持。五礼修撰的后期，由徐勉总负责，中书侍郎周舍、庾于陵辅助。[12]《上修五礼表》也讲到了五礼修撰的规则：
若有疑义，所掌学士当职先立议，通谘五礼旧学士及参知，各言同异，条牒启闻，决之制旨。疑事既多，岁时又积，制旨裁断，其数不少。莫不网罗经诰，玉振金声，义贯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释，后学所未闻。凡诸奏决，皆载篇首，具列圣旨，为不刊之则。洪规盛范，冠绝百王；茂实英声，方垂千载。
徐勉在武帝朝曾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中卫将军等要职，深得梁武帝信任。前后负责五礼修撰的其他官员如沈约、张充、周舍等，也多位朝廷重臣，可见五礼修撰的规格之高和梁武帝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五礼完成的时间不同，《嘉礼仪注》、《宾礼仪注》完成于天监六年（507），《军礼仪注》完成于天监九年（510），《吉礼仪注》和《凶礼仪注》完成于天监十一年（512）。这项工作在梁代持续十一年，但相关的后续工作，直到普通五年（524）二月才最后完成。其间，沈约卒于天监十二年（513），张充卒于天监十三年（513），周舍卒于普通五年（524），普通六年（525），徐勉也已经六十岁，故他在表中称“前后联官，一时皆逝，臣虽幸存，耄已将及”。因此，这“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的新礼，可谓耗尽了几代人的心血。如从齐代永明二年（484）算起，前后长达40余年。从徐勉表中“疑事既多，岁时又积，制旨裁断，其数不少”可知，其中采纳了不少梁武帝的观点。因此，梁武帝在制礼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一般的帝王又有所不同。他不仅是发起者，也是实际参与者。
《五礼仪注》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所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13]，正反映出礼乐的重要性及礼与乐的密切关系。为了配合新礼而造制新乐，以及为配合新乐而创作新歌，就成为制礼工作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正是梁代制作新礼的文化工程为歌诗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和发展空间。
三、与礼乐相配合的梁代歌诗
礼与乐相辅相成，相互为用，原本是不可分的。《礼记·乐记》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把礼乐提到“王道备”的高度。又说：“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都是从相互为用的角度强调礼乐的重要性。
现代学者也说：“中国古代的乐没有独立的地位，它要受到礼的制约，其中蕴涵着明显的等级观念。礼乐相需为用，在各种礼仪中，用乐也有严格的等级规定，这表现出乐的等级性。乐与礼结合在一起，对于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促进社会整合具有重要作用。”[14]因此，历代帝王大多将制礼作乐作为大事圣业来看待。制礼自然少不了作乐，梁武帝也不例外。他即位后，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来制作新礼，同时对“大梁之乐”也倾注了巨大的热情。《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曰：
梁氏之初，乐缘齐旧。武帝思弘古乐，天监元年，遂下诏访百僚曰：“魏晋以来，陵替滋甚。遂使雅郑混淆，钟石斯谬，天人缺九变之节，朝宴失四悬之仪。朕昧旦坐朝，思求厥旨，而旧事匪存，未获厘正，寤寐有怀，所为叹息。卿等学术通明，可陈其所见。”……是时对乐者七十八家，咸多引流略，浩荡其词，皆言乐之宜改，不言改乐之法。帝既素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15]
梁武帝“自制定礼乐”，当然应当包括制新礼，也包括在乐器、乐曲和歌诗等方面一系列创造性的工作，如他自造玄英通、青阳通、朱明通、白藏通等四种乐器，并在原有乐曲基础上，对《上云乐》等歌曲进行的改造，以及他与他的文臣们为配合新礼所写的一大批歌诗等，都属于这一文化大工程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在“制礼作乐”这一文化背景下来理解。
从适应新礼需要的角度来看，梁代建国后，二郊、太庙、明堂、三朝等各种礼仪都需要新乐与新歌诗相配合。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与新礼相配的这类歌诗本身就是“制礼作乐”的一部分，在当时还不具备独立的文学意义。由于五礼初步完成于天监十一年（512），故这一年也是梁代新乐和歌诗创作有明确记载，且比较集中的一年。这些歌诗主要包括用于二郊、太庙、明堂等仪式的雅歌诗与用于三朝元会礼的歌诗两大部分。
用于二郊、太庙、明堂等仪式的雅歌诗，包括十二种雅歌、四种登歌、两种舞歌及《梁鼓吹曲》，共六十首，均为沈约所作。因主要用于祭神祭祖和三朝礼仪，重在礼仪的实用性。故多质朴古雅，没有太多的文学价值。
梁代三朝礼特别隆重，据史书记载，有四十九项之多[16]。就现存用于三朝元会礼的歌诗来看，情况比较复杂。这四十九个节目，多数有歌舞表演，需要歌诗相配合。现依照三朝礼顺序，将其中所演奏的歌诗分几类简述如下：
其一、《相和五引》。《乐府诗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辞一·相和六引》解题引《古今乐录》曰：“张永《技录》相和有四引，一曰箜篌，二曰商引，三曰征引，四曰羽引。《箜篌引》歌瑟调，东阿王辞。《门有车马客行》、《置酒篇》，并晋、宋、齐奏之。古有六引，其宫引、角引二曲阙，宋为《箜篌引》，有辞；三引有歌声，而辞不传。梁具五引，有歌有辞。”梁代的《相和五引》包括《宫引》、《商引》、《角引》、《徵引》、《羽引》五篇，前期歌诗为沈约所作。普通中（520—526）梁武帝命萧子云改作，二人的《相和五引》均保存在《乐府诗集》卷二十六。关于《相和五引》的意义，《晋书》卷二十二《乐志上》说：“是以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恻隐而仁爱；闻其徵声，使人乐养而好施；闻其羽声，使人恭俭而好礼。”[17]赋予了宫、商、角、徵、羽如此重要的伦理功能，这大概也是梁代把《相和五引》列在三朝第一位的原因。
其二、七种雅歌诗。第二至第十二，及第四十七到四十九所奏《俊雅》、《皇雅》、《胤雅》、《寅雅》、《介雅》、《需雅》、《雍雅》等七种雅乐，均是配合礼仪活动中君、臣的行动举止而进行的。第十三、第十四的“《大壮》武舞”和“《大观》文舞”，除乐、舞外，还应包括《大壮舞歌诗》和《大观舞歌诗》的表演。
其三、梁《雅歌》五曲。《乐府诗集》卷五十一《梁雅歌》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有雅歌五曲：一曰《应王受图曲》，二曰《臣道曲》，三曰《积恶篇》，四曰《积善篇》，五曰《宴酒篇》。三朝乐第十五奏之。”《梁雅歌》为梁代所创作，不著作者，是君臣对酒设乐、宾主规戒之作。五曲均为四言十二句。“辞典而音雅”，[18]与前述“十二雅”不同，是清商新声中非常独特的一类。《乐府诗集》卷五十一还载有李白拟作的《梁雅歌》一首，可见它在唐代还有影响。
其四、《梁鞞舞歌》。《乐府诗集》卷五十四收有《梁鞞舞歌》十首，七首为沈约作，另外三首为周舍作。沈约《梁鞞舞歌》第一首开头两句说：“大梁七百始，天监三元初”，当作于天监三年（504）。郭茂倩解题曰：“《隋书·乐志》曰：‘梁三朝乐第十七设《鼙舞》。’《唐书·乐志》曰：‘《明君》，本汉世《鞞舞曲》。梁武帝时改其辞以歌君德。’”[19]
其五、《梁铎舞曲》。见第十八。《乐府诗集》卷五十四 《铎舞歌》解题引《古今乐录》曰：“铎，舞者所持也。木铎制法度以号令天下，故取以为名。今谓汉世诸舞，鞞、巾二舞是汉事，铎、拂二舞以象时。古《铎舞曲》有《圣人制礼乐》一篇，声辞杂写，不复可辨，相传如此。魏曲有《太和时》，晋曲有《云门篇》，傅玄造，以当魏曲，齐因之。梁周舍改其篇。”周舍《梁铎舞曲》云：“《云门》且莫奏，《咸池》且莫歌。我后兴至德，乐颂发中和。白云汾已隆，万舞郁骈罗。功成圣有作，黄、唐何足多。”为歌功颂德之词。
其六、《梁拂舞歌》。见第十九。《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晋拂舞歌》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拂舞歌》并用晋辞。”其辞曰：“翩翩白鸠，再飞再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暧暧鸣球，或丹或黄。乐我君恩，振羽来翔。”其实《晋拂舞歌》包括《白鸠篇》、《济济篇》、《独禄篇》、《碣石篇》和《淮南王篇》五首，《白鸠篇》又分为七解。《梁拂舞歌》截取《晋拂舞歌·白鸠篇》的第一解和第三解组合而成。据《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李白《白鸠辞》解题引《古今乐录》曰：“鞞、铎、巾、拂四舞，梁并夷则格，钟磬鸠拂和，故白拟之，为《夷则格上白鸠拂舞辞》云。”其乐曲当有独特的讲究。
其七、《舞盘伎》歌诗。见于第二十一，原作失载。《南齐书》卷十一《乐志》载《齐世昌》辞：”齐世昌，四海安乐齐太平。人命长，当结久。千秋万岁，皆老寿。”[20]辞后说明是从晋代《杯盘舞》歌诗删改而来，考《宋书》卷二十二《乐志四》有《杯盘舞》歌诗一篇。共十解。《齐世昌》取其第一解“晋世宁，四海平，普天安乐永大宁。”和第十解“人命长，当结友，千秋万岁皆老寿”，又略有改动。《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说：“汉世有橦木伎，又有盘舞。晋世加之以柸，谓之《柸盘舞》。乐府诗云‘妍袖陵七盘’，言舞用盘七枚也。梁谓之《舞盘伎》。”梁代《舞盘伎》歌诗或在《齐世昌》基础上修改而成，待考。
其八、辟邪伎《雉子斑》歌诗。见于第四十一。《乐府诗集》卷十八《鼓吹曲辞三》李白《雉子斑》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三朝乐第四十一，设辟邪伎鼓吹作《雉子斑》曲引去来。”李白诗题在其别集中作《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王琦注引孟康《汉书注》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长尾，一角者或为天鹿，两角者或为辟邪。辟邪伎者，盖假为辟邪兽之形而舞者也。”[21]说明梁代辟邪伎表演时是有鼓吹曲《雉子斑》相配的，故也当有相应的歌诗。但沈约所作梁代鼓吹曲十二首中，没有《雉子斑》。《乐府诗集》所载梁代《雉子斑》只有吴均所作的一首，辞曰：“可怜雉子斑，群飞集野甸。文章始陆离，意气已惊狷。幽并游侠子，直心亦如箭。死节报君恩，谁能孤恩眄。”写游侠子“死节报君恩”，与李白之作借咏耿介逃名之士，及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之《雉子斑》均有很大不同。究竟与梁代辟邪伎相配之《雉子斑》的具体内容如何，已难确考。
《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说：“梁有《长蹻伎》、《掷倒伎》、《跳剑伎》、《吞剑伎》，今并存。又有《舞轮伎》，盖今戏车轮者。《透三峡伎》，盖今《透飞梯》之类也。《高祇伎》，盖今之戏绳者是也。梁有《猕猴幢伎》，今有《缘竿》，又有《猕猴缘竿》，未审何者为是。”[22]这些伎艺与辟邪伎相类，其中的《舞轮伎》、《长蹻伎》、《跳剑伎》、《掷倒伎》、《猕猴幢伎》与梁代三朝中的第二十二、第二十六、第二十九、第三十、 第三十八等完全相同。《透三峡伎》或即第二十七“设须弥山、黄山、三峡等伎”的一部分，《高祇伎》，或即梁代第四十五“缘高縆伎”。这些伎艺是否有歌诗相配，不可考。但从辟邪伎配鼓吹曲来看，其中有些伎艺（包括《旧唐书》这未提者）在表演时也有可能配乐并有歌诗。
四、《白纻辞》与《上云乐》的启示
与上述歌诗相比，梁代三朝乐中的《白纻辞》、《上云乐》，在文辞优美及表演性、娱乐性方面，都明显比其他歌诗更胜一筹。《俳歌辞》文辞虽然古拙，但其表演性、娱乐性也很突出。因而，这些歌诗无疑具有更为独特的文学和艺术价值。关于梁代《俳歌辞》，笔者已有专文探讨[23]，这里重点讨论《白纻辞》和《上云乐》两组歌诗。
《白纻辞》，见于三朝乐的第二十“设《巾舞》并《白纻》”。《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晋白纻舞歌诗》引《乐府解题》曰：“古词盛称舞者之美，宜及芳时为乐，其誉白纻曰：‘质如轻云色如银，制以为袍余作巾。袍以光躯巾拂尘’”，梁代《白纻歌》仍以称赞舞者为基本内容。《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有梁武帝《梁白纻辞二首》：
朱丝玉柱罗象筵，飞琯促节舞少年。短歌流目未肯前，含笑一转私自怜。（其一）
纤腰袅袅不任衣，娇怨独立特为谁。赴曲君前未忍归，上声急调中心飞。（其二）
对这两首《白纻辞》，宋人许顗《彦周诗话》给予了高度的赞誉：“梁武帝作《白纻舞词》四句，令沈约改其词为四时白纻之歌。帝词云：‘朱弦玉柱罗象筵，飞管促节舞少年，短歌留目未肯前，含笑一转私自怜。’嗟乎丽矣！古今当为第一也。”[24]梁武帝还让沈约作了《四时白纻歌》，分为春、夏、秋、冬、夜五首。
兰叶参差桃半红，飞芳舞縠戏春风。如娇如怨状不同，含笑流眄满堂中。翡翠群飞飞不息，原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春白纻》）
朱光灼烁照佳人，含情送意遥相亲。嫣然宛转乱心神，非子之故欲谁因。翡翠群飞飞不息，原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夏白纻》）
白露欲凝草已黄，金管玉柱响洞房。双心一意俱回翔，吐情寄君君莫忘。翡翠群飞飞不息，愿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秋白纻》）
寒闺昼寝罗幌垂，婉容丽心长相知。双去双还誓不移，长袖拂面为君施。翡翠群飞飞不息，愿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冬白纻》）
秦筝齐瑟燕赵女，一朝得意心相许。明月如规方袭予，夜长未央歌《白纻》。翡翠群飞飞不息，愿在云间长比翼。佩服瑶草驻容色，舜日尧年欢无极。（《夜白纻》）
《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说：“《白纻》，沈约云：本吴地所出，疑是吴舞也。梁帝[25]又令约改其辞。其《四时白纻》之歌，约集所载是也。”[26]值得一提的是沈约的《四时白纻歌》是与梁武帝合作而成，《古今乐录》曰：“沈约云：‘《白纻》五章，敕臣约造。武帝造后两句。’”[27]从中正可看出梁武帝的兴趣所在。梁代还有张率写过《白纻歌》九首。三人所作均为七言，但梁武帝为七言四句，张率为七言五句，沈约为七言八句，且五首的后四句全都一样。元代龙辅的《女红余志》卷上《白纻歌》条说：“沈约《白纻歌》五章（每章七言八句，后四句梁武帝作，五章后四句都相同，当是用作送声的），舞用五女，中间起舞，四角各奏一曲。至翡翠群飞（全句云：‘翡翠群飞飞不息’，为梁武帝所造歌诗之首句）以下，则合声奏之，梁尘飞动。舞已则舞者独歌末曲以进酒。”[28]又《乐府诗集》卷五十五梁武帝《梁白纻辞》二首解题引《古今乐录》曰：“梁三朝乐第二十，设《巾舞》，并《白纻》，盖《巾舞》以《白纻》四解送也。”
我们在此需特别说明的是，鞞、铎、巾、拂等四种舞曲歌诗，虽是梁代三朝礼仪的一部分，但早在汉代就已经用于宴飨中。《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曰：“其后牛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因称：‘四舞，按汉、魏以来，并施于宴飨。……故梁武报沈约云：‘《鞞》、《铎》、《巾》、《拂》，古之遗风。’”[29]郭茂倩也说：“杂舞者，《公莫》《巴渝》《盘舞》《鞞舞》《铎舞》《拂舞》《白纻》之类是也。始皆出自方俗，后浸陈于殿庭。盖自周有缦乐散乐，秦汉因之增广，宴会所奏，率非雅舞。汉、魏已后，并以鞞、铎、巾、拂四舞，用之宴飨。宋武帝大明中，亦以鞞拂杂舞合之。钟石施于庙庭，朝会用乐，则兼奏之。明帝时，又有西伧羌胡杂舞，后魏、北齐，亦皆参以胡戎伎，自此诸舞弥盛矣。隋牛弘亦请存四舞，宴会则与杂伎同设，于西凉前奏之，而去其所持鞞拂等。”[30]就梁代而言，最有创造性的大概是作为巾舞送声的《白纻舞歌》。这些歌诗在三朝礼仪之外，必然也是宴会中主要的节目，与喜游宴的梁武帝所举行的无数次宴会有着密切的关系。之所以会出现鞞、铎、巾、拂“诸舞弥盛”的局面，梁武帝的推动作用在整个南朝恐怕也是无人可比的。
《上云乐》，见于三朝乐的第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对这一设中的《上云乐》，《古今乐录》说：“梁天监十一年冬，武帝改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31]又说：“《上云乐》七曲，梁武帝制，以代西曲。一曰《凤台曲》，二曰《桐柏曲》，三曰《方丈曲》，四曰《方诸曲》，五曰《玉龟曲》，六曰《金丹曲》，七曰《金陵曲》。”[32]由此可知，《江南弄》七曲与《上云乐》七曲，合起来才是《江南上云乐》十四曲。但《江南弄》与《上云乐》除了曲调相同外，其内容和功用却是不一样的。梁武帝《江南弄》七曲的主旨是写美人“容色玉耀”（《江南弄·游女曲》）、“歌舞承酒”[33]之风姿，当主要用于日常娱乐表演。而《上云乐》七曲表现的却是道教列仙故事，主要用在三朝礼仪中。
除了梁武帝的这七曲外，《乐府诗集》卷五十一还收有陈代谢燮的《方诸曲》一首，及梁代周舍和唐代李白的杂言体长篇《上云乐》各一首。对这一组同题作品，历来争论较多。其中，任半塘和迟乃鹏两位先生的观点值得注意。任先生以为“梁武帝七首《上云乐》辞，与陈宣帝时谢燮一首《方诸曲》辞，都是戏曲，周舍与李白各一篇《上云乐》，都是奏伎前所诵之致语；又《上云乐》是我国第六世纪所形成之一出歌舞戏，演王母与穆天子故事，在梁天监、陈太建、唐上元时都曾演过，且都在建业或金陵一地。[34]迟先生则说“所谓‘寺子’即狮子，‘胡舞’是指由扮成文康老胡从者的那部分演员表演的一种集体舞蹈。从训诂学和‘寺子伎’的表演看，‘登’应解释为立即，即刻；‘连’应解释为连接。之所以要‘登连’《上云乐》，实为梁武帝所作之《上云乐》，原本为独立存在的一组歌曲，现将梁武帝之《上云乐》同‘文鹿师子’伎合在一起演出，是梁三朝时一种临时变通的演出处理方式。”[35]这两种观点显然是不同的，笔者以为，迟乃鹏先生“‘寺子’即狮子”的解释是可取的，至于梁代三朝元会中的第四十四设，究竟是歌舞戏，还是俳谐、胡舞与梁武帝《上云乐》歌曲的临时组合，无疑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复杂话题，我们在此不拟展开，只想就两位学者的观点做一点补充。
从前面的论述可知，梁武帝《上云乐》七曲完成的天监十一年（512），也是梁代新修的五礼完成的时间。因此《上云乐》实际是为了配合三朝礼而创作的，从梁武帝亲自操刀，又命他所欣赏的朝中重臣周舍完成《上云乐》致语，可以看出他对《上云乐》的重视程度。周舍《上云乐》末云：“但愿明陛下，寿千万岁，欢乐未渠央。”说明《上云乐》还与祝寿有关。考梁武帝生于宋大明八年（464），天监十二年（513）正好为五十大寿，他自作的《上云乐》七首，所写均为道教列仙主题，也与长生不老大有关联，不无自寿的意味。因此，梁武帝《上云乐》与俳谐、胡舞“合在一起演出”当从天监十二年（513）的元会开始。大约也正因为梁武帝及周舍《上云乐》的实用性和适用性太强，因此，在后代的影响反不及《江南弄》深远。但是，从梁代歌诗的发展来看，其独创性依然值得我们重视。
《白纻辞》和《上云乐》这两组歌诗，非常明显地体现了作为礼仪副产品的歌诗，反过来超越了礼仪本身，具备了独特的文学艺术审美特征。并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个悖论式的现象，耐人寻味。对文学史研究而言，也是极富启发意义的。
总之，“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传统思想、齐梁礼学热及梁武帝本人的礼学修养，共同促成了梁代制礼作乐的盛事，并进而影响到梁代歌诗的发展。而以《白纻歌》、《上云乐》为代表的歌诗等，则在配合三朝礼乐的实用性中，表现出鲜明的表演性和娱乐性。在发挥社会政治功能的基础上，实现了表演、娱乐与审美功能的合一。这在中国歌诗发展史乃至文学发展史上，也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而梁武帝制礼作乐与歌诗的关系，正好为我们考察这一民族性特征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样本，或可为我们理解歌诗与礼乐及说唱、表演艺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
（本文原刊于《中原文化研究》2019年第6期）
注释：
[1]《南齐书》卷二十三《王俭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36页。
[2]《南齐书》卷三十九《刘瓛传》，第679—680页。
[3]参刘怀荣、宋亚莉《魏晋南北朝乐府制度与歌诗研究》，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29—136页。
[4]《梁书》卷一《武帝纪》曰：“俭一见，深相器异，谓庐江何宪曰：‘此萧郎三十内当作侍中，出此则贵不可言。’”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页。
[5]《南史》卷二十二《王昙首传附王俭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95页。
[6]《南齐书》卷九《礼志上》，第124页。
[7]以上论辩并见《南史》卷七十一《儒林传·司马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736—1738页。
[8]又见《陈书》卷二十七《姚察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94页。
[9]《晋书》卷六十九《戴若思传附戴邈传》载戴邈《请立学校疏》中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48页。
[10]《梁书》卷二十五《徐勉传》，第380—381页。
[11]《梁书》卷五十一《处士传·何点传附何胤传》：“尚书令王俭受诏撰新礼，未就而卒。又使特进张绪续成之，绪又卒。属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让胤，乃置学士二十人，佐胤撰录。”第735页；《南齐书》卷四十八《刘绘传》说刘绘受命“助国子祭酒何胤撰治礼仪”，第841页。
[12]《隋书》卷六《礼仪志一》：“梁武始命群儒，裁成大典。吉礼则明山宾，凶礼则严植之，军礼则陆琏，宾礼则贺玚，嘉礼则司马褧。帝又命沈约、周舍、徐勉、何佟之等，咸在参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7页。
[13]《史记》卷二十四《乐书》，中华书局1992年，第1193页。
[14]刘泽华、 刘丰：《论乐的等级思想及其社会功能》，《兰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5]《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第287—289页。
[16]《隋书》卷十三《音乐志上》，第302、303页。
[17]《晋书》卷二十二《乐志上》，第677页。
[18]《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8页。
[19]《乐府诗集》卷五十四《舞曲歌辞三·杂舞二》沈约《梁鞞舞歌》解题，第783页
[20]《南齐书》卷十一《乐志》，第194页；又见《乐府诗集》卷五十六《舞曲歌辞五》，第810页。
[21]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卷四，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38页。
[22]《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第1073页。
[23]参考拙作《<俳歌辞>的发展源流及表演方式》，《文学遗产》2016年第1期。
[24] [清]何文焕《历代诗话》（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1页。
[25] “梁帝”，《通典》卷一四五、《乐府诗集》卷五十五引本志作“梁武帝”，见《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校勘记，第1084页。
[26]《旧唐书》卷二十九《音乐志二》，第1064页。
[27]《乐府诗集》卷五十六沈约《四时白纻歌》解题引，第806页。
[28]转引自王运熙：《乐府诗述论》，括号中的话乃王先生加的按语，第112页。这段话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亦曾引用，萧先生以为“所言甚有理，但未知所据，《女红余志》作者龙辅乃元人，其时《白纻舞》盖早已失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第249—250页。
[29]《隋书》卷十五《音乐志下》，第377页。
[30]《乐府诗集》卷五十三《舞曲歌辞二·杂舞一》解题，第766页。
[31]《乐府诗集》卷五十《清商曲辞七》梁武帝《江南弄七首》解题引，第726页。
[32]《乐府诗集》卷五十一《清商曲辞八》梁武帝《上云乐》解题引，第744页。
[33]《古今乐录》曰：“《游女曲》，和云：‘当年少，歌舞承酒笑。’”《乐府诗集》卷五十，第727页。
[34]参任半糖：《唐戏弄》（下），《萧衍、李白上云乐之体和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1251页。
[35]迟乃鹏：《“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臆解》，《音乐探索》1998年第1期。